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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慕與憂懼:英國的遠東想象(1600—1730)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2894
- 條形碼：9787108072894 ; 978-7-108-07289-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追慕與憂懼:英國的遠東想象(1600—1730) 本書特色
英語世界中國形象研究的“轉向”之作
為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做出重要修正和補充
一部“亞洲主導秩序下的英國文學史”
一幅“遠東中心”的歐亞交流全景圖 我店關聯閱讀書目
·推敲“自我”：小說在18世紀的英國（黃梅 著）
·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李伯重 著）
·圖像的來世：關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傳譯（［美］韓瑞 著）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法］阿蘭·佩雷菲特 著）
·小說的興起：笛福、理查遜、菲爾丁研究（［美］伊恩·瓦特 著）
·偉大的傳統（［英］F. R. 利維斯 著）
追慕與憂懼:英國的遠東想象(1600—1730) 內容簡介
作者對殖民主義歐洲中心的否定，和對后殖民批評范式局限的批評，這一共存的雙重敘述，使得這部十余年前出版的專著，至今仍具有其重要性，或者說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顯得更為重要。
——馬丁·普赫納（Martin Puchner） 17世紀至18世紀，中國、日本和香料群島等遠東異域令英國人一度目眩神迷。當時的遠東供應著歐洲渴求的香料和奢侈品，也是歐洲幻想中潛力無限的商品外銷市場。作者羅伯特·馬克利重新思考了彼時英國文學對國族和個體身份的想象，由此考察富強的遠東如何喚起英國的追慕與憂懼。
本書是英語世界中國形象研究的“轉向”之作，也是一部“亞洲主導秩序下的英國文學史”。繼薩義德《東方學》及后殖民研究之后，馬克利進一步超越歐洲中心論的理論框架，審視了彌爾頓、德萊頓、丹尼爾·笛福和斯威夫特等作家如何應對一個愈發陌生又頗具挑戰的世界格局：迄至1800年，遠東帝國主導著全球經濟，而英國則身居邊緣。
為了還原早期現代歐洲作為“弱勢”文明對富庶的亞洲的歷史想象，在細讀文學經典的基礎上，作者還廣泛探討了荷蘭商人、歐洲傳教士、俄國使團、西方地理志作者等群體撰述的兩百余種作品和史料，勾勒出一幅“遠東中心”的全球史圖景，深刻影響了同領域此后至今十余年的研究方向。 本書屬于清華大學世文院“文學與世界史叢書”的跨文化視野下英國早期現代系列。清華大學世界文學與文化研究院（簡稱世文院）成立于2016年，以共性和前沿命題研究為主旨，致力于開展中外學者合作的英美研究、比較人文與跨文化理論研究、國別與區域研究。主編：顏海平（清華大學），副主編：Martin Puchner (哈佛大學)、何偉文（上海交通大學）。
追慕與憂懼:英國的遠東想象(1600—1730) 目錄
重寫現代性：《英國的遠東想象》與文學的世界史（顏海平 壽天藝）
中文版序
致 謝
導 論 明末清初的英國文學
**章 遠東、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想象
第二章 中國和歐洲中心觀的局限：彌爾頓、耶穌會士和開封的猶太人
第三章 “敬呈常貢”：文雅、禮儀和歐洲在清朝中國的角力
第四章 商人英雄：德萊頓劇作《安波納》中的貿易、民族主義和屈辱敘事
第五章 “我說完了我的島，以及有關的種種故事”：魯濱遜的遠東漂流記
第六章 “這般取之不竭的金庫”：笛福、信貸和南海傳奇
第七章 格列佛、日本人和歐洲受辱的想象
尾 聲 貿易的意識形態
參考文獻
索 引
譯后記
展開全部
追慕與憂懼:英國的遠東想象(1600—1730) 節選
導 論
（節選，注釋從略） 對許多學者而言，17—18世紀英格蘭與遠東的交往及對遠東的理解，是一個充滿模糊設想和誤解的研究領域。盡管研究者有著明顯的政治分歧，如傳統派歡呼“文明”向非歐洲世界的擴張，修正派批評歐洲帝國主義的暴力和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但兩個陣營對早期現代歷史的理解在根本上都持歐洲中心觀。雙方依賴的歷史敘事和分析模型——不管是殖民主義的還是后殖民主義的——都在講述一個舊故事：東方文化的技術弱勢、經濟落后和政治保守導致其必然被歐洲殖民者擊敗。就此而言，許多學者按照19世紀殖民主義的預設去解讀17世紀的歷史，認為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他們接觸的非歐洲民族而言，國家和種族是優越的；他們認為歐洲對美洲的壓倒性技術-軍事優勢也適用于亞洲；他們還認為西歐與日本、中國及東南亞蘇丹之間的知識、宗教、文化和金融接觸在早期現代歷史中不太重要。這些假設都是錯的，而要擺脫這些假設，就要反抗視歐洲“重商主義”為16—18世紀世界經濟引擎的傳統史學。許多批評家用“萬能”的后殖民主義模型去理解西方商人、外交使節和海員（一方面）和亞洲當地統治者、稅務官員、供貨商和譯者（另一方面）之間變動不居的關系，這樣做固然顛覆了歐洲中心論的道德感，但諷刺的是，這同時也復制了歐洲中心論的前提、價值和闡釋。
《追慕與憂懼：英國的遠東想象（1600—1730）》對歐洲中心式現代性的一些根本性前提、價值和闡釋進行了歷史性和理論性批判。在書中，我對1600—1730年虛構和非虛構文本的解讀建立在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基礎之上，近年來開展相關批判的學者包括喬杜里（K. N. Chaudhuri）、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布勞特（J. M. Blaut）、弗蘭克·佩林（Frank Perlin ）、保爾·巴洛克（Paul Bairoch）、王國斌（R. Bin Wong）、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和杰弗里·岡（Geoffrey Gunn）等。這些歷史學家以不同方式表明，直到 1800 年，融合中的世界經濟尚處在中國的統治下，影響居其次的是日本和莫臥兒時期的印度。要理解這種統治，我們需要從根本上重新評價新古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經濟“崛起”的描述。在現代早期的日本和中國，情況看起來幾乎和常識相反。克勞迪婭·施努曼（Claudia Schnurmann）指出，“與遠東的醫學、工業和知識生活的進步相比，即使是在歐洲人看來十分成熟的荷蘭，在亞洲人眼中也至多算得上是‘第三世界’”。這一論述透露出 早期現代世界的復雜歷史。
書寫亞洲主導世界中的英國文學史，并不是要淡化始于16世紀的征服美洲過程中近乎種族屠殺的暴行，也不是淡化此后歐洲對亞洲、非洲和澳洲的殖民。許多后殖民批評家（下文會有所論及）對挑戰傳統的早期現代文學、經濟、社會和文化史有著重要貢獻，但他們的論述往往集中在歐洲與奧斯曼、波斯和莫臥兒等帝國的交往上。本研究則聚焦于印度次大陸以東的國家，這是為了突出17和18世紀西方對伊斯蘭文化的反應——一個熟知并恐懼的文化——和對日本與中國的反應的區別。這類作品數量龐大而分布廣泛，是理解早期現代世界和西方在其中位置的關鍵。
約翰·彌爾頓、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丹尼爾·笛福和喬納森·斯威夫特的作品，以及彼得·黑林（Peter Heylyn）、托馬斯·孟（Thomas Mun）、利瑪竇、衛匡國（Martino Martini）、揚·紐霍夫（Jan Nieuhoff）、埃弗勒·伊斯布朗特·伊臺斯（Evret Ysbrants Ides）等人撰寫的地理志、游記和歷史，就歐洲在遠東帝國統治下的全球經濟中的邊緣化地位，表現出了形形色色的補償性的書寫策略。亞洲或被忽視，或被描述成亟待救贖的龐大異教地區；或者援引歐洲在美洲的技術、軍事和政治權力來否認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在東亞的局限。如果說新大陸殖民敘事強化了民族力量、普世君主制和基督教必勝等歐洲中心論觀念，那么歐洲人在中國、日本和1716年前的莫臥兒印度的經歷則徹底挑戰了這類意識形態建構。
當時，西歐的受教育階層不可能對英格蘭和中國的差別（如疆域、財富和自然資源等）一無所知。在17 世紀中期，中國已經成了諸多領域爭論和猜測的焦點：中國編年史質疑了馬索拉（Masoretic）《舊約》抄本中大洪水日期的可靠性，引發了關于《圣經》紀年幾乎無休止的爭論；1644 年明朝的覆亡以及滿族統治者的“漢化”帶來了對中國文化適應性充滿儀式感的稱頌；中華帝國的面積和財富引發了對其自然資源和勤奮人民的贊美；當然*重要的是，中國的財富刺激著對中國貨品無盡的欲望，對許多西方商人來說，這是利潤無窮的貿易。正如博達偉（David Porter） 證明的，中國千年傳承的文化、語言和儒家觀念成了父系統治合法性的象征：對于許多17 世紀的親華者，這個“中央王國”象征著歐洲精英推崇的社會政治穩定和跨文化的道德觀。
書中引用了兩百種左右的原始材料，這只是18 世紀讀者所能接觸的關于遠東的文本的一小部分。按照唐納德·拉赫（Donald Lach）和埃德溫·范·克雷（Edwin van Kley）的統計，1500—1800年歐洲出版的關于亞洲的作品達1500 部，他們認為這只是保守的估計；廣泛重印和編選的報道（如薩繆·鉑切斯［Samuel Purchas］編纂的文集）在地圖集、游記、經濟著作和博物學著作中流傳。對于這類材料，我集中討論那些經過多次修訂（通常 有多語言版本，采用奢華的大開本印刷）的作品。編者在這類作品中搜羅關于遠東民族和文化的信息，并把一手記載改換成看似權威的評述。迄至1750 年，這類作品的數量令關于美洲殖民的文獻數量相形見絀。
歐洲對遠東的迷戀說明，中國、日本和香料群島以復雜的方式影響了早期現代的經濟理論。英格蘭和其他地區認為可以從整體上描述“遠東”：一個由港口、農業區和商機組成的復雜網絡。1600—1740年，對打開亞齊（Aceh）、廣州、長崎和亞格拉（Agra）等地市場的期待對歐洲經濟思想有關鍵影響，作者們往往借此把國內問題——從高稅率到環境退化，以及一些部門的生產滯后和其他部門產品的滯銷——轉移到對不違反宗教原則的高利潤貿易的期待上。由于英格蘭與印度以東的貿易基本無緣，于是中國、日本和香料群島滿足了兩個關鍵的想象性角色，既是可供歐洲出口的無限市場，也是龐大而取之不竭的倉庫，供應著香料、奢侈品（從茶葉到紡織品）和原材料。如果中國、日本和印度代表著文明的巔峰——完美體現了持續增長的貿易所需的社會政治秩序和成熟文化——那么印度尼西亞群島和未知的澳洲大陸則代表著異域風情，可供英屬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簡稱EIC）輕松采集貨品或是和愿意合作的土著做劃算的買賣。于是，遠東成了商業資本主義的幻想空間，因為那里可以實現嚴格的成本外部化：計算利潤（或預期利潤）可以不計入（且舉兩例）生命、船只和貨物的損失，或是當地生態的破壞，比如為英國海軍和英屬東印度公司造船所需砍伐的森林。
《追慕與憂懼：英國的遠東想象（1600—1730）》批判性地考察了這種貿易造福社會的信念。約書亞·柴爾德（Josiah Child）曾任英屬東印度公司總裁并長期擔任公司董事，他在1681年寫道：“對外貿易生產財富，財富帶來權力，權力保護我們的貿易和宗教；他們相互作用，并相互保護。”這一邏輯的關鍵詞是“生產”（produceth）；就像許多同時代人一樣，柴爾德認為，貿易創造的財富超出了長年航海耗費的勞力和資本，因此對（文明的）貿易雙方都有好處，而同時始終有利于英格蘭經濟。這種互惠的邏輯支撐著17 世紀歐洲對貿易的辯護，并且隱含著一種期待：東亞既是所需商品的生產商，也是英國商品尤其是紡織品的不知足的消費者。不過同時，他們也知道，在亞洲市場進行的是一場與歐洲對手和本土勢力你死我活的競爭，自伊麗莎白時代過來的英國作家為了證明柴爾德的觀點，說服了許多盟國來對付英國的商業對手（如荷蘭）。如本書以下各章所述，這些作家以不同方式使用排他的三角模型來理解政治、交流和商業，以便（在想象中）孤立英國的對手，鞏固英國的意識形態，永無止境地追求無限的財富、不受挑戰的權力、擴張的貿易和純正的宗教。
伴隨著對無限的生產力和利潤的幻想，還有一種徹底反生態的觀念，即認為資源是不竭的，可以無限開發。很大程度上，1500—1800 年的貿易觀念回應了西歐和北歐的生態和人口危機。17 世紀上半葉，人們普遍認為英國的自然資源不足以支撐其人口，或是認為大自然已經被人類的原罪腐化，從而把重擔交給了國際貿易，指望它解決復雜的生態、人口和經濟危機。這場17 世紀的“總體性危機”事實上引出了戈德斯通、彭慕蘭和佩林等學者以不同方式指出的生態文化視角——這一視角質疑歐洲中心現代性的經濟學預設。在導論的余下部分，我將介紹歐洲中心論的預設以及后殖民批評家的相應批判，并簡述如何從生態唯物主義的視角看待早期現代世界。
追慕與憂懼:英國的遠東想象(1600—1730) 作者簡介
羅伯特·馬克利（Robert Markley），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英文系講席教授。美國權威學術期刊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主編，曾出版學術專著多部，包括Fallen Languages: Crises of Representation in Newtonian England（Cornell UP，1993）、Dying Planet: Mars i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Duke UP，2005）和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Cambridge UP，2006）。馬克利在18世紀研究、科學文化史研究和數字媒體研究等領域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主編學術文集多部，并擔任知名期刊的特刊客座編輯。 譯者簡介 王冬青，香港大學英文系博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廣外闡釋學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英文學與文化交流，在《外國文學評論》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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