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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學術交流方法論自覺——基于朱子書信的考察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9238
- 條形碼：9787552039238 ; 978-7-5520-3923-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朱子的學術交流方法論自覺——基于朱子書信的考察 內容簡介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后期*重要的哲學家，朱熹建立了一套“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哲學體系，這一思想體系的形成離不開朱熹與同時代學者之間大量的學術交流。他的交流對象既包括師長、學友、門人，也包括官員士大夫甚至論敵和政敵；交流方式既有面對面的訪問、同游，又有書信往來。在朱熹流傳下來的將近三千封書信中，除了討論具體的學術問題，朱熹對學術交流的方法與原則有自覺地思考。本書通過梳理這些以往被視為“邊緣化”的內容，展現朱熹對學術交流方法論的自覺探索，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共同構筑中國古代學術交流的基本范式。
朱子的學術交流方法論自覺——基于朱子書信的考察 目錄
緒論： 學術交流與朱子的“學術角色”1
**章學術交流的內在邏輯11
**節學術交流的重要性11
第二節學術交流的主要目的20
第三節學術交流的基本原則34
第四節學術交流作用的有限性41
第二章學術交流的完整過程54
**節學術交流的持續54
第二節學術交流的終止63
第三章學術交流的兩種特殊類型： 學術批評與學術教育70
**節學術批評的基本原則70
第二節學術教育的基本原則82
第三節學術教育的主要形式： 問答之道92
第四章學術交流的主要方式： 面論和書信106
**節面論優于書信106
第二節書信亦自有其價值127
第三節書信論學獨有的原則144
結語： 在邊緣發現意義162
附錄1 朱子書信卷次數量統計表165
附錄2 朱子通信對象傳略169
致各通信對象書信數量表265
后記269
展開全部
朱子的學術交流方法論自覺——基于朱子書信的考察 節選
緒 論：學術交流與朱子的“學術角色” 讓我們從“學術角色”談起。現代知識社會學的奠基人，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在其名著《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中提出：“以‘知識人’為研究對象，以角色演變為線索，以文化知識系統為背景，深入剖析了知識人的類別、行動模式以及所創造的知識形態！痹摃闹攸c在于對“知識人”可能扮演的各種不同的社會角色所做的分類，由此而建立了進行角色的類型學研究的經典范式。 茲納涅茨基所謂的“知識人”是一個頗為籠統的說法，在他的著作中，學者、科學家、知識分子、知識人等概念基本上是同義的。他將歷史上知識人所扮演過的所有的社會角色分為四大類： 技術顧問、圣哲、學者（狹義的，即某個學派的組成者）、知識的創造者（探索者）。羅伯特??默頓在一篇著名的書評中對這四類角色作了精到的總結： 1．技術顧問。技術顧問又區分為技術專家和技術領導者。技術專家負責解釋與當時情況相關的資料的基本成分及其內在聯系，為有計劃的集體工作提供理論基礎，發揮參謀或顧問的功能；技術領導者負責對實際相關的不同的知識進行綜合，在此基礎上確定計劃并選擇實現該計劃的方式方法。2．圣哲。圣哲是為其團體、教派或階層的集體傾向提供理智辯護的哲人。3．狹義的學者。作為某個學派的組成者的狹義的學者又可分為神學學者和世俗學者。神學學者通過準確而真實的再現宗教真理的符號表述，使宗教真理永世長存，以維持一種自足的、固定的、不會受到挑戰的、不可改變的宗教真理體系；世俗學者又包含五種子類型，即真理的發現者、思想的組織者、思想的貢獻者、捍衛真理的戰士、知識的傳播者。4．知識的創造者。知識的創造者也分為兩類： 事實的發現者（事實尋找者），發現至今未知的和未曾預料的經驗材料，主要作為現存知識系統之修正的基礎；問題的發現者（歸納理論家），發現新的和未曾預料到的理論問題，需要進行新的理論建構才能加以解決。茲納涅茨基不僅滿足于描述知識人的各種社會角色以及相應的不同的行為模式和功能，還對角色之間分化和轉化的發展道路進行了分析。另外我們還要知道，對社會角色進行的以上分類并不是對人的分類，每一個知識人都有可能兼任若干個這些從分析的意義上講不同的角色。 茲納涅茨基的論述是建立在對西方文化發展的歷史考察基礎上的，比如他特別強調了神學學者和世俗學者的區別，這一區別在歐洲基督教出現以來的歷史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證明。但他總結出的一些規律對于中國古代知識人的研究也有所啟發，“世俗學者”的五種子類型尤其值得我們注意，這五種子類型具體的講就是： 1．真理的發現者。真理的發現者創立思想學派，并且斷言存在著可用一定的理性證據加以證明的“絕對真理”。2．思想的組織者。從發現者已確定為自明的**原則出發進行歸納或演繹，從而對某些領域現有的全部知識進行檢驗，并將其組織到一個具有邏輯一致性的體系之中。（在這里，“組織”一詞有整理、組合、檢驗、融會貫通等豐富的意蘊。）3．思想的貢獻者。貢獻者作出新的發現，或明或暗地希望提供新的證明，說明經驗是與真理的發現者建立的系統相一致的；修正“不太令人滿意的”歸納證據，直到能整合到系統中去或“可以證明為”應該加以拒斥。4．捍衛真理的戰士。這種角色在論戰中使學者們相信，他所處的學派掌握了得到理性證據證明的正確主張，因而從邏輯上保證一個學派能夠戰勝另外一個學派；論戰限制在一個特殊的范圍之內，只有那些承認真理具有權威價值的人才能參加爭論，因而真理的戰士不同于圣哲。（“真理戰士希望他信為絕對真理的體系能在邏輯上取得勝利，而黨派圣哲力爭他及其群體所代表的行動趨勢在社會上取得勝利，……對真正的學者來說，真理與謬誤問題無條件地高居一切實際沖突之上！保5．知識的傳播者。傳播者又包含兩種不同的子角色： 一是在成年人中培養業余愛好，從而促使大眾為學術研究提供支持的普及推廣者；二是把理論知識作為非職業教育的一部分傳授給年輕人的教師。 與知識人其他的社會角色相比，世俗學者的這五種子類型的劃分，更多的是從學術發展本身規律的角度來進行的，因此可以稱之為“學術角色”。每一個思想學派的誕生和發展，都需要其成員扮演這些不同的學術角色。而某些開宗立派的大思想家，更有可能會同時扮演其中幾種甚至所有的角色。對于中國哲學史上異彩紛呈的諸多學派的研究，這一分析角度可能不是沒有意義的。 從方法上看，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也*有意義的工作毫無疑問應當是哲學概念、命題的詮釋和分析，從而勾勒出不同哲學家、哲學學派的思想體系。宋明理學的研究尤其如此，畢竟宋明理學本身就主張對哲學范疇進行深入推究，“牛毛繭絲無不辨析”。哲學史需要“抽象”，“要探究哲學發生的脈絡，凸顯其本質，追溯其因緣，評估其影響。”不過也有學者指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固然要作哲學概念、命題的詮釋及其體系化，但決不應僅限于此！币虼俗鳛檠a充，關注思想與環境互動的思想史或學術史的視角值得我們參考。哲學家的思想本來就受他所處的環境的影響，大家都認同此點，而且也都希望如此來呈現出哲學史。但把影響思想產生的環境因素放在當時歷史時期的基本的經濟政治文化現象的層面作描述，離哲學思考就太遠也太含糊了，哲學家進行哲學創作的環境有很多層次，對哲學史研究而言，關注當代其他思想家的思想所構成的學術環境，是比較適合的。落實到宋明理學研究來說，雖然我們很難完全同意余英時先生的以下觀點： 概括的說，現代哲學史家研究道學，正如金岳霖所說，首先“是把歐洲哲學的問題當做普通的哲學問題”，其次則是將道學“當做發現于中國的哲學”。至于各家對道學的解釋之間的重大分歧，則是由于研究者所采取的歐洲哲學傳統，人各不同。在這一去取標準之下，哲學史家的研究必然集中在道學家關于“道體”的種種論辯，因為這是惟一通得過“哲學”尺度檢查的部分。我們不妨說：“道體”是道學的*抽象的一端，而道學則是整個宋代儒學中*具創新的部分。哲學史家關于“道體”的現代詮釋雖然加深了我們對于中國哲學傳統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學的全體而言，至少已經歷了兩度抽離的過程： 首先是將道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其次再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至于道學家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方式之間的關聯則自始便未曾進入哲學史家的視野。 但余先生*終提出的“道學家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方式之間的關聯”，卻對我們的研究極有啟發。那種“關注思想與環境的互動，抽象的觀念和實際的人生融為一體”的儒學史研究，可能確實是更加“有生命的”“動態的。” 朱子是宋明理學中繼往開來、地位*為重要的哲學家，朱子學研究歷來是宋明理學乃至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焦點和重心，因而朱子學研究的典范性成果就特別具有方法論的意義。20世紀后半葉，朱子學研究的“四大名著”相繼撰成。錢穆延續中國傳統學術史研究的“學案體”方法寫作《朱子新學案》，全書分58篇，在各篇章所論主題中詳細考查思想學說的轉折與發展，以宏觀的角度全面而完整的展現了朱熹的學術思想體系。全書分為思想之部與學術之部，該書重要特征在于很重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錢先生自言：“治一家之學，必當于其大傳統處求，又必當于其大背景中求！薄爸苏撌溃怨潘F，治朱子學，則必求明朱熹其人及其時代。”陳來所著《朱子哲學研究》，也采取以問題為主的專題研究，“力求歷史地、如實地闡明古代哲學的思想命題和范疇”，同樣也注重“對朱熹思想歷史演變的考察”。其實這些特點都與錢穆的某些方法頗為相似，但對于問題的辨析、觀點的反思和論述則有更加詳盡的挖掘與分析。說到哲學問題的敏感和挖掘的深入，無出牟宗三之右者。牟宗三不僅精于哲學思考，而且對于各種文獻進行了十分細密的分析和厘清，其所著《心體與性體》是新儒家詮釋宋明理學義理及發展脈絡的代表性著作。牟先生在此書中提出了他關于儒學自身發展演變特別是宋明儒學道統傳承的獨特看法，以自己的新四書學與朱熹四書學對照，既梳理了先秦儒學的發展脈絡，又分判了宋明儒學的“大宗”與“旁枝”，提出了著名的“三系說”和“朱熹繼別為宗說”。牟先生主張會而通之，得其原委，從而達到理性之了解，因此他的著作特別彰顯出義理系統的嚴謹與精密。束景南的《朱子大傳》則是迄今*好的朱熹傳記。他在該書《自序》中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是“文化還原法”，認為自己的著作是“一部心態研究之書，是用傳記體的形式研究道學文化心態的著作”，“把朱熹這個‘人’放到人、文化、社會的三維有機系統中加以考察，這樣，對朱熹的文化心態的探討可以在社會文化背景的宏觀展現與心理結構的微觀透視的統一上來進行”，要“寫出他道學心態二極對立的全部復雜性”，*終“通過步步展現朱熹的思想歷程，把對他的心態系統的動態展現變為一種文化發生學、文化心理學與文化歷史學三者合一的描述。” 總結起來看，四部著作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純粹的哲學史研究；另一種是哲學史與思想史、學術史相結合的研究。前者是牟宗三和陳來的路數，這種思路認為哲學觀念有其發展的獨立性，因此可以超越時空和文化的背景限制，直面不分古今中外的真理本身，所以研究的著眼點在于哲學思想、概念、范疇發生發展的脈絡，凸顯其本質意義和精神價值。后者則是錢穆、束景南兩位先生的方法，他們強調將朱子學放在理學傳統中去認識，并進一步將理學的興起與發展放在宋代學術文化的脈絡中，乃至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加以考察，同時又不放棄對哲學思想、概念、范疇的抽象分析。或許我們還可以舉出劉述先的《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這部研究朱熹哲學發展歷程的著作在主要框架上受牟宗三影響很大，但也注意到了“把朱熹的抽象哲學思想還原到當時具體現實的歷史系絡之內，戳破了傳統解釋的煙霾而直指朱熹與現實政治之對立態度！眱煞N研究思路并無優劣之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的學思背景出發，選擇不同的立場進行詮釋。但正如上引余英時之說，思想史與哲學史結合可能更鮮活，更有趣味，也更切近于古人的真實存在。不過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則離我們哲學史的研究有些距離，畢竟他自己也指出：“《朱熹的歷史世界》包括三個互相關聯而又彼此獨立的部分： ……上、下篇完稿在前，構成此書的主體，屬于本格的史學領域！毒w說》則在上、下兩篇的基礎上，重新考察理學的起源和形成，并對于理學做了政治文化的解讀。所以這一部分可以說是一種思想史的研究，與正文的上、下兩篇性質有別！薄吨祆涞臍v史世界》終究還是一部史學著作，對我們來說，哲學概念、命題的詮釋仍然是要作為主要的問題被關注和研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只是能幫助我們更好的體會和說明哲學家是如何創造并發展他的哲學體系的。 借助于“學術角色”的概念框架來進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也是思想史學術史和哲學史相結合方法的一種。茲納涅茨基所論“世俗學者”的五種子類型的學術角色，各有其不同的學術行為模式和思維邏輯，從而發揮了不同的功能；角色之間的演變也有一定的動力機制可以探究。雖然他的分析建基于西方學術傳統，但中國古代學者其實也在扮演同樣的學術角色。 我們回來看朱熹，作為一個開宗立派的偉大思想家，他的一生顯然扮演了前述所有的五種“學術角色”。簡單的講，青年中年時期朱熹憑借“成圣志向下的經典學習”，通過“下學而上達思想道路的揀擇”，獲得了“心性功夫之學的‘自得’”，以“中和新說”為標志，“平生學問進德大旨”得以確立。這一時期的朱熹所扮演的學術角色即是“真理的發現者”，在這里所謂“真理”也就是朱熹執著追求的“儒學真精神”。朱熹通過文獻整理與思想詮釋，融會貫通二程、周敦頤、張載的哲學資源，使自己哲學體系的建立與對北宋四子哲學遺產的繼承發揮相結合，進行這一工作的朱熹所扮演的學術角色即是“思想的組織者”。以“四書學”為主，其他經典研究為輔的“理學的經學”新經學范式的建立，是朱熹作為“思想的貢獻者”的主要學術活動。朱熹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捍衛真理的戰士”！八扰c以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派展開了關于仁說的爭論，……進而又和陸氏兄弟展開了關于為學路徑的論戰；而在呂祖謙去世后，他又開始對由呂祖謙兄弟所代表的浙東歷史學派進行批評；直到晚年，他又同所謂浙東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陳亮展開了所謂王霸義利之辨。而在這四大論戰中，朱熹一方面表現出了極為頑強的理論品格，牟宗三所謂的‘力敵千軍’，首先也就指朱熹在論戰中對其立場的頑強堅持而言。”討論仁說時的朱熹是否扮演了真理戰士的角色，尚有可議之處，而之后的三大論戰都可以說是朱熹為了捍衛真理而進行的戰斗。對儒學的普及推廣和教育是貫穿朱熹整個學術生涯的重要工作，這點毋庸多言，因此朱熹幾乎終生都在扮演“傳播者”的角色。 這五種學術角色基本上把朱熹的全部學術生命和學術活動的各個方面都包括了。如果我們再繼續深入分析朱熹扮演每種角色時不同的行為模式和思維邏輯，以及角色之間演進的動力機制，毫無疑問將有助于理解朱熹哲學思想不斷成長的根源，以及何以在不同的階段進行不同的學術工作的內在理由。這里只是初步的做一個提示，進一步詳細的分析是一個很大的工程，牽扯極廣，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方向。一定要注意研究理論的內在邏輯發展，但理論畢竟是由人提出和完善的。所以當我們從“學術角色”的角度來重新觀察朱熹的整個學術生涯時，也許就不僅是“在學理上說說朱熹而已”，而是有可能“接近朱熹那種生成著、發展著的哲學視野”，“從現實人生的角度對其理論的形成、發展做出符合其人生存性格與心理心態的說明，從而對朱熹哲學進行一種發生學與形成學上的把握與詮釋。”在近年的一部朱子學研究大書中，丁為詳這樣說明他研究的目的。他自然已經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但我們仍不妨借用這種追求來要求自己，因為這是許多朱子學研究者共同的理想。 當然，我們決不能生搬硬套，將茲納涅茨基的理論機械地運用于朱子學的研究。原因有兩點： **，茲氏的體系本身就存在著一些不足，比如他的很多理論都是假說，尚須更加充分地驗證和論述，又如他更多地注意到了角色功能的研究，但對角色之間的結構性關系注意不夠，等等。西方社會學界受茲氏影響而進行的其他研究中，對這些缺點有不少指正，對他的理論框架也有不少修訂和發展。第二，茲氏畢竟是西方學者，雖然他對中國學術也有一定的了解，在《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一書中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某些行為特征也作了分析，但終究有門外之嫌。中國古代知識人所扮演的學術角色，雖然與西方大致相仿，若深入細致到具體行為模式與角色演進動力方面去看，獨特之處確實更多。茲氏的論說只是可供我們參考，為我們提供一個看問題的不同角度，通過對朱熹的學術角色的研究，或許不僅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朱熹哲學思想的內涵及發展，同時有助于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角色”理論。劉易斯??科塞說茲納涅茨基“提供給了一個貯藏有建設性的分析途徑與概念的倉庫。茲納涅茨基非常謙虛，他不像他的許多前輩，他并沒有準備提供全部答案。他的書是具有開放目標的學術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識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他期待著未來的讀者成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門徒。”我們很欣賞這種態度。 從“學術角色”的角度對朱熹的哲學生涯作出考察，要注重三大方面的問題： **，扮演不同的“學術角色”時的行為模式和思維邏輯。第二，角色之間存在著轉化和演變的現象，要考察其中的動力機制。第三，角色之間又存在著共存并互相影響的結構性關聯，須揭示這種關聯對學術研究和哲學思考的意義。 以朱熹為研究對象，進行這三個方面的整體性研究是一個龐大的課題，我們僅僅是提出這樣一種研究的框架，本書僅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展開論述，以小見大，希望為這種研究框架的成立提供一些支持。朱子在扮演這五種不同的“學術角色”時，為了更好地完成每種角色所賦予的任務，一方面勤學苦讀，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從事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也進行了大量的學術交流活動，通過與當時各界的學術交流，“發展真理”“組織思想”“貢獻思想”“捍衛真理”“傳播學術”。 學術交流對朱子思想的形成和傳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是朱子能夠在五種角色上都有很大作為的關鍵性因素之一。朱熹早年受學于武夷三和李侗，奠定了堅實的儒學基礎；中年時期通過與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等學者的交往和論辯，整合了北宋以降洛學、關學、湖湘之學等思想資源，清算了佛學、道學、王安石新學、蘇氏蜀學等異宗別派，基本完成了思想體系的建構，同時開始傳播自己的思想學說，初步確立了自己在儒學群體中的領袖地位；之后隨著思想體系的成熟，朱熹一方面與陳亮、陸九淵等為代表的不同學派進行論戰，爭奪道統，另一方面與非道學士大夫展開論爭，為確立理學在政治上的正統地位而努力，這種在理學群體內外的學術交流，促進了朱子思想的進一步完善和理學正宗地位的形成。 總的來講，他的交流對象既包括長輩師長、同輩學友、后輩門人，也包括朝野官員士大夫甚至論敵和政敵；交流方式則既有面對面的訪問、同游，又有神交和書信往來。在進行這些學術交流活動的同時，朱熹對學術交流的內在邏輯、形式過程和基本原則等方法論內容有自覺地思考。特別是在他流傳下來的將近3000封書信中關于朱子書信之數量，詳見本書附錄1。，除了討論具體的學術問題，朱熹頻繁強調學術交流的正確方法和原則，對學術交流的基本邏輯、完整過程、不同類型、主要方式等有大量論述。 事實上，朱子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建構起了中國古代學術交流的基本范式，使他能夠很好的扮演各種不同的學術角色，為南宋儒學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論基礎。本書即以朱子書信中的相關論述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梳理這些以往不很為人所重視的“邊緣化”的內容，展現朱熹對學術交流方法論的自覺探索。 后記
朱子的學術交流方法論自覺——基于朱子書信的考察 作者簡介
朱葉楠 男，漢族，1984年生，山東肥城人，2015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中國哲學專業，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教于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主要科研和教學方向為儒家哲學、當代文化建設，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參與撰寫著作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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