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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政要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34828409
- 條形碼：9787534828409 ; 978-7-5348-2840-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貞觀政要 本書特色
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fā)成規(guī)。于是綴集所聞_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zhì)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名日《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yè)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唐．吳兢（《貞觀政要》序）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fù)而嘆，貞觀之洽盛矣：——清．乾隆皇帝《貞觀政要序》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貞觀政要 內(nèi)容簡介
簡介 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fā)成規(guī)。于是綴集所聞_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zhì)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名日《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yè)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 ——唐．吳兢（《貞觀政要》序） 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fù)而嘆，貞觀之洽盛矣： ——清．乾隆皇帝《貞觀政要序》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貞觀政要 目錄
卷**論君道**論政體第二卷第二論任賢第三論求諫第四論納諫第五直言諫爭附卷第三君臣鑒戒第六論擇官第七論封建第八卷第四太子諸王定分第九尊敬師傅第十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規(guī)諫太子第十二卷第五論仁義第十三論忠義第十四論孝友第十五論公平第十六論誠信第十七卷第六論儉約第十八論謙讓第十九論仁惻第二十慎所好第二十一慎言語第二十二杜讒邪第二十三論悔過第二十四論奢縱第二十五論貪鄙第二十六卷第七崇儒學(xué)第二十七論文史第二十八論禮樂第二十九卷第八論務(wù)農(nóng)第三十論刑法第三十一論赦令第三十二論貢賦第三十三辯興亡第三十四卷第九論征伐第三十五論安邊第三十六卷第十論行幸第三十七論畋獵第三十八論災(zāi)祥第三十九論慎終第四十附錄上《貞觀政要》表《貞觀政要》序重刻《貞觀政要》序
展開全部
貞觀政要 節(jié)選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xué)家吳兢著的一部政論性史書。全書十卷四十篇，分類編輯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時的問題，大臣們的諍議、勸諫、奏議等，以規(guī)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軍政思想，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jīng)濟上的重大措施。
貞觀政要 作者簡介
吳兢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nèi)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xué)士，衛(wèi)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臺、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后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吳兢的仕途還是較為順暢的，沒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則雙雙為相的長安年間（701—704），吳兢被舉薦“有史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從此吳兢步入仕途。他為史臣，耿直敢于犯顏直諫，保存至今的吳兢幾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跡，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對當時政治局勢較有影響之作。武則天去世后，唐中宗李顯無力駕馭全局，武三思、韋后、安樂公主都在覬覦最高權(quán)力，陰謀之事連接不斷。一時朝中人人自危，氣氛恐怖。吳兢不計個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說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謀，是一場陰謀。他勸中宗珍惜與相王“親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吳兢分析說，如果相王被誣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將陷入孤立無援之境地。由于吳兢奏表頗有影響力，加上御史中丞蕭至忠的進諫，終于使相王平安無事。數(shù)年后，相王李旦繼位，是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還權(quán)綱，銳于決事”，一反中宗、睿宗難以獨掌權(quán)柄的局面，然而權(quán)力的集中也帶來負面影響。群臣面對玄宗不敢大膽進諫。吳兢感到這種狀況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勸玄宗對進諫者有所區(qū)別，改變賞簿罰重的做法，如進諫者“所言是”，則“有益于國”；即使“所言非”，也“無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吳兢在奏章中舉出了前代皇帝虛心納諫致勝和驕橫拒諫致敗的實例，還特別贊揚了太宗李世民虛懷若谷、導(dǎo)人使諫的故事。
吳兢所上諫疏皆關(guān)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諫十銓試人表》即是一例。當時在選用官員時，皇帝繞開吏部而在禁中做出決定。吳兢很反對，認為朝廷各個部門應(yīng)各司其職，選官事必須由吏部主之。他強調(diào)的是要按既定法規(guī)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變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
從上述事例，說明吳兢在政治上頗有獻替，他的直言敢諫，不愧為一代諍臣。
史壇驍將
吳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則雙雙為相時被薦舉為史官的，年紀三十左右。《唐會要·史館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時吳兢在集賢院和史館修史的記載，這時他六十八歲。他擔(dān)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吳兢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和主要精力都獻給了修史事業(yè)，可是在史館修史工作并不順利，史料記載中有他幾次請求調(diào)離史職的奏表。
劉知幾和吳兢所在的史館，已與唐太宗貞觀年間的史館大不相同。貞觀時史官位尊權(quán)重，甄選嚴格，通籍禁門，優(yōu)禮有加，“得廁其流者，為一時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當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況愈下。史館或因政爭而動蕩，或因庸才充斥、監(jiān)修弄權(quán)而混亂。劉知幾在闡述辭職理由時說：“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吳兢的辭職表中也有類似語言：“臣自掌史東觀十有七年，歲序徒淹，勤勞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罷今職。”此時史官俸祿的確不高。吳兢自父親退休之后，頓感經(jīng)濟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請求，“又兢父致仕已來，俸料斯絕，所冀祿秩稍厚，甘脆有資，烏鳥之誠，幸垂矜察”。
吳兢這一次請辭職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時間是開元初年，沒有被批準。后吳兢又以居喪為由，上三次表文，堅拒起復(fù)史職。但是，吳兢請求辭職并不說明他不重視或不熱愛史官工作。從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對史官一職的宗旨及職能有相當透徹認識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說：“史官之任，為代準的，……樹終古之風(fēng)聲”，“定一代之是非，為百王之準的。”這可以看作是對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認識。正由于吳兢對于史官一職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礙史館正常運作的種種不端現(xiàn)象。作為一種抗議，他才憤然提出辭去無比熱愛的史職。
吳兢的另一種抗議手段是自己別撰本朝國史。既然自己的史學(xué)主張無法在史館中實現(xiàn)，既然史館中所修國史有種種歪曲、不實之處，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須自己動手別撰一套國史了。他在開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從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時開始私撰國史的經(jīng)過。從奏表中可以了解有關(guān)此事與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幾年來，吳兢個人撰修國史兩種，已成128卷。《唐書》為紀傳體，《唐春秋》為編年體。吳兢在公余時間，以個人之力撰寫，該要付出多么大的艱辛。
第二，吳兢對自撰國史的質(zhì)量是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盡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證他辭史職時自述個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貶。
第三，吳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將撰成，接近定稿，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繕寫困難，因卷帙較大，個人之能力、財力均不足以承擔(dān)，不得不請求官方幫助。
身處烏煙瘴氣的史館，吳兢除了辭職以抗議、私撰以抵制外，還盡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學(xué)特色，為維護史學(xu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簡。
吳兢撰史，簡明扼要。他撰的史書今日所能見到只有一部《貞觀政要》。這部書分專題記述貞觀年間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制度、禮儀、教育……等方面狀況，有對話、詔誥、奏表，有事件描寫，有經(jīng)驗總結(jié)，較系統(tǒng)反映了貞觀年間的施政方針和實踐效果，是歷史上對貞觀之治記載最為周詳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貞觀之治必須借助此書。然而，這樣一部書僅八萬字左右。《舊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新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核，號良史”。可見，吳兢史筆簡明這個特點，是為當時人們所公認和贊賞的。
特色之二：直筆。
吳兢初入史館即憤憤然于武三思等的“茍飾虛詞，殊非直筆”之行徑，認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他私撰本朝國史，就是為保留歷史真相。他對玄宗說明自撰國史的特點也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可見，吳兢最為關(guān)注、突出強調(diào)的史學(xué)特質(zhì)就是“直筆”二字。
吳兢所撰的本朝國史，實質(zhì)就是當代史。他奏表上說所撰國史上限為隋大業(yè)十三年（617），一直寫到他上奏表的開元十四年（726）。顯然，這部當代史中的人物與現(xiàn)實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或是家眷子孫在世，或是至友下屬當政，甚至本人也還活著。吳兢以“善惡必書”的直筆進行褒貶，判定每個人物的是非功過，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績，但另一方面也會揭開某些人的瘡疤，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是秉筆直書，就必然會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權(quán)貴。但是吳兢坦然處之，表現(xiàn)出錚錚鐵骨。
可是，吳兢的秉筆直書使他遭致不少排擠和報復(fù)。吳兢自開元十四年公開披露私撰國史，并請求朝廷派楷書手繕寫之后，私撰之史就成公開之史，私室之貶斥就變成公開之揭露。不久，開元十七年，吳兢“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究竟吳兢因記述何事而闖下大禍，今天已無從知曉。但從逐吳兢出史館，將他由京官貶為地方小官來看，處分是嚴重的。所謂“書事不當”，即“書”了“不當”“書”之“事”，換言之，記載了權(quán)勢者不愿被如此記載的事。
根據(jù)《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兩《唐書》中《吳兢傳》、《唐會要》、《宋史·藝文志》等典籍的檢索，吳兢著述獨撰有16種，計216卷，與人合撰有8種，計725卷。
獨撰有《梁史》10卷，《齊史》10卷，《周史》10卷，《陳史》5卷，《隋史》20卷。《唐書》100卷（或作98卷），《唐書備闕記》10卷，《唐春秋》30卷，《貞觀政要》10卷，《太宗勛史》1卷，《開元升平源》1卷，《開元名臣奏》3卷，《吳氏西齋書目》1卷，《樂府古題要解》1卷（或作2卷），《保圣長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論應(yīng)象》1卷。
合撰有《唐書》130卷（與韋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國史》106卷，《唐高宗實錄》19卷，《睿宗實錄》20卷，《則天實錄》30卷，《中宗實錄》20卷，《姓族系錄》200卷（與柳沖、徐堅、魏知古、劉知幾等合撰），《群書四部錄》200卷（與馬懷素、元行沖、韋述等編）。
千古名著《貞觀政要》
一部《貞觀政要》，足以使吳兢千古留名。
吳兢在《<貞觀政要>序》和《上<貞觀政要>表》都對寫此書的背景有說明。在序中介紹說：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xùn)|公，是大唐立國以來的良相，“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對貞觀之治極為景仰，深感“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編撰本書，為的是繼承祖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會到唐代已進入繁盛期，統(tǒng)治階級有了全面總結(jié)施政經(jīng)驗的自覺意識，并在實際上也完全有可能對統(tǒng)治制度、方針和政策進行系統(tǒng)反思了。
貞觀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編撰《群書政要》。編撰者從歷代經(jīng)史子集等文獻中抉摘資料，總結(jié)的是從上古至?xí)x代的歷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親自撰寫這類著作。他在辭世前終于將《帝范》13篇完成，于貞觀二十三年（649）正式賜予皇太子李治，并語重心長地對左右大臣說：“圣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矣。”唐太宗此舉自然會啟發(fā)后來者。《帝范》和《貞觀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兩書對照（《帝范》在前，《貞觀政要》在后）如下：
《君體》——《君道》、《政體》；《建親》——《封建》；《求賢》——《任賢》；《審官》——《擇官》；《納諫》——《納諫》；《去讒》——《杜讒邪》；《戒盈》——《謙讓》；《崇儉》——《儉約》；《賞罰》——《刑法》；《務(wù)農(nóng)》——《務(wù)農(nóng)》；《閱武》——《征伐》、《安邊》；《崇文》——《崇儒學(xué)》、《文史》。可見，《帝范》12篇均為吳兢所參照吸取。唐玄宗也為總結(jié)前代得失興亡之事，撰成《開元訓(xùn)誡》，說明《貞觀政要》的出現(xiàn)并非偶然。
《貞觀政要》共10卷，分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該篇的基本內(nèi)容，內(nèi)容相近的若干篇合為一卷，每卷大體反映一類問題。由于此書內(nèi)容是分門別類編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閱和應(yīng)用。
此書的內(nèi)容是相當豐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對話（類于記言之書）；有詔書和奏表的原文或節(jié)錄（類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經(jīng)過（類于紀事本末體）；有人物的傳記（類于紀傳體）；在同一篇中所記內(nèi)容基本依發(fā)生時間的先后排列順序（類于編年體）。盡管所記內(nèi)容豐富、事項繁雜，所運用的體裁也相當靈活，但不變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宣傳唐太宗的德政與治術(shù)，總結(jié)能夠使封建皇朝長治久安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
第一卷有《君道》、《政體》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統(tǒng)”問題，事涉要害，所以居全書之首。《君道》是全書的綱，各篇無論反映哪方面內(nèi)容，都要歸結(jié)到君王之意向指歸。吳兢記載了唐太宗與諸臣論為君之道，諸如“必須先存百姓”，“必須先正其身”，“兼聽”，“慎守成”等原則。《政體》篇則對朝廷機構(gòu)（中書、門下等機要之司）的運轉(zhuǎn)程序和政壇規(guī)范進行載錄。
第二卷有《任賢》、《求諫》、《納諫》3篇，反映的是君王對臣下應(yīng)有的態(tài)度。論證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觀點。對于共同促成貞觀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個人小傳，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過”的客觀必然性。
第三卷有《君臣鑒戒》、《擇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與臣下的相輔相成、榮辱與共的依存關(guān)系。指出了君與臣各自應(yīng)有的責(zé)任與義務(wù)，闡說“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賢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諸王定分》、《尊敬師傅》、《教戒太子諸王》、《規(guī)諫太子》4篇，關(guān)注的是皇朝繼承人問題。吳兢特立四篇從不同側(cè)面細致地論證接班人問題。強調(diào)對太子、諸王要“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尊嫡卑庶”，“陳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書，娛以嘉客。朝披經(jīng)史，觀成敗于前蹤；晚接賓游，訪得失于當代”。“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5篇，講的是倫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問題，記錄了太宗非常重視仁義忠孝觀念的實用價值。
第六卷，有《儉約》、《謙讓》、《仁惻》、《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9篇，揭示統(tǒng)治者的個性修養(yǎng)對于致治的影響。吳兢特別稱頌貞觀年間“風(fēng)俗簡樸”，記錄了唐太宗改變厚葬陋俗的詔書，提出“奢侈者可以為戒，節(jié)儉者可以為師”，指責(zé)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chǎn)而不逮，徒傷教義”，“宜為懲革”。
第七卷有《崇儒學(xué)》、《文史》、《禮樂》3篇，講的是文化建設(shè)及禮樂教化問題。貞觀君臣的有關(guān)議論很多，如，選拔人才“必須以德行、學(xué)識為本”，“人臣若無學(xué)業(yè)，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
第八卷有《務(wù)農(nóng)》、《刑法》、《赦令》、《貢賦》、《辯興亡》5篇，反映的是治國的幾條大政方針。唐太宗以重農(nóng)為基本國策的認識很明確：“凡事皆須務(wù)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并指出“人君”對保證農(nóng)民依時勞作負有特殊責(zé)任：“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nóng)時，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靜無為，不窮兵黷武，不徭役無度。
關(guān)于刑法，吳兢主張“用法務(wù)在寬簡”，對于死刑判決，要建立“覆奏”制度。同時，必須堅持法律的嚴肅性，功臣犯法當與百姓同罪。量刑之輕重亦當以法為標準，不依執(zhí)法者的喜怒好惡而變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邊》2篇，關(guān)注的是軍事問題，也含有如何處理朝廷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問題。吳兢記錄唐太宗認真總結(jié)借鑒前代對外用兵之經(jīng)驗，“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務(wù)廣土地，以求身后之虛名，無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獵》、《災(zāi)祥》、《慎終》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進行的兩項活動和需要正確看待的災(zāi)祥和晚年問題。從吳兢選擇的史料來看，他的觀點是君王行幸本身無所謂對錯，關(guān)鍵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內(nèi)容。
祥瑞災(zāi)異歷來是帝王和侍臣津津樂道、百般揣摩的話題。吳兢看來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災(zāi)祥》篇首錄唐太宗之語：“朕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于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nèi)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于桀、紂？”但吳兢顯然很欣賞災(zāi)異對君主的示警作用，如錄唐太宗所云：“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所以，如果對災(zāi)變能從積極的方面來理解，未嘗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說：“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復(fù)思量，深自克責(zé)，雖有此變，必不為災(zāi)也。”
全書40篇，以《慎終》居末，與開篇《君道》呼應(yīng)，頗具匠心，饒有深意。篇中錄魏徵諫唐太宗《十漸疏》，語重心長，擲地有聲。指出唐太宗“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故強調(diào)“戰(zhàn)勝易，守勝難”，“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貞觀政要》之成書時間，由開元初而至開元末，其時也正是唐玄宗由勵精圖治漸趨安逸奢侈之時。因而《慎終》篇又格外具有現(xiàn)實意義。
吳兢雖然對唐太宗推崇備至，但本著“直筆”準則，依然做到了“愛而知其丑”，在書中也如實記錄了一些唐太宗的過失和缺點。如《納諫》篇記他為一馬暴死而盛怒，欲殺養(yǎng)馬人。又記他曾寵信過小人權(quán)萬紀、李仁發(fā)。《封建》篇記他大封皇室諸王和功臣數(shù)十人為世襲刺史。特別是《慎終》篇照錄魏徵《十漸疏》，疏中將太宗在貞觀初期和貞觀中期的不同表現(xiàn)一一對照列舉，一針見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現(xiàn)實毛病。當然，吳兢站在統(tǒng)治階級立場上撰述此書，書中提倡的“愛民”、“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場上說話，實質(zhì)目的是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
《貞觀政要》對于唐朝來說是一本很及時的書，被以后的皇帝當作座右銘，“書之屏帷，銘之幾案”（戈直：《貞觀政要序》），還被當作皇家子弟的學(xué)習(xí)教材。
唐憲宗李純、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為的君主。他們都注重研習(xí)《貞觀政要》，從中汲取施政經(jīng)驗。元和四年（809），憲宗仿《貞觀政要》體例又編撰《君臣事跡》14篇，記上古以降歷代圣君賢相之事。唐宣宗曾“書《貞觀政要》于屏風(fēng)，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唐朝以后，中國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也很推崇這部書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書，并請當代儒臣講解書中內(nèi)容。明朗規(guī)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請侍臣教授《政要》。明憲宗朱見深特別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親自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內(nèi)容，并且十分仰慕“貞觀之治”。乾隆皇帝說：“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fù)而嘆曰：‘貞觀之治盛矣！’”
《貞觀政要》在國外也很有影響。約在九世紀前后，這部書就傳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注意。鐮倉時代， 1205年博士菅原為長專任講官，為幕府講解《政要》，對當時日本政局影響很大。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頒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條中，第一條就規(guī)定天子必讀《貞觀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書在日本得到了廣泛流傳。
吳兢故事一則
著作郎吳兢撰寫的《則天實錄》，談到宋璟逼迫張說，讓他為魏元忠作證一事。魏元忠是武則天重臣，被人誣陷說過“小人在君側(cè)！”，引起權(quán)臣張易之、張忠昌的猜忌和控訐。張說一開始畏于張氏權(quán)威，證言不利于魏元忠。宋璟伸張正義，張說不得已還了魏元忠的清白。
以后張說在整理國史時看到了這段記錄，知道是吳兢寫的，便轉(zhuǎn)彎抹角地說“劉五（即劉知幾，與吳兢等同修《則天實錄》）實在是太不幫助人了！”吳兢站起來答道：“這是我寫的，這段史文的史實和草稿都還在，您不應(yīng)該錯怪死去的人（劉知幾已去世）。”他的同事聽了都大驚失色。后來張說私下請求吳兢改幾個字，吳兢始終不答應(yīng)，說：“如果順從您的請求，那么這部史書的筆法就不能算是正直的了，這怎么能讓后世相信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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