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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83970
- 條形碼：9787100183970 ; 978-7-100-18397-0
- 裝幀：平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本書特色
本書作者耗費20多年對“認知語言學”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思考，為了凸顯該學科的體驗性和實踐性，主張將其本土化為“體認語言學”，且將其核心原則歸納為“現實—認知—語言”，從而實現了由國外“認知語言學”到國內“體認語言學”的飛躍。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耗費20多年對“認知語言學”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思考，為了凸顯該學科的體驗性和實踐性，主張將其本土化為“體認語言學”，且將其核心原則歸納為“現實—認知—語言”，從而實現了由國外“認知語言學”到國內“體認語言學”的飛躍。本書共為15章，前9章主要從理論角度詳細地闡述了語言體認性得以成立的根據，分別從哲學史、神經科學、語言起源、語言學發展史等角度做出了較為系統的嘗試。書中還論述了作者提出的“語言世界觀多元論”“語言的體認起源”“認知語言學的核心原則”，且詳細剖析了“認知過程”（有助于理解物質如何決定精神）。認知語言學批判了索氏和喬氏的語言任意觀，強調語言的像似性，本書認為，語言的體認性正可為像似性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本書還關注了中國古代學者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專辟一章論述了伏羲、周文王和荀子等人的相關觀點。書中從第10章開始運用“體認原則”較為詳細地剖析了語言的語音、詞法、句法、話語、修辭等層面的具體情況。這一方面可為語言提出一個統一的解釋方案；另一方面也為語言教學提供了全新的教學方法，以能實現理論緊密結合實踐的科研方向。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目錄
**章 后現代哲學視野下的體認語言學
**節 概述
第二節 體認語言學之我見
1.術語的模糊性
2.“體認”的全面性
3.體認的基礎性
4.體認語言學的前衛性
5.語哲的延續性
6.體認一元性
7.語言與哲學的共生性
8.體認語言學的發展性
9.體認語言學的體系性
10.體認語言學的應用性
第三節 體認一元觀
1.一元與二元之爭
2.19至20世紀:對二元論的反思與批判
3.體認原則
……
展開全部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相關資料
從“某種語言學”觀照體認語言學的理論性“某種語言學”意味著：①一種理論的標簽；②該理論與其他理論有別。繼而，我們可以推斷：這種理論應是以某種語言的事實為基礎的（即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種理論是建立在人類所有語言的事實的基礎上的；這種理論對語言研究具有一定價值（但也是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種理論對人類所有語言的事實都具有同樣的普遍價值。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測：在該理論的背后，即在其提出者的語言觀的背后，可能存在某種哲學思想作為支撐。換言之，當我們說“某種語言學”時，指的是一種可能基于某種哲學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遍價值的語言學理論。1. 歐洲語言研究的傳統術語1777年以前，歐洲學者稱其語言研究主要來自古希臘的兩個術語。一個是grámmatiké（即讀寫知識，通常譯為“文法學/語法學”），該詞來自grámmatikós（即讀寫者），而其中的grámmat（即字母）來自gram（即書寫）。Dionysius Thrax（公元前170—公元前90）的Téchnē Grámmatiké（《讀寫技藝》，亦譯為《文法技藝》）被視為歐洲語法學原典。另一個術語是philologia（通常譯為“語文學”）。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學者對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收藏的書稿進行研究，并將這種活動稱為“philologia”（philo 愛好 logia語言知識）。Eratosthenes of Cyrene（公元前274—公元前194）曾經擔任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的館長，他也是最早自稱“philologos”（語文學家）的學者。這兩個術語都與語言研究相關，但grámmatiké與“讀寫”的關系更密切，而philologia與“文獻”的關系更密切。盡管不同學者的研究各有側重，但19世紀以前的歐洲語法學或語文學就已經囊括了語言研究的方方面面（邱雪玫、李葆嘉，2020）。1574年，日內瓦大學教授B. C. Bertram（1531—1594）在《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的比較語法》中已經使用了“比較語法”（comparatio grammaticæ）一詞。17世紀時，盡管荷蘭學派中語言親緣比較的理論和方法（Boxhorn，1654）已經成熟，但是“比較語法”并未得到正式定名。直到19世紀初，比較解剖學風靡一時，德國學者才為這門學科加冕。首先是J. S. Vater（1771—1826）在《試論普通語法學》（1801）中提出應建立“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Sprachlehre），兼指親緣比較和結構對比；之后，A. W. von Schlegel（1767—1845）在《本哈迪〈語法學〉評校》（1803）中提出專指語言親緣關系的“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再后來，F. von Schlegel（1772—1829）在《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1808）中沿用了其兄 A. W. von Schlegel 的術語。德裔俄國學者 F. von Adelung（1768—1843）在《凱瑟琳大帝對比較語言學的重要貢獻》（1815）中最早使用了“比較語言學”（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這一術語，德裔英國學者 F. M. Müller（1823—1900）則在《論印歐語比較語文學與人類早期文明的關系》（1849）中最早使用了“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這一術語。2. Linguistik 的出現和傳播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一大批記錄異邦語言的字母表、詞表、語法書和會話手冊等紛紛面世。1777年，奧地利神父J. M. Denis（1729—1800）創造了“Linguistik”（語言學）這一術語：“德文的語言學（Sprachenkunde）或拉丁文的語言學（Linguistik）包括以下書籍：①關于語言術語的小冊子或論文；②關于文字和字母圖形的小冊子或論文；③語言教材或語法書；④詞典或字典”（Denis，1777：274）。1808 年，該術語出現在J. S. Vater 主編的《民族志和語言學總體檔案》中，Auroux（1987：450）指出，當時對“Linguistik”的定義是：“調研不同語言的特點，對之進行分類……并從中推斷其譜系和親緣關系。”1812年，法語史學家A. G. Henry（1753—1835）在《法蘭西語言史》中兩次使用了“語言學”（Linguistique）這一術語；1826年，意大利裔法國學者A. Balbi（1782—1848）在《全球民族志地圖集導論》中使用了該詞；1827年，Par Quatre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編撰的《法語經典詞典》將“Linguistique”這一詞條收錄其中，釋義為“語言的科學”（Science des Langues）。根據Auroux（1987）的考證，以上這些線索表明法語已經從德語中接受了“語言學”這一術語。英語也同樣接受了這一術語，具體線索包括：①linguistic（adj.）最早見于1824年，其義為“關于語言研究的”，來自德語的 linguistisch（1807）；②linguistics（n.）最早見于1847年，其義為“語言的科學”。3. 給“語言學”加限定詞1801—1803年，德國語言學家Bernhardi（1768—1820）的專著《語法學》出版，其中第一卷名為“純粹語法學”（Reine Sprachlehre），第二卷名為“應用語法學”（Angewandte Sprachlehre）。這樣的劃分方式顯然是受到了數學家的啟發。1870年，波—俄語言學家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在彼得堡大學開設“語言學導論”課程，他在講稿《關于語言學和語言的若干原則性看法》中提出：“首先，很有必要區分純粹語言學（чист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與應用語言學（прикладног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前者即語言學自身，其主題是把語言自身視為某種同質性事實的概括，將之歸因于所謂人類生活表征范疇的普遍性；后者的主題則是把純粹語言學的資料應用于其他學科領域。”（Куртенэ，1963a：62）18世紀以前，語言學研究主要與文獻學、歷史學、民族學交融在一起。而19世紀時，語言研究先后受到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影響，這表明語言學家逐步認識到語言的生物性、心理性和社會性。例如，德國語言學家W. von Humboldt（1767—1835）認為語言具有一切有機體的本性；其友人F. Bopp（1791—1867）也贊同語言有機體學說；K. F. Becker（1775—1849）著有《語言的有機體：德語語法引論》一書；Bopp的學生Müller發展了語言有機體學說；A. Schleicher（1821—1868）更自認為是von Humboldt 學說的繼承人，他提出了語言研究的自然主義。盡管這些學者的理論觀點可被視為“第一代生物語言學”，但他們都沒有為自己貼上“生物語言學”的標簽。1950年，美國科學家C. L. Meader和J. H. Muyskens的《生物語言學手冊》中第一次出現了“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這一術語。德國心理學家H. Steinthal（1823—1899）在《語法、邏輯和心理》（1855）及《心理學和語言學導論》（1871）兩部著作中，深入地探討了歷史、心理、民族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建立了基于心理的語言學理論。他的理論觀點可謂“第一代心理語言學”，但他也沒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新的術語名稱。Steinthal的追隨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在《語言科學的任務》（1889）中指出：“語言的基礎純粹是心理的（即大腦中樞的），因此語言學應歸結為心理科學。然而，由于語言只能在社會中實現，并且由于個體心智通常只能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得到發展，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語言學是心理—社會科學”（Куртенэ，1963a：217）。1903年，奧地利心理學家O. Dittrich（1865—1951）在《語言心理學基礎》中使用了“語言心理學”（Sprachpsychologie）。1936 年，美國心理學家J. R. Kantor（1888—1984）在《語法的客觀心理學》中使用了“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受法國社會學家D. É. Durkheim（1858—1917）的影響，法國語言學家A. Meillet（1866—1936）在《普通語言學的研究現狀》中指出，“由于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因此語言學就是一門社會科學，并且可以用來解釋語言變化的唯一可變因素就是社會變化”（Meillet，1906：307）。1909年，G. de La Grasserie（1839—1914）發表了《論語言社會學》，文中使用了“sociologie linguistique”這一術語。1910年，A. Dauzat（1877—1955）在《語言的生命》中闡述了Meillet的學說，并提出了“社會語言學”（linguistique sociale）這一術語。20世紀時，隨著linguistics這一術語的不斷傳播，19世紀通稱的“比較語法”“比較語文學”有了新的名稱：1924年，丹麥語言學家O. Jespersen（1860—1943）在《語法哲學》中使用了“比較和歷史語言學”（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1941年，美國語言學家B. L. Whorf（1897—1941）在《語言與邏輯》中明確了“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和“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之間的區別。
從“某種語言學”觀照體認語言學的理論性“某種語言學”意味著：①一種理論的標簽；②該理論與其他理論有別。繼而，我們可以推斷：這種理論應是以某種語言的事實為基礎的（即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種理論是建立在人類所有語言的事實的基礎上的；這種理論對語言研究具有一定價值（但也是受限的），不可能有某種理論對人類所有語言的事實都具有同樣的普遍價值。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測：在該理論的背后，即在其提出者的語言觀的背后，可能存在某種哲學思想作為支撐。換言之，當我們說“某種語言學”時，指的是一種可能基于某種哲學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遍價值的語言學理論。1. 歐洲語言研究的傳統術語1777年以前，歐洲學者稱其語言研究主要來自古希臘的兩個術語。一個是grámmatiké（即讀寫知識，通常譯為“文法學/語法學”），該詞來自grámmatikós（即讀寫者），而其中的grámmat（即字母）來自gram（即書寫）。Dionysius Thrax（公元前170—公元前90）的Téchnē Grámmatiké（《讀寫技藝》，亦譯為《文法技藝》）被視為歐洲語法學原典。另一個術語是philologia（通常譯為“語文學”）。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學者對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收藏的書稿進行研究，并將這種活動稱為“philologia”（philo 愛好 logia語言知識）。Eratosthenes of Cyrene（公元前274—公元前194）曾經擔任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的館長，他也是最早自稱“philologos”（語文學家）的學者。這兩個術語都與語言研究相關，但grámmatiké與“讀寫”的關系更密切，而philologia與“文獻”的關系更密切。盡管不同學者的研究各有側重，但19世紀以前的歐洲語法學或語文學就已經囊括了語言研究的方方面面（邱雪玫、李葆嘉，2020）。1574年，日內瓦大學教授B. C. Bertram（1531—1594）在《希伯來語和阿拉米語的比較語法》中已經使用了“比較語法”（comparatio grammaticæ）一詞。17世紀時，盡管荷蘭學派中語言親緣比較的理論和方法（Boxhorn，1654）已經成熟，但是“比較語法”并未得到正式定名。直到19世紀初，比較解剖學風靡一時，德國學者才為這門學科加冕。首先是J. S. Vater（1771—1826）在《試論普通語法學》（1801）中提出應建立“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Sprachlehre），兼指親緣比較和結構對比；之后，A. W. von Schlegel（1767—1845）在《本哈迪〈語法學〉評校》（1803）中提出專指語言親緣關系的“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再后來，F. von Schlegel（1772—1829）在《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1808）中沿用了其兄 A. W. von Schlegel 的術語。德裔俄國學者 F. von Adelung（1768—1843）在《凱瑟琳大帝對比較語言學的重要貢獻》（1815）中最早使用了“比較語言學”（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這一術語，德裔英國學者 F. M. Müller（1823—1900）則在《論印歐語比較語文學與人類早期文明的關系》（1849）中最早使用了“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這一術語。2. Linguistik 的出現和傳播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一大批記錄異邦語言的字母表、詞表、語法書和會話手冊等紛紛面世。1777年，奧地利神父J. M. Denis（1729—1800）創造了“Linguistik”（語言學）這一術語：“德文的語言學（Sprachenkunde）或拉丁文的語言學（Linguistik）包括以下書籍：①關于語言術語的小冊子或論文；②關于文字和字母圖形的小冊子或論文；③語言教材或語法書；④詞典或字典”（Denis，1777：274）。1808 年，該術語出現在J. S. Vater 主編的《民族志和語言學總體檔案》中，Auroux（1987：450）指出，當時對“Linguistik”的定義是：“調研不同語言的特點，對之進行分類……并從中推斷其譜系和親緣關系。”1812年，法語史學家A. G. Henry（1753—1835）在《法蘭西語言史》中兩次使用了“語言學”（Linguistique）這一術語；1826年，意大利裔法國學者A. Balbi（1782—1848）在《全球民族志地圖集導論》中使用了該詞；1827年，Par Quatre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編撰的《法語經典詞典》將“Linguistique”這一詞條收錄其中，釋義為“語言的科學”（Science des Langues）。根據Auroux（1987）的考證，以上這些線索表明法語已經從德語中接受了“語言學”這一術語。英語也同樣接受了這一術語，具體線索包括：①linguistic（adj.）最早見于1824年，其義為“關于語言研究的”，來自德語的 linguistisch（1807）；②linguistics（n.）最早見于1847年，其義為“語言的科學”。3. 給“語言學”加限定詞1801—1803年，德國語言學家Bernhardi（1768—1820）的專著《語法學》出版，其中第一卷名為“純粹語法學”（Reine Sprachlehre），第二卷名為“應用語法學”（Angewandte Sprachlehre）。這樣的劃分方式顯然是受到了數學家的啟發。1870年，波—俄語言學家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在彼得堡大學開設“語言學導論”課程，他在講稿《關于語言學和語言的若干原則性看法》中提出：“首先，很有必要區分純粹語言學（чистое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與應用語言學（прикладног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前者即語言學自身，其主題是把語言自身視為某種同質性事實的概括，將之歸因于所謂人類生活表征范疇的普遍性；后者的主題則是把純粹語言學的資料應用于其他學科領域。”（Куртенэ，1963a：62）18世紀以前，語言學研究主要與文獻學、歷史學、民族學交融在一起。而19世紀時，語言研究先后受到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影響，這表明語言學家逐步認識到語言的生物性、心理性和社會性。例如，德國語言學家W. von Humboldt（1767—1835）認為語言具有一切有機體的本性；其友人F. Bopp（1791—1867）也贊同語言有機體學說；K. F. Becker（1775—1849）著有《語言的有機體：德語語法引論》一書；Bopp的學生Müller發展了語言有機體學說；A. Schleicher（1821—1868）更自認為是von Humboldt 學說的繼承人，他提出了語言研究的自然主義。盡管這些學者的理論觀點可被視為“第一代生物語言學”，但他們都沒有為自己貼上“生物語言學”的標簽。1950年，美國科學家C. L. Meader和J. H. Muyskens的《生物語言學手冊》中第一次出現了“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這一術語。德國心理學家H. Steinthal（1823—1899）在《語法、邏輯和心理》（1855）及《心理學和語言學導論》（1871）兩部著作中，深入地探討了歷史、心理、民族與語言之間的關系，建立了基于心理的語言學理論。他的理論觀點可謂“第一代心理語言學”，但他也沒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新的術語名稱。Steinthal的追隨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在《語言科學的任務》（1889）中指出：“語言的基礎純粹是心理的（即大腦中樞的），因此語言學應歸結為心理科學。然而，由于語言只能在社會中實現，并且由于個體心智通常只能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得到發展，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語言學是心理—社會科學”（Куртенэ，1963a：217）。1903年，奧地利心理學家O. Dittrich（1865—1951）在《語言心理學基礎》中使用了“語言心理學”（Sprachpsychologie）。1936 年，美國心理學家J. R. Kantor（1888—1984）在《語法的客觀心理學》中使用了“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受法國社會學家D. É. Durkheim（1858—1917）的影響，法國語言學家A. Meillet（1866—1936）在《普通語言學的研究現狀》中指出，“由于語言是一種社會制度，因此語言學就是一門社會科學，并且可以用來解釋語言變化的唯一可變因素就是社會變化”（Meillet，1906：307）。1909年，G. de La Grasserie（1839—1914）發表了《論語言社會學》，文中使用了“sociologie linguistique”這一術語。1910年，A. Dauzat（1877—1955）在《語言的生命》中闡述了Meillet的學說，并提出了“社會語言學”（linguistique sociale）這一術語。20世紀時，隨著linguistics這一術語的不斷傳播，19世紀通稱的“比較語法”“比較語文學”有了新的名稱：1924年，丹麥語言學家O. Jespersen（1860—1943）在《語法哲學》中使用了“比較和歷史語言學”（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1941年，美國語言學家B. L. Whorf（1897—1941）在《語言與邏輯》中明確了“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和“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之間的區別。
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本土化研究 作者簡介
王寅，四川外國語大學語言哲學研究中心主任、資深教授，國家二級教授，現任中西語言哲學研究會會長。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語言哲學、認知語言學、體認語言學、英漢對比等。共出版專著和教材40多部，發表論文300多篇。曾主持過三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項省級社科項目，其中一項為省級重點項目，并有十幾項成果獲獎。
主要代表作品有:《認知語言學》《語言哲學研究一一21世紀中國后語言哲學沉思錄》《語義理論與語義教學》《構式語法研究》《中西語義理論對比研究》《語義符號象似性》《語義學辭典》《西哲第四轉向的后現代思潮一一探索世界人文社科之前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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