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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的顛覆性變革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44705
- 條形碼：9787521744705 ; 978-7-5217-4470-5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全球經濟的顛覆性變革 本書特色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背景下，那些我們所熟知的分析經濟、社會變遷的傳統理論與模型，已頗顯陳舊，無法準確且充分解釋當下全球政治、經濟變革中的波動與風險，更無法準確把握全球政治、經濟背后的深層次根源。當今全球變革呼喚新的理論和方法，這已成為全世界的共識。而本書作者通過綜合運用制度經濟學、復雜性理論以及網絡結構模型，以一種嶄新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復雜經濟學理論，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經濟變革的多元動力及其相互動態博弈，分析東西方政治經濟發展路徑， 并回答了一系列體系架構的問題, 包括:一種經濟體系是如何形成的? 歷史機遇和選擇如何奠定當下的可能性? 經濟體系的構建方式是如何決定其韌性、促進其創新與構成要素間相互協同的? 聚焦于經濟體的構成要素及底層架構之間的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 并考察其對整體行為方式的影響，為深刻理解系統的適應性提供有力的幫助。相比機械而僵化的傳統經濟學理論, 此書的風格則更具靈動性。同時，本書研究視角將使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超越常規的研究范圍，放眼識別更漫長的變化周期，以便應對當今世界面臨的多維互聯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全球經濟的顛覆性變革 內容簡介
此書以一種嶄新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復雜經濟學理論來應對世界變化帶來的復雜性。傳統經濟學固守的微觀層面（經濟人）和宏觀層面（經濟體系）已經無法解釋當下的政治經濟現象。此書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從歷史的維度對比東西方發展的異同，打破傳統經濟學理論將經濟行為視作一種動態均衡的觀點，并以復雜理論為分析基礎，揭示經濟體不再是一臺井然有序的機器，而是一個永遠在重構過程中的復雜系統，同時，作者開創性地將復雜網絡理論及應運而生的復雜經濟學作為分析框架，在對比歐洲和中國發展歷史的基礎上，試圖以全新的視角來闡釋政治經濟體系的建構與演進，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伴隨著歷史變遷而持續演變的世界。此書將在經濟學研究領域開啟一個全新的復雜理論研究學派，以適應當下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
全球經濟的顛覆性變革 目錄
序言
自序
概論
**部分 政治經濟學與復雜系統
**章 全球經濟史上的重大變革
**節 經濟轉型中的系統網絡結構
第二節 重塑世界的復雜性變革
第二章 經濟增長、形式及自組織結構
**節 全球經濟的復雜系統屬性
第二節 復雜系統的變革過程
第三節 復雜系統的網絡特征
第四節 東西方迥異的系統結構
第五節 變革臨界點與相變
第六節 全球經濟史中的顛覆性變革與系統結構
第三章 人類行為演化與政治經濟學
**節 歷史演進與變革
第二節 全球聯通的演化特性
第三節 進化社會心理學的應用
第四節 預防性混亂：全球斷裂中的經濟機遇
第二部分 政治體制的歷史變遷
第四章 歐洲與中國政體的網絡結構：穩定性與韌性之辨
**節 歐洲與中國的超網絡結構
第二節 中國和歐洲結構：穩定性與韌性的權衡
第三節 歐洲王朝與君權的持久性
第四節 中國王朝的衰敗與更替
第五節 技術進步和系統韌性
第六節 社會制度的多層體系
第五章 網絡建構與法制：從封建主義到小世界互聯
**節 收益遞增與西方法律體系
第二節 強勢且有限政府的起源
第三節 社群主義與理性主義律法：四種協調方式
第四節 西方世界的貢獻
第五節 中國的歷史傳統：法家與儒家
第六章 歐洲與中國的結構性分野
**節 歐洲的系統結構和創新
第二節 儒學立國與創新的停滯
第三節 顛覆性創新、系統結構的分野
第四節 全球創新主角的轉換
第三部分 全球未來格局：穩定與效率
第七章 中國的發展范式
**節 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
第二節 經濟發展任重而道遠
第八章 中國夢與全球經濟的前景
**節 中國正在尋找軟實力
第二節 軸輻式模式重現
第三節 文化傳統與全球化的融合
第四節 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第九章 時移勢遷的全球網絡
**節 網絡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
第二節 在國際網絡結構中測度權力終結的指標
第三節 國際關系中的網絡屬性和權力
第四節 錯綜復雜的全球經濟網絡
第五節 后霸權主義的轉變發展
第十章 全球網絡體系變革的未來
**節 收益遞減引發的體系崩潰
第二節 網絡結構決定的彈性和穩定性
第三節 不確定性時代的戰略調整
第四節 經濟史上全球系統的網絡分析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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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的顛覆性變革 節選
全球經濟的復雜系統屬性 經濟學研究中, 通常將經濟體視作一個多層次的復雜系統, 某一層次上的變革將會改變另一層次上變革的路徑選擇。 在復雜理論中, 即便個體自行羅織或主動嵌入某種網絡, 它也需要根據新的規則以及相鄰主體的預期反應不斷進行自我調整, 從而形成新的行為特征。 這類持續進行的主體適應發生在網絡系統的各個層面。 早在 1974 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Friedrich Hayek) 就在諾貝爾獎獲獎感言中提到, 在如此起伏不定的環境中, 研究的挑戰在于將經濟體理解為一種 “ 復雜的建構”。 雖然 “ 復雜系統” 這一術語在當時尚未定型, 但哈耶克敏銳地洞見了復雜性結構的本質, 指出其特征 “ 不僅取決于單個組成元素的屬性及其行為的相對頻率, 還取決于各個元素之間的互聯形態”。 論及傳統社會的改變, 為什么一種網絡結構比另一種網絡結構呈現出更大的自由度? 根本性的變革, 例如革命, 如何相對迅速地引發社會組織的多個層次同步響應? 復雜理論告訴我們, 個體通過發揮自組織的適應力進入互聯互動的網絡, 是為了進一步增強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 自然界中的自組織現象比比皆是, 例如鳥群和魚群的編隊, 蜂巢和水晶的構造, 其行為模式*終均取決于主體層面的自組織及其在系統層面所創建的結構之間的關系。 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的制度與均衡 創始于 19 世紀的一般均衡理論在經濟學界掀起了一場革命, 并在 20 世紀達到了鼎盛。 理論家們將不同主體間的決策問題以及經濟結構的形成與演變問題擱置一旁, 也無意問津協同創新、 集體行動、 信息回路和長周期的經濟變遷等宏大課題。 于是乎, 以研究這些課題為己任的政治經濟學家逐步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均衡理論普遍將變化中的宏觀環境假定為常量, 集中關注諸如就業、消費、 分配、 生產和價格等資源配置問題。 然而, 那些在微觀層面上和短期之內用于資源配置的工具和數據, 并不適合描述一個經濟體結構的形成過程。 基于實證研究與學術直覺, 部分學者勇挑承前啟后的重擔, 繼續關注那些能將不可逆轉的過去與不確定的未來聯系起來的重大變革, 但其研究成果尚難進入經濟學的主流。 政治經濟學始終關注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問題, 故而能夠在社會科學領域堅守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對經濟史的研究卻一步步墮入機械化和簡單化的窠臼, 多數學者僅探究那些可以用術語和模型來解決的問題。 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 ( John Maynard Keynes) 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國家與市場關系的大辯論, 并沒有成為引領當代政治經濟學發展的研究框架。 諸如合法性這類對政治經濟學至關重要的話題, 已經淡出了經濟學研究的視野。 經濟學家們認為市場可以通過微調達到正和均衡, 這一觀點讓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所秉持的倫理原則黯然失色, 而曾在經濟學分析中占據中心地位的政治經濟學本身也被迫退居二線。為求得均衡而刻意剔除不平衡因素, 成為解釋變革和制定政策的主要分析手段。 針對政治經濟學的邊緣化, 德隆· 阿西莫格魯、 阿夫納· 格雷夫 ( AvnerGreif)、 道格拉斯·諾斯、 詹姆斯·羅賓遜、 約翰·沃利斯 ( John Wallis) 和巴里·溫加斯特 ( Barry Weingast) 等學者在其著作中開始探尋補救的辦法, 他們運用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和博弈論對經濟行為的論述, 簡化了微觀經濟學的假設, 著重研究主體行為和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他們認為, 多數情況下通過市場間接互動的經濟主體是同質且理性的, 這些經濟主體完全有能力預判其行為的風險和回報。 有一種觀點在制度經濟學中占據了中心位置, 即制度具有向穩定或均衡狀態收斂的內在傾向。 今天, 政治經濟學中的制度研究, 在解釋政治、 經濟和社會大變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帶著制度即均衡的概念, 該學科逐步回歸經濟分析的主流, 其中對“ 模式” 的探索通常意味著尋求系統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趨向的均衡、 平衡點或靜止狀態。 一個經濟體被假定要么處于均衡狀態( 或均衡區間的某個位置), 要么處于運動狀態, 或者正快速朝某種均衡狀態移動。 該假定存在 3 個基本屬性: (1) 主體行為的一 致性; (2) 作為動態變化結果的穩定性; (3) 一旦達到均衡, 經濟主體就缺乏改變其行為或系統結構的動機。 制度經濟學家格雷夫和克里斯托弗· 金斯頓 ( Christopher Kingston, 2011) 認為, 支持上述分析方法的共識正在轉變。 他們指出, “ 近來越來越多有關制度的研究將動機理論置于分析的中心, 從而內生了 ‘ 規則的執行’ ……該觀點關注有目的的主體之間的交互如何構建系統結構, 而結構又反過來賦予了每個主體維護該結構的行為動機”。 鑒于系統的宏觀要素由微觀變量集合而成, 系統中跨層次的連通是順理成章的。 均衡的制度設置理論使我們能夠觀察到, 追求自利的個體如何根據外部環境的約束, 通過制定、 改變和執行制度規則開展互利合作。 假以時日, 隨著規則的制度化, 尤其是在針對違規行為的懲罰機制建立執行之后, 個體間的交互將趨向一種整體的社會均衡, 其中遵守制度的設定 ( 游戲規則) 符合每個個體的利益。由此產生的結果是一種主體層面的均衡, 進而轉化為一種制度化的整體系統均衡。 選舉制度, 議會或國會制定的法律, 規范貿易往來的合同法規, 均屬于規則制度化的范疇。 從這種由主體層面的均衡演變而來的系統性均衡中, 我們可以觀察到系統層面的穩定性。 然而, 當研究一個復雜的歷史現象時, 在主體層面使用均衡分析方法, 并不能揭示政策選擇和主體動力如何與系統網絡或宏觀層面的變化過程產生關聯。 例如, 在內生的制度變革中, 革命或政變的威脅被認為是產生宏觀變革的微觀動力, 然而, 除非全面滲透至整個宏觀環境, 否則這種動力不太可能持久。 在多層次系統經歷分裂或振動沖擊之后, 其不同層次間網絡連接的形式將決定新的制度能否得以構建并延續。 歷史社會學家尼爾· 戴維森( Neil Davidson) 在一項關于資產階級革命的研究中指出, “ 在充滿冷漠和敵視的環境中, 但凡孤立的起義, 都會在外部彈壓和內部叛離的雙重夾擊之下偃旗息鼓”。當變革在系統層面達到不可逆轉的程度之前, 其向前推進的步伐時刻面臨挑戰。 因此, 包括 16 世紀后期的荷蘭以及 18 世紀的法國等歐洲國家, 旨在建立共和制的民主革命可謂千折百回, 很快在周邊君主國的強烈干涉之下宣告失敗。 由此可見, 如果不改變歐洲的宏觀權力結構, 共和制革命就會舉步維艱。 單一國家的革命運動能否實現不可逆,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處的國際環境。 拿破侖深諳此道, 這就是為什么他在 1812 年敢冒著犧牲一大半軍隊的風險入侵沙俄。 用他的話來說, 歐洲的權力結構是由貴族王室編織而成的一張巨網, 并以其作為樞紐與整個歐洲大陸的藩屬公國建立緊密的聯系。 拿破侖堅信, 若想傳播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價值并鞏固其影響, 唯一的途徑就是摧毀舊結構中遍布各處的樞紐, 然后才能建立一個新的治理結構, 讓自己成為整個網絡的軸心。 他擔心, 如果不徹底粉碎舊的網絡系統, 得以殘存的少數幾個樞紐就可能聯合到一起卷土重來, 重建被摧毀的其他樞紐, 將革命拖入危險境地。 ( 假如拿破侖取得了成功, 他很可能會建立一個像中國那樣的治理體系。) 拿破侖失敗后發生的事情證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 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下的沙俄成為 19 世紀歐洲的禁衛軍, 并幫助奧地利*終鎮壓了 1848 年匈牙利爆發的起義。 沙皇治下的臣民主要是斯拉夫人, 但他把自己的利益與同為君主的奧匈帝國統治者裴迪南皇帝的命運捆綁在一起, 而全然不顧其治下臣民的利益。 歐洲 1848 年革命的失敗在更普遍意義上證明, 除非能夠改變系統整體的網絡結構, 否則囿于單一國家內部的顛覆性變革*終難以修成正果。 隨著政治經濟學再度受到重視, 并進入更寬闊的學科領域, 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陸續浮出水面, 但這些成果并不能沖淡本書的開拓性。 針對該領域的研究進展, 本書提出了一個值得深度思考的問題: 繼續沿用理性行為人的假設, 簡單地轉換同類均衡模型的應用場景, 是否構成振興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唯一途徑。 例如, 在消費者風險的標準均衡分析中, 對逐漸變化的外部環境的反應可以用線性序列方法進行研究, 典型的經濟主體 ( 如消費者、 家庭) 將對連續的線性趨勢做出反應。 傳統的假設是, 經濟變革周期通常是由經濟行為的調整緩慢積累而成的, 然而, 經濟主體做出的風險規避決策, 既不能預測也不能消除宏觀經濟動蕩對其全部資產的沖擊。 布萊恩·亞瑟針對特定地區研究了經濟聚合效應的遞增現象,結果表明, 一般均衡理論給經濟學研究留下了有待解答的重要問題, 即當用動態的眼光進行觀察時, 通常會發現經濟系統存在多種均衡狀態, 并且實現均衡的方式是不確定的, 而隨機出現的小事件可能將系統引向飄忽不定的均衡狀態。 對風險的均衡分析, 無法預測某些大變革的出現及其閾值, 或受這些變革和閾值影響的主體行為。 因此, 它無法對不時出現的巨大變革進行準確解析, 更無法達到促進社會變革的目標。 劇烈的變革不一定需要源于外部形成的沖擊, 系統內部產生的動力足以具備同樣的作用。 事實上, 從一種穩定狀態到另一種穩定狀態的轉換具有很強的規律性, 正如有序的系統因難以預料的主體行為變化而陷入混亂的狀態。經濟主體對其創造和組成的系統運行模式做出反應, 并導致宏觀環境發生變化, 進而引發新環境的適應和反應。隨著經濟主體在原有行為基礎上引入新的元素, 經濟體的形式和變化將是無窮無盡的, 這些變化在經濟系統中以一定規律產生影響, 使其實際上處于一種非均衡的狀態。
全球經濟的顛覆性變革 作者簡介
劉寶成，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創新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倫理研究中心、綠色創業研究中心及北美研究中心主任，歷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美國際管理學院院長及中法國際管理學院院長，美國西東大學及馬里蘭大學客座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特約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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