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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文學譯叢:童年的街道(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7845884
- 條形碼：9787507845884 ; 978-7-5078-4588-4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北歐文學譯叢:童年的街道(精裝) 本書特色
丹麥當代文學經典作品，丹麥備受爭議的女作家的經典之作，被拍成電影。
*近我們常常能看到審視“原生家庭”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其實對于“原生家庭”的叩問由來已久。丹麥女作家圖凡·狄特萊夫森在這個問題上拷問人性的追問和豐富細膩、讓人觸動強烈的心理描寫讓人不禁聯想到阿耐的《都挺好》。
情節曲折、語言細膩、心理描寫豐富，在細細品味人物命運之余，不失為一本提升寫作水平的好書。跟著丹麥一流的作家，學習如何讓你的文章既有靈魂又有神韻。
從丹麥原文進行翻譯，讓讀者品味原汁原味的丹麥文學經典。好的文學作品邂逅好的譯者，讓我們能更順暢、更深刻地體會原著的意境和行文之美。
北歐文學譯叢:童年的街道(精裝) 內容簡介
《童年的街道》是丹麥女作家圖凡·狄特萊夫森的代表作，并被拍成電影。故事以主人公艾斯特居住的哥本哈根西橋區后排房公寓為背景，講述了活在孤單黑暗中渴望被愛卻不知如何愛人的艾斯特試圖擺脫這條街道所帶給她的一切：孤單、寒冷、貧窮和排擠。但是，在她被自己渴望的幸福擊碎后，她回到了童年的街道，在回憶和熟悉中蒼白地療傷。
北歐文學譯叢:童年的街道(精裝)北歐文學譯叢:童年的街道(精裝) 前言
序言：
逃離工人區——代譯序
《童年的街道》（Barndommens gade）是丹麥女詩人、作家、專欄作家兼編輯圖凡·狄特萊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著名的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經過七次再版，并于1986年由阿斯特麗德·海寧 - 延森（Astrid Henning-Jensen）導演拍攝為同名電影。搖滾歌手安娜·林內特（Anne Linnet）選取她的一些詩句譜寫成這部電影的主題
曲。進入20世紀后，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老牌出版社居倫戴爾（Gyldendal）將此書收入《經典叢書》，使其躋身于丹麥和世界各國經典作品之列。
故事開始時主人公艾斯特12歲，圍繞她，以她出生成長的哥本哈根西橋區為背景，作者塑造了一組1930年代丹麥工人區的人物群像：以“守規矩”為人生要義的父親母親；
北歐文學譯叢:童年的街道(精裝) 相關資料
序言：
逃離工人區——代譯序
《童年的街道》（Barndommens gade）是丹麥女詩人、作家、專欄作家兼編輯圖凡·狄特萊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著名的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經過七次再版，并于1986年由阿斯特麗德·海寧 - 延森（Astrid Henning-Jensen）導演拍攝為同名電影。搖滾歌手安娜·林內特（Anne Linnet）選取她的一些詩句譜寫成這部電影的主題
曲。進入20世紀后，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老牌出版社居倫戴爾（Gyldendal）將此書收入《經典叢書》，使其躋身于丹麥和世界各國經典作品之列。
故事開始時主人公艾斯特12歲，圍繞她，以她出生成長的哥本哈根西橋區為背景，作者塑造了一組1930年代丹麥工人區的人物群像：以“守規矩”為人生要義的父親母親；
一邊當著學徒受氣，一邊啃著從圖書館借來的大部頭，立志要當詩人的哥哥；她的好朋友，凡事干凈利落絕不拖泥帶水的麗莎；美麗活潑、親切友善，卻在暴露身份后被迫搬走的妓女；
包打聽別人隱私的“閑話簍子”；經常醉醺醺打老婆的漢子；夜以繼日裁剪縫補的單身母親和事事要強的女兒；用菲薄的撫恤金和打工掙錢支持兒子畫家夢的寡婦；對窮孩子偷甜食相當寬容的店老板……
全書的主線是艾斯特的成長。盡管有好朋友麗莎，她仍然是孤獨寂寞的，在學校里不合群，害怕每天晚上早早上床后不得不單獨面對的黑暗，害怕刺骨的寒冷和半饑半飽的生活。她渴望著擺脫這一切，羨慕優裕富足的生活。她長大了，成功地離開烏煙瘴氣的廚房、臟水橫流的倉庫，成為一名坐辦公室的職員。她的手指漸漸養得修長細嫩，盡管需要到父母家“蹭飯”才能攢下錢買輕柔的絲襪，她畢竟有機會出入各種時髦場所。尤其是在哥哥成名之后，她又增添了“卡爾·索倫森的妹妹”的光環。回到童年的街道，她儼然已是一位高雅精致的女士。
序言：
逃離工人區——代譯序
《童年的街道》（Barndommens gade）是丹麥女詩人、作家、專欄作家兼編輯圖凡·狄特萊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著名的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經過七次再版，并于1986年由阿斯特麗德·海寧 - 延森（Astrid Henning-Jensen）導演拍攝為同名電影。搖滾歌手安娜·林內特（Anne Linnet）選取她的一些詩句譜寫成這部電影的主題
曲。進入20世紀后，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老牌出版社居倫戴爾（Gyldendal）將此書收入《經典叢書》，使其躋身于丹麥和世界各國經典作品之列。
故事開始時主人公艾斯特12歲，圍繞她，以她出生成長的哥本哈根西橋區為背景，作者塑造了一組1930年代丹麥工人區的人物群像：以“守規矩”為人生要義的父親母親；
一邊當著學徒受氣，一邊啃著從圖書館借來的大部頭，立志要當詩人的哥哥；她的好朋友，凡事干凈利落絕不拖泥帶水的麗莎；美麗活潑、親切友善，卻在暴露身份后被迫搬走的妓女；
包打聽別人隱私的“閑話簍子”；經常醉醺醺打老婆的漢子；夜以繼日裁剪縫補的單身母親和事事要強的女兒；用菲薄的撫恤金和打工掙錢支持兒子畫家夢的寡婦；對窮孩子偷甜食相當寬容的店老板……
全書的主線是艾斯特的成長。盡管有好朋友麗莎，她仍然是孤獨寂寞的，在學校里不合群，害怕每天晚上早早上床后不得不單獨面對的黑暗，害怕刺骨的寒冷和半饑半飽的生活。她渴望著擺脫這一切，羨慕優裕富足的生活。她長大了，成功地離開烏煙瘴氣的廚房、臟水橫流的倉庫，成為一名坐辦公室的職員。她的手指漸漸養得修長細嫩，盡管需要到父母家“蹭飯”才能攢下錢買輕柔的絲襪，她畢竟有機會出入各種時髦場所。尤其是在哥哥成名之后，她又增添了“卡爾·索倫森的妹妹”的光環。回到童年的街道，她儼然已是一位高雅精致的女士。
這是一個“逃離工人區”的故事。丹麥文學中自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的小說《不過是個提琴手》（Kun en Spillemand，1837）以來反復出現的主題。用作家尤利烏斯·鮑姆霍爾特（Julius Bomholt，1896—1969）的話來說，“通俗雜志上每兩篇小說當中就有一篇是關于善良的辦公室小姐成為伯爵夫人或者牧師奶的故事”。這些故事的作者多和安徒生一樣出身貧苦，自己努力加上因緣際會，成功脫離了原有環境，躋身中上層社會。在故事發生也是作者嶄露頭角的1920和1930年代，更是有相當數量出身貧苦的青年登上文壇，這段時間因而被稱為“流浪漢、自學成才者和工人作家的時代”。他 / 她們既有奮斗成功的才華，也有廣闊的心胸，認為“我的問題解決了還不夠，其他人也應該跟上，分享我的幸福快樂，他們也應該進入新的廣闊視野。因為他們是人，是人！”［鮑姆霍爾特：《暴風雨之前》（Før Uvejkret），216頁］
《童年的街道》的作者顯然也在上述情況之列。圖凡·狄特萊夫森，1917年12月14日出生在丹麥哥本哈根西橋區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個失敗的新聞記者，轉而做司爐，他不僅安之若素而且很為養家的能力而自豪，不幸在1924年的一次經濟危機中遭到解雇。全家靠救濟度過了一段艱難時日。她的母親十分強悍，本書中的一段話或是作者母親的寫照，“是母親在行使日常權力。懲罰的是母親，贊賞的是母親，一起散步和檢查功課的也都是母親。生氣的對象是母親，害怕的對象也是母親，病了，衣服破了，肚子餓了，都要找母親。”她從父親那里繼承了才華，母親則賦予她頑強的求生意志。而父親失業那段時期的艱難，一方面堅定了她擺脫貧困的決心，另一方面，對失業和貧窮的恐懼也轉化為深刻的自卑和不自信，成為她后來不幸人生的悲劇性根源。
圖凡·狄特萊夫森從12歲開始寫詩。處女作《給我死去的孩子》（Til mit døde barn，1937）刊登在青年新進園地《野麥子》（Vild Hvede）雜志上，本詩集是《少女心思》
（Pigesind，1939），成名作是長篇小說《受傷的孩子》（Man gjorde et barn fortræd，1941）。《童年的街道》是她的第二部小說。她寫作詩歌、散文、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在報紙上
撰寫專欄文章，并在丹麥的周刊《家庭雜志》（Familie Journalen）回復讀者來信近二十年。她曾多次獲獎，其中包括：埃米爾·奧勒斯特魯普獎章（Emil Aarestrup Medaillen，
1954）；金桂葉獎（De Gyldne Laurbær，1956）；文化部頒發的兒童圖書獎（Kulturministeriets Børnebogspris，1959）；索倫·居倫戴爾獎（Søren Gyldendal Prisen，1971）。她去世后，成千上萬的民眾自動聚集在路旁為她送葬，場面極為感人。她被認為是后一位廣受讀者喜愛的平民作家。在她百歲冥誕時于2017年被評為年度經典作品作家。在她出生長大的“街道”附近還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小片廣場（Tove Ditlevsen Plads）。
本書作者和幾位書中人物能成功“逃離工人區”，固然是由于自身的才華和努力，社會大環境的支持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和安徒生的時代相比，百年之后的丹麥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在農村人口繼續遷入城市的同時，城市工人階級背景的青年上升進入中產階級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
故事發生的1930年代和1940年代，通常被稱為“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是丹麥歷史上一個不大不小的繁榮時期。次世界大戰的雙方主要交戰國英國和德國都是丹麥重要的貿易伙伴，而丹麥所處的地理位置又異常“敏感”。日德蘭半島是德國守衛來自海上進攻的橋頭堡，而丹麥領有的大小貝爾特海峽和厄勒海峽又是進出波羅的海的咽喉要道。由于種種主客觀因素的綜合作用，丹麥成功地保住了中立，不僅避免了卷入大戰，而且在與交戰雙方貿易中小有斬獲，還出現了一個承包雙方軍需發財的暴發戶群體，諢名“燴菜男爵”（Gulaschbaroner）。他們借著戰時軍人沒條件挑剔之機，生產質量可疑的罐頭食品，并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由于避免了發生在參戰各國因現代戰爭的總體動員而帶來的消極后果，丹麥得以保持社會結構基本完整，穩定發展。
首先是城市化繼續進行。1914年時丹麥王國有280萬人口，其中五分之一聚集在首都哥本哈根，五分之一分布在近四百個城鎮，第二大城市奧爾胡斯有居民7萬，第三大城市歐登塞5萬多，約170萬人居住在農村。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1939年，人口增加了100萬，其中16萬是北石勒蘇益格1920年回歸帶來的（回歸后稱“南日德蘭”），達到380萬。新增人口主要在城市，農村居民人數維持不變，首都人口接近百萬，占總人口四分之一。農村勞動人口從1914年的36%下降到1939年的28%，城市里工業手工業者從30%上升到33%，幅度不大，可見新增人口大量存在于貿易、服務、教育、醫療衛生等行業。
城市人口劇增導致住房緊張和居住條件惡劣。抓住投資機會的房地產商所蓋的房子，往往在同一街區內的質量也參差不齊，臨街一面比較寬敞，越往里質量越差，通風采光條件也
越差。順便說一句，20世紀后半葉進行的舊城區改造，除了留幾處作“歷史見證”外，質量低劣的里層房屋悉數拆除，鋪設草坪和兒童游戲設施，臨街房屋僅進行內部現代化改造，可見改善居住條件和“保留舊城風貌”之間不一定是呈非此即彼的關系。此是后話。也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先有善心人士出資建造“工人住宅”（arbejderboliger），然后工人自己也在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支持下成立住房合作社，這種建房形式因不包括房地產商賺取的利潤而性價比較高。到1930年代末形成了所謂“丹麥功能派”建筑風格（dansk funktionel stil），即有大片開放綠地，每家每戶都有小陽臺的三四層樓房或小別墅。書中主要人物所在的“街道”顯然屬于早期房地產商的作品，并未能享受到后續發展的福利，也成為促使她們“逃離”的動機之一。
改善城市貧民生活條件的另一個設想就是“小菜園”（kolonihave），即在城外圈出大片空地，畫成方形或長方形的園地，供人租種，或在那里建造簡單的小房子。那是窮人的夏
季別墅，可以在那里呼吸新鮮空氣，并栽種瓜果蔬菜，貼補家用。新進城的人們也可借在小菜園勞作和休憩，保持一部分田園生活。到“一戰”前夕，丹麥已有約兩萬處這樣的“小菜
園集合”。租種這樣的小菜園還是需要一定實力，書中兄妹二人商量著給父母租個小菜園，說明他們的境況已經改善。
教育方面也在持續進步。1914年，大部分丹麥人接受七年制教育，其中九成上公立社區學校，其余上私立學校和其他形式的學校。8%的人受九年制教育，獲得中學畢業證書。5%接受十年制教育。1%高中畢業獲大學入學許可。在校生中女生約占三分之一。到“二戰”爆發前的30年代末，除七年制教育繼續推進外，中學畢業生上升到16%，十年制學校畢業生達到12%，高中畢業獲大學入學許可者達到3%。男生仍占多數，但和女生數之間的差距有所減小。
除了“正規”教育之外，丹麥早在19世紀初就產生了終身教育的觀念，1813 年開辦的成人學校（højskole）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人們可以在這種學校里學習語言、文學、歷史等科目，其主要目的是培養合格的公民。當時以農村為主，1844年至1917年間共有27萬人上學。進入20世紀，工人也開始辦這樣的成人學校，1910年在社民黨支持下，埃斯貝爾市（Esbjerg）所成人學校開學。城市成人學校開設的部分科目偏于實用，如簿記、速記、打字等，為藍領工人轉為白領提供助力。
女性地位提高。1908年4月2日，丹麥議會修改選舉法，女性獲得基層選（Kommunalvalg）的選舉權，并在1909年3月12日，美國次婦女節后四天，丹麥女性次參加基層選舉。1915年修改憲法，女性獲得上下議院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該修正于1918年生效，同年四月舉行的選舉遂有女性參加。1924年當選的斯陶寧（Thorvald Stauning，1873—1942）政府任命了丹麥位女部長，由歷史學博士尼娜·邦（Nina Bang，1866—1928）擔任*長。
丹麥雖然成功地避免了卷入“一戰”，卻無法完全避免參戰各國總體動員造成社會動蕩的沖擊。從戰爭到和平的過渡并不平穩，革命風暴又一次席卷歐洲，原有的帝國和王國們紛紛垮臺，成立共和國。俄國在1917年爆發“二月革命”，沙皇退位，隨后成立的臨時政府又在11月（俄歷十月）被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所推翻，史稱“十月革命”。一年后德國也爆發革命，德皇退位逃往荷蘭，魏瑪共和國成立。戰勝國方面新興大國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倡導“民族自決”和“民主讓世界更安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這次革命風暴也像歐洲的歷次革命風暴一樣，在丹麥激起波瀾。1918 年2月，一群不滿主流工人運動的失業工團主義者（Syndikalister）沖擊哥本哈根證券交易所，用棍棒將交易員和投資者趕跑，升起一面旗幟，上書：“賭場已被失業者關閉！”部分肇事者被警方逮捕。在同年11月的示威游行中又演化成更為激烈的警民沖突。但總的來說，丹麥工人運動在社會民主主義工會的領導下并不是革命造反，而是以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等為實際訴求，與資方做良性互動。而資方—雇主方面，部分地出于對俄式革命的恐懼，在1919年滿足了工人為之奮斗近二十年的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結束了此前普遍實行的平均每周工作60小時制度。
經歷過戰后短暫的繁榮后，歐洲在1920年迎來了普遍的經濟危機。由于參戰國士兵大批復員而產生的需求變化，中立國丹麥也遭到沉重打擊。“燴菜男爵”們大批破產，有益社會的嚴肅企業也受到強大壓力。銀行紛紛倒閉。在這個背景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社會民主黨人，煙草工人出身的斯陶寧于1924年當選首相，并組成半數閣員工人出身的內閣，史稱“工人內閣”。兩年后斯陶寧敗選下臺。
1929年10月29日，美國紐約華爾街的股市崩盤，導致銀行破產，價格暴跌，工廠倒閉和大批工人失業。危機迅速擴散，于 1930 年跨過大西洋到達歐洲，物價暴跌，失業劇增。
歐洲各國的反應是以鄰為壑，構筑貿易壁壘，阻止貨物和人員入境，以保護本國生產和就業。經濟危機導致政治勢力興起，1933 年，希特勒當選德國總理。
保護主義給丹麥這樣進出口依賴度高的國家以沉重打擊。農業、工業和手工業依次陷落，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大批農場遭強制拍賣。城鄉對立嚴重。
1929年，斯陶寧再次當選，他和大農場主家庭背景、本人是歷史學國家博士出身的外交部部長，激進左派黨人彼得·蒙赤（Peter Munch， 1870—1948）通力合作，斡旋于分別代表城市工人、城市白領、大農場主和小農場主的四個黨派之間，于1933年達成妥協，工會方面破天荒（也可能是絕后地）接受資方提出的減薪20%的要求，勞資合作，共渡難關。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也是技術進步的年代，其標志性事件就是汽車、火車、飛機、唱機、收音機和電影院的普及。
哥本哈根郊外的卡斯特魯普（Kastrup）機場于1925年建成啟用，當年客運量是3000 人次，到1939年上升到72000人次。
丹麥廣播電臺在1922年開始播音，向3000多臺收音機播放每日新聞和各黨派的辯論，以及牧師布道、古典音樂和知識講座等節目。到30年代末，三分之二的住戶都有自己的收音機。各地之間，國與國之間的距離縮短了，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說，羅斯福當選連任的消息，都可以在丹麥即時聽到。
近三分之一的住戶有電話，不過還比較貴。
1934年哥本哈根開始在市內外鋪設S小火車的輕軌，以適應迅速擴張的城市需要。
1939 年丹麥有12萬輛汽車。
作為應對危機、增加就業的措施，政府在30年代投資大型公共設施，建造了小貝爾特橋（1935年通車）等連接丹麥各島嶼的跨海大橋。
八小時工作制讓大眾有更多時間用于文化消費，增加的需求和技術進步相互呼應，相互促進。好萊塢興起之前，丹麥電影曾一度興盛，所產影片暢銷世界各地。默片時代結束，進入有聲電影時代之后逐漸衰落，成為本地性產業。
印刷技術的進步讓文化產品為普通人更加易得。1929年丹麥報紙的發行量到達每天100萬份，平均每戶一份。
1920年通過《圖書館法》，規定由政府提供固定補貼，以保障圖書館正常運行。到1930年代，平民圖書館如雨后春筍般遍布全國。稍具規模的城市都設立了中心圖書館，向各地輻射出分館。半數教區也有自己的圖書館。到1930年代末全丹麥有近千所平民圖書館。人煙稀少的偏僻農村地區還有“流動圖書館”，由汽車載著圖書前去服務。年借閱量也從1914年的100萬冊次上升到1200萬冊次。近半成年人和80%—90%的兒童經常借閱圖書。
技術進步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引起藝術形式的變革。電力在照明、通訊、交通等方面的廣泛應用，電燈、電話、有軌電車、吸塵器、霓虹燈等都市景觀，引導藝術家們創作拼貼畫和打破經典透視關系的立體主義作品。“一戰”退伍老兵瓦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1919 年在德國創辦包豪斯（Bauhous）設計學校，致力于新型功能主義建筑設計，以適應現代人的需要。該學派將現代主義藝術引入工業設計，建立藝術與工藝產品的聯系，同時也消弭了二者之間的界限。爵士樂借助唱片和唱機從美國傳入，與傳統的斯特勞斯派宮廷華爾茲樂曲競爭。在哥本哈根等大中城市則有美國爵士藝術家到訪舉辦音樂會。1924年丹麥支爵士樂隊成立。唱機、唱片和音樂會票都比較貴，工人階級無力消費，爵士樂基本上在中產階級當中流行。
文學方面，有兩位丹麥作家，亨里克·彭托皮丹（Henrik Pontoppidan，1857—1943）和約翰尼斯·V. 延森（Johannes V. Jensen）先后在 1917 年和 1944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所有這些都為更多人的獨立自主提供了條件。《童年的街道》作者和她的同齡人，本書中部分人物，都屬于這種情況。作為出生在工人區的她們，有機會接受基礎教育；學校里定期檢查身體，長了虱子要消毒，身高體重不達標的，安排到鄉下去喝牛奶吃雞蛋；家里有收音機，每天看報紙，通曉國內外大事；可以很容易地從圖書館借到大部頭的經典作品；學徒工買得起電影票請朋友和妹妹看電影；連上一輩的母親也在女傭學校讀過詩，會跳左轉華爾茲……條件具備，剩下的就看個人的能力、愿望和機遇了。
然而，“逃離工人區”之后并不等于就能在新環境里暢行無阻，當年安徒生就不被“定調子”的文學—批評家圈子所接受，圖凡·狄特萊夫森也從來沒有真正得到文學界的承認。當她開始發表作品時，詩作采用的是傳統的浪漫派和象征派，自外于當時的各種現代派文體實驗。而她的自然主義 - 社會現實主義小說，又被認為形式上不夠成熟。《童年的街道》甫一發表，得到的評論就有相當的保留，認為她仍然還更多的是詩人，這部作品不夠“小說”。而在戰后的文學—批評家圈子里，占主導地位的是中上層出身背景、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在他們看來，她的性別不對，背景和教育也全不對，理所當然地加以忽視，何況她的書賣得很好，還有什么可抱怨的……
但就內容而言，《童年的街道》并不是一個“灰姑娘”原型故事。女主人公能成功地逃離工人區，靠的是自己的教育和訓練，而在戀愛和婚姻方面卻是完全失敗的。據書中交代，艾斯特關于性和性別的經驗，從一開始就是負面的。從美麗熱情的托姆森小姐被揭從事不光彩的職業到神秘的“紅胡子”，從試圖占她便宜的經理到街上穿方格子衣服的外國人，帶給她的都是羞恥和恐懼。也許正是這羞恥和恐懼讓她在潛意識里認為自己不配得到愛，當她遇到純真嚴肅的愛時，她都親手毀掉了。所以，作者也就理所當然地沒有讓她成為“伯爵夫人”，全書也不可能以“他們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大團圓結束。也許，也正因為如此，作者才不同于一般通俗小說作者，反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在讀者中的聲譽很大程度上來自，她是一個敢于站在公眾面前承認自己的憂傷和痛苦的女性。同時，她還努力記錄和描寫人類本性深處的痛苦和禁忌，時至今日，讀者仍然能重新發現他們自己的猶豫不決和自己的問題。盡管聲名卓著，圖凡·狄特萊夫森仍然難以感到被愛，后她不得不屈服于貫穿她一生的孤獨和憂懼。而也正是這種內在的絕望地渴望愛情和這種極度壓抑的孤獨，貫穿了艾斯特這個主人公。
進入1960年代，隨著女權運動的又一波高潮，圖凡·狄特萊夫森再次引起重視，并在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得到女性研究者的分析。她的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主題是“分裂與認同”。有的研究者認為，圖凡·狄特萊夫森的作品可以歸結為夢想與現實、個人與社會、生命本能與死亡本能之間的沖突。她們指出了那些社會描寫對一位來自工人階級的作家所具備的意義。另一些研究者則側重于童年經驗的意義，及其在著述中如何得到社會化。作品中兩性之間的陌生感，以及婚姻中的沖突，也都被拿出來進行分析。艾米兒·弗里德里克森（Emil Frederiksen）指出了愛情、女性和痛苦經驗在圖凡·狄特萊夫森1950年之前作品中的特點。梅達·溫格（Mette Winge）和安妮·別爾基達·理查德（Anne Birgitte Richard）對其作品中貫穿的憂懼（angst）主題進行了分析，以及其詩作中的失落（tabet）失去功能的大城市家庭，以及兩性之間的關系。［蘇珊·克努森：《在煩擾與寫作之間》（Susanne Knudsen: Imellem—skidt og skrift），159 頁］
關于圖凡·狄特萊夫森的寫作形式，她們認為是傳統的，這一點也得到她本人的認可。她說過，“浪漫主義正在其普遍的末日中悄然歸來。在藝術領域中可以看到，人們已經厭倦了現代派，這只會讓堅定的傳統主義者感到欣慰。”研究者們認為，她的詩作運用韻腳和節奏，因而是傳統的，她的小說散文到1960年代為止屬于自然主義、社會現實主義和“心理現實主義”，此后的小說受到心理分析學派的啟發。有人認為她歸根結底是傳統的，其詩作“再現了充滿活力和動力的新型簡潔”，其散文作品則具有“簡潔、有力的圖畫語言和近乎抒情詩的節奏”。安妮·別爾基達·理查德認為，分裂和痛苦的詩意表達是一種“前現代的、浪漫主義解決方式”，試圖將現實中的分裂通過詩作加以統一。研究者們注意到，1940年代的女作家們多采用傳統的形式，傳達的卻是女性的視角。因為恰恰是這種傳統的形式易于為同時代女性讀者所接受并產生共鳴。這種表面單純的抒情詩形式，并不必然是簡單或膚淺的。大部分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首先將圖凡·狄特萊夫森的作品解讀為女性處境及其精神世界的表達，然后將一般的社會和生存描寫以及兩性關系的表達包括在內。（同上書，160頁）
圖凡·狄特萊夫森共出版過九部小說，其中三部以“童年/孩子”為書名，一部是前面提到過的《受傷的孩子》（1941），在《童年的街道》（1943）之后兩年又出版了《為了孩子》（For Barnets Skyld，1946）。蘇珊·克努森認為，這些作品都指向童年和教育的意義，而其中關于成人，尤其是女性的描寫則都涉及“分裂”的主題。據圖凡·狄特萊夫森自己承認，《童年的街道》是她“和精神分析的短暫調情”，通過內心獨白指出，這些虛構人物的思想活動在意識和潛意識之間的互動關系。母女關系作為圖凡·狄特萊夫森的經典主題之一，在此書中則表現為母親角色之“在場的缺席”，她無時無刻不在場，卻聽不到女兒艾斯特的需要，陪伴的需要。父親的角色在大部分時間缺席，清早去上班，下班回來就躺在沙發上看報，吃完飯再躺下。但在重大事件上，還是他有終決定權，例如命令兒子繼續學徒，迫使妻子和對門的妓女斷絕來往等。（同上書，176—186頁）
圖凡·狄特萊夫森結過四次婚，都以離婚告終。次（1940—1942年）是和抒情詩雜志《野麥子》的編輯，比她年長30歲的維果·穆勒（Viggo F. Møller），這次婚姻成為她進入文化圈子的門票，在入門后不久仳離。第二次（1942—1945年）是與同齡的大學生埃博·蒙克（Ebbe Munk），育有女兒海勒（Helle）。第三次（1945—1950年）和醫生卡爾·西奧多·瑞貝格（Carl Theodor Ryberg），1946年生育兒子米凱爾（Michael），同年過繼丈夫的女兒特麗娜（Trine）。這次婚姻存續期間她開始有酗酒和濫用藥物問題，于 1949 年入住精神病院。第四次（1951—1973年）和后來成為《號外報》（Ekstra Bladet）主編的維克多·安德烈森（Victor Andreasen）的婚姻持續長，育有兒子彼得（Peter）。1950年代末她再次陷入酗酒和濫用藥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多次入住精神病院。這次婚姻于1973年結束。三年之后，圖凡·狄特萊夫森于1976年3月7日過量服用安眠藥身亡。
關于譯文，還有些話要說。
作者對用定冠詞特指的“街道”（gaden/The Street）語焉不詳，大約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車站以西的某個地方，而書中人物活動的其他地方則多用實有的名稱。這些地名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用人名命名，或轉用其他地名的，另一類則有明顯的含義。前一種情況，人名和其他地名多已約定俗成，所以采用音譯的辦法，如阿布薩隆街（Absalonsgade）、維多利亞街（Viktoriagade）、美洲路（Amerikavej）等。后一種情況，譯者認為還是把意思翻譯出來為好。例如 Vesterbro，意思就是“西橋”， Trianglen 就是“三角地”，如果譯為“韋斯特布羅”和“特里安格勒”，徒然失去其“意義”。其他還有“煤氣廠路”（Gasværksvej）、“林蔭南路”（Sdr. Boulevard）等。
翻譯文學作品面臨的難題之一是：加注，還是不加？加注影響閱讀連貫性；不加注則讀者不熟悉的風物，即便譯者通過技術上可以翻譯出來，卻也會失去很多“意義”。例如丹麥傳統美食 smørrebrød 和 æbleskiver，字面意思分別是“黃油面包”和“蘋果片”，都不能體現其特點，因此在絞盡腦汁給它們起出名字之外，還不得不采用腳注加以解釋。
作者只受過初中教育，寫的又是 80 年前工人區小孩的故事，原文許多地方的語法甚至拼法都不規范，增加了翻譯的難度。在此過程中得到漢學家夏蘭女士（Charlotte Kehler）和友人瓦爾特·斯戈先生（Walter Schou）的許多幫助，謹此致謝。而書中錯誤則由譯者負責。
周一云
2019 年 8 月 30 日寫 11 月修訂
哥本哈根
北歐文學譯叢:童年的街道(精裝)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圖凡·狄特萊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丹麥女作家、詩人和專欄作者。從12歲開始寫詩，本詩集是《少女心思》，成名作是長篇小說《受傷的孩子》。曾多次獲獎，包括金桂葉獎、兒童圖書獎和索倫·居倫戴爾獎等。她是一位敢于站在公眾面前承認自己的憂傷和痛苦的女性。同時，她還努力記錄和描寫人類本性深處的痛苦和禁忌，時至今日，讀者仍然能重新發現他們的猶豫不決和自己的問題。
譯者簡介：
周一云，1952年生于上海，原籍福建廈門。1988—1990年作為訪問學者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神學院克爾凱郭爾研究部從事研究工作。曾在哥本哈根大學、“美人魚中華文化學校（MCCS）” 、“語言橋（Sprobroen）公司”以及LOF夜校教授中文。2017年退休。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中-英-丹語言文字口頭和書面互譯工作，并在《讀書》《萬象》《華聲月報》《僑報》等刊發表散文和雜文。主要翻譯作品：《人類的法則》《克爾凱郭爾傳》《狄更斯的女人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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