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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版權信息
- ISBN:9787807696834
- 條形碼:9787807696834 ; 978-7-80769-683-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本書特色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陳志強教授、《衛報》(The Guardian)、《歷史》(History)推薦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就閱讀過斯蒂文•朗西曼的多本作品,其中包括這本書,作為拜占廷歷史與文化的初學者,當時便深有感悟。
*深的感悟是作品具有的浪漫情調,遠非學院派著作可比,不僅讀起來平實無華朗朗上口,毫無學究氣,而且內容易懂貫通性強,凸顯學養之厚重。他的作品在國際拜占廷學界浩繁的作品中具有鮮明的個性,如果不是獨樹一幟的話,那也稱得上是特立獨行。相信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能夠聯想到這位睿智的作者,從中獲得更多的樂趣。——陳志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拜占庭史專家)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又一次向我們展現了他過人的歷史敘事功底,這段精彩的傳奇在他雍容高雅的文筆下,顯得跌宕起伏、令人唏噓。——《歷史》(History)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一位以其權威著作改變了我們對拜占庭、中世紀教會及十字軍認知的歷史學家。——《衛報》(The Guardian)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內容簡介
本書據劍橋大學出版社1965年版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所著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譯出。全譯本。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是世界歷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僅代表著拜占庭千年帝國的落幕,新興伊斯蘭強權的崛起,更為歐洲、近東帶來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深刻變化,甚至一度被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志之一。在長達7周的戰役中,雙方不論民族、信仰,均表現出驚人的英雄氣節與堅韌,蕩氣回腸,令人動容。英國歷史學家斯蒂文•朗西曼1965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書,在大量西方同類專著中,結構清晰,考據嚴謹,文筆典雅,篇幅適中,已成為此領域備受推崇的權威著作之一,累計重印達18次之多。 本次出版,從正文、附錄到索引、原注,均忠實于原作。
譯者馬千現為高校教師,出于個人喜好,費數年之力,對原書細致考證,對譯稿精心打磨。考慮到國內讀者時空隔膜,譯者傾注大量心血為本書加入譯注,并補錄*新資料;在保持語言自然生動以外,亦盡力還原了原書雅正莊重之風。國內拜占庭史權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陳志強為本書指導,并推薦作序,在此深致感謝。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前言
前 言
昔日的歷史學家們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志。然而今天的人們認為歷史的長河中很難尋找出上述絕對的界限。在陷落發生前很長時間,意大利及整個地中海世界已經興起了我們稱作“文藝復興”的運動。而在1453年之后很久,中世紀的思想依然在北歐盛行著。1453年以前開端的地理大發現已經深遠改變了整個世界經濟,但尚需數十年其影響才能在歐洲充分顯現。拜占庭的滅亡與奧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與上述變化息息相關,但其影響并非立竿見影,當下立現。拜占庭的知識在文藝復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1453年前半個多世紀,便有相當一部分拜占庭學者來到意大利謀求更好的發展,在這以后,同樣有學者從異教徒的土地,甚至威尼斯治下的前拜占庭島嶼遠赴歐洲“淘金”。奧斯曼實力的增長確實引發了意大利諸多商業城市的擔憂,不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沒有立即終止東地中海貿易,受到顯著影響的只有意大利至黑海的商業航線。對威尼斯而言,奧斯曼占據埃及的打擊要劇烈得多,而對熱那亞而言,其在意大利商業霸權的動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要遠大于失去拜占庭商業區的損失。
即使從政治意義上看,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響也是很有限的。當時奧斯曼人已經抵達多瑙河岸并威脅中歐,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拜占庭首都難逃一劫—后者領土幾乎萎縮至僅限衰敗不堪的君士坦丁堡一隅,自然難以與占據了大半巴爾干和小亞細亞的奧斯曼土耳其抗衡,何況土耳其還擁有那個時代歐洲*強勁的戰爭機器。誠然,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對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刺激頗深。不過,那時的西歐諸國并無如此遠見卓識,可以預料到奧斯曼的征服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他們并未因此顯著改變其“東方政策”,甚至,他們是否具有一貫的“東方政策”都大為可疑。只有教皇或許表現出真正的不安與痛心,并開始策劃反擊,不過很快,更加迫在眉睫的危機就會到來了。
看上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不值得大書特書,不過對兩類人而言,它還是至關重要的。于土耳其人來說,攻占該城不僅為他們帶來了一座新都,還保證了帝國歐洲部分的安全。君士坦丁堡扼歐亞交界要道,且位于奧斯曼領土中心,若始終掌握在拜占庭異教徒手中,不免令奧斯曼人如鯁在喉。單獨是希臘人固然不值得畏懼,但從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現一支基督教十字大軍的可能,無疑會成為土耳其人揮之不去的夢魘。直到今天,經歷了歷史的興衰變遷之后,土耳其人依然領有該城,他們在歐洲站穩了腳跟。
對希臘人而言,這一事件甚至更加令人刻骨銘心。這是希臘人一段歷史的終結。燦爛的拜占庭在世界文明舞臺閃爍了千年之久,1453年它雖已衰敗,但尚能茍延殘喘。雖然帝都的人口不斷減少,但君士坦丁堡仍擁有那個時代*優秀的古羅馬希臘學者。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羅馬皇帝,令每一個希臘人自豪地感到,自己依然是一個偉大東正教國家的一員。此時的皇帝或許對臣民的實際意義甚微,但他依然地位尊貴且是上帝統治的象征。然而,隨著皇帝與他的城市一同殉難,異教徒的統治開始,希臘人不得不為其生存而苦苦掙扎。所幸希臘文明并未消亡,這無疑源自其文明的內在活力與希臘人的勇氣。
對我而言,君士坦丁堡陷落中的希臘人是一群帶有悲劇色彩的英雄。我的很多前輩對此也深有同感。例如吉本(Edward Gibbon)雖對拜占庭抱有偏見,但也贊許其末日中體現的氣魄。而在埃德溫·皮爾斯爵士(Sir Edwin Pears)六十年前出版的專著中,對希臘人的同情與贊譽體現得尤為明顯—雖然某些現代的研究令他的著作顯得略微過時,但因其扎實的考據與淵博學識,此書在今日仍頗值一讀—我本人也深受其影響。當然,在這之后還有相當的學者從事這一領域研究,并取得成果。尤其在19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500周年之際,涌現了大量論文與著作。不過,除去1914年古斯塔夫·施倫貝格爾(Gustave Schlumberger)的專著與皮爾斯的作品,整整半個世紀,西方再沒有關于這段歷史的長篇專著出版。
在試圖填補此項空白的嘗試中,我借鑒了大量近代學者(不論在世或過世的)的相關著作,我將在注釋中一一表達謝意。健在的希臘學者中,我尤其要提到扎基西諾斯(Zakythinos)教授與佐拉斯(Zoras)教授。在奧斯曼歷史方面,我要特別感謝巴賓格爾(Franz Babinger)教授,雖然其名作《“征服者”穆罕默德與他的時代》并未詳細注明參考書目。關于土耳其早期歷史方面,維特克(Wittek)教授的專著對我幫助甚多。土耳其青年學者我則首推伊納爾哲克(?nalc?k Inalc?k)教授,而吉爾神父(Father Gill)關于佛羅倫薩大公會議的著作也具有相當價值。
我在附錄中簡要談及了本書所用主要參考資料。其中一部分是比較罕見的。基督徒方面的文獻,由德蒂爾(Dethier)教授在八十年前統一收錄于《匈牙利歷史文獻》(Monumenta Hungariae Historica)中的兩卷(二十一、二十二兩卷之**部、第二部)。它們雖然成功付梓,但并未公開出版,且包含不少錯誤。至于穆斯林方面的資料,由于普通讀者閱讀上的困難,更加令人難以親近。我希望我能為讀者們提供其中的精華部分。
若沒有倫敦圖書館,本書將永遠無法完成;我也要對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全體職員的耐心幫助表示感謝。此外我不能不提到帕帕斯塔夫洛(S. J. Papastavrou)先生為本書進行的校對工作,以及劍橋大學出版社理事與職員們的寬容與友善。
關于本書譯名的說明:
我個人無法確保所有源自希臘語、土耳其語的譯名均無懈可擊。對希臘專有名詞我盡量使用我個人認為常見、自然的形式。對土耳其專有名詞我一般采用音譯,除非是現代土耳其語詞匯,后者我則使用現代土耳其語拼寫。我將“征服者”蘇丹的土耳其名稱作Mehemet,而非Mahomet或Mohammed。我希望我的土耳其朋友能原諒我在書中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詞而非“伊斯坦布爾”(?stanbul Istanbul)—因為倘若那樣做,未免有失之迂腐的嫌疑。[2][1]
斯蒂文·朗西曼
倫敦1964年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目錄
譯 序 /3
前 言 /6
**章 帝國遲暮 /1
第二章 奧斯曼崛起 /20
第三章 皇帝與蘇丹 /43
第四章 西援之殤 /56
第五章 準備圍攻 /69
第六章 圍城開始 /82
第七章 金角灣失守 /96
第八章 褪色的希望 /105
第九章 拜占庭的末日 /116
第十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 /126
第十一章 戰敗者的命運 /136
第十二章 歐洲與征服者 /150
第十三章 幸存者 /169
附錄一 關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主要參考資料 /179
附錄二 征服之后的君士坦丁堡教堂 /186
譯 注 /192
譯者后記:論書中一處地名錯誤 /219
參考文獻 /230
索 引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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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首印與二印目錄)
序 言/ v
譯 序/ vii
前 言/ x
**章 帝國遲暮/1
第二章 奧斯曼崛起/20
第三章 皇帝與蘇丹/43
第四章 西援之殤/56
第五章 準備圍攻/69
第六章 圍城開始/82
第七章 金角灣失守/96
第八章 褪色的希望/105
第九章 拜占庭的末日/116
第十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126
第十一章 戰敗者的命運/136
第十二章 歐洲與征服者/150
第十三章 幸存者/169
附錄一 關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主要參考資料/179
附錄二 征服之后的君士坦丁堡教堂/186
譯 注/192
譯者后記:論書中一處地名錯誤/219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通往東方的橋梁/229
參考文獻/236
索 引/246
————————————————————
(以上為四印目錄,微有變更。)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節選
見附PDF《第十一章 戰敗者的命運》
及“約翰七世的表現”:
蘇丹穆拉德一世的繼承人巴耶濟德,也具有希臘血統,不過據說他母親并非顯貴之女,而是個基督教奴隸,名叫Gülchichek(相當于“玫瑰花”之意)。他繼承了父親對華麗之風的愛慕,但其性格火暴,有些自我放縱,對他人不夠寬容,對紀律要求也不那么嚴格。雖然因其行事如風一般迅速而得到了綽號“雷霆”(Yilderm),但他并算不上杰出的指揮官。他的統治繼承了父親開創的大好局面。科索沃戰役的勝利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整個巴爾干的主宰。看上去假以時日,巴耶濟德必將征服剩余希臘、阿爾巴尼亞人的領土,統治整個半島。拉扎爾之子斯蒂芬(Stephen)繼承了塞爾維亞王位,但作為土耳其藩屬,他已不再稱國王而是稱“專制君主”(Despot),并且,將自己的妹妹瑪利亞(Maria)嫁給了蘇丹。特爾諾沃(Tirnovo)的保加利亞王國在1393年被奧斯曼土耳其滅亡,一年后,蘇丹的軍隊征服了伯羅奔尼撒,將當地王公變為了藩屬。1396年,巴耶濟德進一步計劃征服君士坦丁堡,不過當他抵達城外時,驚聞已有一支十字軍起來反抗他。這支聯軍受教皇號召,由匈牙利國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率領,包含匈牙利、英格蘭、法蘭西、蘇格蘭、波蘭、波希米亞、奧地利、意大利等多國士兵。正如其綽號“雷霆”,巴耶濟德一世迅速回師,并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決定性地擊敗了十字軍。西方人的愚蠢相當程度上幫助蘇丹獲得了勝利。[72]這次大勝使蘇丹吞并了保加利亞王國的殘余部分(定都維丁),并使多瑙河畔的瓦拉幾亞公國向他稱臣。在多瑙河前線樹立了權威后,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城外,不過并沒有立即再度發起圍攻。這部分是因為他聽到傳言:有一支強大的意大利艦隊準備前來援助拜占庭首都。于是,他開始嘗試挑唆拜占庭共治皇帝約翰七世反對其叔叔曼努埃爾二世,他的嘗試失敗了,與拜占庭內亂的傳統相較,約翰七世少見地與曼努埃爾交情甚篤。西方的援軍確實到了,不過僅僅是布錫考特手下的一支偏師而已。他們守衛君士坦丁堡達一年之久,然而在戰場上并無建樹。[34]
目睹西方的所謂支援如此孱弱,巴耶濟德立即開始著手策劃下一次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他在拜占庭首都海峽對岸的亞洲修建了阿那多盧要塞(Anadolu Hisar,意為小亞細亞堡),并以此作為軍事基地。1402年,巴耶濟德向拜占庭發出*后通牒,要求皇帝開城投降。此時,曼努埃爾二世正在西方乞援,留守的約翰七世勇敢地對使者回應道:“告訴你家主人,我軍固然孱弱,然而篤信真神,上帝會給予我們克敵力量。蘇丹欲戰欲和,悉聽尊便。”[35]
“志愿防守者”:
不過,雖然多國政府對拜占庭的危機無動于衷,這里仍然有挺身而出,為君士坦丁堡奮戰到底的勇士。城中威尼斯租界對皇帝提供了全力地支持。在一次君士坦丁十一世、帝國重臣、教皇特使伊斯多爾參加的會議中,威尼斯大使[131]吉羅拉摩·米諾托(Girolamo Minotto)做出了如下表態:威尼斯將竭盡全力幫助守城,未經允許,也不會有1艘威尼斯船只離開君士坦丁堡。他同時保證威尼斯政府會派出援軍,并親自去信求援。兩位威尼斯船長,加布里·特萊維森(Gabriele Trevisano)[132]與阿維索·狄多(Alviso Diedo)的艦只剛從黑海歸來停泊在金角灣,也自告奮勇加入了拜占庭軍隊。同時,6艘威尼斯船與3艘克里特船(克里特為威尼斯殖民地)在得到指揮官許可后,也改裝為戰艦參加了拜占庭艦隊—正如特萊維森向皇帝進言所說,這是為了“上帝與基督徒的榮耀”。在這些留守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中也不乏名門之后(例如Cornaro、Mocenigo、Contarini、Venier等家族),其祖輩的偉績早已載于史冊,而關于君士坦丁堡圍城戰*真實可信的記載則是來源于威尼斯海軍醫生尼科洛·巴爾巴羅(Nicolo Barbaro)的日記。[29]
威尼斯人與拜占庭同舟共濟的一個原因是,他們的榮譽和自尊不允許在戰爭爆發時逃離戰場。不過這里也有部分熱那亞人,對本國政府的綏靖政策[133]深感恥辱,于是自發地招募軍隊,增援君士坦丁堡。其中著名的人士有毛里西奧·卡塔內奧(Maurizio Cattaneo)、格羅尼姆與萊昂納多·迪·蘭加斯科(Geronimo & Leonardo di Langasco,為兩兄弟)、保羅(Paolo)、安東尼奧(Antonio)及特羅伊洛(Troilo),他們也并稱博基阿爾多(Bocchiardo)[134]三兄弟。1453年1月29日,拜占庭人迎來了熱那亞名將,年輕的杰奧瓦尼·朱斯提尼亞尼·隆哥(Giovanni Giustiniani Longo),此人出身高貴,[135]為君士坦丁堡帶來了700名裝備精良的士兵(其中400名在熱那亞本土招募,300名在希俄斯島及羅德島招募)。皇帝對他的到來倍感欣慰,并許諾一旦擊敗土耳其人,便贈予愛琴海上的利姆諾斯(lemnos)島作為酬勞。朱斯提尼亞尼被認為在守城戰上頗有心得,于是被任命為首都城防總指揮。朱斯提尼亞尼抓緊時間檢查了整個君士坦丁堡城防系統,并著力加強了其薄弱部分。雖然威尼斯人素來與熱那亞不合,不過在朱斯提尼亞尼人格魅力的感召下,他們也愿意盡釋前嫌。在熱那亞人的要求下,特萊維森組織人力重新開鑿、疏通了護城河。許多佩拉的熱那亞居民也自發前來相助,正如其總督(Podestà)記載的那樣,人們擔心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意味著佩拉殖民地的末日。[31]
還有部分戰士來自更遙遠的國度:加泰羅尼亞租界在其領事佩雷·朱里奧(Pèrè Julia)的動員下也組建了一支部隊,甚至一些加泰羅尼亞水手也加入其中。[32]卡斯蒂亞王國的志愿者中包括著名貴族唐·弗朗西斯科(Don Francisco),他宣稱自己具有科穆寧王室血統,因此將拜占庭皇帝視作自己的表親。[33]在朱斯提尼亞尼的隊伍里包括一名德意志工程師(一說為蘇格蘭人)約翰內斯·格蘭特(Johannes Grant),他不遠萬里自日耳曼來到地中海東部(即“黎凡特”)加入了保衛拜占庭的隊伍。[34]而自幼在君士坦丁堡長大的奧斯曼流亡王子奧爾汗,連同其整個家族,也表示愿意為守城盡一份綿薄之力。[35]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朱斯提尼亞尼或米諾托那般英勇,2月26日夜,6艘克里特船與1艘威尼斯船在彼得羅·達萬佐(Pietro Davanzo)率領下乘著夜色匆匆逃離君士坦丁堡—船上共搭載700名意大利人。此舉不僅有違威尼斯人的誓言,也嚴重削弱了守方實力。不過此后再也無人效仿它們的榜樣。[36]
至開戰前,不計小型艦只及熱那亞佩拉殖民地艦隊,君士坦丁堡聯合艦隊共擁有26艘艦只。其中,屬于威尼斯的5艘,熱那亞5艘,克里特3艘,安科納、加泰羅尼亞、普羅旺斯各1艘,拜占庭艦只則有10艘。多數為大型風帆戰艦而非槳劃船。[37]這支艦隊的規模無法與土耳其相提并論,而陸上兵力可謂更加懸殊。[136]]
“譯注:希臘火”
[165] 希臘火,是一種液體燃燒武器,拜占庭人一般多稱為海火 (πῦρ θαλάσσιον)、液體火(ὑγρὸν πῦρ)等,“希臘火”為阿拉伯人、西歐人的通俗稱謂。據說,它*初于668年由敘利亞建筑師、工程師加利尼科斯(Kallinikos)發明并將配方帶到君士坦丁堡,在此后800年中成為拜占庭的秘密武器。希臘火的準確配方歷來屬于*高機密,甚至禁止一切文字記載。利奧皇帝在《戰術學》中談到希臘火的三種用法:近距離手拋希臘火罐,遠距離則用投石機發射,此外還有虹吸管“噴火器”。他較詳細地講解了海戰中希臘火的作用:海戰開始時,首先,向敵人發射裝有毒蛇、蜥蜴、蝎子等動物的罐子,造成敵軍混亂。隨后,向敵人投射生石灰,可產生煙霧,阻礙敵軍視線,甚至直接令敵人致盲。接下來,投射裝有鐵蒺藜的罐子。*后,殺手锏希臘火登場。按利奧的說法,敵艦一旦著火,敵人必四處奔走,忙于救火,這時散布與敵艦上的鐵蒺藜就能傷害敵人腳掌,使他們失去行動能力。此外安娜·科穆寧娜在《阿萊克修斯傳》中亦有所涉及,但語焉不詳。據日后專家考證和試驗,一般認為其主要成分為蒸餾石油(俗稱石腦油,或音譯為“拿法”),在制作時混入一定比例的硫黃、瀝青、松香、樹脂等易燃物質(是否加入硝石目前還存在爭論),通過加熱而融為易燃液體。它具有以下特點:可在水上燃燒,甚至遇水自燃;海戰中拜占庭人一般在船頭使用虹吸管噴射這種液體用于點燃敵艦(類似于現代的火焰噴射器),陸戰中除虹吸管外,也使用裝有希臘火的罐子作為投擲武器;發射時往往伴有巨響及濃煙。它既可以用投石機或人力投擲后再加以點燃,亦可預先點燃后用虹吸管噴出(除軍艦用虹吸管外,拜占庭甚至裝備了單兵使用的小型噴火筒)。希臘火的特性使它在海戰及守城戰中能發揮巨大威力,并多次拯救了帝國。例如,678年及718年,拜占庭兩度大敗阿拉伯圍攻君士坦丁堡的艦隊。718年的戰役中,阿拉伯人共出動2560艘艦只,*終幸存的僅有5艘。941年,拜占庭同樣依靠希臘火,擊敗了基輔羅斯大公伊戈爾的遠征艦隊。不過希臘火并非火藥,它必須借助氧氣,僅能速燃,而不能像火藥那樣,在無氧環境下便可爆燃,因此在火藥時代之后,便漸有落伍之虞。根據現有資料記載,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期間希臘火雖仍有裝備,但運用不多,個人估計這與帝國財政捉襟見肘,及石油原產地(主要在小亞細亞)落入敵手有關。奧斯曼人入主后,希臘火配方宣告失傳。穆斯林人在與拜占庭長期交戰過程中也習得了類似武器,他們一般將石腦油盛入容器中縱火拋射,專門使用該武器的部隊稱naffātūn。阿拉伯人*早在712年印度阿洛(Alor)圍城戰中使用它,隨后于十字軍東征期間廣泛用于守城作戰。無獨有偶,類似武器由阿拉伯人經東南亞*終傳入我國,稱“猛火油”,在宋代有著廣泛應用(但依據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相關介紹,阿拉伯、中國的類似武器與希臘火,在配方應該存在些許不同,性能上也會有微妙差異)。關于希臘火的專著,譯者首推R. Partington, A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相關資料亦可參見:陳志強:《拜占廷帝國史》,第198-199頁。李約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7: Military Technology. 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873. Adrienne Mayor, Greek Fire, Poison Arrows, and Scorpion Bombs: Biological &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Overlook TP, 2009. Leo VI, George T. Dennis (trans.), The Taktika of Leo VI,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0, p. 529. Anna Komnene, Peter Frankopan (ed.), E. R. A. Sewter (trans.), The Alexiad, Penguin Classics, 2009. Alfred W. Crosby, Throwing Fire: Projectile Technology through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2010.
“譯注:城墻內外城臺”
[148] 朗西曼先生原文中,將內外城墻間的空地拼寫為Parateichion(即內城臺),而將外墻與護城河之間的空地拼寫為Peribolos(即外城臺),并附有插圖,此處應有誤,與正確的稱謂恰好相反。Peribolos一詞的希臘原文為περίβολος,該詞的基本含義相當于“圍墻環繞的庭院”。而Parateichion對應的希臘詞匯為παρατείχιον,該詞基本含義為“向外延伸之物”。從詞義看,Peribolos作為內城臺顯然更加貼切。朗西曼原注中表示,他對君士坦丁堡城墻所用資料,*權威的來源是Alexander Van Millingen所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城墻及周邊古跡》一書。譯者仔細查閱該書后,發現作者也認同外墻外的空地是Parateichion,外墻與內墻間的空地為Peribolos。參見:Alexander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0. Stephan Turnbull在他關于君士坦丁堡城墻的專著中與Alexander Van Millingen觀點一致,而與朗西曼提法相反。參見:Stephan Turnbull,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D 324-1453, London: Osprey Pub, 2004, p. 13.持同樣觀點的資料還可參見:John Freely,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and around the Marmara, Woodbridge: Companion Guides, 2000, p. 203. J. F. C. Fulle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attle of Lepanto, Cambridge: Da Capo Press, 1987, p. 511. Ernle Bradford, The Sundered Cross: The 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 Prentice-Hall, 1967, p. 75. 另外,Peribolos一詞在古希臘還常常指神廟中圍墻環繞的庭院,參見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Peribolos。譯者與國內拜占庭專家、南開大學教授陳志強先生就這兩個專有名詞進行了交流,陳教授也贊同內城臺為Peribolos,外城臺為Parateichion。個人分析,朗西曼先生出現這一錯誤,大體是受埃德溫·皮爾斯著作的影響,參見:Edwin Pea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 239.
“譯注:貝爾格萊德圍城戰中的勇士”
[222] 該戰役史稱“貝爾格萊德之圍”(Siege of Belgrade)。君士坦丁堡淪陷后,匈雅提就開始準備抵御土耳其的下一步進犯,他一面安排長子匈雅提·拉斯洛(Laszlo Hunyadi)率領一支數千人的武裝駐守貝爾格萊德城堡,一面四處招兵買馬,*終募集到了兩至三萬人的軍隊。不過,在他得以集結所有兵力之前,1456年6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蘇丹已經率大軍重重包圍了貝爾格萊德。守軍苦苦支撐之際,一位宣揚圣戰的方濟會意大利修士吉奧瓦尼·達·卡皮斯特拉諾(Giovanni da Capistrano,當時已70高齡,死后被封為圣徒)卻成功鼓動了數萬裝備簡陋卻士氣高昂的農民參戰。于是他與匈雅提共同增援貝爾格萊德。1456年7月14日,匈雅提帶領他的艦隊自多瑙河上抵達被重重包圍的城堡。當天他沖破了土耳其水軍的阻攔,擊沉了3艘大型土耳其軍艦,俘獲4艘大型戰船和20艘小型戰船。隨著蘇丹水師的失利,守軍得以通過水路運輸援軍以及糧食補給。城堡的防線因而得到增強。不過,穆罕默德二世并不想長時間炮火攻擊后草草結束這場圍攻,因為好幾處城墻已經開始損壞嚴重。7月21日,與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戰役類似,穆罕默德二世于日落時發動了一場持續整夜的總攻。土耳其部隊沖破了**層防線,并發動了對主城的攻擊。關鍵的時刻,匈雅提命令士兵投下涂了焦油的木頭,以及其他燃燒物,然后再點火進攻。一層火墻馬上把已經沖進內城的土耳其士兵和嘗試進入上層堡壘的士兵攔腰截斷。被火墻圍住的土耳其士兵與匈牙利人展開激戰,并漸漸落于下風。與此同時,匈牙利人對那些想要沖向內城的部隊發起突擊。在內城作戰的土耳其士兵因此全軍覆沒;而城外進攻的奧斯曼部隊也受到重創。當一個土耳其士兵想要把蘇丹的王旗插在碉堡上的時候,一位叫杜戈維奇·提圖斯(匈牙利語為Dugovics Titusz)的士兵拉住他并一起跳下了城墻,從而避免了當年君士坦丁堡科克波塔門的悲劇。第二天黎明之后,卡皮斯特拉諾的農民十字軍進入戰場,他們雖然欠缺經驗,卻不乏勇氣,居然跨過薩瓦河,主動發起了對土耳其后方陣地的進攻。城內匈雅提見狀也果斷出擊。里應外合之下,土耳其軍猝不及防,被敵軍突入營寨。甚至蘇丹本人也不得不親自上陣,殺死了一名騎士,但大腿中箭并失去了知覺。于是土耳其軍隊不得不迅速撤離,并丟棄了幾乎全部輜重和火炮。落敗的穆罕默德蘇醒后,連夜帶著剩余的軍隊撤退到君士坦丁堡。這場戰役保證了中歐免于土耳其進犯幾乎七十年,直到1526年土耳其蘇萊曼大帝在**次摩哈赤戰役中決定性地擊敗了匈牙利人。而為紀念這次勝利,教皇加里斯都三世下令教堂在中午鳴鐘,這個習慣在基督教世界一直持續到今天。參見:Kenneth M. Setton,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Vol.2), Amer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6, pp.161-195.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作者簡介
斯蒂文·朗西曼(Sir James Cochran Stevenson Runciman CH,1903-2000),英國著名拜占庭史、中世紀史專家。他出生于貴族世家,精通多種語言(英語、拉丁語、希臘語、俄語、保加利亞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亞美尼亞語、 敘利亞語、希伯來語、格魯吉亞語)。自劍橋三一學院畢業后,周游列國,于多所大學任教,尤其在拜占庭歷史及十字軍史方面頗有造詣。1965年,《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書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后,迅速成為該領域經典之作,近半世紀以來,備受推崇,至2008年,原版已重印十八次。生動謹嚴,繁姿莊重,并存一書。
- 主題: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是世界歷史中的一件大事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是世界歷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僅代表著拜占庭千年帝國的落幕,新興伊斯蘭強權的崛起,更為歐洲、近東帶來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深刻變化,甚至一度被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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