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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書事 本書特色
以啟功研究為基礎，從家傳詩書至拜師讀書，由教書育人到寫書論書，講述啟功先生書事； 鉤沉爬梳，訪談口述，講述文化傳承中啟功先生的“書與人生”； 講述啟功先生如何等得寂寞，如何等得喧鬧，如何“原地不動”地守著真善美； 新史料，新視角，不一樣的啟功傳記。
啟功書事 內容簡介
本書以“書事”為題, 聚焦于啟功治學、授業及交游, 講述了啟功的學術之路, 展現出師者啟功之可親、可敬, 更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從啟功幼年承家學、拜名師, 到三進輔仁遇恩師授業解惑, 到“文革”時潛心治學, 再到晚年揚勵耘再敬師魂, 貫穿始終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堅韌, 但更有啟功所特有的風骨和守望。難能可貴的是, 本書在爬梳史料、前人著述的基礎上, 融入口述史, 新的視角和新材料的運用讓讀者讀到了不一樣的啟功, 不一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治學之路, 既是啟功研究的大眾化講述, 更是一部別樣的“啟功傳”。
啟功書事 節選
為文化守夜 替歷史招魂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體認和文化追求，同時也便形成了所謂潮流或時尚。正如人們常說的，我們處在“大變局”和“小時代”之中。一方面，現代化進程也好，后現代轉型也罷，都滋生且加重了人們對于歷史的疏離和隔膜。生活方式當然不同于既往，但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和情感樣態也漸趨異化——不知不覺間，傳統猶如遠在天邊的故鄉，可以勾起思念或者憂傷，卻不再被視為一種現實的力量。另一方面，隨著制造業、服務業的更新換代，文化產業規模隨之急遽擴張，文化的商品性質日益凸顯。不論娛樂文化、通俗文化，抑或快餐文化、消費文化，都失去了既往的神圣性和崇高感。正是在這樣一個略顯詭譎的人文背景之下，我的同學劉紅慶所從事的學術性書寫才更顯得難能可貴。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出版**本散文集《入世初塵》開始，紅慶兄就偏愛著現實敘事，通過洗練素樸的文字，描寫偏僻小鎮的凡人小事，表現復雜而又細膩的人生感悟。那種點滴入微、述而不論的寫作風格，很能夠使讀者產生“代入”的效果，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沈從文、周作人、梁實秋們追求過的平淡真樸之美，也能體味到一個“知識青年”的無奈和郁悶，另外還有，他與故鄉之間的格格不入。 受西方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我們往往特別重視“還鄉”對于現代人、現代文明的意義，殊不知，沒有“離鄉”就無所謂“還鄉”，“我們永遠在回鄉的路上，故鄉卻在遙不可及的地方”，這固然會滋生莫名的失落和惆悵，但同時也確立了一種個體信仰、價值取向，塑造出一種文化歷史學的“眼光”。設想一下，當年如果周氏兄弟不離開紹興、胡適不離開績溪、沈從文不離開湘西，他們的“故鄉”有多大概率可以成為現代中國的人文景觀？從這個角度看，劉紅慶在除夕之夜懷揣五百元直奔京城，就挺具有儀式感的。劉紅慶從故鄉出走，對于左權縣是一樁幸事，太行山的開花調、走鄉串村的盲人宣傳隊、遼州城的洋樓教堂、湮滅于時間長河的八大家族，都隨之成為或可能成為一道道歷史文化風景。 我與紅慶都是左權人。我家住在縣城西關的養老院，紅慶的父母后來在西關租房，兩家院落相距不過百米，說起來算半個鄰居，上一輩人彼此相熟。當時紅慶似乎是跟著他的姥姥在北街過活，我們之間倒沒什么交集。80年代中期，我在晉中師專任教，因為老鄉兼同學的關系，與紅慶的來往便多了起來。紅慶后來聯系調入師專學報擔任編輯，當時我也順勢幫紅慶敲敲邊鼓。事情*終泡湯，我得到的答復是，劉紅慶面談時太不拘小節，上衣在腹部打了個結，云云。多年以后，紅慶回師專講學，我不知道他有無揚眉吐氣之感，但我始終記得，我們家鄉的長輩教育孩子*常問的——“你將來靠什么吃飯”。吃飯問題是一個本真的哲學問題。 京城米貴居不易，紅慶靠寫書、編書謀生，想必歷經種種艱難坎坷。為稻粱謀，選一些焦點人物，挑一些時髦話題，弄幾本暢銷書，好像更符合脫貧大計。可紅慶兄偏偏咬定“二氣”來書寫，寫一些土氣或相對遙遠的人和事，如侯寶林、沈從文、郭蘭英、皇甫束玉、田青……當然也包括這本新作所寫的啟功。這些人物都有過昔日的榮光，但很明顯皆屬于時人逐漸淡忘的“前浪”。回望和品味這群土氣、相對遙遠的文人、藝人，原本就是非常“小眾”的事情，紅慶的這種選擇或許應驗了一句老話——“吃飯是為了活著，活著不只是為了吃飯”。紅慶選定學術性書寫作為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含了他對于文化歷史的總體思考。有心的讀者會發現，紅慶筆下的文化名人有不少都經歷過解決吃飯問題的困窘，沈從文賣文，啟功賣字，郭蘭英、侯寶林、劉紅權們賣藝，這種艱難坎坷反而成為了他們成就自己的助力。 中國古代畫論中講：“畫鬼易，畫人難”；“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傳記創作的難處也在于此，要寫活，也得傳神，具有了“活性”和“神性”，才算得好的傳記。《啟功書事》的“活性”不只表現在用靈動的筆墨來敘述啟功先生的逸聞趣事，更表現在他在對啟功心存敬畏的同時，依舊保持著自己的那份平常心。他不趴在地下仰視，也不站在云端指點，而是深潛到業已流逝的生活中，感同身受地體會啟先生在特定情境中所形成的心靈顫動。可以說，紅慶所注重的“活性”就在于，珍存流逝的時光，喚醒塵封的記憶，挖掘失落的價值，謳歌永恒的人性。 能夠傳神的傳記作品不少，尤其是一些帝王將相的正傳、大傳，通過想象和夸張，夾帶傳奇或戲說因素，使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穿越小說的特質。這類作品的所謂傳神，只不過是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借文學虛構來褻瀆歷史的真相。在我看來，相比于暢銷的雍正、康熙、曾國藩、張居正等傳記，《啟功書事》是一本具有濃重學術性同時又能感人心、啟人思的人物別傳，因為它寫出了啟功先生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格。 以小說家眼光看啟功身世，多少會生出過寶山而空手而歸的遺憾。他有皇室血統，沒有叱咤風云；他與名流交游，從未放蕩不羈；他雅擅書法，不屑爭名奪利；他精通鑒物，不曾倒騰古董。本該絢爛至極的，在啟功先生那里統統歸于平淡。而劉紅慶所著力描寫的，正是啟先生擁有的那份淡泊、靜氣、守真、篤實。以“書事”立傳，體現了作者的匠心。紅慶有個通俗的比喻，強調了在傳記創作中確立文脈的重要性，就像兒時家鄉趕集時拴“麻糖”（油條）要用一根紙繩兒。從家傳詩書至拜師讀書，由教書育人到寫書論書，“書事”就是那根貫穿其中的“紙繩兒”。圍繞“書事”勾勒傳主的人生軌跡，可以生動傳神地刻畫身為“大家”兼“雜家”的啟功，也可以有效地規避編年說事的乏味。 品過老友新作，獨坐書房，掩卷長思書中所寫之事，一幅幅畫面從腦畔掠過：少小喪親、姑嫂育雛、名士傳藝、大師授學、夫妻哀艱、衰年濟世……便想起了唐人的詩句——“世間無限丹青手，一片傷心畫不成”。世人只知啟功是丹青妙手和鑒物宗師，哪里顧得嗅聞大師光環背后的泥土芳香，又哪里還會品味巨人行路的艱難苦辛？這就是宋代僧人釋慧方講的：“時人不會個中意，猶把漢身謾度量。”幸好劉紅慶不算所謂的“時人”，而寧愿做一個麥田拾穗的學人。 不知不覺，新世紀已然悠悠廿年，回望20世紀，頗有風流云散、一別如雨之慨。啟功先生是中國現代社會風起云涌的見證者，也是在國故與西化、政教與學術之夾縫中特立獨行的知識人。《啟功書事》用流暢的筆墨寫出了啟先生對國學的堅守以及對新潮的疏離，也以客觀敘事的態度傳達出一代學人曾經遭遇的尷尬。文化的生命根植于傳承，歷史的無奈卻源于遺忘。在文化傳承和習慣性忘卻的邏輯悖論中，紅慶兄的這類學術性書寫具有雙重價值，它提醒著我們，在快節奏的當下生活中，應該驚覺“記得”的意義，應該確立“踐行”的尺度。 蘇保華 2021年12月
啟功書事 作者簡介
劉紅慶（1965—2022），山西省左權縣人，著有《向天而歌——太行盲藝人的故事》（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左權：一團奔突的火》（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佛心學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詩畫情緣》（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導盲犬之夢》（中國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沈從文家事》（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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