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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望關河 中國邊塞環境與歷史文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619179
- 條形碼：9787547619179 ; 978-7-5476-1917-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遙望關河 中國邊塞環境與歷史文化 本書特色
基于中國民族地理與關塞理論、長城內外水文、秦晉地區史地以及西部松潘地區政治歸屬等角度展開的論述，在深刻揭示中國邊塞環境變遷史的同時，也展現了與之密切相關的歷史環境問題和現實環境問題，代表了目前我國邊塞環境史研究的至高水平，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遙望關河 中國邊塞環境與歷史文化 內容簡介
本書系統梳理了先秦至明清時期中華古代邊塞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歷程，并引述“長時段”研究理論解析中國歷史民族地理格局及演變趨勢，對先秦至唐代關塞格局構建的時空進程也有獨到見解。此外，作者從河流的地理環境角度論述了秦晉共同體的歷史成因；從邊防、區域經濟以及災荒應對角度闡述了山陜地域共同體形成的歷史緣由；根據地理形態與政區特征梳理了松番邊疆政區的歷史沿革……在論述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與政區建制關系中，明晰千年歷史中的邊塞環境演進與人文風情變遷的緊密聯系，進而展現中華歷史中疆域觀與國防觀一體的邊疆史地思想。
遙望關河 中國邊塞環境與歷史文化 目錄
序 言/1
綜 論 篇
**章 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基于歷代王朝邊疆
爭議的分析 /3
引言 邊疆意識的時段性 /3
先秦時期:邊疆意識的萌芽及初創階段 /4
從兩漢至隋唐時期:邊疆意識初步形成時期 /6
兩宋至明清時期:邊疆意識深化及逐步成熟時期 /14
結語 /20
第二章 先秦至唐代關塞格局構建的時空進程 /22
引言 “關塞”緣起:中國傳統政治的地理控制 /22
先秦至兩漢時期關隘體系的初步形成 /25
魏晉至唐代關隘體系的建設 /42
結語 /55
第三章 明代士人的疆域觀———以章潢 《圖書編》為主要依據 /57
引言 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視角 /57
明代士人疆域觀之評析 /59
明代士人疆域觀形成的歷史地理背景 /66
結語 /72
第四章 “長時段”研究理論與中國歷史民族地理格局及演變趨勢
之解析 /74
引言 年鑒學派的啟示 /74
年鑒學派理論的核心 /74
年鑒學派理論的中國實踐 /77
結語 /83
第五章 一代學者的養成與規模———寫于 《張穆全集》出版之際/85
引言 一個學者與一個時代 /85
儒學世家 /86
早期學習與環境 /93
師友學術圈 /100
創作巔峰 /117
結語 /127
長城內外篇
第六章 “瀚海”新論———歷史時期對蒙古荒漠地區認知進程的研
究 /139
引言 古地名的環境史 /139
唐代以前的北征行動與 “瀚海”認知 /141
唐宋元明時期的 “瀚海”“大漠”與 “大磧”/152
清代對 “瀚海”及荒漠地區認知的重大進展 /182
結語 /205
第七章 河流與民族———清代內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礎探析 /211
引言 地理基礎與游牧民族 /211
東四盟各部地表水文狀況 /214
西二盟各部及套西二旗地表水文狀況 /225
結語 /230
第八章 清代歸化土默特地區的移民文化特征 /233
引言 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區文化建設中的偉大貢獻 /233
“走西口”移民運動述略 /234
歸化土默特地區移民文化的特征 /239
結語 /248
秦晉共同體與無定河篇
第九章 先秦至北宋秦晉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及其 “鉸合”機制：
歷史時期山陜地域關系研究之一 /251
“秦晉之好”與秦晉方言：
先秦至北宋關中與河東之間密切關系溯源 /252
先秦至北宋時期秦晉之間 “鉸合機制”的形成：
基于西河地區政區沿革與民族遷徙的探討 /261
結語 /275
第十章 明代山陜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基于邊防、區域經濟以
及災荒應對的分析 /277
引言：從清初 《澤被鄰封碑》談起 /277
西北邊塞供給需求與山陜地緣共同體的形成 /280
西北邊境貿易發展與 “山陜邊商”群體 /291
山陜 “災荒共同體”的形成:
從 “山陜流民”到 “秦晉流寇”/304
結語 /309
第十一章 統萬城下的 “廣澤”與 “清流”：歷史時期紅柳河
(無定河上游)谷地環境變遷新探 /313
“廣澤”與 “清流”之謎 /314
“廣澤”的 “退隱”與現代水利改造 /342
結語 /352
第十二章 從古今圖籍看歷史時期無定河 (紅柳河)之河道變遷
——兼論古今河道編繪原則 /354
引言 /354
古文獻中的無定河道及水文景觀：
“奢延水”與 “無定河”之辨 /355
古今輿圖所見無定河河道之變遷 /366
結語 /380
第十三章 “奢延水”與 “奢延澤”新考 /382
引言 /382
清代以前有關 “奢延水”與 “奢延澤”的
記載與定位 /383
清代至民國前期有關 “奢延水”與 “奢延澤”
的記載與定位 /393
結語 /406
松潘地區篇
第十四章 西南潘州考———兼論歷史時期邊疆政區的時效性與設
置路徑 /411
松潘地區政區設置路徑考辨與潘州的早期記載 /412
明清時期松潘政區建置與潘州地區范圍 /433
結語 /451
第十五章 政治歸屬與地理形態———清代松潘地區政治進程的地
理學分析 /454
松潘地理特征與部族認知 /455
松潘邊地歸屬與機制調適 /475
結語 /498
第十六章 清代至民國時期戶籍管理與民族人口———以川西松潘
為例 /500
清代至民國戶籍管理制度之演變特征 /502
清代至民國時期松潘地區民族戶口數據之歸類分析
/513
結語 /548
后記 /551
綜 論 篇
**章 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基于歷代王朝邊疆
爭議的分析 /3
引言 邊疆意識的時段性 /3
先秦時期:邊疆意識的萌芽及初創階段 /4
從兩漢至隋唐時期:邊疆意識初步形成時期 /6
兩宋至明清時期:邊疆意識深化及逐步成熟時期 /14
結語 /20
第二章 先秦至唐代關塞格局構建的時空進程 /22
引言 “關塞”緣起:中國傳統政治的地理控制 /22
先秦至兩漢時期關隘體系的初步形成 /25
魏晉至唐代關隘體系的建設 /42
結語 /55
第三章 明代士人的疆域觀———以章潢 《圖書編》為主要依據 /57
引言 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視角 /57
明代士人疆域觀之評析 /59
明代士人疆域觀形成的歷史地理背景 /66
結語 /72
第四章 “長時段”研究理論與中國歷史民族地理格局及演變趨勢
之解析 /74
引言 年鑒學派的啟示 /74
年鑒學派理論的核心 /74
年鑒學派理論的中國實踐 /77
結語 /83
第五章 一代學者的養成與規模———寫于 《張穆全集》出版之際/85
引言 一個學者與一個時代 /85
儒學世家 /86
早期學習與環境 /93
師友學術圈 /100
創作巔峰 /117
結語 /127
長城內外篇
第六章 “瀚海”新論———歷史時期對蒙古荒漠地區認知進程的研
究 /139
引言 古地名的環境史 /139
唐代以前的北征行動與 “瀚海”認知 /141
唐宋元明時期的 “瀚海”“大漠”與 “大磧”/152
清代對 “瀚海”及荒漠地區認知的重大進展 /182
結語 /205
第七章 河流與民族———清代內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礎探析 /211
引言 地理基礎與游牧民族 /211
東四盟各部地表水文狀況 /214
西二盟各部及套西二旗地表水文狀況 /225
結語 /230
第八章 清代歸化土默特地區的移民文化特征 /233
引言 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區文化建設中的偉大貢獻 /233
“走西口”移民運動述略 /234
歸化土默特地區移民文化的特征 /239
結語 /248
秦晉共同體與無定河篇
第九章 先秦至北宋秦晉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及其 “鉸合”機制：
歷史時期山陜地域關系研究之一 /251
“秦晉之好”與秦晉方言：
先秦至北宋關中與河東之間密切關系溯源 /252
先秦至北宋時期秦晉之間 “鉸合機制”的形成：
基于西河地區政區沿革與民族遷徙的探討 /261
結語 /275
第十章 明代山陜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基于邊防、區域經濟以
及災荒應對的分析 /277
引言：從清初 《澤被鄰封碑》談起 /277
西北邊塞供給需求與山陜地緣共同體的形成 /280
西北邊境貿易發展與 “山陜邊商”群體 /291
山陜 “災荒共同體”的形成:
從 “山陜流民”到 “秦晉流寇”/304
結語 /309
第十一章 統萬城下的 “廣澤”與 “清流”：歷史時期紅柳河
(無定河上游)谷地環境變遷新探 /313
“廣澤”與 “清流”之謎 /314
“廣澤”的 “退隱”與現代水利改造 /342
結語 /352
第十二章 從古今圖籍看歷史時期無定河 (紅柳河)之河道變遷
——兼論古今河道編繪原則 /354
引言 /354
古文獻中的無定河道及水文景觀：
“奢延水”與 “無定河”之辨 /355
古今輿圖所見無定河河道之變遷 /366
結語 /380
第十三章 “奢延水”與 “奢延澤”新考 /382
引言 /382
清代以前有關 “奢延水”與 “奢延澤”的
記載與定位 /383
清代至民國前期有關 “奢延水”與 “奢延澤”
的記載與定位 /393
結語 /406
松潘地區篇
第十四章 西南潘州考———兼論歷史時期邊疆政區的時效性與設
置路徑 /411
松潘地區政區設置路徑考辨與潘州的早期記載 /412
明清時期松潘政區建置與潘州地區范圍 /433
結語 /451
第十五章 政治歸屬與地理形態———清代松潘地區政治進程的地
理學分析 /454
松潘地理特征與部族認知 /455
松潘邊地歸屬與機制調適 /475
結語 /498
第十六章 清代至民國時期戶籍管理與民族人口———以川西松潘
為例 /500
清代至民國戶籍管理制度之演變特征 /502
清代至民國時期松潘地區民族戶口數據之歸類分析
/513
結語 /548
后記 /551
展開全部
遙望關河 中國邊塞環境與歷史文化 節選
第六章 “瀚海”新論——歷史時期對
蒙古荒漠地區認知進程的研究
引言 古地名的環境史
關于蒙古荒漠與 “瀚海”(或稱 “翰海”)問題的認知,對于北方邊塞地區歷史地理研究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歷史時期對蒙古荒漠地區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曲折而漫長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一認知過程似乎始終與 “瀚海”一詞的認定與解析分不開。但是,迄今為止,古今學者對 “瀚海”一詞的解釋不盡相同,對 “瀚海”景觀的認定尚沒有明確的結論。或以為指貝加爾湖;或以為 “瀚海”乃 “杭愛”一詞的異譯,為杭愛山之別稱;或以為 “瀚海”即 “旱海”,即為戈壁沙漠之泛稱。① 事實上,一方面,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自然地貌景觀本身不可能一成不變;另一方面,不同時代人們的認知能力與認知水平又相差懸殊,因此,即使對同一片自然區域,不同時代及不同視角所得到的定義或內涵也可能存在較大差異,而后世研究者據之所作出的單一性的、片斷式的認定與詮解,很難全面系統地反映出自然景觀的歷史風貌變遷的客觀過程。
筆者以為,地理認知或地理知識體系的構建,本身就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發展過程。“瀚海”一詞,正是從一個側面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不同時期人們對蒙古荒漠地區認知的進展狀況。考釋“瀚海”一詞,全面而系統地揭示這一認知歷史的復雜演變過程,反映出不同時代人們的地理認知狀況與水平,遠比簡單的歸納與判定工作更為重要,這也就是歷史地理詮釋學 (The Hermeneutics of Historical Geography)與傳統地名考據學之間*大的差別。
歷史時期對于 “瀚海”及蒙古荒漠地區的認知進程是相當曲折與復雜的,而 “瀚海”(或 “翰海”)一詞也在不同的時段承載了截然不同的內涵與限定。兩漢至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主要通過軍事遠征行動來探知長城以北的地理狀況。“瀚海”作為塞外荒漠間的巨大水體,與 “大幕”“大漠” “大磧”等荒漠詞匯存在明確的差異,有著較為明確的方位。唐代在漠北地理探知方面取得了突破,但 “瀚海”一詞也出現了指代寬泛化的傾向,成為漠北地域與所居部族的代名詞。時至宋明時期,“瀚海”則有了指代“旱海”即荒漠的趨向,出現了認知上明顯的 “迷失”與倒退。因各種有利的主客觀因素的結合,清代在荒漠探知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不少研究者不僅實地踏勘了蒙古荒漠地區,而且力求從語源及成因等諸多方面進行深入探究,從而大大促進了關于蒙古荒漠地區的認知程度。另外,清代研究者不僅開始廣泛運用 “戈壁”一詞,還有意在實際運用中與 “瀚海”區別開來,分別指代西北(新疆)與內、外蒙古之間的兩大荒漠地帶。
筆者試圖在全面梳理歷史文獻以及總結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從地理知識論 (Geosophy)的角度出發,以 “瀚海”一詞內涵的變遷為線索,力求系統翔實地展現歷史時期中國知識界對蒙古荒漠地區復雜而曲折的認知歷程,通過對 “瀚海”問題的全面考釋,力求展現歷史地理詮釋學與傳統地名考據學之間的顯著差異,并以此作為推動傳統地名考訂與文獻考據學向符合當代學術發展趨勢的歷史地理詮釋學轉變的一個嘗試。
唐代以前的北征行動與 “瀚海”認知
對于地理區域的認知,理應本于實地考察及由實地考察獲取的相關資料,即所謂 “實踐出真知”,對蒙古高原荒漠地區的認識也應如此。然而,出于時代及地域的局限,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于蒙古荒漠地區的早期認知卻主要是通過軍事征伐的途徑獲得的。這在唐代以前尤為典型,史籍記載的三次著名的北征行動,實際上成為三次橫穿大漠的實地踏勘之舉,而中原人士對蒙古沙漠及 “瀚海”景觀的認知與記述,也主要源于這三次北征的經歷及見聞。
西漢武帝元狩四年的北征
“瀚海”,在中國古籍中原本作 “翰海”,*早出現于 《史記》關于元狩四年 (前119)漢朝軍隊北征匈奴的記載之中。據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漢武帝元狩四年,漢朝軍隊北征匈奴,漢武帝“令大將軍 (衛)青、驃騎將軍 (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①。此次北征獲得重大戰績,如(衛青部)“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寘顏山 (或稱闐顏山、窴顏山),大致在今蒙古高原杭愛山南面的一支。又如 “漢驃騎將軍 (即霍去病)之出代二千余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余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②。狼居胥山,為今蒙古國境內的肯特山。
因為蒙古地區地域廣袤,地形復雜,行程中所見景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選取的路徑。據相關文獻關于這場戰役的描述可知,當時,在漢武帝的直接指下,衛青與霍去病率漢朝軍隊兵分兩路:衛青所率漢軍自定襄郡 (治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西北)出發北上,可稱為 “西路”或中路。又據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史記·李將軍列傳》的記載,衛青部又有 “東道”之分。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 (李)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后擊單于。”西漢名將李廣當時跟隨衛青北征,奉命自“東道”北行。“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結果,李廣部在北行途中迷路失期,因此并沒有深入漠北腹地,與匈奴正面作戰。霍去病 “出代 (郡,治今河北蔚縣東北)、右北平(郡,治今天津薊縣)二千余里,直 (匈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于青”,應稱為 “東路”。
與 《匈奴列傳》相印證,“翰海”也見于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漢武帝在褒獎霍去病的詔書中對霍去病的征程與功績作了更為細致的說明。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赍,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丑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由東、西兩路的行程比較可知,與霍去病東路軍*大不同的是,衛青所率西路軍并沒有 “登臨瀚海”的經歷。由此可推知,當時文獻中所指 “瀚海”應在蒙古荒漠的東部地區。
與漠北地區自然景觀直接相關的記錄,是 《史記》等史籍中關于 “幕”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在漢武帝的詔諭中,東路之霍去病部行程又有 “絕大幕”的記錄,征程較為漫長。而西路之衛青部兵出定襄后,只有 “度幕”之經歷,而匈奴單于布陣于幕北,衛青部出塞千余里,即與單于兵相遇。以此推想,從西路北上,“幕北”匈奴部距離漢朝西部邊塞僅有千里之隔。衛青部又向西北追二百余里,則至寘顏山,即已行至今蒙古國杭愛山南面。
東漢永元元年的北征
東漢時期橫貫大漠的北征,是永元元年 (89)竇憲等率領軍隊征討南匈奴部眾的大規模北伐行動。此次北征也是大獲全勝,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戰績。據 《后漢書·竇憲傳》記載,當時東漢軍隊北征,同樣兵分兩路,一出雞鹿塞 (在今內蒙古杭錦后旗西),一出稒陽塞 (在今內蒙古包頭市東),首先會師于涿邪山(在今蒙古國阿爾泰山東南部一帶),后又經稽落山,*后抵達私渠比鞮海,并登燕然山, “去塞三千里,刻石勒功”。燕然山,即指今蒙古國境內的杭愛山,私渠比鞮海應為今蒙古國境內的本查干湖。
當時從征人員中有著名史學家班固,班固在奉命撰寫的紀功銘文中提及了軍隊的征程往返路徑。
……遂陵高闕 (塞,在今內蒙古烏拉特中后聯合旗西南),下雞鹿 (塞),經磧鹵,絕大漠……于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①
據此可知,東漢軍隊的這次大規模北征,由于大獲全勝,因而得以較為從容地凱旋,并非來去匆匆,走馬觀花。竇憲、班固等人因此有較為充裕的時間參照以往文獻與圖籍,較為全面地考察漠北地區的地形與地貌。就北征距離而言,竇憲所率東漢軍隊的北征已超過了西漢,但是,據文獻資料判斷,其選取的路線應屬西路或中路。應該特別注意的是,在這條路線上,竇憲等人并沒有遇到 “瀚海”,更沒有登臨 “瀚海”之舉,這就再次證明 “瀚海”應在蒙古高原東部區域。
班固在銘文中沒有指明 “大幕”,也沒有提及 “瀚海”,卻提出了兩個后世極為通行的蒙古沙漠的名稱—— “大漠”與 “磧鹵”。
北魏太武帝時期的北征
北魏時期,分布大漠南北的柔然人 (即 “蠕蠕”)強盛一時,對北魏邊境地區形成了嚴重威脅。向漠北地區的*大規模的北征,發生于太武帝拓跋燾在位時期。拓跋燾于神 二年 (429)親自統率北魏軍隊北征柔然,取得重大勝利。據文獻記載,當時北魏軍隊也是兵分兩路:一路由拓跋燾親統,出東道向黑山 (在今內蒙古包頭市北);另一路由大將長孫翰統領,從西道向大娥山。五月,次于沙漠南,舍棄輜重,向北奔襲,行至栗水之時,柔然酋長大檀率部倉皇西逃。 “世祖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①《魏書·崔浩傳》對于此次北征的記載又有補充,如云: “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栗水為今蒙古國境內的翁金河,菟園水為推河 (或以為圖拉河)。弱水即張掖水,即今內蒙古西部的額濟納河。
與 《史記》《漢書》《后漢書》等書可相互印證,拓跋燾的北征路線,與東漢竇憲的路徑*為接近,*遠距離也相仿,即距塞三千余里。然而,北魏軍隊進入漠北地區后,東西縱貫,征程覆蓋面更為廣闊。 《魏書》所載的 “瀚海”,當時已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地域分界標志。“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東西五千余里”,顯然, “瀚海”位于蒙古高原東部邊緣地帶,張掖水(弱水)與 “瀚海”之間的距離應超過五千里。《魏書·蠕蠕傳》又載:正光四年 (523),柔然部落發生饑荒,故入塞寇抄。肅宗派遣李崇率大軍出討,“出塞三千余里,至瀚海,不及而還”。此處記載較為簡略,并沒有標示瀚海的位置,只是說明瀚海在距塞外三千余里之地。
我們不難發現,古今中外的學者關于 “瀚海”問題的爭論,主要集中于唐朝以前所見的 “瀚海”相關文獻資料的詮釋。關于這個 “翰海” (瀚海)之意義解析,又可以 《史記》三家注為代表。首先,唐代及唐代以前學者的意見可歸納為以下兩大類。
**類意見是將翰海等同于 “北海”,如 《史記集解》引如淳之言曰: “翰海,北海名。”① 不少中外研究者同意這一觀點,將“北海”解釋為今天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② 塞外之 “北海”,*早見于 《史記·匈奴列傳》。如漢武帝時,匈奴單于將漢朝使者郭吉扣留,“遷之北海上”。 《史記正義》稱: “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晉人張華 《博物志》卷一對此進行了說明: “漢 [漠]北廣遠,中國人尠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 (原注:周日用曰:余聞北海,言蘇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邇,秪一池,號北海。蘇武牧羊,常在于是耳。此地見有蘇武湖,非北溟之海。)”
關于 “北海”的風貌,我們從 《漢書·蘇武傳》中可窺其一斑。蘇武也是西漢時期曾經長期生活于匈奴地區的漢族官員之一。該 《傳》載稱:匈奴威逼蘇武降服未果, “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于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于靬王愛之,給其衣食”。既然蘇武在 “海上”既可以游牧,又可以掘野鼠充饑,那么可以肯定,蘇武所居之 “北海”,并不是碧波萬頃的沙漠湖泊,而更像是牛羊繁衍的廣闊草原。
第二類意見是將 “瀚海”認定為沙漠中的寬闊水域。如①唐代張守節 《史記正義》云:“案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鳥解羽,伏乳于此,因名也。”③ 僅就 “登臨”一句文義上講, 《史記集解》又轉引張晏云:“登海邊山以望海也。”④ “瀚海”無疑是一個面積廣大的水域景觀。②唐代司馬貞 《史記索隱》按語稱: “崔浩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 《廣異志》云 ‘在沙漠北’”。雖然如淳將瀚海釋為 “北海”,并不同于張晏、崔浩等人將 “翰海”釋為群鳥聚集的大海,而兩者相同之處便在于都將“瀚海”范定為面積廣大的水域景觀。
其次,在 《史記》三家注之外,清代及現代學者對漢唐以前的 “瀚海”主要又有兩種認定意見。
**種意見就是以 “瀚海”為蒙古大沙漠區的代稱。這是清代學者*具代表性的觀點。如齊召南在 《漢書》注釋中云: “按:翰海,《北史》作 ‘瀚海’,即大漠之別名,沙磧四際無涯,故謂之海。張晏、如淳直以大海、北海解之,非也。本文明云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則其地正中大漠,安能及絕遠之北海哉?且塞外遇巨澤大湖,通稱為 ‘海’。如蘇武牧羊北海上,竇憲追至私渠北鞮海,皆巨澤大湖,如后世稱闊灤海之類,非大海也。”①稍加比對可以看出,齊召南的解釋本身就包含了兩種含義:一方面認定 “瀚海”為大漠之別名,另一方面又確認塞外巨澤大湖可以稱為 “海”。只是因為霍去病等人出塞僅二千余里,正好處于沙漠之中,所以不可能到達絕遠之 “北海”。齊召南的立論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一方面,他并沒有搞清 “北海”的真實面貌;另一方面僅以距離來判定 “瀚海”的特質。既然塞外之巨澤大湖可以稱為 “海”,那么為何 “瀚海”不可以是當時面積相當可觀的湖泊呢? 即使在今天的中國內蒙古與蒙古國境內,面積廣大的高原內陸湖泊并不罕見,并非只有 “北海”“私渠北鞮海”等。
第二種意見是以現代學者岑仲勉先生為代表的解析。在 《自漢至唐漠北幾個地名之考定》一文中,岑仲勉先生對 “翰海”(瀚海)地名進行了相當細致而全面的考訂。然而,在文章中,岑先生所用文獻,并不局限于漢唐之際,其*終結論主要受元代劉郁(《西使記》的作者)、清代李文田 (《元朝秘史注》的撰著者)等人的啟發,認定 “瀚海”不是沙漠,也不是湖泊,而為 “杭愛山”之別譯。①
筆者以為,隋唐以前對 “瀚海”的認定與解析工作,對我們今天了解 “瀚海”問題具有很大的啟發性與輔助價值,同時,也顯示出傳統歷史地名考訂工作的諸多特征與局限性,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與典型性。
首先,對于同一地理名稱,出現如此多樣的解釋,*重要的原因是各位解釋者均受時代限制,即每位解釋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所處時代地理認知總體水平與趨向的影響。由于年代久遠,且文獻記載較為有限,唐代以前的 “瀚海”景觀留給后世人的印象已變得相當模糊,后代學者在注解中往往容易將后世的認知水平直接加于古人身上,其實,對于這種做法要特別慎重,因為這不一定符合原文之意。不少解釋者并沒有親自深入蒙古地區,他所聽到及領悟到的,均源自當時學者與士大夫的群體性認識。這種群體性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解釋者的觀點。這一點在齊召南的解釋中是相當突出的,因為將蒙古高原荒漠統稱為 “瀚海”,是清代學者們的通行看法,故而非常容易忽略其他意義的分析。
其次,從求實求真的角度出發,在歷史時期地名及地理景觀的考訂問題上,應盡量適用 “時間就近”原則。如就唐以前所見“翰海”的地理風貌言之,是水體而非沙漠,這一點是較為肯定的。如班固在 《漢書·敘傳》有 “述衛青霍去病第二十五”條中有“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之語,班固本人有橫穿沙漠的經歷,但沒有登臨 “翰海”,然而,在他的詮解中,“翰海”顯然是可以飲馬的水體景觀,這一帶有文學色彩的意象性詮解,對于后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又以如淳及北魏名臣崔浩為代表的唐以前學者們的意見也值得充分重視。因為從西漢至北魏不僅有對大漠南北地區的北征活動,更有與蒙古地區各民族的頻繁交往,這些對于崔浩等人了解 “瀚海”的實際風貌都是有很大幫助的。北魏作為一代強盛的北族王朝,當朝人士獲得了更多關于蒙古荒漠地區的信息與認識。其中,北魏名臣崔浩更是拓跋燾北征柔然行動的出謀時人心目中,“瀚海”不是荒漠,而是一類水體景觀,是可以確定的。如淳、崔浩所云 “北海名”,完全可以理解為某個北方大型內陸湖泊的名稱,即 “漠北之海”,并不一定就是專指貝加爾之古名—— “北海”。可與崔浩意見相佐證的是,如北魏人士張倫在熙平年間有關柔然問題的奏表中又有 “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之語,顯然在當時人心目中, “瀚海”絕不是荒無人跡的沙漠。而這種表述并沒有受到時人的反駁,顯然說明與實際情況沒有太大出入。② 又如宋代學者吳仁杰在 《兩漢刊誤補遺》卷八“北海”條中指出: “……匈奴中有翰海、勃鞮海、私渠海、伊連海,與于闐、條支所謂 ‘兩西海’及北匈奴所謂 ‘兩北海’,皆藪澤或海曲耳,非真西海、北海也。”這同樣肯定了唐代以前 “瀚海”作為水體景觀的地理特征與風貌。
再次,唐代以前與蒙古沙漠地貌相關的詞語有 “幕”或稱“大幕”,以及 “幕南”“幕北”及 “沙幕” “大磧”等。而我們可以證明:從兩漢到南北朝時期,“瀚海”或 “翰海”一詞,與 “大幕”或 “大漠”“磧”“大磧”等詞語,是無法等同或相互取代的。如西漢元朔六年 (前123),漢朝軍隊北征,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對此 “幕”字,諸家之解釋基本相同。如《史記集解》引應劭曰: “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又引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③ 顏師古對此補充道:“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也。幕者,即今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渡幕’。”④ 可見,此 “幕”應為一個具有阻隔作用的沙幕地帶。又如漢元帝在位時,郎中侯應曾上書論邊事云:“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后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多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后,過之未嘗不哭也。”① 推其語意,從邊塞到陰山東西千余里之地,應是所謂 “幕南”的地域,漢朝軍隊斥奪這一地區,就將匈奴驅入幕北,陰山一帶是幕南地區的核心所在。又據 《史記·匈奴列傳》,漢武帝時,在漢朝軍隊的反擊下,“是后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史記正義》解釋說:“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②
那么,“瀚海”與 “沙幕”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呢? 顯然,在古人眼中,“瀚海”與 “沙幕”根本不能簡單等同起來。如從文獻記載可推知,因為面積廣大的沙幕橫亙在幕南與幕北之間,為南北交通的必經之處。霍去病率軍是在 “絕幕”后才登臨瀚海的,而衛青在往返 “絕幕”之后也沒有看到瀚海。西漢著名文士揚雄曾在上書中回顧當時北征的盛況: “于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翰海。”③ “絕大幕”之后方至 “翰海”, “翰海”與 “大幕”并列,“瀚海”只是幕北地區的一處特殊地理景觀而已。因此,后人(特別是清代學者)將 “瀚海”解釋為整個漠北沙漠,顯然與古人的本意是有較大差距的。
從南北朝后期開始,與蒙古荒漠地貌相關,“磧”“沙磧”“大磧”等名稱也逐漸為中原人士所熟知,與 “瀚海”之名不同,“磧”“沙磧”“大磧”的地貌特征從一開始便是相當明確的。對于“磧”字的本義,元代學者熊忠所編 《古今韻會舉要》的解釋*為明晰:“虜中沙漠曰磧。”如 《魏書·太祖紀載:登國六年 “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及于大磧南床山下,大破之,班賜從臣各有差”。關于大磧南床山的方位,元代學者胡三省釋云: “是時魏盛,跨有代北。柔然西奔南床山,蓋在大磧之西。《北史·帝紀》作 ‘南商山’。”① 對于當時的中原人士而言,這個 “大磧”的方位是相當明確的,如 《魏書·陸俟傳》又載云:“世祖親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
遙望關河 中國邊塞環境與歷史文化 作者簡介
安介生，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訪問學者，兼任《歷史地理研究》編委、中國古都學會理事、復旦大學歷史學位分委員會副主任等職。2022年9月起擔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暨山西大學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等十余項，已出版《山西移民史》《歷史民族地理》《中國移民史》（第7卷）《江南景觀史》等數十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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