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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民文學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093708
- 條形碼：9787220093708 ; 978-7-220-09370-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市民文學史 本書特色
市民文學是封建社會后期于市民階層中興起后流行于都市的、通俗的、表現市民社會的文學。該書探討了中國市民社會與市民文學的諸多理論問題及其在近世的命運。作為我國**部市民文學史，其在整體架構與表述方式等方面皆有所創新，對某些有爭議的問題亦作了較深刻的評論。該書具有較高學術價值。
中國市民文學史 內容簡介
該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3000冊、2003年重印3000冊，早已售罄。
被收入中國文學專史書目提要、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
中國市民文學史 目錄
自序**章 中國的市民社會與市民文學 **節 中國市民社會的形成及其特點 第二節 中國市民文學的發現與認識第二章 中國市民文學的興起 **節 中國市民文學的歷史淵源 第二節 宋代瓦市伎藝與市民文學的興起第三章 中國早期市民文學 **節 書會先生與早期市民文學 第二節 宋代流行的通俗歌詞 第三節 宋人話本小說的市民女性群像 第四節 中國文學“大團圓”格局的形成第四章 中國市民文學的發展 **節 元人雜劇的世俗題材 第二節 元人散曲的市民趣味第五章 中國市民文學的繁榮興盛 **節 中國四大古典小說的主旨 第二節 明清艷情小說的文化意義 第三節 明清時調小曲的文學性質與藝術價值 第四節 鳳陽花鼓詞的藝術特色 第五節 晚清禁毀小說戲曲的歷史經驗第六章 中國市民文學的尾聲 **節 近世白話青樓小說的盛衰 第二節 現代武俠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第七章 尚論 **節 中國市民文學社會化過程考察 第二節 中國市民文學受眾心理分析結語后記
展開全部
中國市民文學史 節選
**章 中國的市民社會與市民文學
市民社會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城市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相應地隨即產生了為市民階層所喜愛的和表達市民思想意識的都市通俗文學，即市民文學。中國市民社會是在北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隨之也產生了中國市民文學。由于中國市民文學長期以來為正統文學家所排斥，以致其思想意義與文學價值在近世才逐漸為學者們所認識。
**節中國市民社會的形成及其特點
“市民社會”這個用語有三種含義：一是經濟基礎的近義語，指一切時代的物質生活的總和；二是指不同于自然經濟社會和未來社會的整個商品經濟社會；三是指近現代西方發展的商品經濟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第二種含義的說明是：“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第41～42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這種含義里所概括的物質交往是指獨立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社會關系而且將自給自足型的自然經濟排除在外。參見沈越：《市民社會辨析》，《哲學研究》1990年第1期；《馬克思市民經濟思想初探》，《經濟研究》1988年第2期。這種并非泛指一切歷史階段上的、也非近代的商品經濟發達的市民社會，它是在古代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上出現的與自然經濟相區別的經濟社會。它的形成宣告了在舊的封建社會中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市民階層的興起。中國歷史上，市民社會的形成與市民階層的興起，應當是在北宋的初期，即公元11世紀之初。這時歐洲也開始城市化運動并形成市民社會。我國的歷史發展較為特殊，但在這一點上與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是保持著基本的同步性的。
中國的封建社會自唐代中葉以后政治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到了北宋時期漸漸趨于定型。它表明我國封建社會進入了后期發展階段。北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呈現與前代相異的面貌，尤其是在經濟的發展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說，北宋時已初步具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條件，或者說具有了資本主義的若干因素。這促使勞動分工的新變化：城市與農村分離。因此，我國市民社會在北宋的形成是有其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性的。
宋以前我國古代的城市基本上是屬于以政治為中心的郡縣城市，在經濟上不存在與鄉村分離的情況。當城市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出現了新的變化：“一切發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村分裂為基礎”。引自馬克思：《資本論》**卷，第4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宋代的城市與以前比較已具有了若干新的特點，主要特點是：市場制代替了坊市制，鎮市和草市上升為經濟意義上的城市，與舊城連毗的城郊的經濟意義非常突出。唐代兩京及州治被劃分為若干里坊，每個里坊以高墻圍著。里坊既是行政管理單位，也是一個獨立的商業區。里坊內設有固定的東、西、南、北等市。市內商店以商品種類分行營業，而且有的是定期的市。市內一切營業時間以早晚坊門的開閉為準，日沒時坊門關閉便停止營業。經過五代的戰亂，城市的里坊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與變遷，在宋初已難復舊觀。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京都開封的商業活動已出現侵街現象，突破了時間與區域的限制，標志舊的坊制開始崩潰了。自此，商店可以獨立地隨處設置，同業商店的街區可見到跨行的現象，以致交通便利的埠頭、橋畔、寺觀等處亦成為商業活動的場所，尤其是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夜市。“由此可知，當時都市制度上的種種限制已經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經頗為自由、放縱，過著享樂的日子。不用說這種變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業的繁盛，它的財富的增大，居民的種種欲望強烈起來的緣故”引自［日］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卷，第277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北宋至道元年（995）和咸平年間（998～1003）雖然兩次曾經試圖恢復舊的坊市制，但都以失敗告終；到了仁宗初年，坊市制度徹底崩潰而為市場制所代替了。這種不以統治階級意志為轉移的變化過程，正體現了一種城市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以不可阻擋的力量沖擊著封閉的自然經濟。由此使都市的性質漸漸有所改變，并使都市活躍起來，面貌為之一新。北宋末年的都城東京已是“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東京夢華錄》卷五）。宋代鎮市和草市發展很快。鎮具有經濟意義，凡較大的居民聚居地而不夠設置縣的則設鎮市并置監鎮官以管理稅務。北宋熙寧年間全國鎮市已將近兩千個，而南方諸路則有1300個。草市是鄉村的定期集市，為農村貿易交換之所，有的發展為相當規模的經濟貿易點。北宋政府鼓勵發展鎮市和草市，因為它們的商稅額已占全國商稅額的百分之十八（據熙寧十年商稅計算），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它們的發展表明社會商品經濟的活躍，大大推動了商品交換，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繁榮。參見鄧廣銘、漆俠：《兩宋政治經濟問題》第185～190頁，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同時，新商業市區的形成也逐漸改變著舊的郡縣城市的性質。北宋城市經濟的發展還突破了城郭限制，往往在舊城的附近開設店鋪、作坊、貿易場所，漸漸出現了新的商業區域。如鄂州城外的南市，“沿江數萬家，廛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吳船錄》卷下）北宋初年京都附近商業市區的發展非常迅速。太宗至道元年（995）京城設八廂行政區。“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城內城外各設八個行政區，正反映了新的商業區促進了京都性質的改變，它不再僅僅是政治的中心，而且在經濟上也居于顯著的地位。熙寧十年（1077）東京的商稅比舊額已增加三分之一。由于市場制的確立、鎮市和草市的發展、舊城附近新商業區的形成，這使北宋城市面貌發生新變化，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
城市的新變化又表現在出現了一個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見《國外城市科學文選》第1～2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北宋時人口增長較快，太祖開寶九年（976）全國共三百多萬戶，到徽宗大觀四年（1110）增長了將近七倍，總人口超過了一億。這百余年間，每年戶口數以千分之十一的增長率增加。人口的蕃衍表現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其中城市人口的增加是極快的。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開封府主客戶合計十六萬八千余，至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合計二十六萬余戶，東京城市總人口可達一百四十萬左右，是當時世界上人口*多的大都市見吳濤：《北宋都城東京》第35～37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城市人口的增長可從商稅的增加間接地反映出來。濰州、徐州、襄州、晉州、揚州、楚州、杭州、越州、蘇州、潤州、湖州、婺州、明州、常州、溫州、衢州、秀州、虔州、吉州、潭州、衡州、江陵府、福州、廣州、韶州、英州等處，熙寧十年的商稅額比舊額增加一倍甚或五六倍。這些州治所在的城市人口大約也以相應的速度增加著。農村人口向城市大量移入，為城市提供了勞動力，加速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北宋政府鼓勵人們（包括農村人口）出外經商：“營求資財者，謂貿遷有無，遠求利潤”，在刑法上是不作逃亡罪或浮浪罪論處的（《宋刑統》卷二八）。政府準予商人及手工業者經商與遷徙的自由。農村里地主與農民之間普遍實行租佃契約，這相對削弱了佃戶對地主的依附關系。佃戶在契約期滿后可以從事別的職業或離鄉背井。北宋在戶籍上將常住的有固定產業的編為主戶，而對無固定產業的外來戶編為客戶。客戶的增加，表明人口有較大的流動。宋初太平興國年間開封府主戶九萬二百余，客戶八萬八千余，主客戶的比例相差無幾。以汀州為例，城市主戶二千八百余，客戶二千三百余；其鄉村主戶九萬九千余，客戶四萬五千余(據《臨汀志》，《永樂大典》卷七八九○引。)。汀州鄉村客戶比主戶少一倍，而城市主客戶數目則基本上相等。這可說明城市的客戶大大多于鄉村的客戶。城市客戶的比例很大，體現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趨勢。城市除了在籍的客戶而外，還有往來的客商、手工業工匠、個體手工業者、小商販、船工、流民、民間藝人等等浮浪流動之輩。這些涌人城市的移民，由于職業、財產、社會地位等的區分，形成了社會的各種利益群體。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社會利益群體。
商業和手工業的各行都有同業行會組織，“行”也稱“團”；各行業推舉經濟勢力雄厚者為“行首”或“團頭”。這雖然是前代之制，但在北宋時行業的分工更為細密，行會組織更加健全，尤其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顯示出重要的意義。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里關于北宋京都各行的情況及行會的作用均有一些記載，如說“西宮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橋投西大街，乃果子行”；“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馬行（街）北去，乃小貨行”；“朱雀門外及州橋之西，謂之果子行。紙畫兒亦在彼處，行販不絕”；“凡雇覓人力、干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雇。”南宋時吳自牧說：“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然雖差使，如官司和雇支給錢米，反勝于民間雇倩工錢，而工役之輩，則歡樂而往也。”(《夢粱錄》卷十三）行會組織的作用在于：可以根據市場的變化統一商品價格，以便獲得更多的利潤；可以保護本地區商業利益，限制外地商人進入市場貿易；可以調節與官府的關系，在保護商人利益的原則上應付官府的科索和勞役。行會組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發揮，充分體現了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由于職業和經濟地位的共同利益而結成了社會利益群體。它的意義在于：“行會控制資本并管理勞動；它們支配生產分配；它們規定價格與工資。但在它們的組織里，也有著一種社會的影響。行會的目的部分是社會性的，部分是互相性的。商業行會和手工業行會，即使非完全同樣，幾乎都是在早期出現的。它們組織的目的中的一個巨大因素，是互相保護與保證，無論在國內或國外。行會尤其是手工業行會，在初期是具有顯著的民主精神的；從學徒到匠師這一條路，開放給所有合乎資格的人們”引自［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第438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商人和手工業者利益群體的出現，標志著在封建社會結構中產生了新的成分，預示著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興起。
從北宋城市出現的新變化，移民向城市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商人和手工業者社會利益群體的形成，這一都市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基本上構成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分裂，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從而隨之形成了一個熙熙攘攘、追逐財富、充滿物欲、自私自利的市民社會。
宋代的社會結構是由官戶階層、鄉村戶階層和坊郭戶階層構成的。北宋政府首先將享有統治特權的品官之家與被統治者區分開來，在戶籍管理上區分官戶與民戶。市民社會的主體是市民階層。北宋初期在民戶中將坊郭戶和鄉村戶區分開來，以戶籍形式將全國普通居民分為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坊郭戶的單獨列籍定等是中國歷史上市民階層興起的標志。
五代戰亂之后戶籍散亂或佚失，而全國人口又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和流動。北宋政權建立以來的三十余年間，戶籍管理仍然紊亂，未能形成良好的制度。這給行政管理、賦稅收入、科配和買等都帶來了很多困難。太宗時隨著經濟的逐漸恢復和人口的蕃衍，戶籍管理問題便非常突出。淳化四年（993）三月太宗下詔：
戶口、稅賦、賬籍皆不整舉。吏胥私隱稅賦，坐家破逃，冒佃侵耕，鬼名挾戶。賦稅則重輕不等，差役則勞逸不均。所申戶口，逃移皆不件析，田畝稅數，無由檢括。斯蓋官吏因循，致其積弊。今特釋前罪，咸許上言。詔到，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各具規畫。（《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二)
太宗至道元年（995）六月正式下詔，令全國重造戶口版籍。這一工作進行了數年之久，到真宗咸平五年（1002）完成，“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置籍較定以聞”。顯然重造戶籍過程中發現城市與鄉村戶籍混編一起在行政管理與經濟管理方面出現種種不便和困難。這種舊的戶籍制度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于是醞釀著試行新的戶籍制度，即將城市與鄉村戶口分別列籍定等。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于是先在洛陽試點坊郭戶定等，稍后按其房地課稅額和經營工商業資本的數量，以財產為標準分為十等而成為定制。這在我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史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北宋時期全國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均有數目不等的坊郭戶。天禧五年（1021）都城東京（河南開封）坊郭戶人口城內外共約五十萬以上；元五年（1090）杭州城內約計四五十萬；北宋末年建康府約十七萬。各地坊郭戶與鄉村戶的比例甚有差異，但就全國而言，鄉村戶是占絕大多數的，估計坊郭戶的數目，可能占全國民戶的百分之五左右參見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戶》，《宋遼金史論叢》**輯；周寶珠、陳振：《簡明宋史》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按此計算，哲宗元符二年（1099）全國民戶共計為一千九百七十余萬戶，其中則有坊郭戶九十八萬余戶；每戶以五口計，則坊郭戶人口約有五百萬之眾，它自成為一個新的市民社會的主體。
坊郭戶的定等標準各地不一致，但都定為十等。歐陽修說：
往時因為臣寮起請，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系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為十等者；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戶為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札子》，《河東奉使奏草》卷下）
雖然定等出現這些問題，十等之分并不一定很準確，但大體是能反映城市居民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宋人又習慣將十等人戶分為三類，即上戶、中戶和下戶；大致上戶是豪強之家，中戶為中產之家，下戶為貧苦之家。
坊郭上戶為一、二、三等人戶。其中一等戶又稱高強戶，包括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地主、大房產主、大商人、高利貸者、大手工業主、賦稅包攬者；他們構成城市剝削階級。中戶為四、五、六等人戶，包括一般中產的商人、房主、租賃主、手工業主。下戶為七等以下的人戶，包括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工匠、雇傭、自由職業者、貧民。歐陽修曾建議對一般州縣的第八、九、十等人戶免去差配，因為他們僅能維持較低生活水平，無力負擔政府下達的差配任務。坊郭戶內貧富懸殊很大：富者“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粱肉常余，乘堅策肥，履絲曳采，羞具、居室過于王侯”（《樂全集》卷十四），貧者“食常不足”，而且往往“役作中夜始息”。他們在都市生活中因職業與經濟狀況的不同而形成種種社會利益群體，如商人群體、工匠群體和雇傭群體。這些社會利益群體都依賴于都市經濟，共同參與都市經濟生活，因而在封建社會中構成一個較大的新的社會階層。北宋政府將這一階層從編戶中分出專列定等是從統治階級利益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決定的。封建統治階級很重視坊郭戶在經濟上與政府的直接利益關系。如蘇轍說：“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謹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欒城集》卷三五）與鄉村戶比較起來，政府同坊郭戶的關系頗為密切。它可以幫助政府解決一些困難的經濟問題，更是政府商稅的負擔者。因此，北宋政府在對待坊郭戶方面是給予了某些優于鄉村戶的待遇的，使其在民戶中顯得較為特殊。
在民戶中坊郭戶與鄉村戶比較，其社會地位特殊之處主要表現為定等、科配和勞役方面與鄉村戶的差異。鄉村戶以財產狀況分為五等，而坊郭戶則分為十等。在宋代文獻里沒有關于其原因的說明。據歐陽修所說“往時因為臣寮起請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這是指天禧三年戶部尚書馮拯的建議，分等之事即成為定制。這顯然反映了城市商品經濟已發展到較高階段，坊郭戶之間的經濟狀況復雜，而且貧富懸殊很大，為了賦稅征收與科配更為合理，于是比鄉村戶的分等細致。坊郭戶對政府負有完成科配——包括和買的義務。官府向坊郭戶征購和配賣物品稱為差配、科買、科率、科賣、配賣等。凡由政府置場招誘商人按市價或高于市價將物品入納者為和買，官府將多余的物資配賣與商人為科配參見魏天安：《宋代的科配和時估》，《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中唐以來科配與宮市實質上是對工商業者無償的掠奪。北宋至和五年（1056），宮市完全廢除，按市場價格的科配制度普遍施行。孫升說：“城郭之民，祖宗以來無役而有科率，科率有名而無常數。”（《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九四）這樣使政府對坊郭戶存在一種經濟上的密切關系，而科配因按時估市價進行，對于坊郭戶并無多大的經濟損失，有時在價格方面還優于市場價格。坊郭戶與政府之間的這種經濟聯系，使政府較關注坊郭戶的社會經濟利益，所以他們長期以來享受免役的待遇，而各級政府的義務勞役全部由鄉村戶負擔。自王安石熙寧變法，坊郭戶與鄉村戶都限交免役錢。蘇轍說：“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并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他主張對坊郭戶仍實行免役，以為：“方今雖天下之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余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茍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欒城集》卷三五）元時期，蘇轍再次上疏論差役之事。他說：“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并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農民反為僥幸；若依新法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二月六日指揮，并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并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論差役五事狀》，《欒城集》卷三七）這個建議基本上被采納了。坊郭戶即使停止科配而出免役錢時，政府也予以適當減少。以上都可說明坊郭戶的社會地位是較優于鄉村戶的。政府在政策上對它采取了一些保護措施，以便促進都市的發展。
北宋初期對坊郭戶單獨列籍定等，將它與鄉村戶區分開來，這表明我國封建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經濟沖擊著舊的統一的自然經濟，而以城市與鄉村的分離使之表面化了，于是出現了這種情形：“在這里居民**次劃分為兩大階級，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為基礎。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鄉村里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7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因此，完全可以說：坊郭戶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封建社會中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市民階層的興起。當然這絕不是意味著坊郭戶完全等同于市民階層。顯而易見，坊郭戶所包含的社會利益群體是十分復雜的。市民階層的基本組成部分不是舊的封建生產關系中的農民、地主、統治者及其附庸，而是代表新的商品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的手工業者、商人和工匠。坊郭戶中的地主、沒落官僚貴族、士人、低級軍官、吏員，以及城市的統治階級附庸，都不應屬于市民階層的；只有手工業者、商販、租賃主、工匠、苦力、自由職業者、貧民等構成坊郭戶中的大多數，他們組成了一個龐雜的市民階層。市民階層在城市經濟活動與社會生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處于城市勞動的中心地位，成為城市文化的創造者。歐洲經濟史家脫尼斯說：
無論城市的實在起源是怎樣，就它的生存講，它必須看作一個整體，而它所由成立的單個社員和家庭必然依賴這個整體。這樣，城市挾著它的語言、習慣及信仰，和挾著它的土地、建筑物和財寶一樣，它是一個硬性的東西，雖有許多世代的嬗變，這東西仍然長久存在，并且半由它自身，半由它的市民家庭的遺傳與教育，總是重新產生大致相同的特質和思想方法。轉引自［德］偉·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卷，第112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自從市民階層登上歷史舞臺后，城市社會具有前所未有的新特點，而實質上是市民社會。這個社會的世俗享樂方式、等價交換原則、充滿物欲的活力、利己主義的精神等等，都對舊的封建主義文化采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為封閉的社會打開了一個窗口，迎來了人本主義的一線曙光。
我國市民階層的興起是以公元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坊郭戶單獨列籍定等為標志的，這在世界歷史進程上恰恰與歐洲市民的出現基本上是同時的。歐洲社會經濟史家亨利·皮雷納說：
城墻不僅是城市的象征，而且也是當時用來現在仍然用來稱呼城市居民的名稱的由來。正因城市是筑壘之地，所以城市成為城堡……商人聚居地稱為新堡，以別于原來的舊堡。從而新堡的居民*遲從11世紀初期得到市民（burgenses）這個名稱。據我所知，這個詞于1007年**次出現在法蘭西；1056年出現在佛蘭德爾的圣奧梅爾；以后經莫澤爾河地區（1066年出現在于伊）傳入神圣羅馬帝國。因此，新堡即商人城堡的居民，得到了或者可能是他們為自己創造了市民這個名稱。［比利時］亨利·皮雷納：《中世紀的城市》第93～94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中國的坊郭戶和歐洲的市民都同時出現在公元11世紀之初，這絕非歷史的巧合，而是體現了東方與西方有著大致相似的歷史文化進程。這個進程也表現為城市的發展與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北宋時京都的城市人口在百萬以上，杭州有五十萬，建康有十七萬，此外洛陽、江陵、潭州、隆興、平江、福州、泉州、廣州等的城市人口也約在十萬以上據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戶》，《宋遼金史論叢》**輯。。在歐洲中世紀，“大的都市人口又一次出現了。巴勒摩在12世紀約有五十萬人；佛羅倫薩在13世紀有十萬人，在威尼斯和米蘭有十萬人以上，阿斯提有六萬到八萬人；巴黎在12世紀末有十萬人，在13世紀可能有二十四萬人；杜埃、里爾、伊普雷、根特、布魯日各有將近八萬人；倫敦有四萬到四萬五千人”。［法］P．布瓦松納：《中世紀歐洲生活與勞動》第206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古代城市化的過程，中國與歐洲也基本上是同步的，然而中國在世界文明進步中確是居于領先的地位，宋都東京是當時世界上*大和人口*多的城市了。盡管中國與歐洲歷史進程在這方面是同步的，然而由于歷史文化及地理環境的諸差異，中國市民社會的形成與市民階層的興起卻又有自己特殊的道路，并由此使中國市民階層具有某些特點。這些特點是只有將它與西方參照才可能見到的。
宋王朝結束五代十國的封建割據局面，再度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的國家并使中央集權制穩固發展。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重大轉折，在世界歷史進程中也是一個特殊的現象。公元10世紀之末中國封建中央集權的建立給市民階層的誕生制造了一個非常不適宜的環境，這決定了中國市民階層具有坎坷而軟弱的命運。皮雷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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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民文學史 作者簡介
四川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其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并以詞學和宋代文學為主攻方向。著有《柳永》《蘇軾詩研究》《宋詞概論》《中國詞學史》《宋詞辯》《詞學辯》《唐宋詞譜校正》《中國市民文學史》《詩詞格律教程》《敦煌文化尋繹》《四川國學小史》《國學論集》等。
商品評論(2條)
- 主題：相關研究不多，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還是值得一讀的
但作者本人的文學立場，主要是在寫到近現代小說領域的時候，總給我一種士大夫紆尊降貴下來審視你們喜歡的這是個什么東西的感覺。雖然研究的是市民文學，可立場依然是士大夫階級的雅正派目光。最諷刺和可笑的是作者揚言必將消亡的武俠小說，雖然作為一種類型小說它早已風光不再，可比武俠小說更加通俗和大眾化的網絡爽文已經興起，甚或有些非自發性地向外傳播的態勢。 可以說，我國文學依然走在由貴族化（包括新型文化士大夫）走向平民化的大趨勢中，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未曾改變。 我希望研究者們研究事物發展史，尤其是文化藝術類的時候可以少發表點自己的看法，更不要言之鑿鑿地預言，免得成為笑柄。 不是打工人就別比比打工人喜歡看啥了，沒了武俠小說也有網絡爽文，哪天網絡爽文沒了也會有更通俗普及的替代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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