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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22720
- 條形碼：9787030722720 ; 978-7-03-072272-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研究 本書特色
我國的國家語言能力所存在的短板，從而提出了我國國家語言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并從提升國家語言資源能力以及提升我國的語言服務業和語言技術等方面闡述了一些建議和對策。
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從“語言能力”的概念著手，探討了自喬姆斯基以來對該術語的相關研究，其中有深化、傳承，也有質疑和挑戰。首先梳理了國內外有關國家語言能力的相關研究，提出了適用于本研究的定義、理論框架和對比研究框架。在這個研究框架的基礎上，對中國和東盟十個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進行了逐一闡述、分析和梳理。在對比的基礎上，摸清了目前我國的國家語言能力所存在的短板，從而提出了我國國家語言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并從提升國家語言資源能力以及提升我國的語言服務業和語言技術等方面闡述了一些建議和對策。
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研究 目錄
目錄
第1章 緒論 1
1.1 研究緣起 1
1.2 研究對象 4
1.3 研究方法 5
1.4 理論框架 6
1.4.1 國家語言能力的定義 6
1.4.2 國家語言能力的研究框架 13
1.4.3 對比研究框架 15
1.5 研究意義 16
1.6 全書結構 17
第2章 研究綜述 18
2.1 宏觀維度的國家語言能力 18
2.1.1 國家安全語言戰略 18
2.1.2 國防語言能力建設 19
2.2 微觀維度的國家語言能力 21
2.2.1 多語地區的語言能力評價 21
2.2.2 教育領域的語言能力培養 28
2.3 小結 29
第3章 中國的國家語言能力 31
3.1 中國的國家語言資源 31
3.1.1 中國的民族語言資源 31
3.1.2 中國的外語資源 35
3.2 中國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42
3.2.1 中國的語言文字管理機構 42
3.2.2 中國的語言服務 45
3.2.3 中國的語言技術 49
3.2.4 中國的語言政策與規劃 52
3.3 中國的國民語言能力 57
3.4 小結 65
第4章 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 66
4.1 泰國的國家語言能力 66
4.1.1 泰國的國家語言資源 67
4.1.2 泰國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72
4.1.3 泰國的國民語言能力 82
4.2 越南的國家語言能力 87
4.2.1 越南的國家語言資源 87
4.2.2 越南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94
4.2.3 越南的國民語言能力 103
4.3 柬埔寨的國家語言能力 106
4.3.1 柬埔寨的國家語言資源 107
4.3.2 柬埔寨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12
4.3.3 柬埔寨的國民語言能力 117
4.4 老撾的國家語言能力 120
4.4.1 老撾的國家語言資源 121
4.4.2 老撾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24
4.4.3 老撾的國民語言能力 128
4.5 緬甸的國家語言能力 131
4.5.1 緬甸的國家語言資源 131
4.5.2 緬甸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34
4.5.3 緬甸的國民語言能力 140
4.6 菲律賓的國家語言能力 145
4.6.1 菲律賓的國家語言資源 146
4.6.2 菲律賓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53
4.6.3 菲律賓的國民語言能力 159
4.7 文萊的國家語言能力 162
4.7.1 文萊的國家語言資源 163
4.7.2 文萊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68
4.7.3 文萊的國民語言能力 172
4.8 馬來西亞的國家語言能力 174
4.8.1 馬來西亞的國家語言資源 175
4.8.2 馬來西亞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81
4.8.3 馬來西亞的國民語言能力 192
4.9 新加坡的國家語言能力 196
4.9.1 新加坡的國家語言資源 197
4.9.2 新加坡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201
4.9.3 新加坡的國民語言能力 210
4.10 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語言能力 215
4.10.1 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語言資源 216
4.10.2 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224
4.10.3 印度尼西亞的國民語言能力 233
4.11 小結 237
第5章 對比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 238
5.1 中國和東盟半島五國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38
5.1.1 中國和東盟半島國家的宏觀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40
5.1.2 中國和東盟半島國家的微觀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54
5.2 中國和東盟海洋五國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58
5.2.1 中國和東盟海洋國家的宏觀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60
5.2.2 中國和東盟海洋國家的微觀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74
5.3 小結 277
第6章 結語 278
6.1 主要研究內容 278
6.1.1 “國家語言能力”的再認識 278
6.1.2 對中國和東盟十國國家語言能力的概述 279
6.1.3 中國和東盟十國國家語言能力的異同 279
6.2 對提升我國國家語言能力的啟示及有關設想 282
6.2.1 提升我國的國家語言資源能力 282
6.2.2 提升我國的語言服務能力和語言技術能力 287
6.3 研究局限和未來方向 288
參考文獻 290
第1章 緒論 1
1.1 研究緣起 1
1.2 研究對象 4
1.3 研究方法 5
1.4 理論框架 6
1.4.1 國家語言能力的定義 6
1.4.2 國家語言能力的研究框架 13
1.4.3 對比研究框架 15
1.5 研究意義 16
1.6 全書結構 17
第2章 研究綜述 18
2.1 宏觀維度的國家語言能力 18
2.1.1 國家安全語言戰略 18
2.1.2 國防語言能力建設 19
2.2 微觀維度的國家語言能力 21
2.2.1 多語地區的語言能力評價 21
2.2.2 教育領域的語言能力培養 28
2.3 小結 29
第3章 中國的國家語言能力 31
3.1 中國的國家語言資源 31
3.1.1 中國的民族語言資源 31
3.1.2 中國的外語資源 35
3.2 中國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42
3.2.1 中國的語言文字管理機構 42
3.2.2 中國的語言服務 45
3.2.3 中國的語言技術 49
3.2.4 中國的語言政策與規劃 52
3.3 中國的國民語言能力 57
3.4 小結 65
第4章 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 66
4.1 泰國的國家語言能力 66
4.1.1 泰國的國家語言資源 67
4.1.2 泰國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72
4.1.3 泰國的國民語言能力 82
4.2 越南的國家語言能力 87
4.2.1 越南的國家語言資源 87
4.2.2 越南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94
4.2.3 越南的國民語言能力 103
4.3 柬埔寨的國家語言能力 106
4.3.1 柬埔寨的國家語言資源 107
4.3.2 柬埔寨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12
4.3.3 柬埔寨的國民語言能力 117
4.4 老撾的國家語言能力 120
4.4.1 老撾的國家語言資源 121
4.4.2 老撾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24
4.4.3 老撾的國民語言能力 128
4.5 緬甸的國家語言能力 131
4.5.1 緬甸的國家語言資源 131
4.5.2 緬甸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34
4.5.3 緬甸的國民語言能力 140
4.6 菲律賓的國家語言能力 145
4.6.1 菲律賓的國家語言資源 146
4.6.2 菲律賓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53
4.6.3 菲律賓的國民語言能力 159
4.7 文萊的國家語言能力 162
4.7.1 文萊的國家語言資源 163
4.7.2 文萊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68
4.7.3 文萊的國民語言能力 172
4.8 馬來西亞的國家語言能力 174
4.8.1 馬來西亞的國家語言資源 175
4.8.2 馬來西亞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181
4.8.3 馬來西亞的國民語言能力 192
4.9 新加坡的國家語言能力 196
4.9.1 新加坡的國家語言資源 197
4.9.2 新加坡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201
4.9.3 新加坡的國民語言能力 210
4.10 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語言能力 215
4.10.1 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語言資源 216
4.10.2 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語言管理能力 224
4.10.3 印度尼西亞的國民語言能力 233
4.11 小結 237
第5章 對比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 238
5.1 中國和東盟半島五國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38
5.1.1 中國和東盟半島國家的宏觀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40
5.1.2 中國和東盟半島國家的微觀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54
5.2 中國和東盟海洋五國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58
5.2.1 中國和東盟海洋國家的宏觀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60
5.2.2 中國和東盟海洋國家的微觀國家語言能力對比 274
5.3 小結 277
第6章 結語 278
6.1 主要研究內容 278
6.1.1 “國家語言能力”的再認識 278
6.1.2 對中國和東盟十國國家語言能力的概述 279
6.1.3 中國和東盟十國國家語言能力的異同 279
6.2 對提升我國國家語言能力的啟示及有關設想 282
6.2.1 提升我國的國家語言資源能力 282
6.2.2 提升我國的語言服務能力和語言技術能力 287
6.3 研究局限和未來方向 288
參考文獻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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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研究 節選
緒論 對語言能力的興趣和探索可以追溯到洪堡特（von Humboldt）、索緒爾（de Saussure）等語言學家，然而直至 1965年喬姆斯基（Chomsky）才明確提出“語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這一概念提出半個多世紀以來，對它的研究從未中斷，有挑戰和質疑，也有傳承和深化。隨著世界局勢的風云變幻，國家安全日益引起各國的重視。語言能力與國家戰略緊密聯系在一起，由此產生了國家語言能力。在實現“中國夢”及建設“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國家語言能力研究顯得迫切而又必要。反觀他國的國家語言能力建設經驗，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我國的國家語言能力現狀，從而有效提升國家語言能力。 1.1 研究緣起 洪堡特（1999）昀早把“語言”看作“能力”，即語言是天賦能力和創造能力（申小龍， 1990）。索緒爾（de Saussure，1983）的“語言 -言語”（langue-parole）二元論把“語言”看作社會集體的語言能力，把“言語”視為集體能力的個人發揮。到 20世紀 60年代，喬姆斯基（Chomsky，1965）的“語言能力-語言運用”（language competence-language performance）二元論標志著“語言能力”作為一個語言學概念的正式確立。在他看來，語言能力是被理想狀態的本族語者所內化的語法規則，具有遺傳性、進化性和生成性等特征（Chomsky，1977；張強和楊亦鳴， 2016）。此后，這一范疇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大，語言能力研究就此拉開序幕。同時，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觀也受到諸多挑戰。比如，海姆斯（Hymes， 1972）的“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就強調了說話人在使用語言時所展現出的語境適應能力；卡納爾和斯溫（Canale & Swain，1980）認為，語言能力就是人運用語言進行社會交往的能力；泰勒（Taylor，1988）提出的“語言能力”、“語言水平”（language proficiency）和“語言運用”概念，分別指人的語言知識、運用語言知識的能力、運用的效果和水平；巴赫曼（Bachman， 1990）的語言交際能力理論模型初步描述了語言能力、策略能力、心理運動機制和語境的聯動，從而使語言能力逐步從理論走向實踐。 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語言能力的認識和研究在不斷提升和擴大。語言能力不僅關乎人類語言基本生成機制及個體在具體語境中的語言交際能力，而且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信息化的蓬勃發展，語言能力在個人生活、社會發展、國家治理、國家安全中的功能不斷多元化；在國際競爭中語言作為文化軟實力的作用日益凸顯；語言能力也日趨與國家層面的宏觀戰略密切相關。 國家語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被定義為國家對特定語言需求的應對能力，以及國內外常規和突發狀況下滿足語言需求的能力（Brecht & Walton，1994；Brecht & Rivers，1999）；其實質是國家外語能力或國家非通用語能力（文秋芳，2017）。美國政府在其發布的《國家安全語言計劃》（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國家外語能力行動倡議書》（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及《國防部語言技能、區域知識、文化能力的戰略規劃：2011—2016》（Department of Defense 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Regional Expertise，and Cultural Competencies：2011-2016）等文件中宣稱美國的外語能力及其對世界文化的了解能力能使其成為更強大的全球領導者（Brecht & Walton，1994；Brecht & Rivers，1999；唐紅麗， 2014）。顯然，國家語言能力已得到美國政府的高度重視。英國在 21世紀初同樣出臺了“國家語言戰略”；法國實施了“法語國家語言戰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也推出了“英語和其他語言戰略行動計劃”（文秋芳等， 2011；文秋芳和蘇靜， 2011）；在澳大利亞、日本、印度尼西亞、歐盟、非洲等國家和地區也出現了多個立足于語言戰略的專門機構和行動計劃。可以說，一些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已經注意到國家語言能力對國家戰略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并開始付諸實施。 中國學者近年來已對國家語言能力、語言規劃與國家安全等展開研究。李宇明（2011）、文秋芳（2016，2017）、趙世舉（2015）、魏暉（2015）、戴曼純（2011）、文秋芳和張天偉（2018）等對國家語言能力和國家外語能力做了定義和描述。國內學界對國家語言能力的概念提出了諸多見解，其中共性和差異并存，但有一點需要肯定：“‘國家語言能力’雖然源于美國，但經過我國學者的探討和研究，目前已經呈現出理論雛形，并具有中國特色。”（文秋芳， 2017）我國學者對國家語言能力的研究充分結合中國國情和語情，具有中國情懷，符合我國新時代發展的需求。本書將在第 3章梳理和總結我國學者對國家語言能力的界定和闡釋，并提出適合本書的定義及理論框架。 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簡稱“國家語委”）所制定的《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中，國家語言能力被首次提及，并明確指出“到 2020年，在全國范圍內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全面提升語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語言文字事業服務國家需求的能力，實現國家語言能力與綜合國力相適應”。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世界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我國的國家語言能力的建設與提升也日趨緊迫。 全球化和信息化使語言的功能（如交際功能、信息功能、經濟功能、科技功能等）空前拓展，在文化、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國家安全、外交等領域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李宇明， 2011；趙世舉， 2015）；語言的價值也在許多方面得以彰顯，因為它不僅具有促進國際貿易的“經濟價值”、處理國與國之間外交事務的“政治價值”、傳播一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價值”，還有保障國家安全的“安全價值”。世界上許多國家，如美國、法國、英國、俄羅斯等，都非常重視語言的安全價值。可以說，語言不僅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一種硬實力（李宇明， 2011；趙世舉， 2015）。它不僅是經濟工具，而且是重要的經濟資源；不僅與科技發展緊密相關，而且成為國家安全領域亟須關注的重要內容。正如趙世舉教授所指出，“正確處理各種語言關系，化解語言矛盾，尤其是防止語言政治化和被境外勢力利用，已是國家不可回避的重大安全課題。其次，國家博弈的加劇致使語言滲透成為極大的安全威脅。一些國家利用語言進行政治、文化滲透，并且愈演愈烈，花樣不斷翻新，已經對我國構成嚴重威脅”（唐紅麗，2014）。隨著中國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從“本土型”國家逐步發展為“國際型”國家，中國的國家語言能力對國家經濟發展、國家安全、國家戰略及國家治理等方面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中國與東盟國家（即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菲律賓、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間存在著獨*的地緣、史緣、親緣和文緣關系。20世紀 90年代以來，特別是 2010年 1月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后，中國與東盟國家各方面的交往日益密切，雙方間的地方與區域合作逐漸加強。 2013年 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發表演講，談及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并提出中國同東盟國家共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全球政治、貿易格局不斷變化形勢下中國連接世界的新型貿易之路，其核心價值是通道價值和戰略安全（張勇， 2014）。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與東盟的關系，將東盟作為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 ①，并希望在未來十年里實現更大的共同進步，從而把過去雙邊的“黃金十年”變為“鉆石十年”。在共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東盟國家加深了解、深化雙邊合作的背景下，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研究顯得迫切而重要。國家語言能力作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在中國與東盟國家交往中的作用已日益突顯。充分了解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我國制定符合國家長遠發展的語言政策和語言教育政策有著重要作用，同時對我國的國家戰略和國家安全有著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有不少關于東盟國家的語言政策、語言規劃及漢語教學方面的論著，但是鮮有與東盟國家國家語言能力有關的研究，也沒有對比中國和東盟國家國家語言能力的探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對比，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之間存在的異同，也有利于我們借鑒一些東盟國家的語言管理、語言技術、語言資源配置等經驗。這一工作一方面能更好地提升我國的國家語言能力，制定恰當的中華語言國際傳播規劃；另一方面，可以為公民語言能力標準提供參考，不斷提升我國的國民語言能力。總之，它能更好地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及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崛起，同時也可以為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1.2 研究對象 國家語言能力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②。 本書對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分別進行研究并展開對比，總體研究框架如下：①確立國家語言能力的定義；②建立中國和東盟國家語言能力的對比理論及分析框架；③探討國家語言能力與國家治理及國家安全的關系；④從宏觀層面（如國家語言資源、國家語言管理能力等）和微觀層面（即國民語言能力），分別探討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⑤詳盡對比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探究產生異同的原因；⑥為中國國民語言能力的提升、中華語言的推廣以及中國的語言規劃提出可行性建議，并從國家安全和國家治理的角度提出一些戰略設想。 國家語言能力研究是當今語言學研究的前沿領域。首先，雖然國內學者對國家語言能力進行了研究和探討且理論日趨完善，但是在實際研究中，可借鑒的理論、方法及成果并不多。因此，本書需要結合研究實際，進行探索性的嘗試。這是本書所應對的昀大困難。其次，由于涉及了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研究參數較多，對比的內容繁雜，筆者消耗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做調研、訪談，以獲取**手資料。此外，涉及某些東盟國家的相關資料極少，特別是老撾、柬埔寨、緬甸、文萊等國的語言服務、語言技術以及國民語言能力等相關資料非常貧乏，可參考的信息也極為有限。這些都給本書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為攻克這些難題，筆者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研，通過訪談、問卷調查及數據統計分析，充實和豐富了研究內容，基本完成了研究目標。 1.3 研究方法 本書采用文獻研究法進行了文獻的收集和整理。由于一些資料是以東盟國家的語言（即非通用語）呈現的，所以除課題組成員外，筆者聘請了泰語、緬語、越南語、老撾語、柬埔寨語等相關語種人員進行了資料的翻譯和整理。為了獲取**手資料，課題組采用了調研法。課題組成員通過臨時出國、暑期漢語教學等機會分別去了鄰近的東盟國家（即緬甸、柬埔寨、老撾、泰國和越南）進行了實地考察。在調研過程中，課題組成員得到了緬甸、柬埔寨、老撾、泰國和越南等國的中國留學生的大力幫助，這些中國留學生為我們獲取資料提供了諸多便利。同時，課題負責人所指導的兩個來自越南和泰國的留學生也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幫助。她們盡其所能地收集資料，同時提供了中文翻譯。 本書還采用了對比分析法，這是本書的主要研究方法。我們首先對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家語言能力進行探討和分析，然后通過對比來審視國家語言能力各方面的異同，昀后就其成因深入討論。 1.4 理論框架 國家語言能力首次由美國學者提出后就被打上了濃重的服務“國家利益”、關切“國家安全”和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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