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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權概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798802
- 條形碼：9787519798802 ; 978-7-5197-9880-2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數字人權概論 內容簡介
本書系統闡釋了“數字人權”的概念證成、價值機理、規范構造和保障方法，詳盡解析了“數字人權”這一具有原創性的學理概念，展現了當代中國人權理論的豐富內涵。
數字人權概論 目錄
上?編?數字人權的基本原理
**章?數字人權的概念剖釋 003
**節?問題之緣起：解構“數字人權” 004
第二節?數字人權概念的雙重證成 010
第三節?數字人權的核心目標 015
第四節?數字人權的內容類型 021
第五節?數字人權的概念功能 027
第二章?數字人權的價值解析 034
**節?前設的追問：數字人權是一種權利“集合”嗎？ 035
第二節?數字人權的結構與功能 042
第三節?數字人權的運行機理 049
第四節?數字人權作為客觀性的價值判斷標準 055
第三章?數字人權的規范構造 065
**節?“規范構造”與“數字人權” 067
第二節?數字人權規范的內容構造 075
第三節?數字人權規范的形式構造 083
第四節?數字人權規范的適用方法構造 089
第四章?數字人權的原則適用 099
**節?數字人權的理論反思與原則化處理 100
第二節?數字人權原則的適用條件識別 107
第三節?數字人權原則的具體適用形態 115
第四節?數字人權原則的類型化適用方法 122
下?編?數字人權的原理應用
第五章 基于數字人權的“數字弱勢群體”權利保障 135
**節?概念解釋：何謂“數字弱勢群體”？ 136
第二節?根由剖判：“數字弱勢群體”何以產生？ 141
第三節?制度建構：如何保障“數字弱勢群體”權利？ 145
第六章?基于數字人權的平臺義務構造 153
**節?平臺人權義務的演進脈絡 153
第二節?平臺人權義務的理論根基 161
第三節?平臺人權義務的基本架構 168
第七章?基于數字人權的地方公共數據治理 174
**節?問題緣起：“數據地方主義”何以形成 175
第二節?路徑解析：“數據地方主義”的表現形式 177
第三節?功能剖判：“數據地方主義”的作用機理 183
第四節?機制完善：“數據地方主義”的人權治理策略 190
第八章?基于數字人權的網絡信息安全保護 204
**節?數字人權視角下的公民網絡信息安全 204
第二節 “通過人權的預防”：公民網絡信息安全的事前保護 211
第三節 “通過人權的救濟”：公民網絡信息安全的事后保護 213
第九章?基于數字人權的《民法典》功能延展 219
**節 實在法面向：《民法典》保障數字人權的基本形式 220
第二節 正當性證成：《民法典》保障數字人權的邏輯理路 225
第三節 規范化建構：《民法典》保障數字人權的機制優化 232
參考文獻 240
后?記 272
展開全部
數字人權概論 相關資料
序言：“數字人權”有必要存在嗎？
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元宇宙等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疊加行進中的工業化和信息化進程，已然逐漸帶來一個全新的數字時代，形塑出數字化的生存樣態和發展需求，同時也指向了變遷的法律場景和迥異的人權語境，演變出繁多蕪雜的人權挑戰，以至于出現了“無數字、不人權”的趨向，推動數字人權作為學理概念鋪展開來。相應地，法律作為保障人權的堅實后盾，乃是數字人權從應然走向實然的關鍵要素，于法治維度回應數字時代的人權問題，建立同數字人權相契合的法律保障機制，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發展道路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一、走出“數字人權”的概念之爭
在理論層面，數字人權作為學術概念進入國內法學視界，可以追溯至2019年張文顯教授“無數字、不人權”的主題講演，之后馬長山教授將數字人權定位為“第四代人權”，并系統闡釋了數字人權的時代背景、生成緣由、概念內涵、保障路徑等基本原理，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與之相應，劉志強教授撰寫多篇論文反對、批判與檢討數字人權概念，堅持認為數字人權這一概念并不成立，更無法歸類到第四代人權。正是在“支持/反對”循環往復的學術論爭過程中，數字人權成為理論熱點，相關研究方興未艾，理論深度不斷增強。
透過對以上極簡學術史的梳理不難發現，作為學術概念的“數字人權”在產生之初，就面臨著正當性質疑和代際爭論，這種“針鋒相對”式的研究理路具有顯著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推動數字人權迅速成為廣受關注的學術議題，避免我們不加審視地接受“無用的新概念”。然而，概念之爭并不是數字人權研究的全部內容，過多苛責“數字人權”這一概念，反而有可能忽略數字時代人權保障的新變化與新形勢。正是因此，筆者希冀有限度地承認“數字人權”，至少將之作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固定稱謂，以便將數字人權研究的重點置于如何在法律層面保障數字人權。這一處理方式的緣由指涉以下三端：
序言：“數字人權”有必要存在嗎？
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元宇宙等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疊加行進中的工業化和信息化進程，已然逐漸帶來一個全新的數字時代，形塑出數字化的生存樣態和發展需求，同時也指向了變遷的法律場景和迥異的人權語境，演變出繁多蕪雜的人權挑戰，以至于出現了“無數字、不人權”的趨向，推動數字人權作為學理概念鋪展開來。相應地，法律作為保障人權的堅實后盾，乃是數字人權從應然走向實然的關鍵要素，于法治維度回應數字時代的人權問題，建立同數字人權相契合的法律保障機制，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發展道路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一、走出“數字人權”的概念之爭
在理論層面，數字人權作為學術概念進入國內法學視界，可以追溯至2019年張文顯教授“無數字、不人權”的主題講演，之后馬長山教授將數字人權定位為“第四代人權”，并系統闡釋了數字人權的時代背景、生成緣由、概念內涵、保障路徑等基本原理，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與之相應，劉志強教授撰寫多篇論文反對、批判與檢討數字人權概念，堅持認為數字人權這一概念并不成立，更無法歸類到第四代人權。正是在“支持/反對”循環往復的學術論爭過程中，數字人權成為理論熱點，相關研究方興未艾，理論深度不斷增強。
透過對以上極簡學術史的梳理不難發現，作為學術概念的“數字人權”在產生之初，就面臨著正當性質疑和代際爭論，這種“針鋒相對”式的研究理路具有顯著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推動數字人權迅速成為廣受關注的學術議題，避免我們不加審視地接受“無用的新概念”。然而，概念之爭并不是數字人權研究的全部內容，過多苛責“數字人權”這一概念，反而有可能忽略數字時代人權保障的新變化與新形勢。正是因此，筆者希冀有限度地承認“數字人權”，至少將之作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固定稱謂，以便將數字人權研究的重點置于如何在法律層面保障數字人權。這一處理方式的緣由指涉以下三端：
首先，某一學術概念或稱謂是否必要，沒有絕對的評判標準。一方面，概念代表了社會成員特定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是思想的構建模塊，體現出對客觀事物本質的反映。就數字人權而言，這個概念恰恰折射出數字技術深嵌社會運轉所帶來的人權新挑戰，即便無法確證其必要性，也難以論斷完全謬誤。質言之，對某項概念的爭論通常源自概念的含義，如在數字人權并無確定內涵的情境下徑直否定其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會陷入“為否定而否定”的窘境。另一方面，參酌心理表征理論不難發現，概念作為思維和語言的中介，一個重要功能在于方便認知、溝通和論證。在筆者看來，數字人權主要指涉數字技術應用過程中的人權議題，此時數字人權更像是一個簡化概念，用于更簡潔有力地回應數字時代的人權議題。進一步而言，按照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觀點，“能指/所指”之間的關聯具有任意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體間的共識。即對于某一概念的稱謂，多數人的“民主”或“可接受性”具有決定意義，既然“數字人權”這一稱謂已在“是否成立”的爭論過程中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肯認“數字人權”并繼續探討其內涵外延與保障機制，乃是最有效率的研究進路。
其次，妥當回應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人權威脅，屬當務之急。數字技術全面介入了生活、生產，并催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個體權利的挑戰是全方位的。數據、算法這些不同于既往的客體，不僅沖擊了既有法學理論和法律規范體系，也展現出對個體權利保障的全新挑戰：其一，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侵害具有持續性。數字技術的重要特征在于自動化、智能化，這種自動化的數據歸集和智能化的數據運算是一種系統機制，造成權利侵害后不會自動停止，而是成為一種連續性的常規動作；其二，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侵害具有表面輕微性。我們普遍認為，數字技術應用可能導致隱私受損、信息控制、算法歧視等一系列危害，但這些侵害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財產損害或人身損害，往往不會給社會成員帶來即時且顯著的痛苦或不便。與之相應，消除這些侵害通常費時費力、成本高昂，人們也就傾向于有意無意地忽視數字技術應用的負面效應；其三，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侵害具有中立性表征。數字技術具有鮮明的客觀性特征，因之產生的負面侵害也被視為系統自動運行的客觀結果，這種缺乏主觀故意的“侵害”“隱藏在進步和福利的身后”，能否納入法律責任體系本身就存有爭議，更遑論刺破“客觀性面紗”。
鑒于權利/人權二者的關聯和區別，以上三重特征或許不足以直接證立“數字人權”概念，卻能夠昭示出數字時代個體權利面臨的全新挑戰。而伴隨著數字技術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些受到威脅的權利既具有基本權利的特質，也展現出縱向性特征。此時，建立契合數字時代趨向的人權理論和人權保障機制，乃是無可回避的重要議題——即便不存在數字人權這一概念，數字時代的人權保障問題也無法簡單套用既有的人權法原理予以回應。循此而論，不妨對數字人權這一概念少一些本體論上的概念“苛責”，多一些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學理“支持”，繼而將研究重點逐步轉移至制度保護的層面。
最后，“數字人權”這一概念本身不存在邏輯問題。按照慣常理解，某種類型或具體的人權或基本權利，通常以“××權”的形式出現，諸如財產權、自由權、平等權等類型，又可衍生推導出言論自由、就業平等等“二階權利”。其中，無論是抽象的財產、自由、平等，還是更具體的言論自由、就業平等，都是意欲保護的目標或客體。與之相反，“數字”與“人權”并不符合這種一般結構，“數字”反而是“人權”的威脅和抵御對象，似乎存在著邏輯上的不自洽。筆者認為，“數字人權”雖然是人權的下位概念，但這種上/下位關系并不體現為內容上的包含/被包含，“數字人權”實際屬于人權的一個特殊領域，即可以簡單地將數字人權理解為數字領域，或曰數字技術應用過程中的人權議題。
二、數字人權概念的必要性闡釋
對“數字人權”概念的反思有助于夯實相關研究的理論基礎，避免了將數字人權簡單理解為諸項數字權利的集合，數字人權的學理資源也在反思過程中被不斷挖掘。然而，如若繼續將學術焦點置于數字人權的“本體論”研究，糾結于數字人權是否成立，既有可能限縮數字人權背后的理論旨趣，也可能擱置需要迫切解決的實踐議題。本書認為，數字人權作為回應數字時代人權挑戰的新概念，其特殊性與必要性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數字人權的主要對象不同于以往。數字人權仍舊最終落腳于人權問題，只不過這些人權問題源自數字技術在社會中的廣泛應用，其間的數據、算法等要素構成了數字人權區分于一般人權形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無論是數據、算法，還是以二者為核心要素的數字平臺，都不以物理實體的形式存在，更容易被理解為“看不到、摸不著”的虛擬物，人們往往對其運行原理和運行后果缺乏直觀、形象的認知，對其中法律問題和人權議題的認知、理解也不得不訴諸專業知識，學科間的思維差異與知識壁壘更為明顯；另一方面，數據、算法等數字載體的內在機理更為復雜，難以用簡單的“是/否”二元符碼加以判斷。雖然數字技術建基于“0/1”的二進制符碼，但因之產生的社會問題卻紛繁復雜。例如，數據治理政策往往在“保護—利用”的兩端搖擺，必須依賴于更精細的情景化判斷。算法所造成的歧視或損害也難以直接套用既有的平等審查理論和侵權損害原理予以回應。顯然，客體的變化必然導致權利內容的變化，數字人權的概念必要性隨之凸顯。
第二，數字人權所涉及的“縱向關系”更為復雜。根據人權的一般原理，人權與權利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人權主要處理“國家/個人”的縱向關系，體現的是公民個體對于國家的請求權。而隨著大型企業、跨國公司等社會組織日漸增多，不少學者主張將“國家/個人”的縱向關系擴展理解為縱向的“權力關系”，并據此回應“社會權力”對個體權利的威脅，也因之出現了“工商業與人權”“基本權利水平效力”等理論。數字人權的特殊之處在于，基于數字設施之于社會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數字技術的自我賦權機制，越來越多的公司企業對個體基本權利產生了類似于權力的強制性影響，這種權力又被稱為“數字權力”，可歸類為“社會私權力”。除此之外，隨著數字政府建設鋪展開來，數字技術還與傳統的國家公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使得數字人權的義務主體范圍不斷增大，判定標準也日趨復雜。更進一步而言，也并非所有的互聯網公司或公權力機關在任何情境下都享有數字權力，還應該結合影響力與強制程度等因素予以判斷，這些復雜性是數字技術應用的特定產物，也是數字人權理論的獨特性所在。
第三，數字人權可以指引彌補現有法律規則的空白。數字人權主要指向數字領域或數字技術應用的過程，由于數字技術仍處于高速發展期，相應的法律空白較多，已制定頒布的法律條文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此時數字人權作為一項價值指引或價值判斷標準，既能夠指導數字立法，也還可以用于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釋和漏洞填補活動。
三、作為“時代性”概念的數字人權？
然而，上述三點理由可能面臨的詰問在于，使用“人權”而非新創制的“數字人權”，似乎同樣可以解決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由是數字人權的概念必要性何以顯現？筆者認為，相較于一般性的“人權”，數字人權的特殊性體現為三點：
一是特定性。即相較于寬泛的“人權”，數字人權的針對性更強，領域指向更為明顯，與數字時代的權利保障需求更加契合，也因之細化、發展、創新了某些人權基本原理；二是技術性。人權具有歷史性、文化性、政治性、（法律）規范性等多重面向，隨著人類社會進入所謂“權利的時代”，“人權泛化”“虛偽的人權”等批評聲不絕于耳。數字人權則隱含了“去政治化”的趨向，希冀就數字技術應用中的法律議題來談人權，可以成為一個更法治化而非政治化的概念，從而正本清源，消除某些對于人權理論的誤解；三是時代性。數字人權關注的是與數字技術應用相關的人權議題，或許是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正是因為人類社會面臨著翻天覆地的數字變革，相關的價值共識遠未形成，相應的法律規范尚不完整，才更需要專門強調數字人權。在此意義上，“數字人權”是比“人權”更有理論吸引力和時代號召力的概念，更容易引發人們對于數字領域人權問題的關注，也更便于為數字治理提供人權理論的支撐。
著眼于未來，或許數字人權會是一個終將“消亡”的概念——要么因為人權基本原理已貫穿數字技術應用的全過程，無須特意強調“數字人權”；要么因為隨著數字技術繼續介入人類社會，諸種具體人權都呈現出數字化形態，所有的人權都已是“數字人權”。未來無法預測，現實必須面對。無論如何，至少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必要單獨強調數字領域的人權議題。
數字人權概論 作者簡介
高一飛
河南新鄉人，武漢大學法學博士。現為浙江工商大學特聘研究員，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西湖學者拔尖人才，浙江省“之江社科青年學者”。近五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國家級、省部級項目多項，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現代法學》《法律科學》《行政法學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近二十篇，其中多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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