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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山東教門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010075440
- 條形碼:9787010075440 ; 978-7-01-007544-0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民國山東教門史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系統論述民國時期山東教門的著作。它從社會史的角度,采用實證史學與跨學科研究的方法,對民國時期山東教門進行了全面的考察,既敘述了它們的產生、發展和覆滅的歷史進程,又闡釋了它們的社會政治活動,還較為詳細地剖析了它們的組織結構、教理教儀,從而較為完整地再現了不為正常社會所熟知的“教門社會”。
本書史料翔實,論證嚴密,語言流暢,見解不乏創新之處,不僅有助于深化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而且可以進一步豐富、完善中國近現代史、民國史研究以及山東地方史研究內容,同時,對當代中國開展的“打黑除惡”、鏟除邪教等專項斗爭也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民國山東教門史 目錄
**章 民國建立前后的山東教門
**節 早期的山東教門
一、早期山東教門產生、發展的原因
二、早期山東教門的發展概況
三、小結
第二節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的山東教門
一、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山東教門發展的原因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山東教門的主要活動
三、小結
第三節 民國初年的山東教門
一、民國初年山東教門發展的社會政治背景
二、民國初年山東教門的發展概況
三、小結
第二章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山東教門
**節 發展背景及概況
一、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的發展背景
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的發展概況
三、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的組織形式
四、小結
第二節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的主要種類、結構、教理教儀
一、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的主要種類
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的組織結構
三、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的教理教儀
四、小結
第三節 社會政治活動
一、宣教
二、抗官
三、御匪
四、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與國民黨的關系
五、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教門與共產黨的關系
六、其他社會政治活動
七、小結
第三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山東教門
**節 背景及發展概況
一、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教門發展的社會政治背景
二、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教門的發展概況
三、小結
第二節 主要種類、組織結構和教理教儀
一、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教門的主要種類
二、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教門的組織結構
三、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教門的教理教儀
四、小結
第三節 社會政治活動
一、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教門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
二、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教門與中國國民黨的關系
三、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教門與日軍侵略者的關系
四、小結
第四章 民國后期的山東教門
**節 背景及發展概況
一、民國后期山東教門發展的社會政治背景
二、民國后期山東教門的發展概況
三、小結
第二節 組織結構、教理教儀
一、民國后期山東教門的組織結構
二、民國后期山東教門的教理教儀
三、小結
第三節 社會政治活動
一、民國后期山東教門與國民黨的關系
二、民國后期山東教門與共產黨的關系
三、山東教門的覆滅
四、小結
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民國山東教門史 節選
**章 民國建立前后的山東教門
第二節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的山東教門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的中國,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各種矛盾急劇激化,政局、社會極度動蕩,“民變”蜂起,教門等秘密社會的活動更是極其活躍。據喬志強先生統計,有案可稽的事件就達138次。然而,學術界對這一時期秘密社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會黨方面,喬志強先生統計的數據也主要是有關會黨的(達130次)。作為秘密社會之重要一支的教門的發展狀況及其活動諸方面卻鮮有人論及,相關成果僅零星見于一些通論性的著作,專題性的研究尚不多見。
一、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山東教門發展的原因
歷史上由于“東省地狹人稠,小民生計維艱,多赴順、直、東三省等處佃趁謀生”,然而這一時期的順、直、東三省等地遭受八國發動侵華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浩劫,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東民之在外謀生者陸續逃歸,秋冬間水路相望,千百成群”。山東民眾天災人禍,內外交困,遭受的各種打擊之力度較歷史時期及同一時期其他省區尤為沉重。
(一)自然災害。這一時期山東遭受的自然災害較前覆蓋面更廣、次數更頻繁、破壞性更嚴重。1900年春、夏,山東大旱,一直到8月未見雨水,魯西許多州縣因此小麥歉收、秋種無法進行;1907年,再次遭受水災,“又值上年水災,饑民眾多”;1910年春,海陽久旱不雨,鼠疫流行,萊陽遭嚴重霜災,“殺麥殆盡”,鄉間斷糧絕炊者“十居其九”。處于風雨飄搖、瀕臨崩潰邊緣的清王朝及山東地方官吏已無力進行賑災,民眾嗷嗷待哺,惶惶不可終日,被迫背井離鄉。《申報》等報紙紛紛予以報道,這在山東地方官吏的奏折中也可得到證明:
竊謂該縣歲比不登,今年春禾失獲,秋稼無收,除死傷外,流亡者不下數萬人。
自近歲連遭荒歉,流尢滿道,饑寒亡命假息萑苻。
饑寒交迫、生活無望的民眾有的抗捐搶糧,有的“人心思變”,魯西南地區就時“有饑民隨從附和,或糾領數十人、百十人,借仇教為名在單縣邊境一帶游弋”。教門既能給人以精神慰藉,又有助于人們互助,同時具有較嚴密的組織形式,因此吸引了大批的民眾紛紛參加,遂乘勢活躍起來。山東地方官在奏請對山東民間秘密結社(含教門)的舉事進行剿滅的同時,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自江、皖阻饑,流民入滕、嶧者不下數萬口,晝丐夜掠,合境繹騷然,其志在求食而已。”
(二)苛捐雜稅。經過義和團運動的沖擊和八國侵華戰爭的破壞后,清王朝被迫實行“新政”以圖自保。然而,此時的清王朝已是“帑項奇絀”、“庫儲一空如洗”,要推行新政,不得不增加賦稅。這對于遭受自然災害打擊的民眾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報》曾報道:
自舉新政以來,捐款加繁,其重復者,因勸學所或警費不足,如豬肉雞鴨鋪捐、磚瓦捐、煙酒捐、鋪房*小之應免者,復令起捐。
1910年萊陽、海陽負擔的捐稅就有:戶口捐、文廟捐、油坊捐、染坊捐、絲麻黃煙捐、牲畜捐、丁稅、契紙稅、釘牲口蹄捐、瞎子捐、戲捐、廟捐等。與此同時,清王朝還要償付巨額賠款,進一步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對此,清統治者也已經認識到:“近年以來民生已極凋敝,加以各省攤派賠款,益復不支。剜肉補瘡,生計日蹙……各省督撫因舉辦地方要政,又復多方籌款,幾同竭澤而漁。”
更為嚴重的是,地方官吏乘機增加賦稅、中飽私囊,使本已沉重的賦稅再放大數倍乃至數十倍。“此次新案賠款,山東攤派銀八十萬兩。……何必又借賠款為名,處處張貼告示,添設厘捐,剝削商民”,民不堪負,“以致上年濰縣罷市,今年長山縣之周村鎮罷市,使商民騷然,不安其業”。很顯然,民間秘密結社(含教門)為民眾舉行斗爭提供了很好的組織形式,如1905年3月8日,四川犍為縣觀音店民眾就在紅燈教組織下為反對清王朝捐款勒索,據龜頭寨起義,山東萊陽曲詩文為“反對‘新政’,抗不納捐”,也采用“拜盟立會”形式組織民眾,教門等民間秘密結社借此發展起來。
(三)官兵擄掠。面對諸如抗捐、搶糧乃至起事等蜂起的“民變”,清王朝沒有采取減免賦稅、懲處貪官污吏、積極賑災,從而疏導民眾、化解矛盾等有效的解決方法,而是以暴易暴,用武力嚴厲鎮壓各地的“民變”,實際上,大廈將傾的清王朝為了茍安也只能這樣做了。然而,更為惡劣的是,一些官兵趁火打劫,民眾更加痛苦不堪,從而使矛盾更加激化。1910年,萊陽發生大規模的抗捐抗稅斗爭后,清王朝驚恐萬狀,急調清兵前往鎮壓。這些清兵燒殺奸淫、無惡不作,清軍將領為邀功請賞,非但縱容清兵的行為,甚至還與地方官員、劣紳勾結在一起,對民眾進行瘋狂敲詐。在京的山東士紳得知萊陽事件真相后,集體上書清廷,在申述民眾抗捐抗稅的根由后,痛斥了清兵、地方官與劣紳勾結在一起荼毒生靈的滔天罪行:
戮其強壯,殺其幼稚,淫其婦女,掠其財富,然后縱火盡焚其室廬。……計殺死之可知者一千六百余人,而婦女之羞忿自盡、老弱之無家可歸自縊投井者不可數計,焚毀房屋共千余家之多,血流被道,哭聲盈野,合境之人無不痛心疾首。……道員楊耀林與總兵李安堂等人以縱殺可以邀功,擄掠可以致富,遂建議分扎四鄉,以搜剿曲黨為名,于是今日至東鄉縱火,明日至西鄉拿人,數十里內村落無一幸免者。其所掠之婦女則于附近州縣賣之,所掠之衣物則載至煙臺各當店售之。而駐扎防兵與劣紳王墀等以承辦糧草為名,設立公所總局,逼令附城四十里鄉民運送供給,雖允付官價,借扣留不發,有違異者以曲黨坐之;且冒名闔縣紳商朦稟撫臣,稱軍律整嚴,秋毫無犯;又逼各社長出具曲士文謀反是實甘結。
《申報》、《東方雜志》等媒體也先后對萊陽事件真相予以披露,全國輿論嘩然,紛紛加以譴責,清王朝一些較為開明的官員甚至將所謂“盜賊”與清兵進行比較,提出了“民之畏官軍更甚盜賊”的驚世駭俗之結論:
(賊首)遂教賊部分其眾,申以約束,所至張貼偽諭,除一二大戶外,余皆安堵無恐;復出所掠資財分給貧者,檢其丁壯與同逆,以故賊勢張甚……而冒軍尾賊行,所至騷擾尤甚,又妄指良懦為窩主,擅為抄掠,辱及婦女,遂使民之畏官軍更甚盜賊。
清統治者的殘暴行徑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變”得以產生的原因,壓迫、剝削、饑餓沒有消除,反抗事件的不斷發生乃至愈演愈烈也就是必然的了。在死亡線上拼命掙扎的民眾為了生存不得不鋌而走險。據史料記載,1911年6月至10月,武定、惠民、東昌、臨清、新泰、萊蕪、肥城、東平、兗州、寧陽、費縣、沂水、濟寧、濮州、范縣、觀城、鄆城、巨野等十八個縣,以及兗、沂二府屬地,日照、壽張、陽谷、滕縣、葛州、蘭山、郯城各州縣,均有教門等民間結社活動。
(四)教會、教民倒算。義和團運動后,清王朝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列強不僅從中國索取了巨額賠款,而且獲得了在內地建教堂及傳教的權利。義和團運動中遭受打擊、惶惶不可終日的教民揚眉吐氣。各地清朝官員因前車之鑒更加畏懼洋人,在裁奪民教糾紛時,更是袒教抑民。兩種因素的刺激,使教民數量激增、氣焰日張。據后來人們回憶:
義和團失敗后,教民紛紛回府。教民更為猖狂,誰也管不了。百姓敢怒不敢言,神甫來了還要下跪迎。……被義和團殺的家人,村里要給他們出殯,如為教民王泰出了殯。幾年后,有些拳民也回村來,給教民磕頭、賠罪,說好話,才算安住下來了。
民教矛盾的日益激化,導致沖突此起彼伏,引發鄉村騷亂,極大地加劇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間社會的震蕩。
此外,清王朝文化控制的弱化、皇帝崇拜和政治迷信的動搖,也為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山東教門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山東教門的主要活動
20世紀初,慈禧太后曾向一個官僚表示,她是非常害怕清王朝這只“紙老虎被拆穿”的,而辛亥革命前十年間山東教門的諸種活動,是全國風起云涌的“民變”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1902-1911年間,除學潮和愛國革命運動外,各地“民變”多達1131次,22省無處不有,不能不使得清王朝驚懼異常,以至哀號“應接不暇”、“失所之民,窮而思亂,止無可止,防不勝防。沸羹之勢將成,曲突之謀已晚”。這一切極大地沖擊了清王朝的統治秩序,嚴重削弱了清王朝基層統治的基礎,恰恰戳穿了清王朝這只被“精心粉飾涂抹的紙老虎”,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預示著一場大規模的革命風暴的即將到來。
……
民國山東教門史 作者簡介
梁家貴,1968年11月出生,山東省茌平人,歷史學博士,安徽阜陽師范學院教授,中國會黨史研究會理事。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國近現代社會史,主治中國秘密社會史,曾先后在《中共黨史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抗日戰爭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5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抗日戰爭時期山東秘密社會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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