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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憂愁: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掠影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742049
- 條形碼：9787511742049 ; 978-7-5117-4204-9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善與憂愁: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掠影 本書特色
聚焦汪輝祖、馮桂芬、顧頡剛、江紹原等“過渡時代”的知識分子！
善與憂愁: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掠影 內容簡介
本書收入了作者有關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13篇論文，大體上按照研究主題和時間順序分為“時代與心靈”“社會與文化”“思想與學術”等三組，先后聚焦汪輝祖、馮桂芬、王毓英、嚴復、高誼、聶云臺、福建籍南社成員、顧頡剛、江紹原等“過渡時代”的知識分子，從精神史、閱讀史、書籍史或觀念史等層面，展開對諸如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等宏大命題的掠影式描述。既有對歷史深處的細節描摹和深度解讀，也包含研究者個體情感的主觀投射。
善與憂愁: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掠影 目錄
善與憂愁——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掠影
目錄
時代與心靈1
善與憂愁
——從《病榻夢痕錄》看汪輝祖的精神世界3
晚清時期的宗法調適與宗族轉型
——以馮桂芬為例的考察31
由愛鄉而愛國
——從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47
變道與變法
——嚴復政治思想的變與不變69
社會與文化87
宗法與國法
——從高誼看民國族譜編纂的現代性89
重訪中國近代革命的低音
——以湖南士紳聶云臺為例108
善書與20世紀初的國民話語
——從橘樸《與周氏兄弟的談話》說起127
《揚州十日記》與辛亥革命
—— 一個書籍史和閱讀史的分析145
思想與學術211
從“雅集吳門”到“由越而閩”
——南社與福建相關史事考述213
“凡是和我有關的事情總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學問發生些脈絡”
——從《古史辨自序》看顧頡剛的學術自覺236
以“避世”求“事業”
——論顧頡剛的“事業心”和“避世心”254
《山海經》、民俗學與旅行史
——重返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的歷史世界273
附錄291
閩北走廊與物的流動
——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回顧與思考293
后記311
展開全部
善與憂愁: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掠影 節選
善與憂愁——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掠影 ·前言· 收錄本書的13篇論文，陸續完成于過去的10余年間，其中絕大多數曾公開發表，主題均跟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相關。之所以收錄成書出版，主要是為過去一個階段的研究工作做個交代。因我原來主要從事明清史研究，因此這些論文體現了某種打通明清史和近現代史的努力。說起來，打通明清史和近現代史，既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熱門話題，也是我在相當長時間內的學術關懷。年輕時眼高手低的學術雄心，使我不太愿意被后設的人為斷代所限制。或者用相當矯情的套話來說，研究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把握當下、開拓未來。歷史學家雖然表現出對歷史起源問題的濃厚興趣，并致力于解釋諸多歷史事象之間的因果聯系，但是也從不隱瞞自身的現實關懷。正如愛德華·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所說，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流”。“當下”仍處于“歷史”的延長線上，當人們站在“當下”回望“歷史”，從“過去”中抽取出某個歷史片段并賦予它秩序/解釋的時候，“當下”和“歷史”之間的糾葛已發生了多次往復。這大約是致力于打通明清史和近現代史的潛在原因。 離開了現實關懷往往使學術研究無所附麗，正如離開了現實職業要求的理想追求無所附著一般。人生的種種際遇你無法選擇，從事歷史學的研究也一樣。據說曾有人跟歷史學家洪業說，“歷史”這個詞聽起來有點像“立死”，是一種“死了”的學問。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恩格斯后來還說：“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其他任何一個先前的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不論怎樣解釋這些話，這些話總是能帶給我們前進的信心和動力。但是在一個普遍缺乏“歷史感”的時代從事歷史學研究，除了勇氣還需要現實基礎的支撐。所以坦率地說，致力于打通明清史和近現代史，并不完全出于學術自覺，很多時候恰恰是人生境遇被動選擇的結果。雖然并不完全“著書都為稻粱謀”，但撰寫這些論文的直接緣起，大都出于現實工作的需要。隨著歷史系培養的人才數量越來越多，不少受過歷史學訓練的青年學者逐漸進入馬克思主義學院工作，原來從事中國古代史，甚至世界史研究的學者，因承擔了“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的教學，“在馬言馬、在馬教馬、在馬研馬、在馬信馬”，不斷推動自身的學術轉型。收錄在本書中的這些論文，既體現了這種學術轉型的自覺，也是這種學術轉型的結果。 說起來，學術轉型并非易事，也并非天馬行空、毫無來由。換而言之，任何學術轉型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此前的痕跡。既有的研究訓練，從研究對象的選擇，到研究視野、方法和思路的厘定，在為學術轉型提供了研究基礎的同時，也規范和限制著轉型的思路。如何將既有的研究基礎和新的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產生“視域融合”，是學術轉型面對的首要挑戰。正因如此，進入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領域，我仍小心翼翼地謹守著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理路。不過，一方面，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等專門史，遠比中國古代史領域更加難以區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革命”毋庸置疑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議題。參加工作以來的這段時間，我也同樣做過不少有關革命史或中共黨史的研究——本書中收錄的《〈揚州十日記〉與辛亥革命—— 一個書籍史和閱讀史的分析》，大概也可以歸入革命史的范疇。所以盡管本書揭橥“社會”和“文化”兩個主題，實際上背后仍有“革命”的關懷在。本書以“善與憂愁”為主標題，來自書中收錄的第1篇論文。這篇嘗試討論明清士紳階層如何被制造出來的論文并不成功，我卻覺得仍有意義。考慮到“善”是我長期以來處理的命題，“憂愁”則始終跟現實生活脫離不了干系，姑直接以此命名，實并無深意。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收錄在本書中的論文基本上都屬于個案研究——表現在形式上，這些論文基本上都存在正副標題，特別是人物個案研究，包括汪輝祖（1731—1807）、馮桂芬（1809—1874）、王毓英（1852—1924）、嚴復（1854—1921）、高誼（1868—1959）、聶云臺（1880—1953）、福建籍南社成員、顧頡剛（1893—1980）、江紹原（1898—1983）等過渡時代的知識分子。然而學界往往存在一個慣例，即以某個歷史人物為個案的討論，往往容易被批評為“以個別代替整體”，容易導致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從而被排除在學理意義上的方法論范疇之外。實際上，錢穆（1890—1995）很早就指出：“余曾謂歷史記載人物，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國史重人尤重其事。一美國史學家當面質詢，果使其人為歷史人物，則其事又豈得見于史。”20世紀以來過于“社會科學化”的歷史研究，實際上是受到梁啟超（1873—1929）“新史學”以來的諸多范式綜合影響的結果，放棄了原有以人物傳記為書寫中心的歷史傳統。在這種“社會科學化”的研究趨向之下，“整體論”“結構論”取代 “個體論”“人文論”，進而對后者提出了批評。這種批評當然并非毫無道理，但是“人”所具有的能動性（agency）意味著，歷史研究首先應該關注“人”（及其行動），然后才是關注規范其行動背后的“結構”，卻毋庸置疑。因此本書并不介意諸如此類的批評，并且認為個案研究并不必然導致近年來飽受批評的“碎片化”，恰恰通過諸多個案研究，從心靈史、閱讀史、書籍史或觀念史等層面，展開對諸如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等宏大命題的掠影式描述——雖然從書名就可以看出，這些論文既有對歷史深處的細節描摹和深度解讀，也包含研究者個體情感的主觀投射。 在這種思考之下，本書將收錄的論文大體上按照研究主題和時間順序分為 “時代與心靈”“社會與文化”“思想與學術”等三組。 **組的主題是“時代與心靈”，包括4篇論文，時間集中在晚清（主要是19世紀下半葉）。其中，《善與憂愁——從〈病榻夢痕錄〉看汪輝祖的精神世界》以乾嘉時期的著名幕僚汪輝祖（1731—1807）為例，從《病榻夢痕錄》（及《痕續余錄》）這本“年譜”和“學譜”中，拈出“善”和“憂愁”兩個關鍵詞，討論如下問題：對于像汪輝祖這樣的士紳階層而言，“善”構成一種意義世界嗎？“善”和“憂愁”有什么關系？如果“憂愁”無法避免，那么“憂愁”的本質是什么？《晚清時期的宗法調適與宗族轉型——以馮桂芬為例的考察》則以馮桂芬（1809—1874）為例，將馮桂芬等“口岸型知識分子”視為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理想類型”，考察馮桂芬在應對晚清大變局的時代氛圍中，如何對既有的宗法觀念進行重新理解和詮釋，推動宗族的重構和轉型。在此過程中，發現“反觀三代”仍然是以馮桂芬為代表的“早期維新派”的重要思想方法，在“以保甲為經，以宗法為緯”的總體主張下，對宗法調適和宗族重構提出具體的路徑。《由愛鄉而愛國——從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把溫州地方士紳王毓英（1852—1924）作為分析對象，把晚清民初流行的“地方自治”觀念落實到具體的“人”（士紳）上，強調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熱潮，不完全是政治變革和社會變動影響下的新事物，而實與明清以來士紳的“化鄉”觀念和實踐有關，從而揭示出那個“過渡時代”士紳“由愛鄉而愛國”的文化邏輯。《變道與變法——嚴復政治思想的變與不變》以嚴復（1854—1921）為例，討論轉型時期思想家思想的“變”和“不變”。通過梳理嚴復對晚清洋務派、維新派和革命派的反思性批評可以看出，由于受斯賓塞的影響，嚴復以“社會有機論”為思想基礎，把中國和西方視為與生物體一樣的有機體，因各有自己的“國性”，故“中體”“西用”之間并不兼容。這構成思考嚴復政治思想“變”與“不變”的基礎，在這種思想基礎中潛藏著從社會有機論到保存國性論，再到政治改良論的邏輯遞進，體現出嚴復政治思想的一致性。 第二組的主題是“社會與文化”，包括4篇論文，時間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后。其中，《宗法與國法——從高誼看民國族譜編纂的現代性》將關注點轉移到溫州士紳高誼（1868—1959）上來，通過詳細深入分析高誼參加的一系列宗族實踐，考察原有宗法系統如何與現代國家法律體系相接榫，進而體現出某種程度的宗族現代性等問題。作為科舉制度廢除以后，被逐漸邊緣化的知識分子，以高誼為代表的底層士紳對大歷史和大環境的變化超乎尋常的敏感，這種敏感進一步表現為宗法論述中的國法話語，正向上看體現出了民國族譜編纂的現代性特征，反向上看則體現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底層邏輯。《重訪中國近代革命的低音——以湖南士紳聶云臺為例》則直接借用“低音”概念，通過系統考察聶云臺（1880—1953）由內到外、由小到大和由私到公的三個層面，即個體心智、家族生活與國家情懷，討論中國近現代諸次革命活動中的個人、家庭和國家之間的交織互動，并以此作為重訪中國近代革命的“低音”的渠道。《善書與20世紀初的“國民話語”——從橘樸〈與周氏兄弟的談話〉說起》把對20世紀初對國民性的認識、批判和改造，置于現代中國從“王朝國家”向“民族國家”過渡的大背景下，從日本記者橘樸與周作人、周樹人（魯迅）兄弟充滿張力的談話中，解讀雙方不同的思想進路。既考察“他者”作為一種“視角”，也考察“傳統”作為一種“資源”，形塑“國民話語”過程中的復雜影響。《〈揚州十日記〉與辛亥革命—— 一個書籍史和閱讀史的分析》篇幅*長，轉向近年來相當熱門的書籍史和閱讀史，考察《揚州十日記》和辛亥革命（特別是“排滿”）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通過詳細分析《揚州十日記》的文本形態、流傳空間和傳播途徑，以及讀者群體的閱讀方式和閱讀心態，更詳瞻地討論傳統的思想資源如何轉化為現實的革命應用。 第三組的主題是“思想與學術”，包括4篇論文，時間集中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其中，《從“雅集吳門”到“由越而閩”——南社與福建相關史事考述》主要是史實梳理和細節考證，系統考察在舊南社、新南社和后南社三個時期，福建籍南社社員群體的構成特點及雅集活動，強調這些社員彼此之間借由血緣、地緣和業緣形成緊密關聯的地域知識共同體，長期持續參加南社活動并在后南社時期引入福建本省（南社閩集），成為南社持續產生影響的重要力量。《“凡是和我有關的事情總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學問發生些脈絡”——從〈古史辨自序〉看顧頡剛的學術自覺》主要討論顧頡剛學術成長中所遭遇的時勢、個性和境遇，以及在此過程中表現出高度的學術自覺。更具體地說，這種學術自覺表現為學術自覺、學科自覺和方法自覺三個方面，論述了顧頡剛先后放棄*初的文學愛好、早年的經學訓練和大學的哲學專業，強調“我們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進而思考何者為學、何以當有學、何以有今日之學、今日之學當如何等問題。《以“避世”求“事業”——論顧頡剛的“事業心”和“避世心”》從《古史辨自序》和《顧頡剛日記》出發，認為顧頡剛身上既有強烈的“事業心”，也具有同樣強烈的“避世心”。這兩者并不矛盾，統一在顧頡剛的學術規劃和學術研究中，體現出顧頡剛以“避世”求“事業”的心態取向。這種學術心態的出現既反映了顧頡剛對現代學術研究超乎常人的敏感認知，也體現出學術研究作為一種現代社會分工出現的學院化趨向。顧頡剛的“事業心”體現了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的自覺，而“避世心”則推動了這種學術自覺的實現。這對今日中國學術發展不無啟發，絕無消極意味。《〈山海經〉、民俗學與旅行史——重返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的歷史世界》則以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為對象，首先強調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與后來的旅游史（不論是在哪種學科范疇內）有很大的不同，毋寧屬于新視野下對《山海經》的研究。以此為出發點，通過重構那個時代有用無用的學術功用、傳統現代的學術范式、主流邊緣的學術論爭，解讀中國民俗學方興未艾之時，交織于新興學科（民俗史）、新興領域（旅行史）和早期經典（《山海經》）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以期更好地理解現代中國學術的興起及轉型。 除了以上四個主題共12篇論文以外，書后還附錄了1篇跟民俗研究（或民俗學）有關的論文，題為《閩北走廊與物的流動：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本文寫作緣起于作者參加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等組織武夷山世界文化遺產監測活動，通過實地調查和文獻搜集，在回顧有關學術史的基礎上嘗試提煉相關研究的史料和方法，梳理相關研究的問題和關懷，分析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廣闊前景及可能趨向，提出可以用“閩北走廊”和“物的流動”兩個關鍵概念，統籌武夷山民俗——尤其是茶葉、食物和兩會（蠟燭會和柴頭會）的研究，以便建立民俗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圖景。 以上對本書收錄的各論文做簡要介紹。這里也許還有必要對“掠影”二字做出說明。不可否認，不論是哪個斷代史的研究，背后無一例外地都隱藏著共同的學術關懷，即“在歷史中尋找中國”。當我們說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候，實際上意味著近代中國已經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需要在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現代世界的宰制性形成中尋找并確立自身的位置。在這個過程中，它既要承受來自“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歷史包袱，又要承受由“天下觀念”帶來的道德負擔，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因此表現出各種顯然有出入或矛盾的思想、文化、價值，及其與革命、政治乃至軍事之間相互并置（compartmentalized）的狀態。這個相互并置的結構并非不證自明地呈現在研究者面前，因此當個體學力無法駕馭對這個結構過程（structuring）的理解時，只能訴諸某種“盲人摸象”式的探索。本書揭橥“掠影”二字，既欣慰其中的價值，也深知其中的局限。正如一段歷史存在復合性一樣，一個文本也存在復合性——只是當作者意識到這一點時，正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作者已經“死了”。
善與憂愁: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掠影 作者簡介
朱新屋，1985年5月生，江西于都人，歷史學博士，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兼任《理論與評論》責任編輯、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培訓研修中心（福建師范大學）研究員。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教育部全國高校優秀中青年思想政治課教師擇優資助計劃項目等省部級以上項目五項。出版譯著《歐洲形成中的亞洲（VOL.3.4）》（第一譯者）、《公司與將軍：荷蘭人與德川時代日本的相遇》（第一譯者），主編《福建紅色文化實踐教學指南》等著作，在《學術月刊》《民族藝術》等刊物發表論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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