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石刻書人身份與書法史研究 節選

**章漢魏六朝石刻書人身份考釋　　 　　**節漢魏石經書人身份 　　《熹平石經》乃東漢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所刻石經，用隸書刻寫，稱“一體石經”。《正始石經》乃魏正始年間（240—249年）詔刻石經，刻古文、篆、隸三體，稱“三體石經”。 　　一、《熹平石經》書人問題 　　《熹平石經》多被徑稱蔡邕所書，視為士大夫書石之典型。蔡氏初平元年（190年）官至左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而立石經時為議郎，秩六百石。然而石經工程浩繁，七經共約20萬字，書丹實非一人所能為。石經前后共歷8年，蔡邕光和元年（178年）后未參與石經刊刻，各經書風和碑式不盡一致，皆其證也。 　　儒生參與了石經書丹，此點一向被忽視。《后漢書 盧植傳》載：“熹平四年 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 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愿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歲余，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由此可明二事：**，盧植等士大夫之職是刊正碑文；第二，盧植未參與書寫，書丹是由“能書生”完成的，盧植“無力供繕寫上”，故欲率能書生“共詣東觀，就官財糧”，生應指東觀善書儒生。歷朝皇皇大制，若唐修《開成石經》、宋刻皇家碑志、元修《經世大典》、明修《永樂大典》、清修《四庫全書》，莫不聚天下能書者，漢魏石經之刻寫亦當準此。 　　又，宦官李巡亦參與石經書丹。據張國淦《歷代石經考》載，北海圖書館新得殘石《石陽二》有：“巡欲鑿石正書經字，立于大學。”巡，當是李巡。《后漢書》卷108載，汝陽李巡“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經一定，爭者用息”。李巡是宦者，以善書名，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載秦漢吳能書59人中就有李巡，居師宜官、張超之后，張昶、梁鵠之前，正為漢末人。《義門讀書記》卷24云：“熹平石經之立，發于李巡，可以息。”石經殘文昭示，李巡是石經書丹者之一。 　　二、《正始石經》書人問題 　　關于《正始石經》的書人，古今論及者甚多，但分歧也較多，有蔡邕說、衛覬說、嵇康說、邯鄲淳說、淳先書后刻說、淳門說、韋誕參與說、張揖參與說、鐘會參與說等。蔡邕說誤甚，乃混淆三體和一體所致。衛覬卒于太和三年（229年），據正始紀元尚有十余年，故遠書經之時。《晉書 趙至傳》稱“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于學寫石經”，其時不早于魏甘露二年（257年），距石經之立已十余年，則嵇康之“寫石經”正為摹寫之意，無關書石。《隸續》卷5載：“《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余年。”此可否邯鄲淳之說。立石經時，韋誕年逾花甲，當非朝官，書經可能性亦不大。其他諸說亦屬臆測，皆無實據，此不一一辨之。 　　石經之刻立，工程浩大，《正始石經》當為多人合作所書，其書寫階層未必盡是士大夫。漢魏相接，二石經之刻立相距僅約60年。魏廢東觀，另立秘書監，承漢東觀職能。《熹平石經》乃能書者在東觀完成，《正始石經》之書刻則當與秘書監有緊密關系，理由有三：其一，秘書監責在正定文字，與石經刻立目的一致。漢魏之交，書體演進加劇，楷書體新興，古文越發久遠，秘書機構應運而生，*適合負責書刻石經。其二，秘書多善書者，具備書經條件。《四體書勢》稱：“鵠弟子毛弘，教于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以此，則石經中之八分書可能即供職于秘書監的毛弘弟子所為。其三，秘書監吏員充足。《三國志補注》卷3引王肅表曰：“青龍之末，主者啟選秘書監，詔秘書，騁吏以上三百余人。”青龍之末距正始之初僅七八年光景，秘書監壯大為石經書刻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　漢魏時期碑刻書人中的低級身份 　　東漢中后期和三國時期，碑刻大行其道，故吏僚屬及門生弟子為紀官長功德，以不同形式參與了立碑刻石事宜。 　　一、東漢石刻書人的低級身份 　　漢武都太守李翕有治績，遂有《西狹頌》《郙閣頌》刻諸摩崖。前者刻于建寧四年（171年），后者刻于建寧五年（172年）。《西狹頌》后署“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郙閣頌》題名有“故吏下辨仇紼字子長書”。從史位是東漢散吏，清黃生《義府》卷下《張納碑陰》釋“從掾位”曰：“似是試職而未即真之稱，《郙閣頌》后有從史位，亦此類也。”下辨為地名，東漢設下辨道。《郙閣頌》中稱“臣□□□，勒石示后”，所謂“臣”者，當即李翕手下的僚屬。兩者對比可知，一為僚屬從史位仇靖所書，一為故吏仇紼所書。 　　《武斑碑》立于建和元年（147年），載碑主武斑功德。后署“防東長（齊）國臨菑□紀伯允書此碑”，此碑書者當為“□紀”字允伯者，書碑者亦當為武斑生前之僚屬。宋代章樵《古文苑》卷18注曰：“防東縣屬山陽郡中都縣，屬東平國，漢制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又《后漢書》卷38曰：“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防東長秩當三四百石。 　　建安十年（205年）刻立之《樊敏碑》，末刻“石工劉盛息懆書”。其版本、句讀和理解，學界有不同意見。《金石錄》稱“此碑獨首尾完好”，洪適多見實物，則《隸續》卷5所錄“石工劉盛息懆書”可信。漢代石刻署名兼書名與字為通例，而僅書其名者少，“盛”與“息懆”相輔相成，合于字說之例。石工世守其業，《樊敏碑》立于四川蘆山，居邊遠，石工書丹或許與此有關。又據蘆山新近發現的《趙儀碑》所載，建安十三年（208年）重立《張儀碑》，“以家錢雇飯，石工劉盛復立”。此碑比《樊敏碑》晚立了3年，且同在蘆山，劉盛當為一人。“以家錢雇飯”可明劉氏或為職業名工，兼能書丹未嘗不可。 　　考漢碑刻書人，當重書佐。漢書佐地位不高，多主文書，故與翰墨關系較近。《后漢書》卷90注曰：“《續漢志》曰：‘書佐主干文書。’”有的書佐參與了石刻的書寫，典型者即延熹八年（165年）立《西岳華山廟碑》，末署“京兆尹敕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古人關于該碑書人問題曾有分歧，尤其是對“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理解迥異，或以為“郭香”察書，或以為“郭香察”書。因書佐職官低微，未見漢書佐察書之制，故以郭香察為書人占優。 　　其他漢碑刻中，常見書佐及其他文職官吏列入，今人有以為書人者，多為臆測之言，限于篇幅，此不細辨。 　　二、三國石刻書人的低級身份 　　考三國石刻書人，須重吳國令史一職。吳天璽元年（276年）所立之《禪國山碑》，后兩行署名涉及[7]書撰人和刻工之名，各家著錄和考釋稍異，其優長之說為：“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刻工殷正、何赦。”立信中郎將乃武職散官，而中書東觀令史則是文職實銜。令史之職，漢已有之。東漢末，曹操設秘書令，典尚書奏事。三國時，曹丕改秘書為中書，吳國亦設中書，職官有中書令、中書仆射、中書丞等。東觀原為東漢宮名，已見于前文。東吳置東觀令，董理經籍，掌修國史。然東觀令與東觀令史并不同，令為其領者，令史地位較低，若《后漢書》卷36載符節令六百石，符節令史二百石，尊顯自明。除東觀令史外，三國還有蘭臺令史、文字令史。蘇建為“中書東觀令史”，則東觀令史隸屬中書。因《天發神讖碑》中有“蘭臺東觀令（下闕）”，其下或闕“史”字，或無“史”字，都能說明蘭臺亦有東觀令之屬。蘭臺多隸尚書，則中書東觀令史與蘭臺東觀令史已有不同，不過其地位當近同。《后漢書》卷77注曰：“《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三國承東漢，吳國東觀令史秩約百石可明。 　　第三節　南朝石刻書人中的低級官吏 　　南北朝書石者未見書佐、令史和其他低級文吏參與其中。這些書人品秩不高，為便于分析，本書將正六品相應級別以下者稱為低級官吏。 　　一、梁朝石刻書人的低級身份 　　地位較低的參軍、行參軍，常為南朝石刻書人。《梁羅浮山銘》書人蕭世貞為梁參軍。撰者蕭譽為皇子之庶子。考《通典》卷37《梁官品》，七班有“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蕭譽為河東王，屬蕃王府，則蕭世貞之參軍即此，秩為五班，相當于九品制之從七品。 　　梁又有《檀溪寺禪房碑》，書人許璠為前輔國郡都曹參軍。《集古錄目》跋《梁檀溪寺禪房碑》云：“梁信威主簿劉之遴序，記室參軍鮑炯銘，前輔國郡都曹參軍許璠書。”“前”言非現職。《梁書》卷49曰：“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 除員外散騎侍郎。”據《通典》卷37《梁官品》，員外散騎侍郎為三班，則都曹參軍當在三班（相當于從八品）以下。 　　比參軍稍低者為行參軍，陳碑書人有之。《至大金陵新志》卷12下《攝山棲霞寺詩碑》注：“翊前會稽王行參軍京兆韋霈書。”韋霈或作李沛（霈）、車霈、王霈，當以韋霈說為是。據《通典》卷37《梁官品》，二十班有“四翊”，翊前是“四翊”之一。韋霈的職官為“翊前會稽王行參軍”，即韋霈為翊前將軍、會稽王陳莊的僚屬。“行參軍”在《通典》卷38《陳官品》中有二：第八品中有皇弟皇子府行參軍；第九品有蕃王府行參軍。韋霈當為皇弟皇子府行參軍，秩第八品。 　　梁石刻書人又有奉朝請。《蕭憺碑》署“吳興貝義淵書”，未署職官。碑無年月，蕭憺卒于天監十八年（519年），是碑當立于此后不久。另有《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