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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10250311
- 條形碼：9787010250311 ; 978-7-01-025031-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研究 內容簡介
學術界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黃金發展期的延安時期已取得了多方面的高質量研究成果，但將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內容作為一個整體對象進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見。本書對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現實訴求、思想基礎、主體系統、創新成果、經驗與啟示進行廣泛的系統研究，深化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討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對象和領域，本書對“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與“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兩個概念的區別、聯系作了詳細的界定和說明。在研究內容上，提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延安形態”這個概念，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延安形態”做特色研究，分析和說明其的基本理念、要素、特征，進一步從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認識論、人生價值哲學、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政治哲學等領域和方面系統梳理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重要成果，歸納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基本特征、基本經驗和當代啟示，有助于豐富和完善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方法。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研究 目錄
導論
**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現實訴求
一、延安時期的時代召喚
二、思想戰線的批判斗爭
三、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要求
第二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思想基礎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理論基點
二、中國傳統哲學精華是學脈淵承
三、民本論和大同說
四、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哲學探索是創新平臺
第三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主體系統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群體是理論創新的引導者
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工作者群體是理論創新的骨干力量
三、主體系統良性互動形成理論創新合力
第四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主要領域
一、辯證唯物論領域創新
二、唯物辯證法領域創新
三、認識論領域創新
四、人生價值哲學領域創新
五、唯物史觀領域創新
第五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經驗與啟示
一、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基本經驗
二、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現實啟示
參考文獻
**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現實訴求
一、延安時期的時代召喚
二、思想戰線的批判斗爭
三、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要求
第二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思想基礎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理論基點
二、中國傳統哲學精華是學脈淵承
三、民本論和大同說
四、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哲學探索是創新平臺
第三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主體系統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群體是理論創新的引導者
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工作者群體是理論創新的骨干力量
三、主體系統良性互動形成理論創新合力
第四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主要領域
一、辯證唯物論領域創新
二、唯物辯證法領域創新
三、認識論領域創新
四、人生價值哲學領域創新
五、唯物史觀領域創新
第五章 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經驗與啟示
一、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基本經驗
二、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現實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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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研究 節選
可見，中國共產黨人*初所接受并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過程是被動的，并未從實質上真正理解和全面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掌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也并非直接源自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著作，而是由蘇聯共產黨和蘇聯哲學界所理解并解讀的，在某些地方存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原著的曲解和誤讀，沒有正確處理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原生形態”與“次生形態”的關系，片面地強調和夸大了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觀點，放大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階級性、政治性，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辯證法等原理的掌握和認識還有所欠缺。用“蘇聯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中國革命實踐，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避免了一些彎路和曲折，但是在真正開始獨立自主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具體問題的探索中，逐步顯露出問題和失誤。長期以來，在黨內形成的奉“蘇聯模式”為經典的思維定式和依附慣性，束縛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理論創新精神，用僵化教條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決議絕對化、神圣化，阻礙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中國共產黨人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的貧乏，對中國的國情和社會發展并未形成全面系統的認知。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質內容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基本問題、正確分析中國革命發展特點，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等問題上都存在思維誤區。中國革命在“蘇俄形態”哲學思維方式的指導下，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抽象化，隨意對馬克思主義曲解、肢解、斷章取義、“貼標簽”，實踐中導致中國革命遭受了兩次較大的挫折和失利。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但是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以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必須進行思考，否則將遭受更大的失敗。由此可見，黨在實際斗爭中的失敗和教訓究其原因是缺乏正確理論的指導，理論準備不足，現實的革命實踐又迫切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在總結革命的經驗和教訓中，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意識到要擺脫“蘇俄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束縛，開創一條適合符合本民族特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道路。 （三）文化建設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進行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又一重要原因。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善于用文化引領革命事業的前進方向，增強人民的凝聚力。毛澤東認為，由理論工作者組成的文化戰線，在整個革命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革命的文化是發動革命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指導。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在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中有著重大的意義，它是戰勝帝國主義，實現中華民族自由、獨立、解放的重要保證，鞏固抗日根據地建設，繁榮抗日革命根據地文化，才能確保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自然環境惡劣，經濟增長緩慢，文化事業電相對比較落后，文化設施缺乏，學校教育發展滯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知識分子人數比重極少，文盲率高達99%，整個社會處在思想蒙昧、知識貧瘠、匱乏的環境中。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大力推進根據地建設，邊區生產發展，經濟繁榮，農民分到土地，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積累了一定的物質財富。政治上，實行“三三制”的政權建設原則，保證人民享有各種民主權利。人民生活改善，政治上當家做主，就要求識字、學文化、掌握科學，解決思想貧瘠的問題，擺脫文化困境。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人深入開展文化建設的重要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滿足邊區人民在文化方面的需求，大力推行群眾的文化教育活動，形成了相對完整和系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1940年1月5日陜甘邊文化協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分別作了《新民主主義論》《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后任務》《論文化統一戰線》三個報告，并發表了《陜甘邊文化協會**次代表大會宣言》，這些報告和宣言中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作出系統完整闡釋，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容、發展方向、性質等重大問題作出了具體說明。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概念”，他把新民主主義文化表述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張聞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概括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四個特征：“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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