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科學技術思想史研究·導論卷 節選

**章學術史綜述 **節國外學術史綜述 一、歐洲學者的中國科學技術思想史研究概況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一些質疑“歐洲科學中心論”的西方科技史家逐漸將他們的研究視野轉向東方中國的傳統科學技術史，而探討中國自然科學思想史的發展及其與哲學、社會思想發展的關系，則成為他們的主要著眼點。例如，德國學者福克（Forke）于1925年出版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念：他們關于天文學、宇宙論以及自然哲學的思辨》，這是較早涉及中國科學思想史的著作之一。福克曾是德國駐華使館的外交官，1903年回國后任柏林大學教授，所以他精通中國哲學，并曾撰寫過兩大卷的《中國哲學史》，因此，他在《中國人的世界觀念：他們關于天文學、宇宙論以及自然哲學的思辨》一書里，重點討論了道、氣、陰陽五行等思想觀念對中國傳統科學產生和發展的影響，據此日本人將其翻譯為《中國自然科學思想史》，也有人將其翻譯為《中國人的世界概念：他們關于天文學、宇宙論和自然哲學的構思》。繼之，法國學者葛蘭言（Granet）在1934年出版了《中國人的思想》一書，他運用社會學理論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的社會、宗教、科技思想和文化禮俗。在葛蘭言看來，秩序或整體范疇是中國人思維的*高范疇，因為它的象征符號是“道”，是*具體、*根本的標記。故此，中國人的思維不區別邏輯和現實，對外延邏輯和數量物理學提供的知識來源不屑一顧。他們根本不愿考慮數、空間和時間這些概念，認為它們太抽象。在中國人的概念中，無論是關于空間，還是時間、數量、自然力、道、陰或陽，只有使用這些概念的思想家和技術人員通過自己的認識才能解釋它們的含義。因此，要解釋這些概念，就應該考慮它們是在某種特殊的知識環境（包括地理或日歷技術、音樂或建筑、占卜術及幻術等）下使用的。可見，葛蘭言研究中國人思維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認識和了解中國傳統科學技術思想發展的內在聯系與本質。 在福克和葛蘭言之后，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是歐洲學者致力于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杰出代表，在其煌煌7卷34冊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其第2卷為《中國科學思想史》。據李約瑟自己介紹，該卷旨在專門揭示中國哲學與科學之關系，是一份專門獻給劍橋大學前神學教授伯基特、布朗及漢語教授哈隆的學術厚禮。該書共分10章（以陳立夫譯本為準），第1章為儒家與儒學，李約瑟認為，儒家一方面“有助于科學之發展”，另一方面其官僚系統又抑制了科學之發展，所以“理智主義對于促成科學的進步，反不如神秘主義”。第2章為道家與道教，李約瑟認為在其實驗主義之下，道家經典“涵蘊著豐富的科學思想，在中國科學史上非常重要”，如“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和藥學，都淵源于道家”。第3章為墨家與名家，李約瑟強調無論墨家還是名家，都重視科學的邏輯，然而，令其不解和遺憾的問題是，“道家自然主義之卓見未能與墨家邏輯之相融合”。第4章為法家，李約瑟對法家的科學思想評價不高，認為法家人物是“機械的唯物主義之代表”。第5章為中國科學的基本概念，如五行、陰陽、易經等，特別是易經“因與陰陽五行結合，而成為涵蘊萬有的概念寶庫”。第6章為準科學與懷疑傳統，“準科學”指的是占卜，而懷疑思想與準科學同時興起，至王充則更為顯著，由于懷疑富有批評精神，所以它能促進科學發展與人文主義之研究。第7章為佛家思想，李約瑟認為佛家對中國科學大概是抑制的。第8章為晉唐道家與宋代理學，李約瑟認為宋之理學將儒家倫理主義與道家自然主義結合為一體，而其世界觀亦與自然科學世界觀極為一致。第9章為宋明時代唯心派哲學家及固有自然主義派*后幾位大師，如陸九淵、王船山、顏元、戴震等。第10章為論人世間法律與自然法則在中西方之異同。為了研究中國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1943年李約瑟來到中國，與傅斯年等人不斷接觸，積極準備《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之前的相關事宜，他先后查閱了《四庫全書提要》《古今圖書集成》《道藏》等大型類書，到1946年，李約瑟基本上形成了下面兩個基本觀點：**，“古代中國人以道家*了解自然的知識，道家的文獻不能以神秘的眼光來詮釋”①。第二，“現代科學未在中國發生完全是因為社會與政治結構、環境和歐洲不同，而完全不是由于中國人天生不適合科學”②。經過十多年的艱苦探索，李約瑟基本上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傳統科技思想的誤解，并用事實改變了他們的中國觀。在他看來，歐洲近代科學實際上包納了舊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或者來自古希臘、古羅馬，或者來自阿拉伯世界，或者來自中國與印度的文化等。特別是中國古代科技“從制圖學到化學炸藥都遙遙領先于西方”，而從西方的文明開始到哥倫布時代，“中國的科學技術常常令歐洲人望塵莫及”③。因此，從這個層面講，李約瑟的研究成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所以有中國學者很自豪地說：“李約瑟，這個名字已經成了本世紀（指20世紀）*有魅力的人名之一，不僅代表著一部煌煌大著，還代表著一批人，一批尊重中國文化，尊重世界歷史事實的外國人，它還代表著一個圖書館，一個真正以人道的方式專門收藏中國科技史資料的劍橋東亞科學史圖書館。”④ 這樣，以李約瑟和劍橋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為核心，在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劍橋形成了一個專門研究中國科技史（包括科技思想史）的學術中心。它引領著更多歐洲學者逐步走出“歐洲中心論”的藩籬，而紛紛跑來探尋中國古代科技及其思想這個具有無窮價值的“絕對的金礦”，日益關注中國古代科技及其思想的世界歷史地位和作用，涌現出了一大批知名的學者，如何丙郁、文樹德、謝和耐、梅塔椰，以及庫恩、黃仁宇、席文等，僅參與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的西方學者就達30多位。其中，英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何丙郁教授曾三次與李約瑟博士合作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的有關卷、冊（包括第2卷《中國科學思想史》），故有人稱其為“李約瑟第二”。此外，何丙郁教授還有與何冠彪合寫的《敦煌殘卷占云氣書研究》及獨立撰寫的《契合自然熔鑄各科的學說》、《從理氣數觀點談子平推命法》、《算命是一門科學么？》、《試從另一觀點探討中國傳統科技的發展》、《從科技史觀點談易數》、《研究中國科學史的新途徑—奇門遁甲與科學》等著作。關于何丙郁的科技史研究特色，他自己在《何丙郁中國科技史論集》一書的“自序”中說：“李約瑟從一位20世紀中葉著名西方生物化學家的立場，探討中國科技史。我是試從傳統中國的觀點看這些問題。這不是一個誰是誰非的問題。我認為從兩個觀點看同一件事情，往往可以彼此引證，總比單方面的結論好些。”①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史研究所文樹德教授，曾任“國際亞洲傳統醫學研究協會”主席，擅長中醫及其思想史研究，著述甚豐，代表作有《中國古代的醫學倫理學：人類學歷史的研究》《中國醫學思想史》《被忘卻的醫學傳統：關于徐大椿的研究》《黃帝內經素問：古代中國醫經中的自然、知識與意象》《什么是醫學：東西方的治療之道》等。經過多年的研究，文樹德教授認為醫學理論發展的刺激并非來自解剖、臨床之類的內部動力，而是來自社會文化與經濟、政治結構等外部刺激。古代東西方醫學發展都是一樣的，西醫從傳統發展到現代，是由西方社會變革特點所決定的，中醫之所以能將傳統醫學保持到現代，亦與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特點有關。在《黃帝內經素問：古代中國醫經中的自然、知識與意象》一書中，文樹德教授除全面系統介紹《黃帝內經素問：古代中國醫經中的自然、知識與意象》的歷史、命名、版本及注家之外，還深入評價了《黃帝內經素問：古代中國醫經中的自然、知識與意象》的自然觀、人體觀、疾病觀、養生思想和各種治療原則。研究科技思想不能脫離人物研究，文樹德教授對清代名醫徐大椿這個個案的研究，使西方世界更深刻地體會和領悟了中醫思想的博大精深。謝和耐（Jacques　Gernet），法國當代*著名的漢學家，從1984年起，在他的推動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CNRS）組建了中國科技史研究小組，核心成員有詹嘉玲、柏睿訥、馬若安、魏丕信、馬克、梅塔椰、杜牧蘭、特里杜、戴思博、羅姹、林力娜、米歇爾 泰布爾等。謝和耐除完成了《帝國形成之前的古代中國》、《中國社會史》、《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及《中國的智慧、社會與心理》等多部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專著外，還發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國古代科技思想史的論文，如《文字在中國的心理形態及其功能》、《中國和朝鮮于公元前5—前3世紀的思想演變》、《中國的第二次“文藝復興”》、《中國文明中的占卜術和科學觀念》、《17世紀基督徒和中國人世界觀之比較》、《靜坐的技術、宗教和哲學—論理學派的靜坐》、《近代中國和傳統中國》、《科學和理性—中國資料的新奇性》、《中國17世紀的哲學家王夫之的智慧》、《17世紀基督教和中國人世界觀之比較》及《空間—時間：科學與宗教在中國與歐洲交往中的作用》等。從形式上看，謝和耐前面的多部專著似乎都與中國科學思想史無關，但謝和耐的可貴和獨*之處恰恰在于，他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影響中國科學技術思想發生和發展的諸多內在因素。譬如，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一書中，將“宋至明的官僚帝國”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在此過程中，宋代出現了“宋代的文字作品和科學的發展”、“科學考古的發軔”及“宇宙論和倫理學，一種自然哲學的形成”，以及明代出現了“反傳統主義”“科學新思想和實學新興趣”等有利于科學技術思想發展的歷史因素，而這些歷史因素與宋代的科技思想高峰，以及明代后期出現的科學技術思想大綜合存在著客觀的和緊密的內在聯系。所以，在謝和耐的影響下，近年來法國的中國科學及其思想史研究后來居上，呈欣欣向榮之勢，與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日本京都并稱國際上三個著名的中國科學史研究中心。在法國的中國科學史研究群體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詹嘉玲出版了《傅圣澤和中國科學的近代化：阿爾熱巴拉新法（即代數學）》和《三角速算法與精確圓周率：中國數學的傳統與西方的貢獻》兩部書，并發表了《數π在中國的歷史》、《18世紀中國和法國的科學領域的接觸》和《17、18世紀中國文人眼中的數學史—中國的傳統和歐洲的貢獻》等多篇論文，從多種角度來研究和闡釋與歐洲接觸后的中國數學史，尤其是注重考察西方數學觀念傳入中國的方式，進而比較全面地確定數學在明清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三角速算法與精確圓周率：中國數學的傳統與西方的貢獻》一書里，詹嘉琳通過剖析明安圖的數學思想，部分矯正了李約瑟認為那個時期中國數學以衰敗甚至是對數學缺乏興趣為特征的片面認識，她認為由于漢譯本，時任清朝欽天監監正的明安圖間接地接觸到了出自歐洲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并以其有關三角功能的某些發展的實用特征，而從事新穎幾何和數學論證才名噪一時，故他的著作可以使人闡明某些數學家在這樣一個時期的非凡創造能力。 預科班的數學教授柏睿訥通過翻譯沈括的《夢溪筆談》而追求確定沈括的“整體”知識面，為此，他發表了《沈括與科學》《從沈括〈夢溪筆談〉之棋局都數，看中國有關大數的絕妙算法及記錄》等論文，直接沿著《夢溪筆談》的思路，重點考察了沈括是如何得以向我們證明思想界與科學界之間的某種關系的。接著，柏睿訥又采用同樣方式，來分析17世紀的科學家方以智，考察他是怎樣利用“格物”的要求和此人對于西學傳入中國而做出反應的。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馬若安除出版有《梅文鼎數學著作研究》、《中國數學史》及《算法史》（集體合作完成）等關于中國數學史方面的學術專著外，還發表了《李善蘭的有限和公式》《關于十七、八世紀天文數學中“時”、“空”觀念的分析》《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在中國的影響》等論文，它們都涉及了17—18世紀西方科學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以及對中國近代科學發展的促進等諸問題，而馬若安本人則努力從思想史觀點上，全面關注計量科學史及其在理論上能夠成立的方式。在馬若安看來，梅文鼎將其著作建立在一種對數學的批判性理解的基礎之上，由此產生了其著作在數學比較史觀點上的意義。 馬克教授擅長天文史，兼治數學占卜史，窮研深探，業績不凡，他將天文、數學和宗教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對中國古代的術數思想如馬王堆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