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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奧斯丁時代的英國:小說與歷史的交融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739023
- 條形碼：9787520739023 ; 978-7-5207-3902-3
- 裝幀：平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簡·奧斯丁時代的英國:小說與歷史的交融 本書特色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皇家歷史學會成員杰里米•布萊克重磅新作，帶你探索簡·奧斯丁的文學世界，游覽18-19世紀的英國鄉村，莊園和度假地，見證《傲慢與偏見》等偉大作品的誕生。這是一部融合了文學與歷史的杰作，從鄉村莊園到城市生活，從社會變革到政治動蕩，本書不僅揭示了奧斯丁小說中的時代背景，還深入剖析了當時的風俗與觀念。杰里米·布萊克將學術研究與生動敘事相結合，使這本書既具有深度，又充滿可讀性。對于奧斯丁迷和歷史愛好者來說，這是一場不可錯過的時空之旅。
簡·奧斯丁時代的英國:小說與歷史的交融 內容簡介
本書以奧斯丁的作品為中心, 深入探討了簡奧斯丁所生活的時代的英國社會、文化和歷史, 全面展現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的社會風貌, 呈現了奧斯丁時代獨特的文化風景。 簡奧斯丁所生活的現實世界是她靈感的源泉和創作的基礎, 了解當時的世界可以讓粉絲們對她所創作的多層面敘事有新的見解。 本書將奧斯丁的小說視為對當時社會風貌的生動反映, 通過對小說情節、人物塑造和語言運用的分析, 展現了奧斯丁作為一位文學大師的獨特魅力的同時, 還原社會背景, 補充歷史事件, 描繪了一幅立體的歷史圖景。
簡·奧斯丁時代的英國:小說與歷史的交融 目錄
**章
小說的興盛
第二章
英國鄉村—奧斯丁世界的中心
第三章
農業及農業變革
第四章
家庭，女人，男人
第五章
信仰與教會
第六章
文化、藝術和啟蒙運動
第七章
倫敦—帝國的首都
第八章
巴斯
第九章
交通與工業
第十章
戰火中的英國
第十一章
浪漫的風景
第十二章
結語
展開全部
簡·奧斯丁時代的英國:小說與歷史的交融 相關資料
奧斯丁所處的時代非常多變，讓人興奮的同時也十分不穩定，倫敦在當時的地位及其發展就是應證。到1800 年，倫敦的人口超過了一百萬。五年后，對社會價值與社會結構呈明顯保守態度的喬治三世提到了“野蠻生長的大都市”，這是托利黨長期以來所持的觀點。然而，倫敦仍然是政治、法律和商業中心，它在印刷業方面的發展有助于產出新聞、觀點和時尚。
倫敦的地位及其發展都是對變革進行文化批判的關鍵點，這種批判在英格蘭長期存在。在保守派、鄉村地區和圣公會圈子里更是如此。奧斯丁的小說《愛瑪》以薩里郡（Surrey）為背景，而薩里郡又有些倫敦的影子，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種批判的傳統主題，且因薩里郡近似倫敦，這種主題顯得更加突出。
《傲慢與偏見》也是如此，它的背景設定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也很靠近倫敦，不過是在另一個方向上。這種對變革的批判也是《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關鍵問題。
倫敦的地位及其發展凸顯了對既定禮儀和傳統習慣的挑戰。《傲慢與偏見》中對應出現的干擾因素是戰爭和由戰爭產生的軍備工作。倫敦人的自信在《傲慢與偏見》中得到了體現，當得知簡·貝內特身體狀況不佳時，賓利家的姐妹們反對在當地看病，“確信鄉下的建議派不上用場，還是派人去城里找一位最有名的醫生。”賓利和簡·貝內特都拒絕了這一建議， 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醫生們都聚集在倫敦和巴斯，而鄉下的藥劑師只能通過學徒制來培訓。對城鎮與鄉村的比較是一個頻繁出現的主題，尤其是在《傲慢與偏見》中。第二天早上，不同的角色又回到了城鄉比較這個話題。達西稱：“鄉下的街區社會環境非常封閉，一成不變。”伊麗莎白·貝內特說到人們變化巨大，從他們身上永遠可以看到新的東西。貝內特夫人接著說：“在鄉下和在城里一樣，總有新事兒發生。……就我個人而言，除了商店和公共場所，我看不出倫敦比起鄉下來優勢有多大。鄉下叫人心情好得多。”賓利性情溫和而又誠實，他的話可能反映了簡的觀點：“當我在鄉下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那里；而當我在城里的時候，也差不多是這樣。城鄉各有各的好處，我在任何地方都同樣快樂。”這句話得到了中肯的評價：“那是因為你性格正派。”
在《愛瑪》中，伍德豪斯先生是一個挑剔又自戀的人，他體弱多病，總是無意間鬧出笑話來。他的兩個女兒中有一個住在倫敦，叫他非常掛心。這份關切延伸出了一段對話，盡管這段對話充滿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抱怨以及他特有的焦躁情緒，但它也大概反映了那個時期許多人的觀點。
第七章
倫敦—帝國的首都
奧斯丁所處的時代非常多變，讓人興奮的同時也十分不穩定，倫敦在當時的地位及其發展就是應證。到1800 年，倫敦的人口超過了一百萬。五年后，對社會價值與社會結構呈明顯保守態度的喬治三世提到了“野蠻生長的大都市”，這是托利黨長期以來所持的觀點。然而，倫敦仍然是政治、法律和商業中心，它在印刷業方面的發展有助于產出新聞、觀點和時尚。
倫敦的地位及其發展都是對變革進行文化批判的關鍵點，這種批判在英格蘭長期存在。在保守派、鄉村地區和圣公會圈子里更是如此。奧斯丁的小說《愛瑪》以薩里郡（Surrey）為背景，而薩里郡又有些倫敦的影子，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種批判的傳統主題，且因薩里郡近似倫敦，這種主題顯得更加突出。
《傲慢與偏見》也是如此，它的背景設定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也很靠近倫敦，不過是在另一個方向上。這種對變革的批判也是《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關鍵問題。
倫敦的地位及其發展凸顯了對既定禮儀和傳統習慣的挑戰。《傲慢與偏見》中對應出現的干擾因素是戰爭和由戰爭產生的軍備工作。倫敦人的自信在《傲慢與偏見》中得到了體現，當得知簡·貝內特身體狀況不佳時，賓利家的姐妹們反對在當地看病，“確信鄉下的建議派不上用場，還是派人去城里找一位最有名的醫生。”賓利和簡·貝內特都拒絕了這一建議， 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醫生們都聚集在倫敦和巴斯，而鄉下的藥劑師只能通過學徒制來培訓。對城鎮與鄉村的比較是一個頻繁出現的主題，尤其是在《傲慢與偏見》中。第二天早上，不同的角色又回到了城鄉比較這個話題。達西稱：“鄉下的街區社會環境非常封閉，一成不變。”伊麗莎白·貝內特說到人們變化巨大，從他們身上永遠可以看到新的東西。貝內特夫人接著說：“在鄉下和在城里一樣，總有新事兒發生。……就我個人而言，除了商店和公共場所，我看不出倫敦比起鄉下來優勢有多大。鄉下叫人心情好得多。”賓利性情溫和而又誠實，他的話可能反映了簡的觀點：“當我在鄉下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那里；而當我在城里的時候，也差不多是這樣。城鄉各有各的好處，我在任何地方都同樣快樂。”這句話得到了中肯的評價：“那是因為你性格正派。”
在《愛瑪》中，伍德豪斯先生是一個挑剔又自戀的人，他體弱多病，總是無意間鬧出笑話來。他的兩個女兒中有一個住在倫敦，叫他非常掛心。這份關切延伸出了一段對話，盡管這段對話充滿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抱怨以及他特有的焦躁情緒，但它也大概反映了那個時期許多人的觀點。
“嗨！我可憐的好孩子，其實，倫敦一年到頭都是個容易發病的季節。那里沒有一個人身體健康，誰也沒法健康。你是迫不得已住在那里，真令人可怕啊！離家那么遠！空氣又那么糟糕！”
“那倒不見得——我們那兒的空氣并不糟糕。我們那一帶比倫敦大多數地區好多啦！親愛的爸爸，你千萬別拿我們那兒跟倫敦多數地區混為一談。布倫斯維克廣場一帶跟其他地區大不一樣。我們那兒空氣可新鮮啦！……
“可你們要是在哈特菲爾德住上一個星期，那就會全都變個樣。眼下嘛，我真不敢說你們哪一個看上去身體是好的。”
譯林出版社2000 年版 孫致禮譯
空氣，確實是一大話題。因此，當威廉·盧卡斯爵士想搬到倫敦去時，他說：“我喜歡上流社會；但我不太確定盧卡斯小姐會不會對倫敦的空氣滿意。”
在此情況下，空氣不僅代表著字面意義上的空氣質量，還代表著一系列非明面的問題，其中就包括衛生設施條件。伍德豪斯先生所擔憂的問題在窮困人權生活條件改善協會（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處有了不同的表達，該協會總部位于倫敦，1805 年，協會指出：
大都會較擁擠地區的許多居民都深受感染性發熱的折磨……在窮人居住的許多地方，人們從來沒有擺脫過熱病感染的陰影；不管是在短街還是小巷，甚至一些公共建筑中，熱病已經持續了30 多年；而且，由于不管是在城市內不同階層的居民之間，還是在大都會和王國的其
他地區之間，持續的交流都不可避免，這種可怕的疾病經常從倫敦的貧民處傳到鄉村地區以及大都會的一些富裕家庭中。
盡管如此，對于那些能負擔得起的人，倫敦的醫療條件比英格蘭其他地方都好得多。在《桑迪頓》中，海伍德先生不得不向來訪的一個疑惑的倫敦人解釋，威靈頓沒有外科醫生。在《愛瑪》中，哈麗埃特·史密斯去倫敦看牙醫，在那里，她參觀了阿斯特利的露天圓形劇場，這是一個開放于1773 年的表演場所，在那里舉行過公開的愛國主義表演和馬戲表演，7充分體現了城市的多樣性。
奧斯丁在去倫敦之前就知道此地。她的表姐伊萊扎對首都的時尚界非常感興趣。伊萊扎在倫敦長大，但后來嫁給了一位法國伯爵，她和她的母親在時尚的西區波特曼廣場（Portman Square）附近租了一棟房子，并去了阿爾馬克家（Almack?s）a，那里是個非常時尚的集會室。
奧斯丁本人后來也多次到訪倫敦。自1788 年起，她從肯特郡到漢普郡的途中就住在倫敦，還與她的哥哥亨利一起住在倫敦過，亨利是一名倫敦銀行家，奧斯丁很喜歡他。亨利對她與出版界、印刷界打交道而言非常重要，她去倫敦讓人編輯校對她寫的書時就住在他那里。同時，奧斯丁也喜歡到倫敦去社交，她想從農村社會的一成不變中抽身出來喘口氣。亨利原本住在布倫普頓（Brompton），奧斯丁1808 年去過他在布倫普頓的住處，后來有一段時間他在銀行業取得了成功，便從布倫普頓搬到了倫敦的斯隆街64 號（64 Sloane Street），房子更寬敞些。奧斯丁在1811 年和1813 年去拜訪過他在倫敦的住處，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時繼續寫她的小說。8 倫敦在很大程度上是出版界的中心，亨利·菲爾丁把帕森·亞當斯送到倫敦去出版他的布道書可不只是《約瑟夫·亞當斯》（Joseph Adams，1742）中的一種情節構思。亨利的妻子伊萊扎去世一年后的1814 年，他搬到了他任職銀行樓上的宿舍，位于亨利埃塔街（HenriettaStreet）科文特花園，那年春天奧斯丁和他一起住在那里。同年晚些時候，亨利搬到了位于騎士橋漢斯廣場23 號（23 Hans Place，Knightsbridge）的一所房子，奧斯丁1814 年和1815 年來過，她很喜歡這所房子。房子有一個花園，奧斯丁喜歡邊工作邊在那里散步。
由于銀行事業的失敗，亨利于1816 年搬到了喬頓（Chawton）擔任牧師，不知道奧斯丁有沒有再去拜訪他。這是由于經濟困境導致受贍養這必須做出選擇的典型。經濟困境是許多小說的主題，也影響到了奧斯丁筆下許多人物—例如達什伍德夫婦，以及貝內特一家。
奧斯丁寫的許多人物都去過倫敦，特別是時尚的西區。在《愛瑪》和《理智與情感》中都提到了邦德街（Bond Street），在后者中，瑪麗安住在伯克利街（Berkeley Street）。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朱莉婭·伯特倫住在貝德福德廣場（Bedford Square）附近的表親家，她的妹妹瑪麗亞住在溫波爾街（Wimpole Street），后來她拋棄了丈夫，與亨利·克勞福德私奔了。 在《理智與情感》中，帕默夫婦住在漢諾威廣場（Hanover Square），而詹寧斯夫人每個冬天都在波特曼廣場附近的伯克利街度過，達什伍德夫婦住在哈雷街（Harley Street），愛德華·費拉斯住在帕爾摩街（Pall Mall），約翰·威洛比住在邦德街。10 他們有個不那么 “上臺面”的親戚斯蒂爾小姐，她住在費特巷（Fetter Lane）旁霍爾本區（Holborn）巴特利特大廈（Bartletts
Buildings）的表親家，那是城市和西區之間的中間地帶。
簡·奧斯丁時代的英國:小說與歷史的交融 作者簡介
杰里米·布萊克，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埃克塞特大學歷史學教授，皇家歷史學會、英國檔案協會的成員，外交政策研究所美國和西方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是歐美政治、歷史、軍事、文化等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和重要代表之一。2008年獲得美國軍事史學會頒發的“Samuel Eliot Morison Prize”（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獎）。他對于世界歷史，尤其是英國歷史有著獨到而深刻的研究，并出版了100多部相關著作，極受歷史界人士推崇，被譽為“我們時代最多產的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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