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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49-民國浙江政局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750046494
- 條形碼：9787500464945 ; 978-7-5004-6494-5
- 裝幀：暫無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1927-1949-民國浙江政局研究 節(jié)選
nbsp; 言
中華民國史是一門距離我們*近的斷代史，也是一門在歷
史學中相對比較年輕的學科。1949年以后，這個學科從建立
到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后不久，董必武、吳玉章等老一輩革命家就提出要編纂《中
華民國史》。1956年，國家首次將《中華民國史》列入全國科
學發(fā)展規(guī)劃。1971年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周恩來總理再
次指示，要編纂、出版《中華民國史》。1972年，經(jīng)中國科學
院院長郭沫若報請國務院批準，將此項任務下達給中國社會科
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新先生的主持下，成立
了中華民國史研究組(后改為室)，由此開啟了大陸民國史的
正式研究。①但改革開放以前的民國史研究由于受當時特殊政
治氣候的影響，成就有限。20世紀80年代以后，寬松的學術
研究氛圍促使民國史的研究逐漸步人正軌。除了中國社會科學
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高校系統(tǒng)，以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
心為代表的民國史研究機構也相繼成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編輯出版了大量民國史資料，并創(chuàng)辦了專門的民國史研究期
刊。民國史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不夸張地說，現(xiàn)在差不多
成為斷代史中*為熱門的學科之一。
民國史不但在國內呈現(xiàn)越來越熱的勢頭，在國外也受到較
多的關注，就是一些發(fā)達國家大學的“亞洲學”、“東方學”
或“東亞研究”等研究機構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民
國時期，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在中國大陸都得以翻譯與出
版。國內外或境內外的學術互動無論是在研究方法還是在史料
的擴充方面都極大地豐富了民國史的整體研究。
中華民國的歷史從1912年起到1949年止，總共也不過8
年的時間，其中，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國民黨
政權垮臺的這段歷史，也就是國民黨在大陸執(zhí)政的22年的歷
史，是民國史研究的重心所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
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縱觀這一時期的歷史線索，明顯呈
現(xiàn)了半殖民地化過程、革命化過程、現(xiàn)代化過程的多重變奏。
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建立后，在維護其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政權
基礎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組織了國家的經(jīng)濟建設，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由于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直接或間接
插手，特別是日本發(fā)動了長達14年的侵華戰(zhàn)爭，中國的嚴重
政治危機和混亂局面始終存在，中國現(xiàn)代化的制度性障礙并沒
有真正廢除，因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持續(xù)高漲。發(fā)生于中
國不同地域的歷史事件基本上存在著上述共性的東西。另外，
由于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qū)的歷史雖然可以印證與全國其他
各省區(qū)歷史發(fā)展具有的共性，但各地歷史發(fā)展的進程又存在著
很多區(qū)域性的差異，過多地強調共性，很容易使歷史簡單化和
公式化，“大通史”的敘述有時的確很難全面地還原歷史的真
實面貌，因此對于民國區(qū)域史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也
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
開展民國區(qū)域史的研究既是歷史研究視野與方法轉變的結
果，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各地越來越強的區(qū)域意識產(chǎn)生的作
用。目前已經(jīng)有不少省份出版了民國時期的通史和眾多的專題
研究，國內大學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或民國史專業(yè)的碩士與博士
論文中有相當?shù)倪x題也是集中在民國區(qū)域史方面的，至于對民
國區(qū)域史研究公開發(fā)表的論文更是難以計數(shù)。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很早就對中國的部分省份進
行過現(xiàn)代化進程的專題研究和探討，其研究的視角和范式很受
內地學者的推崇，并產(chǎn)生了某種示范的效果。
民國區(qū)域史的研究雖然成績顯著，但如果我們進行系統(tǒng)的
學術史梳理，也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的問題。從總體上講，民國時期
的區(qū)域史研究多數(shù)還是停留在一般的“通論”或“志”的層
面，有些甚至就是簡單地將大通史下的“中國”兩個字換成
了某某省，在這種地方歷史中，事情發(fā)生的原因和結果各地基
本上相差無幾，甚至連歷史時期的劃分也是一樣的。這種區(qū)域
史很難使我們真正看出各地歷史發(fā)展的地區(qū)差異，用時下比較
時髦的話說，就是缺乏明顯的“問題意識”。如何在區(qū)域史的
研究中強化“問題”意識，的確成了民國區(qū)域史研究中不可
回避的重要學術議題。
《民國浙江政局研究》就是旨在通過跨學科的嘗試來探討
“問題”，以“地緣”作為切人點來透視民國時期的浙江政局。
這里講的“地緣”，借鑒了地緣政治學和政治地理學，但對其
概念的界定則并不完全等同于地緣政治學和政治地理學中所講
的“地理”，因為“地理”只是一個空間的概念，而本書所述
的內容雖然也涉及地理，但它的內涵還不僅僅限于地理上的空
間，比如蔣介石作為浙江人的因素對浙江政局產(chǎn)生的影響，這
就遠不是一個地理概念所能表達清楚的，因此本書借用了
“地緣”一詞，主要是指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浙江在國內政治地理
中表現(xiàn)出來的獨特性。
學術界大致有兩個學科是專門探討地理與政治關系問題
的，一個是地緣政治學，一個是政治地理學。
地緣政治學是在對國際上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相互關系進行
地理上的分析，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制定適當?shù)膶ν庹吆蛻?zhàn)
略理論，它用地理分析方法來研究和預測世界或地區(qū)范圍內的
戰(zhàn)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是介于戰(zhàn)略學、國際政治
學、政治地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它側重于國家和民族間關系的
全局性問題的研究。①可見地緣政治學基本上還是屬于國際政
治學的范疇。如果我們把這種視角從國際關系中平移到國內，
我們也會看到，地緣因素不僅在國際關系中有重要的影響，即
使在同一個國家內，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
政治地位、戰(zhàn)略價值、經(jīng)濟地位，這些因素往往決定著統(tǒng)治者
對不同地域的重視程度和統(tǒng)治政策。民國時期，雖然在20世
紀20年代后期國民黨形式上實現(xiàn)了對全國的統(tǒng)治，而實際上
對全國的統(tǒng)治是非常不平衡的，有些地方成為國民黨統(tǒng)治的強
勢地帶，也有些地方國民黨僅僅具有形式上的統(tǒng)治虛名而已。
從國民黨本身來講，無論是出于國內政治資源的配置還是出于
國防戰(zhàn)略的考慮，對不同的區(qū)域往往采取的是不同的統(tǒng)治方
略，而不同地域的政局對中央政府也產(chǎn)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而形成了一種地緣上的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也就是說產(chǎn)
生了一個地緣與政局的關系問題，這可以說是我們從地緣政治
學中得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
另一門探討地理與政治間關系的學科是政治地理學，②在
中國古代，不但很早就產(chǎn)生了有關政治地理的思想，而且也有
對政治地理問題所進行的專門研究。公元前5世紀前后成書的
《禹貢》可以說是**部區(qū)域地理著作，此后歷代都有一些地
理著作中談及地域與政治的關系。帶有明顯政治地理學科特色
的著作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地理學家顧炎武所著《天下郡
國利病書》，它從明朝地方志書中輯錄有關各地民生利害、政
治經(jīng)濟利弊、軍事得失等部分，目的在鑒往知來。明末清初的
另一位地理學家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則被梁啟超稱
為是“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學”。近代以來，國內專門研究政
治地理學的著作日漸增多，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
學科門類的逐步清晰，從事政治學或地理學的學者出版了數(shù)部
《政治地理學》著作，這些著作有的是旨在進行學科邊界的界
定，有的則是專門性的研究，如吳松弟的《無所不在的偉
力——地理環(huán)境與中國政治》，就對歷史上(主要是中國古
代)中央與地方、地方環(huán)境和都城等進行過細致考察。①至于
國外研究政治地理學的學者和成果就更多了，而且還存在著不
同的學派，德國的拉采爾(F．Ratzel)與豪斯浩費
(K．Haushofer)和瑞典的契倫(Kellen)主張政治地理學就是
對國家這個有機體所作的空間研究，正因為如此，這一派被稱
為政治地理學的“有機組織學派”。
對于政治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在我國學界有不同的說法。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對政治地理學的界定是“研究人類社會
政治現(xiàn)象的空間分布與地理環(huán)境關系的學科。著重分析政治區(qū)
域的結構和功能以及政治區(qū)域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人文地理學
的一個分支”①。王恩涌在其主編的《政治地理學——時空中
的政治格局》則對政治地理學的學科作了更為全面的解釋，
他認為：“盡管對政治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同的學派的主張有
所不同，但對政治區(qū)域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地理學的主題。政治
地理學，一方面，從空間角度來研究人類社會政治過程在地理
空間分布的一般規(guī)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xiàn)
象和政治過程的地理空間的改變。這種研究必然集中在對政治
區(qū)域的研究上。因為，人類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是在特定的地理
區(qū)域內進行的，而地理區(qū)域為人類的政治活動提供了場所。所
以，人類的政治活動必然會形成各種各樣的政治區(qū)域。”②
由上可見，政治地理學基本上是介于政治學與地理學之間
的一個邊緣學科，但是如何從歷史的角度來研討政治地理問
題，將其納人歷史政治地理的視野，現(xiàn)成的研究并不多，以至
于歷史地理專家周振鶴先生在1998年就提議要加強對歷史政
治地理學的研究，周先生認為，歷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對象之一
就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來解決政治問題的具體操作過程。③
探討地緣與民國時期浙江政局的關系問題，雖然不能完全
視作政治地理學研究，但明顯具有某種歷史政治地理學的學術
意味，好在當下學術界還是比較推崇“強化問題意識，淡化
學科界限”的，因此借鑒政治地理學的有關理論或研究方法
也許會另有所獲。
基于以上認識，本課題旨在從政治地理的視角來研討民國
浙江的政局，考察國民黨中央政府對浙江地方政權的控制和影
響程度，提煉出民國浙江政局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不同于其他省份的
諸多特點，總結出浙江在國民黨政治版圖中的特殊地位。
具體而言，本課題將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論證。
**，民國時期國家政治中心南移對浙江的影響。根據(jù)現(xiàn)
代政治地理學的基本理論，政治過程是人們建立或維持一個政
治系統(tǒng)中所采取的各種行動或措施的時間序列，每一個政治過
程都具有一個與其特殊結合的地理區(qū)域，每一個地理區(qū)域都必
然與政治過程有某種聯(lián)系。①元明清以來，中國的政治中心絕
大部分時間是在北京，民國初年，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一度取得了
政權后，將中國的政治中心置于南京，但這個局面只持續(xù)了很
短的時期，稍后，袁世凱再度將國家的政治中心移至北京。直
到國民革命時期，隨著北伐的推進，蔣介石才再一次在南京建‘
立政權，實現(xiàn)了中國政治中心自北向南的遷移，從而導致了國
內政治地理格局的新變化，這種變化對浙江的政局產(chǎn)生了非常
深遠的影響：浙江從一個遠離國家政治中心的邊緣省份，變成
了國家統(tǒng)治的中心地區(qū)，中央政府對浙江這個省份的全面控制
程度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所不及的(宋代情況特殊，不在
此例)。
第二，蔣介石作為浙江人的因素對浙江政局產(chǎn)生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是極為重視地緣、血緣及學緣等社會關系
的，這些關系往往在政治運作的層面上得到非常充分的體現(xiàn)。
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蔣介石是浙江人，正是有這層關系，使
得國民黨政權無論是在建立的過程中，還是在取得政權之后，
浙江籍人士都在其中表現(xiàn)出了比較獨特的地位和影響。在這個
政權的建立過程中，蔣介石得到了各種政治勢力的支持，雖然
蔣介石在當時并沒有從主觀上以地緣為目標尋找這種政治性的
聯(lián)盟對他的支持，但從歷史發(fā)展的實際結果來看，蔣介石在國
民政府的建立過程中，的確是受到了以浙江這個地緣為紐帶的
政治聯(lián)盟的支持，換句話說，浙江籍的黨政要人在蔣介石建立
政權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國民黨執(zhí)政后，在其
黨、政、軍、特等各系統(tǒng)中，如果僅從為官者的籍貫來看，浙
江籍人士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這就使浙江在民國史上具有特別重
要的意義。“一部民國史，半部在浙江”和“蔣家天下陳家
黨”的說法就是強調了這種重要性所在，同時也說明了民國
時期浙江在全國的獨特性。
第三，國民黨強化中心區(qū)的統(tǒng)治對浙江產(chǎn)生的影響。國民
黨統(tǒng)治時期，其政權對于全國的影響力差別很大，在有些省份
基本上是有名無實的，但在浙江，卻完全不是這樣。抗日戰(zhàn)爭
爆發(fā)前，浙江省的國民黨黨組織還是比較健全，黨員人數(shù)在全
國是*多的。根據(jù)王奇生先生的統(tǒng)計：1926年，浙江省的國
民黨黨員為3223人，1928年為12143人，1929年為12530
人，1931年為12721人，1932年23050人，1933年為21321
人，1934年為22791人，1935年為28168人，1936年30385
人。①在1935年和1936年兩個年度的統(tǒng)計中，浙江省的國民
黨黨員人數(shù)均超過了當時國民政府首都所在地江蘇省，居全國
**。這種情況從另外一個角度證實了國民黨在浙江的強勢統(tǒng)
治，這個現(xiàn)實使中共在浙江的發(fā)展面臨比在其他省份更為艱難
的境地：中共浙江省委領導機關經(jīng)歷了建立與撤銷的多次反
復，中共在浙江領導和影響下的農民暴動很難形成規(guī)模，更難
以建立起穩(wěn)定的根據(jù)地，即使在浙江與周邊省份的邊界地區(qū)存
在的根據(jù)地，在國民黨的正規(guī)軍和地方武裝的軍事高壓下也很
難得到發(fā)展，就連中共在抗戰(zhàn)時期為抗日而建立起來的敵后抗
日根據(jù)地，在抗戰(zhàn)結束后也不得不從浙江撤出。
第四，作為沿海省份的浙江，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地理形勢
與戰(zhàn)局的關系。浙江在戰(zhàn)前被國民政府列為重點國防區(qū)域，并
修筑了大量的國防工事。但薄弱的沿海防御力量并沒有能夠阻
止日軍在浙江沿海的登陸。杭州灣的失守成為國民政府軍淞滬
會戰(zhàn)的重要轉折點。侵華日軍進占浙江后，浙江因其地理特
點，一度與日軍形成了隔錢塘江而對峙的局面，后來的戰(zhàn)事則
主要是發(fā)生在沿海，封鎖與反封鎖構成了基本的戰(zhàn)爭局勢，但
日軍每次都能實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目的。浙江境內的重要機場雖然
在戰(zhàn)爭初期為中國對日空戰(zhàn)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由此引發(fā)了
日本發(fā)動的浙贛戰(zhàn)役，使浙江的淪陷區(qū)進一步擴大。與此戰(zhàn)局
相關的是，隨著戰(zhàn)爭的推進，日本在浙江建立起了各級偽政
權，而國民黨政權退守浙南，繼續(xù)統(tǒng)治著尚未淪陷的大片地
區(qū)，中共在浙東建立起了敵后抗日根據(jù)地政權，從而形成了三
種政權并存的局面。
第五，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黨“重南輕北”的全國地緣
戰(zhàn)略對浙江的影響。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國民黨將恢復統(tǒng)治的重
心仍然放在東南地區(qū)，在抗戰(zhàn)勝利初期，國民黨的黨、政機關
回遷杭州，并開始接管日偽財產(chǎn)，恢復了對浙江的全面統(tǒng)治。
與此同時，中共則采取了“向北發(fā)展，向南防御”的全國性
地緣戰(zhàn)略，放棄了占領杭州等大城市的戰(zhàn)略構想，并根據(jù)全國
形勢的發(fā)展與變化，在重慶談判中，又主動提出放棄在浙江的
根據(jù)地。這樣，浙江如同戰(zhàn)前一樣，再度成為國民黨嚴密控制
的省份。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后，浙江一度雖無戰(zhàn)事，但反對國民黨
統(tǒng)治的學生運動從另一個方面形成了對國民黨的巨大壓力。隨
著全國解放戰(zhàn)爭形勢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南下浙江，國民黨在
浙江的統(tǒng)治*終失敗。但由于浙江海岸線長，沿海島嶼眾多，
部分國民黨殘余武裝退守浙江沿海的一些海島，不斷對浙江大
陸進行破壞，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浙江面臨巨大的剿匪
任務。人民解放軍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才解放了浙江
全境。
本書就是從以上五個方面探討民國時期的浙江政局，此項
研究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可資借鑒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成果都
比較有限。從史料的角度來講，本書較多地利用了浙江省檔案
館館藏的民國檔案、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所藏民國時期的著
作，另外也利用了不少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浙江省政協(xié)
文史委員會等機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編的各種資料匯
編。當然，為了對某些問題能有進一步的深化，也參閱了許多
別的門類的資料；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在注重傳統(tǒng)史學研究
方法的基礎上，較多地借鑒地緣政治學和政治地理學的有關研
究成果，具體行文中當一一作注，此處不作羅列。
3．折射中央上層矛盾的地方政府
省級行政制度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地方行政制度中*高的一
級。浙江是國民黨統(tǒng)治初期能夠實施有效控制的為數(shù)不多的省
份之一。在構建國民黨在浙江組織機構的同時，國民黨也開始
了在浙江行政機構的重建。與其他省份所不同的是，在浙江省
級政府組織的建立中，國民黨在中央層級的矛盾和爭斗直接反
映到了其對浙江政府組織的人事關系上。
國民革命軍進入浙江后，國民黨即開始了在浙江的省級行
政機構的籌建，經(jīng)過I臨時政務委員會、政務委員會兩個階段的
過渡，*后形成了委員制的浙江省政府組織形式。
1927年2月，北伐軍的東路軍抵達杭州后，國民黨中央
指派蔡元培、褚輔成、陳其采、宣中華、韓寶華、周鳳岐、馬
敘倫、經(jīng)亨頤、蔣夢麟、戴任等組織浙江省臨時政務會議。
1927年3月，浙江省I臨時政務委員會成立，接收原省長公署
直轄各廳，但實際上該委員會成員多數(shù)不在浙江，因此并未有
效地行使職權，浙江省的省政基本上處于停頓狀態(tài)，浙江省臨
時政治會議只得一方面l臨時指定陳其采、馬敘倫、蔣夢麟負責
主持省政，另一方面急請北伐軍東路軍總指揮部行營主任、浙
江省防軍正副指揮、寧臺溫防守司令共同維持局面。①
1927年4月17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國民政
府定都南京。為了使浙江成為新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的穩(wěn)固后
方，國民黨決定重新委派浙江省的黨政官員，加強對浙江省的
直接控制。4月18日，國民黨決定裁撤浙江省臨時政務委員
會，改設浙江省政務委員會，負責籌備建省事宜并執(zhí)行政務。
5月13日，國民政府任命馬敘倫等17人為省政務委員會委
員，由馬敘倫、蔣夢麟、陳其采、周佩箴、程振鈞、阮性存、
朱家驊分別兼任民政、教育、財政、土地、建設、司法、農工
7個廳的廳長。①
7月25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將
原浙江省政務委員會改組為浙江省政府委員會，7月27日，
任命張靜江、蔣中正、馬敘倫、顏大組、蔣夢麟、程振鈞、阮
性存、李伯勤、周鳳岐、蔣伯誠、陳希豪、陳屺懷、邵元沖、
馬寅初14人為浙江省政府委員，指定張靜江為浙江省政府主
席，馬敘倫、顏大組、蔣夢麟、程振鈞、阮性存、周鳳岐、李
伯勤分別兼任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司法、軍事、土地7
個廳的廳長。
省政府成立后不久，國民黨*高層的權力斗爭白熱化。8
月13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各派的巨大壓力下下野，回到奉
化溪口過起了“隱退”生活，蔣介石的積極支持者張靜江、
蔡元培等人也隨著辭職赴滬，陳希豪、馬敘倫等也辭去了浙江
省政府委員的職務。8月20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批
準陳希豪、馬敘倫辭浙江省政府委員職，任命莊崧甫、陳其
采、斯烈為省政府委員，其中陳其采、斯烈分別兼任財政、民
政廳廳長，省政府主席一職仍留給張靜江，在張靜江未回任前
由周鳳岐代行省政府主席之職權。9月25日，周鳳岐也辭去
了代省主席兼軍事廳長各職，浙江省政府機構陷入無主狀態(tài)。
10月5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何應欽、朱家驊、陳其采、
程振鈞、蔣伯誠、蔣夢麟、馬寅初、阮性存、陳屺懷為浙江省
政府委員，由何應欽擔任省政府主席，朱家驊、陳其采、程振
鈞、蔣伯誠分別兼任民政、財政、建設、軍事各廳廳長，司法
和土地二廳被撤銷。1928年，省政府將下設機構又作了調整，
3月，裁撤軍事廳，另成立了省防軍司令部，9月，又將省防
軍司令部改為省保安處，負責省內治安事宜，警察事務劃歸民
政廳管理，省政府組織形式漸趨穩(wěn)定。
1928年10月3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61次會議
再次對浙江省政府委員人選作了調整，任命張靜江、朱家
驊、錢永銘、程振鈞、葉琢堂、黃郛、蔣伯誠、陳其采、何
輯伍、周駿彥10人為省政府委員，以張靜江為省政府主席。
11月16日，張靜江偕省政府委員宣誓就職。此后，隨著蔣
介石在國民黨內地位的逐漸鞏固，浙江的政局漸趨于穩(wěn)定。
國民黨雖然在浙江建立了黨與政的兩大系統(tǒng)，但卻一
直未能協(xié)調兩大系統(tǒng)間的關系，此外，即使在國民黨各級
黨部內部或政府內部，也是派系林立，摩擦不斷發(fā)生。浙
江國民黨各派系的斗爭集中地表現(xiàn)在CC系和黃埔系之間
的斗爭。CC即為這個組織的英文(Central Club)縮寫，
故人稱CC系。CC系的形成是蔣介石樹立個人勢力的結
果。1927年他在**次下野前，有意安排陳果夫將一部分
忠于他個人的國民黨黨政干部組織起來，一方面對抗由桂
系操縱的國民黨中央特委會，另一方面也欲使其作為他東
山再起后的干部資源。
1927-1949-民國浙江政局研究 作者簡介
p>作者簡介
袁成毅，1964年生，山
西省神池縣人。獲浙江大
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
杭州師范大學教授。長期
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對外關系
史、抗日戰(zhàn)爭史、民國浙
江史等研究。曾發(fā)表論文
40余篇，有1O余篇被中國
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
心、《中國近代史》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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