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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史(八品-九品)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0219588
- 條形碼：9787550219588 ; 978-7-5502-1958-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經濟史(八品-九品) 內容簡介
1954至1955年期間，錢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亞書院先后講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兩門課程，扼要地講述了由上古春秋戰國至明清時代的經濟情況及財政政策，并道出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軍事、法律、宗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系，評價政策和朝代興亡之關系。
葉龍曾師從錢穆多年，詳盡筆錄及整理了先師兩門課程的內容，對一些內容做出了補釋，形成流暢易讀的文章，在香港《信報》經評版陸續刊出后，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后集結出版形成本書。本書不僅填補了錢穆先生缺乏經濟專門史著作的遺憾，更令讀者能夠通過閱讀中國經濟史加深對錢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體悟錢穆先生強調要在文化傳統一體性中做研究的教誨。
貫穿全書的主要經濟問題包括農業經濟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業發展、貨幣制度改革、社會階層現象、稅制及徭役等。細讀兩千年的經濟史，我們可以發現，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深受歷史傳統的影響。希望此書能夠幫助讀者解讀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響，同時起到鏡鑒作用，將有益的經驗應用于今日商業社會，避免失敗的教訓重蹈覆轍。
中國經濟史(八品-九品) 目錄
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自序
緒 論
章 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初探
一、黍與稷為中國 早農作物
二、古人重黍稷輕稻粱
三、高地農作物反映陵阪文化
四、由黍稷到粟麥到稻
第二章 上古時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二、井田制的變遷
三、商鞅為何廢除井田制？
四、“轅田”制度——農民交換耕田
五、井田制與西方莊園不同
第三章 封建時期的工商業（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工商業的興起
二、戰國時代的商業大都市
三、封建崩潰與郡縣興起
四、封地與私產的界定
五、經濟興旺靠水利陸路
第四章 秦代經濟（公元前221—前207年）
一、秦代土地兼并及土地私有制
二、秦代經濟農工商并重
三、秦代的工業發展
四、貨幣與度量衡制利商業
五、苛捐重役致秦滅亡
第五章 西漢時期經濟（公元前206—公元9年）
一、西漢幣制的變遷
二、西漢貨幣幣值及用途
三、漢代的役賦與田租
四、漢代有“素封”千戶侯
五、先秦諸子對農商的評價
六、高祖武帝輕商恤農政策
七、漢武帝時代經濟思想學說
1.司馬遷經濟思想學說
2.董仲舒經濟思想學說
八、西漢的鹽業與鐵業發展
九、王室財政與政府財政之劃分
、對漢武帝財政政策的
1.均輸、平準兩策
2.祭宗廟“酎金”與“榷酤”酒稅
3.“鬻爵”制度供買爵免役減罪
4.厲行告緡出于懲罰心理
5.武帝幣制亂而返正
6.鹽鐵均輸兩策非全不可取
7.武帝輕取民財濫用錢財
第六章 新朝時期經濟（公元9—23年）
一、王莽輔政，興利除弊
二、針對貧富懸殊，行均田廢奴婢
三、王莽四改幣制擾民
四、新朝的五均六筦制度
五、政策推行過急致新朝敗亡
第七章 東漢時期經濟（公元24—22 ）
一、穩經濟釋奴婢行“度田”
二、東漢主要財政收入來源
三、東漢財政支出兩缺口：軍費及俸祿
四、東漢的屯田政策成功
五、東漢興水利改農具重視農業
六、東漢其他各行業情況
七、東漢五銖錢的興廢
八、漢代黃金存量及用途
九、東漢大田莊儼如王國
、兩漢奴婢眾多，工作廣待遇優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公元 220—589 年）
一、三國時期的屯田制度
二、西晉的土地制度
三、魏晉南北朝各時期屯田情況
四、魏晉南北朝賦役制度
五、北魏的均田制度
六、魏晉南北朝的工業發展
七、魏晉南北朝的黃金使用情況
八、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貨幣
九、豪強壟斷與貧富不均
、南北朝商業發展
一、魏晉南北朝之寺院經濟
二、洛陽名都為商業貿易地
三、北朝重視技工軍事
第九章 隋代經濟（公元 581—618 年）
一、隋代開豐衣足食之世
二、探討隋代致富原因
三、隋代土地分配及賦徭概況
四、開運河建義倉兩德政
五、隋代基建及重工業規模浩大
六、隋朝的金融概況
1.隋代貨幣制度晚期不穩
2.典當及官私貸款
七、隋代財政支出大損民生
第 章 唐代經濟
（唐：公元 618—907 年； 五代 國：公元 907—979年）
一、君臣同心創貞觀盛世
二、唐代經濟制度優于漢
三、唐代創立的租庸調制
四、唐代土地多為富豪強占
五、官員職分田、公廨田及公廨錢
六、五代 國后周廢屯田
七、從租庸調制到兩稅制
八、對兩稅制度的批評
九、唐代的鹽政
、唐代的漕運改革
一、唐代蠶桑業及礦冶業
二、唐代主要流通之貨幣
三、唐代的海陸交通及商業貿易
四、唐代國營交通驛站
第 一章 宋元時期經濟
（宋：公元 960—1279 年； 元：公元 1271—1368 年）
一、從封建門第到宋代莊田
二、宋代“方田制”及“衙前”服役
三、宋政經思想的南北之爭
四、宋代圩田水利完善
五、元代勸督農桑行農社制
第 二章 明清時期經濟
（明：公元 1368—1 4 年； 清：公元 1 4—1912 年）
一、明代“黃冊”、“魚鱗冊”管理戶口田地
二、明代糧長制與生員制
三、“詭寄”、“飛灑”避田租
四、“一條鞭法”合并賦役
五、清代收地丁合一稅
六、清代自乾嘉人口激增的事實
第 三章 中國貨幣、漕運及水利問題雜談
一、歷代貨幣制度概覽
二、中國漕運與南糧北運問題
三、中國的水利問題——黃河、長 、淮水的利與害
1.北方的黃河水患問題
2.南方的水利農業發展
出版后記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自序
緒 論
章 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初探
一、黍與稷為中國 早農作物
二、古人重黍稷輕稻粱
三、高地農作物反映陵阪文化
四、由黍稷到粟麥到稻
第二章 上古時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二、井田制的變遷
三、商鞅為何廢除井田制？
四、“轅田”制度——農民交換耕田
五、井田制與西方莊園不同
第三章 封建時期的工商業（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工商業的興起
二、戰國時代的商業大都市
三、封建崩潰與郡縣興起
四、封地與私產的界定
五、經濟興旺靠水利陸路
第四章 秦代經濟（公元前221—前207年）
一、秦代土地兼并及土地私有制
二、秦代經濟農工商并重
三、秦代的工業發展
四、貨幣與度量衡制利商業
五、苛捐重役致秦滅亡
第五章 西漢時期經濟（公元前206—公元9年）
一、西漢幣制的變遷
二、西漢貨幣幣值及用途
三、漢代的役賦與田租
四、漢代有“素封”千戶侯
五、先秦諸子對農商的評價
六、高祖武帝輕商恤農政策
七、漢武帝時代經濟思想學說
1.司馬遷經濟思想學說
2.董仲舒經濟思想學說
八、西漢的鹽業與鐵業發展
九、王室財政與政府財政之劃分
、對漢武帝財政政策的
1.均輸、平準兩策
2.祭宗廟“酎金”與“榷酤”酒稅
3.“鬻爵”制度供買爵免役減罪
4.厲行告緡出于懲罰心理
5.武帝幣制亂而返正
6.鹽鐵均輸兩策非全不可取
7.武帝輕取民財濫用錢財
第六章 新朝時期經濟（公元9—23年）
一、王莽輔政，興利除弊
二、針對貧富懸殊，行均田廢奴婢
三、王莽四改幣制擾民
四、新朝的五均六筦制度
五、政策推行過急致新朝敗亡
第七章 東漢時期經濟（公元24—22 ）
一、穩經濟釋奴婢行“度田”
二、東漢主要財政收入來源
三、東漢財政支出兩缺口：軍費及俸祿
四、東漢的屯田政策成功
五、東漢興水利改農具重視農業
六、東漢其他各行業情況
七、東漢五銖錢的興廢
八、漢代黃金存量及用途
九、東漢大田莊儼如王國
、兩漢奴婢眾多，工作廣待遇優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公元 220—589 年）
一、三國時期的屯田制度
二、西晉的土地制度
三、魏晉南北朝各時期屯田情況
四、魏晉南北朝賦役制度
五、北魏的均田制度
六、魏晉南北朝的工業發展
七、魏晉南北朝的黃金使用情況
八、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貨幣
九、豪強壟斷與貧富不均
、南北朝商業發展
一、魏晉南北朝之寺院經濟
二、洛陽名都為商業貿易地
三、北朝重視技工軍事
第九章 隋代經濟（公元 581—618 年）
一、隋代開豐衣足食之世
二、探討隋代致富原因
三、隋代土地分配及賦徭概況
四、開運河建義倉兩德政
五、隋代基建及重工業規模浩大
六、隋朝的金融概況
1.隋代貨幣制度晚期不穩
2.典當及官私貸款
七、隋代財政支出大損民生
第 章 唐代經濟
（唐：公元 618—907 年； 五代 國：公元 907—979年）
一、君臣同心創貞觀盛世
二、唐代經濟制度優于漢
三、唐代創立的租庸調制
四、唐代土地多為富豪強占
五、官員職分田、公廨田及公廨錢
六、五代 國后周廢屯田
七、從租庸調制到兩稅制
八、對兩稅制度的批評
九、唐代的鹽政
、唐代的漕運改革
一、唐代蠶桑業及礦冶業
二、唐代主要流通之貨幣
三、唐代的海陸交通及商業貿易
四、唐代國營交通驛站
第 一章 宋元時期經濟
（宋：公元 960—1279 年； 元：公元 1271—1368 年）
一、從封建門第到宋代莊田
二、宋代“方田制”及“衙前”服役
三、宋政經思想的南北之爭
四、宋代圩田水利完善
五、元代勸督農桑行農社制
第 二章 明清時期經濟
（明：公元 1368—1 4 年； 清：公元 1 4—1912 年）
一、明代“黃冊”、“魚鱗冊”管理戶口田地
二、明代糧長制與生員制
三、“詭寄”、“飛灑”避田租
四、“一條鞭法”合并賦役
五、清代收地丁合一稅
六、清代自乾嘉人口激增的事實
第 三章 中國貨幣、漕運及水利問題雜談
一、歷代貨幣制度概覽
二、中國漕運與南糧北運問題
三、中國的水利問題——黃河、長 、淮水的利與害
1.北方的黃河水患問題
2.南方的水利農業發展
出版后記
展開全部
中國經濟史(八品-九品) 節選
**章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初探
黍與稷為中國*早農作物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印度與中國①，此四大文明發源地均始自農業。埃及有尼羅河，巴比倫有幼發拉底與底格里斯兩河，印度有恒河，中國有黃河，因農業發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國與其他三國情況不同。
中國農業發展并非單靠一條黃河。埃及、巴比倫、印度三國均處于熱帶或亞熱帶，但中國則氣候不同。再就面積言，埃及、巴比倫小；印度較大，但單純；中國則幅員廣大，氣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國古代北方之農作物并非種稻麥開始。向來所謂五谷者，即黍、稷、稻、麥、粱。再加上豆，則稱六谷；合黍、稷、稻、麥、粱、大小豆、麻與菇，則稱為九谷。但中國*早之農作物為黍與稷。
吾人當根據歷史研究中國*早之農作物。黍與稷為中國北方*早之農作物，《詩經》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壞，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見有“求麥”、“求稻”。因黍比較粗生粗養，容易種，為商代人之農業主要作物。稻麥為貴品種而難生長，故商代求豐年只求黍，《詩經》中提及“黍”、“稷”兩字很多，可資證明。
古代農業發明者有“后稷”與“神農”，“后”即上帝之意，“后”與“神”均為形容詞。神農姓姜，后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國西部，何以不稱“后稻”、“后麥”，而稱“后稷”，蓋中國*早之農作物為稷也。
甲骨文為盤庚后之文物，為可靠史料。但后稷之史料借傳說而來，乃由推想而得，但并不一定不可靠。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為高地農作物。鄭玄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日北京以種麥為主，種麥處即種稻處；南方以種稻為主，種稻處即種麥處。而稻麥需要水分多，故種于“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適宜種于“高田”。此亦證明中國當時有高地農作物，亦有低地的。古人重黍稷輕稻粱
中國五谷之一日“稷”，“后稷氏”者，“后”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稱“后稻”、“后麥”，可見當時*重要的農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歷山”亦在山西。
稷為高地旱性植物。中國古代農業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故稱大陸文化，并非海洋文化。
所謂五谷，即黍、稷、稻、麥、粱；普通說農作物為黍、稷、稻、粱。清程瑤田作《九谷考》，日：“稷者，今之高粱。”此處所稱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使北方之黃米。
中國古代農作物由高地開始，是先種（多種）高粱、黃米（即稷、黍），而非先種稻麥。《詩經》云：“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其意乃黍稷在先也。
《詩經·七月》中，周公述說中國古代農業經濟及農村農民之生活狀況甚詳。此詩雖無說明先種植何種作物，不過可自其下種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歷正月下種。稷則可稱五谷之長。此詩中說明春天為蠶桑之時（插秧期）；夏天盛產瓜茄蔬菜；對于稻，只提了一句說：“十月獲稻，為此春酒。”此是早稻，且僅是種少量作釀酒用。酒在古時僅供老人飲用。此詩述說農事極詳，卻不提及種稻之法。
《詩經》《禮記》《管子》所記載的，均可證明春秋以前，中國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區種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證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黃米，含有重視黍稷過于稻粱之意。
古代有兩種盛載祭物之盛器。一日簋，為當時**等盛器；一日籃，為第二等盛器，但當時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卻放于第二等盛器簋中。
古代祭神，水為*尊貴，酒次之。亦從而可見中國古代農作物是黍稷始。
……
P5－7
中國經濟史(八品-九品) 相關資料
中國下一步的挑戰，或許在于重構與自身傳統、與世界的聯系。在對西方學說理論的引進介紹之外，還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歷史演進。本書重視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潮之間的相互聯系，涵蓋了歷朝歷代的土地制度、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水利及漕運）、貨幣制度與稅收政策，還包括政府還是市場主導的經濟思想爭論。
——林毅夫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錢穆于一九五四年至五五年期間，曾于香港新亞書院先后講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兩個課程，扼要地講述由上古春秋戰國至明清時代的經濟情況及財政政策，并道出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軍事、法律、宗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系，評價政策對朝代興亡之關系，本書即為錢穆的學生記錄整理課上內容而成。《中國經濟史》由錢穆所著，本書循中國朝代先后論述，探討及評論各朝代之經濟課題，涵蓋：農業經濟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業的發展、貨幣改革制度、社會階級現象、稅制及徭役等范疇，一冊在手，便能洞悉中國上下幾千年的經濟活動，明了中國歷代經濟制度之得失，大可擇其善者應用于今日商業社會。
中國經濟史(八品-九品) 作者簡介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蘇無錫人，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镠之后。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為“史學四大家”。
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后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云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1967年遷居臺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1990年在臺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錢穆著述頗豐，專著多達80種以上。他畢生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高舉現代新儒家的旗幟，在大陸、香港、臺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等。此外還有結集出版論文集多種，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國文化叢談》等。
葉龍，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
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曾師從錢穆多年。后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文學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著有《桐城派文學史》《桐城派文學藝術欣賞》《中國古典詩文論集》《王安石詩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學研究》及《中國、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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