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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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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67123
- 條形碼：9787100167123 ; 978-7-100-16712-3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專家學者，知識分子在精英人物看來，民眾的政治冷漠是當代民主的必要條件之一，乃是社會健康的標志，極端主義運動，即由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下層民主參與的運動不是真正的民主，是民主政治的真正危險。芬利以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對此進行了反駁，指出廣泛的民主參與實為民主的真正形式，民眾的政治冷漠乃是對不同利益集團在決策領域的不均衡現象所做出的退出反應。本書對于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制，如何處理國家共識與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等政治現象，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內容簡介
本書是20世紀英國有名古史學家芬利的代表作。它主要以古代雅典的民主制為案列，分析了古代民主制度的特點及其成因，與近現代的民主進行了對比，從而反駁了當代精英主義理論強調的必須把民眾的政治參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平民的冷漠恰是民主的更好方式的主張，指出古代雅典的民主是全體公民參與的，并未導致精英理論所謂的特別主義。該書引領了20世紀西方學界的古代民主研究熱，并使得這一研究方向成為顯學，從而成為20世紀西方學界對古代與現代民主進行比較研究的開山之作。
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目錄
第二版前言
**版前言
**章 領袖與追隨者
第二章 雅典蠱惑民心的政客
第三章 民主、共識和國家利益
第四章 蘇格拉底及其后
第五章 古典古代的審查制度
注釋
索引
展開全部
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節選
所有這些引出一個非常簡單的命題，即蠱惑民心的政客——我在中性意義上使用這個詞——是雅典政治體制中的結構性因素。關于這一點，我首先指的是若沒有這些政客，這一體制根本就不會運轉；其次，這個詞同樣適用于所有的領導人，無論他們所屬的階級或持有的觀點是什么；*后，在相當廣泛的范圍內，人們不是根據這些政客的行為方式或方法，而是根據他們的表演對其個人進行評判。（我無須補說什么，我指的是政治家會在生活中得到準確的評判，如果說在書本中得不到的話。）一言以蔽之，人們可能很容易把雅典蠱惑家與現代政治家加以類化，但這里很快就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不同點，不僅因為政府工作已經變得如此復雜，更主要是因為直接民主與代議制民主之間的差異。我已經討論了民眾會議（包括會議成員的不確定性）、缺乏官僚機構和政府體系以及雅典蠱惑家生活與工作的持續緊張狀態。但有個后果需要多少做一點考察，因為這些條件是有關雅典政治乃至整個希臘政治的明顯負面特征的解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大衛·休謨這樣認為：“排除自由政府中的派系，如果說并非完全行不通的話，那也是非常困難的。但派系之間的這種根深蒂固的怒火，以及此類頗為殘忍的格言敬語，在現代僅僅是在一些宗教黨派中才能發現。在古代歷史上，我們始終可以看到，在一派得勢的地方，無論貴族派還是平民派的（在這方面，我沒有看到二者有什么區別），他們很快便實行屠殺……和流放……沒有程序、沒有法律、沒有審判、沒有寬恕……這些人極熱愛自由，但似乎并未很好地理解自由。” 對于休謨的這一正確觀察，雅典幾乎是一個完全的例外。換句話說，它擺脫了終極意義上的派別。在一場短暫的內戰之后，民主制于公元前508年建立起來。之后，在雅典民主制幾近兩個世紀的歷史上，武裝恐怖、不依據程序或法律的屠殺僅有兩例，即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均由在短期內掌控了國家的寡頭派所致。尤其是第二次，當民主派重新獲得權力，在處理寡頭派方面表現出寬宏大量和依法行事，以至于柏拉圖都對此加以贊揚。據說，在有關公元前403年恢復民主的表述中，他談道：“有些人對在這次革命中的敵人采取兇悍的個人復仇，對此不會有人感到驚奇。但總體上卷土重來的派別在行事上還是公平的。”這并不是說這兩個世紀是完全沒有非正義和野蠻的個人行為。休謨觀察到“各派之間在這方面沒有什么區別”，這是泛指希臘而非專指雅典。我們似乎對雅典的認識并不是很清晰，因為我們所看到的是被修昔底德、色諾芬和柏拉圖等人扭曲了的雅典，他們夸大了極端民主的個別偏執事件——例如審判并處決贏得阿吉紐斯會戰的將軍們，以及審判與處決蘇格拉底——同時他們又縮小而且往往完全抹煞另一些行為，例如，公元前462年或公元前461年厄菲阿爾特和公元前411年安德洛克利的政治暗殺，這兩個人在他們所處的時代都是*有影響的人民領袖。 既便雅典大體上避免了在其他地方如此普遍的派系傾軋的極端形式，雅典也不可能避免派爭的較小表現形式。雅典政治具有孤注一擲的品性。每一方向目標不僅僅是擊敗反對方，還要摧毀它，通過毀滅其領導者而鏟除它。由于許多人在追逐領導權，所以各方都慣常玩弄這種把戲。其主要手法是政治審判，主要手段是聚餐會和諂媚。我覺得這些也是制度的結構性組成部分，并非偶然的或可有可無的多余之物。陶片放逐法、所謂的違法法案指控和公民對執政官、將軍以及其他官員的正式監督措施，都是經深思熟慮才引入的安全措施，或者用來反對過分的個人權力和潛在的僭主，或者用來抵制腐敗和瀆職，或者用來防止公民大會本身不加考慮的魯莽與熱情行為。抽象地講，無論這些方法在意圖上怎樣值得贊揚，從理論上卻很容易證明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引起權力的濫用。問題在于它們是唯一可采用的方法，因為古代民主是直接民主，缺乏政黨機制等。領導者和未來的領導者別無選擇，只能采用這些措施，并去尋找可以困擾和擊敗競爭者和反對者的其他方法。
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 作者簡介
M.I.芬利(1912-1986)，20世紀西方最有影響的古史學家之一，劍橋大學古代史講席教授。其主要研究領域是古代希臘史，但更多以整個古典世界為研究對象。著有《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古代世界的政治》《古代經濟》《奧德修斯的世界》《古代奴隸制與近現代意識形態》《歷史的使用與濫用》《古代史》《古代希臘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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