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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時期的邦伯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213356
- 條形碼：9787100213356 ; 978-7-100-21335-6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時期的邦伯研究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專業研究人員，大專院從氏族到城邦，從城邦到國家，這是人類文明演進的一般途徑，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亦是如此。中國的城邦更多地稱為邦，其首領一般稱為伯，邦伯是早期中國形成中的基干力量，夏、商、周、秦等王朝的形成皆是由族到邦、由伯而王。本書聚焦于殷商西周時期的外服邦伯群體，為我們認識早期中國的形成打開了新的視角。
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時期的邦伯研究 內容簡介
城邦，是人類社會*早的政治單位。邦伯，城邦的首領，是形塑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形態的基干力量。中國早期文明的發展歷程，大致是從氏族到邦國，在龍山時代末期，形成了萬“邦”林立的局面。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形成，均經歷了“由伯而王”的發展歷程。春秋戰國時期，“伯”被整合進五等爵制，對后世影響深遠。本書研究了“邦伯”這一政治及社會組織在殷商西周時期的發展，探討了處于早期國家“外服”區域的邦伯被納入中心王朝的過程，這也是早期國家統治區域不斷開辟以及政治體制隨之演變的過程。
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時期的邦伯研究 目錄
序 晁福林
緒論
一、早期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邦伯問題
二、本書的基本概念
三、已有研究及尚待解決的問題
四、本書主旨與章節安排
**章 殷商時期的邦伯
**節 伯的性質
第二節 伯的四種稱謂形式
第三節 “多伯”的內涵
第四節 伯與族群分化
第五節 有關商伯的統計
第六節 商伯史事綜考
第二章 伯與商王朝的關系
**節 征服與誡敕
第二節 臣服邦伯轉為王朝職官
第三節 商王朝對邦伯的管理
第四節 商與臣服邦伯的融合程度
第三章 方伯與商晚期政治軍事形勢
**節 甲骨刻辭中的“方伯”
第二節 商夷戰爭與商王朝的軍事機制
第三節 周方伯與殷商晚期的政治變動
第四章 西周時期伯的性質與分布
**節 伯稱謂具有政治內涵
第二節 伯的分布特點
第三節 個案研究：周人貴族稱伯
第四節 個案研究：非周人貴族稱伯
第五章 西周時期的異族邦伯
**節 異族邦伯的來源
第二節 異族邦伯的性質
第三節 異族邦伯的職事
第四節 說“因以其伯”
第五節 異族邦伯與周王朝的融合
第六章 伯與西周邊域的經營
**節 個案研究：位于“南土”的邦伯
第二節 個案研究：位于“西土”的邦伯
第三節 伯與西周王朝的御戎機制
結語
甲骨、金文著錄簡稱
參考文獻
專家推薦意見一 許兆昌
專家推薦意見二 謝乃和
展開全部
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時期的邦伯研究 節選
結 語 邦的產生是早期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中國文明形成之初期即考古學上所說的新石器時代后段，社會在此數千年間由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族”發展為實施等級政治統治的“邦”，由散落各處的零星村落初步聚合為若干以核心都邑統屬鄉村聚落的政治體；繼之在夏、商、周三代時期，由各地萬邦林立的狀況發展出中心邦之下服屬其他各式族邦的模式，形成一種復合形式的國家政體；終則經歷春秋戰國時期列邦之間競爭與縱橫捭闔，由此復合形式的政體轉變為中央集權式的郡縣制國家。在這一發展歷程中，政治結構從無到有，國家規模由小至大，文明機制亦由簡單日趨復雜。階級政治統治的產生與完善是文明形成的核心標志之一，古代文獻所記載的“邦”正是中國早期社會*早產生的一類政治統治體。 商周社會與政治的發展建立在邦的復合與重組的基礎之上。由其大者而觀之，夏、商與西周三代國家的形成都經歷了一個由伯而王的過程。三代國家俱是由偏居一隅的小邦成長為中心大邦，通過服屬其他次級族邦從而得以成為《詩經??大雅??皇矣》篇中所說的“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由其小者而觀之，建立王權統治的三代國家，在其外部疆域持續拓展的同時，其內部統治結構也在不斷地調整。視乎王族所在中心族邦勢力的盈縮，異族邦伯群體的進入或逸出仍是當時經常發生之事。 上述這種情況尤以殷商時期*為典型。目前已發現的殷商甲骨刻辭中記載著50余位邦伯，基本上是與商王族異族的地方族邦。其中存在著部分邦伯與商人敵對的情況，顯然尚未完全進入殷商王朝的政治統治體制之內。不過伴隨著殷商王朝的武力征服或威懾，多數邦伯逐漸臣服于殷商，為商王貢獻人員與財物，朝覲商王并聽從商王的征召，甚至作為一類武裝力量參與商王朝的軍事行動。據卜辭所記，商王甚或利用其掌握的宗教神權為某些臣服邦伯舉行占卜或禱告一類的禮儀活動，實際上反映的是商人與臣服邦伯在精神層面建立聯系的一種嘗試，由此強化臣服邦伯與商王朝之間的關系，只是囿于上古時期“神不歆非類”一類的習俗，其效果可能并不十分理想。 由相關記載來看，經過數百年的征戰與融合，至殷商末年時，除了少數位置偏遠、勢力較強的“方伯”之外，異族邦伯群體已基本上納入了商王朝的政治統治體制之內，與侯、甸（田）、男、衛等政治群體相似，成為隸屬于殷商外服的一類地方政治組織。有的異族邦伯甚或轉變為商王統轄下的“亞”“臣”“師”及“射”等不同類別的職官，成為商王朝政治統治所依賴的重要力量。雖然如此，并非所有的邦伯勢力都能被商王朝吸收并成功整合。部分遠離商中心王畿區的邦伯勢力得以發展，終成殷商的大患。殷商晚期，商王率領侯、田與邦伯等多種軍事勢力與東方的“夷方伯”爭戰多年，消耗了大量的國力，*終卻亡于西方的“周方伯”之手。于周邦而言，則實現了由伯而王的躍升，中心與鄙野的格局得以再次重組。 西周時期的邦伯在性質上與殷商時期并無多大區別，同樣是指占據一定封地與人口的族邦勢力。只是可能由于周人以“伯”而成為“王”，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伯”在王畿內外成為一種用以指稱族邦勢力的更加普遍的稱謂。稱伯者不僅包括與周人異姓的族邦，由姬姓周人分衍出來的族邦亦多稱為伯。總的來看，一般族邦首領，若非受王命而成為公、侯者，則均可稱伯。即使如此，伯稱謂也并非僅是家族血緣性質的排行，而是具有明顯的政治性內涵。伯作為族邦的首領，亦代表著一類政治組織，與周王、王的配偶、王室公卿、諸侯以及其他邦伯勢力之間存在著廣泛的政治與社會交往。“伯”的組織雖然包含了血緣的成分，但其政治、軍事組織的特征亦不容忽視。到了西周時期，以伯為稱的族邦，其規模或大或小，均已具有比較復雜的內部政治結構，因此僅僅以血緣性質的家族之長視之是不恰當的，也難以深入揭示其在西周政治、軍事活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與殷商時期相似，對異族邦伯加以征服、招徠、管控與利用也是西周王朝實行統治的一項重要事務。西周時期的異族邦伯大多為夏商舊邦，隨著商周易代，大部分異族邦伯或主動臣服或遭到周人的征服，以不同身份融入西周政治體制之中。部分異族邦伯與周人有著較深的淵源，或在克商之前已臣服于周邦，并助周征伐，在伐商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或在周王朝建立前后進入周王畿內部表示臣服，以專業技能受到周王的任用。其中部分異族邦伯在周王朝擔任文職，成為史類職官，也有的擔任“師”一類的武職，其族邦武士成為周王直接統轄的武裝力量。更多的被征服的邦伯勢力則成為周王的王臣仆庸，從事農業生產或其他勞役等。 伯與侯的關系亦是有關西周政體的一個重要課題。不少文獻、田野考古資料以及青銅器銘文等顯示，伯與侯在王畿之外常有共處一域的現象。例如在渭水流域西部、涇水上游地區、晉南、燕 冀、淮水流域、江漢流域等地設置有侯的地區，往往多伴出“伯作”類的銅器，反映了西周時期侯、伯密邇分布的情況，西周時期的侯與伯存在著不算太嚴格的對應關系。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西周王朝冊封侯的一個目的正是鎮撫與管理其封域之內的土著邦伯。這一策略在《詩經??大雅??韓奕》中有所展示，詩中形象地稱之為“因以其伯”，即在邊域地帶設置侯來因襲并治理處于其封域之內的異族邦伯群體。據詩篇所述，其治理內容包括為邦伯提供防衛、向邦伯征收賦役與土產等具體事項。拙著中所揭示的侯對伯的因治關系，有別于經學上關于五等爵制連篇累牘的形式推演，為研究西周時期的貴族等級體制提供了一定的歷史依據。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在西周王朝的軍事行動以及邊域經營活動中，邦伯群體經常作為一支生力軍參與其中。西周王朝的“南土”與“西土”范圍內均分布著一定數量的邦伯勢力，例如處于南土的息、鄧、吳、呂、申等以及處于西土的、秦、涇、等邦伯勢力，在防御與征伐王國外圍的淮夷、西戎等敵對勢力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西周王朝基本的御戎機制就是以王師為主導，地方上的侯、伯勢力加以配合，共同應對敵人。這種機制是西周王朝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隨著王師實力不濟以及地方侯、伯勢力的坐大，以王師為主導的御戎機制遭到破壞，西周王朝也就很快走向了滅亡。 西周時期的王畿內外均分布著眾多邦伯。分封制雖然是王朝的政策重點，但公、侯之封終究是有數的，族邦之中絕大多數仍是以“伯”為稱的中等族邦勢力。部分邦伯可能受到王命而成為公或侯，但多數邦伯終其一世仍未有這樣的機遇。邦伯群體的地位雖不及公、侯，但其多為地方土著族群，且數量較多，遍布王畿內外，實際上成為西周王朝統治地方的中堅力量，在當時的政治統治及軍事活動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正是由于邦伯在周代政治與軍事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者所構擬的五等爵制中，“伯”被排在了公、侯之后，成為了一級爵稱。五等爵制的構擬實際上有著殷周時期邦伯的歷史實際作為其基礎。 戰國時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曾經思索人類社會的發展水平何以能夠遠超其他動物群體。荀子認為其中的關鍵因素在于“人能群”，即人類社會能將眾多的人聚合起來，從而產生*大的效益。至于如何做到“群”，荀子認為其要義卻在于“分”，即按照一定的規則將各色人等加以分門別類，在群體中形成上下等級與秩序。“群”與“分”看似是矛盾的兩極，卻互為彼此得以實現的前提。統觀數千年的歷史發展，古代政治統治的核心要義似乎正是荀子所提示的分級基礎之上的人群統合，只是這種分級與統合在早期政治實踐中主要是以族邦為基礎而得以實現的。上古時期的中國，社會與政治融合發展的基礎組織并非個人，而是大大小小的族邦。邦伯作為早期中國文明中*早產生的一類政治體，在殷商、西周政體中不斷地發生融入、打散、重組或變異的過程。不同族邦之間的碰撞與交流，不同文化之間的吸收與涵化持續推動著早期中國走向成熟。終結兩周王朝而建立中央集權制統一大帝國的秦，究其初始，實亦是僻處于渭水流域西部一隅的一支邦伯勢力，由此可見邦伯在早期中國文明發展中所起到的基礎作用。 （摘自本書402—406頁）
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時期的邦伯研究 作者簡介
王坤鵬，1984 年生，河南沈丘人。2011年吉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畢業，2014年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畢業。現為吉林大學中國史學系副教授， 著有《近出古書與早期史學源流》，發表論文3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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