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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公共治理與環境傳播--理論與實踐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16941
- 條形碼：9787030716941 ; 978-7-03-071694-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環境公共治理與環境傳播--理論與實踐 本書特色
打開了一扇廣闊的政治機會結構\"大門\"，引領著社會走向環境立法、執法、守法及協調經濟與環境平衡發展的軌道。
環境公共治理與環境傳播--理論與實踐 內容簡介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由黨和政府總攬全局，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及環境保護綱領進行戰略調整，為全社會走上生態文明建設的理性發展之路提要鉤玄；大眾媒介作為環境公共治理的一支社會力量，通過揭示環境污染事件背后的生態價值沖突，凸顯產業資本邏輯與生態倫理思想、經濟發展與可持續性發展思想之間的價值背離現狀，從而開啟了廣闊的環境公共治理“話語實踐場域”，為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機制、解決自然資源過度耗竭等問題提供公共治理方略；同時，民間環保組織、社會教育機構在傳播公民環境權、公共利益、多元參與等環境公共治理理念的基礎上，從實踐的維度演繹“環境公共治理”的協商模式和話語體系，促進了全體社會對于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制度和政策的價值認同與遵從意愿。總體而言，我國環境公共治理與環境傳播是一場根除困擾社會穩定與和諧的環境沖突問題、致力于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事業的偉大歷程。 本書讀者對象為高等院校環境公共管理、環境保護、環境傳播專業學生及環境管理機構相關人員。
環境公共治理與環境傳播--理論與實踐 目錄
目錄
前言 兼論環境公共治理與環境傳播的辯證統一關系
**章 公共治理：理論與實踐 1
**節 文獻綜述：公共價值管理理論 3
第二節 環境治理與服務的公共價值 12
第三節 公共治理實踐與環境管理的“中國譜系” 27
第四節 個案研究：城市運動會與城市環境公共治理的“中國場景”——以廣州市第十六屆亞運會為例 61
第二章 城市環境公共治理機制的形成與發展 68
**節 政府主導的環境公共治理機制 68
第二節 創新城市環境公共治理的動員機制 81
第三節 環境公共治理思想的內化機制與途徑 91
第三章 環境公共治理的話語建構與話語實踐 100
**節 再現環境污染根源，詮釋環境公共治理的“焦點” 101
第二節 《中國環境報》的霧霾議題對環境公共治理產生的推動作用 116
第三節“公共治理話語”中的語境重置模式——以廣州市流溪河的公共治理為例 126
第四章 環境公共治理的實踐理性與社會資本的積累、培育 144
**節 城市“生態意象”中蘊含的民生福祉 148
第二節 鄉村環境治理中的民主自治理性 155
第三節 城市公共價值治理對居民地方認同的影響——以廣州市“垃圾分類處理”為例 162
第五章 環境公共治理與公共價值的“消長規律” 178
**節 血鉛超標事件觸發的公共價值“話語場域” 178
第二節 增強環境公共治理合作精神，消除公眾環境焦慮心理 188
第三節 鄉村振興中的生態公共治理模式 195
第六章 風險社會理論視域下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 201
**節 為環境公共治理構筑一道風險防范的“堤壩” 202
第二節 環境風險防范的信息公開制度及公開路徑——以聯合國污染物排放與轉移登記制度為例 207
第三節 污染物排放清單制定與實施的個案研究——以澳大利亞污染物排放清單為例 219
結語 235
前言 兼論環境公共治理與環境傳播的辯證統一關系
**章 公共治理：理論與實踐 1
**節 文獻綜述：公共價值管理理論 3
第二節 環境治理與服務的公共價值 12
第三節 公共治理實踐與環境管理的“中國譜系” 27
第四節 個案研究：城市運動會與城市環境公共治理的“中國場景”——以廣州市第十六屆亞運會為例 61
第二章 城市環境公共治理機制的形成與發展 68
**節 政府主導的環境公共治理機制 68
第二節 創新城市環境公共治理的動員機制 81
第三節 環境公共治理思想的內化機制與途徑 91
第三章 環境公共治理的話語建構與話語實踐 100
**節 再現環境污染根源，詮釋環境公共治理的“焦點” 101
第二節 《中國環境報》的霧霾議題對環境公共治理產生的推動作用 116
第三節“公共治理話語”中的語境重置模式——以廣州市流溪河的公共治理為例 126
第四章 環境公共治理的實踐理性與社會資本的積累、培育 144
**節 城市“生態意象”中蘊含的民生福祉 148
第二節 鄉村環境治理中的民主自治理性 155
第三節 城市公共價值治理對居民地方認同的影響——以廣州市“垃圾分類處理”為例 162
第五章 環境公共治理與公共價值的“消長規律” 178
**節 血鉛超標事件觸發的公共價值“話語場域” 178
第二節 增強環境公共治理合作精神，消除公眾環境焦慮心理 188
第三節 鄉村振興中的生態公共治理模式 195
第六章 風險社會理論視域下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 201
**節 為環境公共治理構筑一道風險防范的“堤壩” 202
第二節 環境風險防范的信息公開制度及公開路徑——以聯合國污染物排放與轉移登記制度為例 207
第三節 污染物排放清單制定與實施的個案研究——以澳大利亞污染物排放清單為例 219
結語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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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公共治理與環境傳播--理論與實踐 節選
**章 公共治理：理論與實踐 羅納德 賴特（Rorald Wright）在《極簡進步史：人類在失控中撥快末日時鐘》一書中說道：“文明經常很突然地隕落—紙牌屋效應—因為文明對生態的索取達到極限時，就會因自然界的波動而變得異常脆弱。氣候變化帶來的*迫切的危險是天氣的不穩定，這造成了世界主要糧食產區的糧食減產。干旱、水災、火災和颶風的頻率和嚴重程度在加劇。這些災害，也包括戰爭，所造成的污染加劇了毀滅的旋渦。醫療專家擔心大自然會用疾病攻擊人類；人類這一數以億計的靈長類動物，居住環境的擁擠不堪使很多人身患疾病，還有營養不良，此外他們還可以通過飛機相互接觸，這正是機敏的微生物等待已久的免費午餐。 德國學者烏爾里希 貝克（Ulrich Beck）關于風險社會來臨的預警早已揭示了引起賴特憂慮的征兆：人類發現自己已經陷入危機事件頻發的高度風險社會，這個高度風險社會的顯著特征是，各種復雜化的、不確定的“黑天鵝“灰犀牛事件接踵而至，致使現代社會的治理體系面臨著不可預測甚至具有顛覆性矛盾與沖突事件的挑戰。 為此，各國政府及國際社會都在努力構筑一個強有力的、健全而有效的公共治理機制，以應對現代化發展對人類提出的全面挑戰。這個公共治理機制是由跨越政治、經濟、社會和公共行政等諸多領域之間隔閡的、具有統一問題意識與認知方式、具有共同治理目標和一致治理行動的不同層面組織構成的社會治理網絡和治理機制。它的核心目標就是，“通過政府、市場和社會治理機制組成的有機統一體之間的有效互動和協商，有序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現代化，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持續的聯合行動 ，實現治理效率、法治、責任、民主等公共價值。 我國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生態文明建設涵括了政治制度、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多個維度的民主變革與制度的深刻調整，其過程實際上就是環境公共治理理論與環境傳播行動相結合的交叉運行與思想智慧的碰撞，其目標是建設民主協商式的環境公共管理機制，引領國家走向環境立法、執法、守法，實現經濟與環境平衡、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道路。整個歷程包括，由黨和政府總攬全局，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及行動綱領進行戰略調整，為環境生態文明建設走向理性發展提要鉤玄；媒介作為環境公共治理的一支社會力量，通過揭示環境污染事件背后的生態價值沖突，凸顯產業資本邏輯與生態倫理、經濟發展觀與可持續性發展思想之間的價值背離現狀而揭開了一場環境民主治理的“序幕，為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和遏制自然資源過度耗竭等問題提供系統的生態倫理判斷準則；與此同時，民間環保組織、社會教育機構在傳播和踐行“民主、公民權、公共利益、多元主體參與等環境公共治理思想的基礎上，從實踐理性的角度演繹“環境公共治理的協商模式和話語實踐，促進了全體社會包括產業界對環境正義理念和公民環境權與健康權的認同與共識，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基層社會對環境問題的民主協商能力和理性治理的實踐能力。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社會治理作出了全新的闡釋：“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 自此，我國政府對生態環境的治理采取了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相一致的建設路徑。其一，強調公共治理體系的引領、協同作用，即作為治理主體之一的政府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本質體現，從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出和構建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相契合的理論思想、戰略框架與執政方略到設計和規劃與執政理念相耦合的組織結構、文化意識和傳播路徑，治理體系領導能力的建設包含了培育決策者對社會發展困境的正確判斷力和提出有效解決方案的科學認知力。其二，立足中國實際，通過制度層面政治制度、法律法規、政策條例多維度管理機制的轉變，重塑環境治理主體的生態倫理、道德和責任意識，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責任；通過跨部門的合作政策整合團隊創新力，結合網絡化治理的“交融鏈道，推進行政系統的開放性、組織效率和生態工程決策的民主性，使得政治權利得以有效交替，從而為公共治理機制的正常運行做出*大的政策承諾和財政投入，以保障公共權力主體對社會秩序與以和諧關系為標準的治理目標產生效力。其三，為涵化（即“攝入）一整套有利于增進社會利益的公共服務模式，培育選擇一批了解公民集體偏好、善于政治協調溝通和表達的變革型領導，置于各級生態管理組織的協調中心，由其負責生態治理話語權、決策權和生態網絡治理各“節點具體責任的重新配置，如生態治理網絡不同節點的環境政策定位、治理重點工程的運營過程以及公共環境服務對象與服務項目的規劃與執行等確保基層“生態民生的財政專項資金的支出和財政投入后的資金監管及績效評價。以上生態公共治理的核心目標，是確保變革型領導實現公共資源等的公平配置，彰顯公民本位和公共訴求的理性回歸，其結果是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其四，政府根據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和公共治理的要求，重塑與經濟組織的合作關系，建立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信任機制，并運用合作網絡治理機制調整產業結構、對工業企業加大環保治理和管控力度，從促進公共利益均衡視角維護環境公共價值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公共領域對亂排亂放、偷排偷放等污染環境行為的環境監管能力。 **節 文獻綜述：公共價值管理理論 西方關于公共價值管理理論的討論大致圍繞以下4個問題展開：①什么是公共價值；②如何實現公共價值；③由誰來實現公共價值；④公共價值績效評估的標準。馬克 H. 穆爾（Mark H. Moore）*早提出，公共管理的目標就是發現、定義并為社會創造公共價值，公共價值不僅是創造的收益，也包括了公共部門在追求價值的過程中使用的資源，包括財政資源、立法權威。 穆爾從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標闡釋了政府的職能：政府不應該僅僅是規則制定者、服務提供者、社會安全網絡的構建者，更應該是公共價值的潛在創造者、公共領域（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的塑造者。 一、公共價值的內涵與分類 從權利與義務的宏觀層面來看公共價值：“一是公民、法人組織和其組織團體應該（或者不應該）享有的權利和利益；二是公民、法人組織和其它組織團體對社會、國家的義務以及公民、法人組織和其它組織團體之間的相互義務；三是對憲法和社會運行有影響的政策和規則應該遵守的原則，不論這些政策和規則是政府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建立的。 舉例而言，公民人身和財產安全、食品和藥品安全、經濟增長、環境美化、公民幸福指數提升等都屬權利導向的公共價值。喬根森（T. B. Jorgensen）與博茲曼（B. Bozeman）從微觀層面描述了七類“義務型公共價值：①與公共部門對社會貢獻相關的價值，包含共同價值、公共利益、社會凝聚力；利他主義、人的尊嚴、可持續性、對未來的關注；政治尊嚴、政權穩定性。②與社會利益向公共決策轉化相關的價值，包含多數原則、民主、人民意志、共同選擇；用戶參與、地方治理、公民參與；保護少數族裔、保護個人權利。③與公共管理者和政治家的關系相關的價值，包括政治忠誠、責任、回應性。④與公共行政與環境的關系相關的價值，包括公開-保密、回應性、傾聽、公共意見；提倡-中立、妥協、利益均衡；競爭-合作、利益相關者價值。⑤與公共行政內部組織相關的價值，包括穩健性、適應性、穩定性、可靠性、及時性；創新熱情、對風險的準備；生產力、效益、節儉、私人部門管理方式；雇員自我發展、良好的工作環境。⑥與公共管理者行為相關的價值，包括責任、專業精神、誠實、道德、倫理、正直。⑦與公共行政和公民關系相關的價值，包括用戶導向、及時性、友好；對話、回應、用戶民主、公民參與、公民發展；公平、合理性、公正、專業精神；合法性、保護個人權利、平等、法制、正義等。這類基本的公共價值反映了絕大多數公民的意愿與權利。 如第七條，由公共行政職能決定的對公民的價值根植于特定歷史時期中公眾為解決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所引發的*起碼的共同需求。鐘曉華在歸集以上文獻觀點的基礎上，對不同機構應創造的不同類型價值進行了分類，如政治實體、審計和監督機構負責實現的政治價值是，在公共領域中鼓勵和支持民主對話，積極推進公民參與；政治忠誠、程序公正、社會責任導向、公共監督及透明；在政治生活實踐中逐步確立起來的社會公共利益，如秩序、權力、自由、民主等。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組織通過經濟活動創造的價值是，通過商品和服務滿足顧客需求。公民團體、高校和科研院所、非營利組織負責實現的社會文化價值是，促進社會資本、社會聯系、社會凝聚力、文化認同和社區福利；助力實現真、善、美統一，培育有助于人全面發展的社會價值觀和社會品德。環保部門、公民團體負責實現的生態價值是，在公共領域中減少污染、浪費和造成溫室效應等不良行為，促進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增強環境價值、物種多樣性等。 西方學界將公共價值區別為基本的與核心的兩種，基本的公共價值是社會組織普遍認同的維持社會正常運行的元素，如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凝聚力、可持續性發展、民主法制等。核心公共價值由政府創造，大致包括公眾生活質量、健康與幸福、安全與保障、社會資本、公信力、責任感、忠誠度、成本與效率等與治理結果相關的公共價值，也涉及公眾參與、公開透明、公正和公平、授權等與共識相關的公共價值。 “政治杰出人物憑借自身所處的政治權威性地位和在社會協調機制中的核心位置，能夠將核心公共價值以較小的阻力推入公共決策領域，因此，相較于基本公共價值而言，核心公共價值具有上位性和統領性。從兩種公共價值的關系來看，二者既有所差異，又存在一致性。差異體現在公民和政治杰出人物對于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的認知存有差異，進而影響著公共價值的建構結果和特定時期社會成員共識的達成。一致性體現在，政治杰出人物本身來源于公眾，因此兩種公共價值具有相同根基；而且，政治杰出人物在選擇核心公共價值時，會基于對政治權利和政治體制的合法性與權威性的考量，將兩種公共價值的差異縮小到可控范圍內。 如公共政策既體現了公民所偏好的基本價值，亦在核心公共價值中回應社會的基本價值訴求，需經過政治協商和公共決策過程而達成共識。 綜上，公共價值的概念顯得抽象、難以識別。因此，西方學界設定了不同類型價值的可操作性概念。例如，通過城市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舉措和減少的“城市垃圾來衡量環保部門產生的公共價值；通過觀察社會機構在促進民主對話、組織公民參與的決策程序來測試其民主價值；通過調查和統計政府經濟政策在激勵企業創新和技術升級的財政投入與產出所增加的經濟增量和就業率評估其經濟價值；通過量化研究調查公共管理者培育社會資本和社會凝聚力、優化社會關系、提升文化認同以及增加社區及公民個體福利所做出的貢獻和發揮的領導力來測試其社會和文化價值。 可見，學界設定的由微觀層面的二級指標和細微的三級指標構成的各類公共價值評估體系，旨在闡明公共價值的具體內涵，設置公共價值概念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二、三級指標。 二、公共價值供給主體 公共價值是國家治理目標，其概念內涵中對政府治理機制創新、制度改革、依法行政，及其對公民的責任與合作精神的追求等都屬規范性導向的價值建構。可以說，公共價值也是對公共行政過程的一種約束性框架，它要求政府為了*大化公共利益而維持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管理制度的公平與正義，通過公共服務、法律規制和公共政策等治理手段，將“政府認為重要和需要資源的公共服務供給與“公眾認為重要的需求連接起來 ，解決公共利益沖突，推動社會進步。正如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指出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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