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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500694
- 條形碼：9787030500694 ; 978-7-03-050069-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名山 內容簡介
雖然脫胎于寶物倉儲，但博物館不僅是典藏之地，也是建構認同和知識的場所，更是意見表達和協商的空間。《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因而采納思想史視角，以通過館舍、館藏和展陳等表達的知識結構為切入口，梳理博物館在中國的誕生和早期成長歷程。中國早期博物館既有從無到有的創造過程，也有從舊到新的改造過程；既與風云詭異的政局欲說還休，又與新生的實證科學同聲共氣；既有域外觀念和實踐的移植，也有獨*本土實踐和經驗的總結。從殖民主義到國家主義，從帝制孑遺到新生政體，從都會形象到民眾教育，不同情境導致各類特色鮮明的博物館次第登場。在經歷了漫長的緩慢發展后，中國博物館在20世紀30年代早中期進入井噴期，數量激增，類型完備，博物館干預社會生活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社會可見度也顯著提升。中國博物館迎來了**個黃金時代。
名山 目錄
目錄
緒論 告別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001
**章 權輿：從封閉單線到開放多元 026
第二章 化私為公：以自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為中心的帝室遺產轉型 064
第三章 體國經野：從帝國博物館到中央博物院 102
第四章 都會意象：以廣州市立博物院和上海市博物館為中心 144
第五章 其命維新：民眾教育潮流下的博物館群體 189
第六章 荷鋤殿堂：作為公共事業的考古學與博物館 225
第七章 科學之光：生物和地質博物館的出現和成長 265
第八章 道不孤也：阜期大學博物館群體 294
第九章 和聲：博物館專業組織和博物館學的初成 347
余論 重新發現黃金時代 383
緒論 告別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001
**章 權輿：從封閉單線到開放多元 026
第二章 化私為公：以自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為中心的帝室遺產轉型 064
第三章 體國經野：從帝國博物館到中央博物院 102
第四章 都會意象：以廣州市立博物院和上海市博物館為中心 144
第五章 其命維新：民眾教育潮流下的博物館群體 189
第六章 荷鋤殿堂：作為公共事業的考古學與博物館 225
第七章 科學之光：生物和地質博物館的出現和成長 265
第八章 道不孤也：阜期大學博物館群體 294
第九章 和聲：博物館專業組織和博物館學的初成 347
余論 重新發現黃金時代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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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 節選
緒論 告別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作為保存和再現人類社會成就和記憶的關鍵機制之一，博物館自身的歷史卻長期以來湮沒在失憶和誤表之中。 雖然行業史和學科史具有重要的追認價值，但是中國博物館史的寫作為數寥寥〔1〕。20世紀上半葉碩果僅存的中國早期博物館學著述中，博物館史雖不可避免地占有一定篇幅，但幾乎悉數轉譯自西文或者日文，因此僅僅涉及歐美和日本個案，彼時正蓬勃發展的中國博物館實踐基本遺珠在外。包遵彭（1916～1970）于1964年出版的《中國博物館史》雖不到百頁，但足以計為這個領域的開山之作。該書以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中央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館等為中心，首開述評中國博物館進程的先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同類其他著述無法逾越的，甚至連堪比肩者也闕如〔2〕。20世紀80年代之后涌現的以中國博物館史為題的大批論文填補了眾多歷史空白〔3〕。但是，過于簡化和僵硬的社會發展史框架長期占據正統地位，導致以直接因果律解釋歷史變遷和以寬泛的社會背景解釋具體的歷史事件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博物館史乃至博物館學的思想困境。 理解早期中國博物館史的基本格局是由李濟（1896～1979）和曾昭燏（1909～1964）合著的《博物館》奠定的〔4〕。雖然篇幅短小，但是該書若干認識一直被奉為圭臬。《博物館》提出了中國博物館的中、西二源，以張謇南通博物苑和國子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為正脈，以“歲有增加”的漸進線索描述中國早期博物館進程。嗣后的博物館史研究基本秉承了這個體系，多著眼于辨識細節和完善脈絡〔5〕。 然而，隨著史料的積累，“二源一脈”體系非但沒有豐滿起來，反而暴露出更多結構性缺陷。首先，博物館史不可任由外在歷史規律或者理論評估甚至切割，這一認識引導研究者采納具有情境主義和歷史特定主義傾向的博物館內在視角重新認知和組織博物館史。博物館內在視角主要通過博物館內部界面和外部界面表現出來。其中，內部界面指博物館如何組織、結構和活動，外部界面則是博物館與社會的溝通、妥協和互動〔6〕。其次，博物館史不是綴合博物館事件編年的自然產物，這將重申觀察博物館史的能動的唯物主義立場，表明博物館史必然存在于博物館情境之中，靈動地參與博物館運作。博物館史并不是具有紀念或者闡釋價值的物質如何匯聚成博物館館藏的歷史，而是超越了孤立的物件，指導如何收藏、保存、展示和闡釋的思想的歷史。博物館史從未獨立于博物館運作之外，相反，卻是博物館潮流的風向標：隨著對博物館的定義、工作內容和社會角色界定的轉變，博物館史表述也需要適時重整；而博物館史的再釋則成為博物館調整乃至蛻變的先聲。 1.1 從神廟到論壇：新博物館運動下的博物館史 鄧肯 卡梅隆（Duncan Cameron）曾經質問，博物館究竟是神廟（temple）還是論壇（forum）〔7〕。這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或者說，卡梅隆之問只是一個亙古問題的翻新。神廟抑或論壇，曾經是回答不言自明的問題，也曾經是回答非黑即白，要求回答者選擇立場的問題，晚近成為可以調和勾兌的問題，現在又重新回到毋庸辯論的狀態，只是當下與*初的不言自明已有云泥之別。但是，無論如何回答，答案都直接關涉博物館結構和目標等本體論認知和博物館的社會角色界定。同時，基于在追認的行業或者學科傳統中界定自身地位的需求，不同的回答也將引發博物館史敘事的重組。 神廟和論壇一直是博物館的兩個主要面相，兩者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時間和空間關系。對不同面相的青睞或規避，以及由此選擇和組合的博物館史都清晰無誤地表明博物館人的傾向。神廟具有不言自明和不可挑戰的神圣性，神廟收藏以典藏價值為重要衡量標準，甄別標準唯一且恒定。拜謁神廟是一種被動、單向度地接受啟示和教育的行為。論壇則是溝通和妥協的表達場所，是掩飾分歧、謀求共識的公共場域。博物館的神廟和論壇面相并無早晚之分。語源學意義上的博物館清晰無誤地指向神廟，而至遲公元前3世紀出現的亞歷山大大圖書館被視為*早的博物館則表明了博物館的公共屬性。但是，以集體記憶為形式的社會意見長期以來被識字階層壟斷，他們巧妙地用“真理”和“規律”掩蓋了社會認同，并且機緣巧合地得到啟蒙思潮和科學主義的支持。因此，博物館的神廟面相一度被視為理所當然，亙古不變；收集和保管構成博物館工作的主要甚至全部內容，表達和闡釋被有意識地虛飾成為公共意見或者客觀知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后現代主義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影響下，博物館人才開始反思神廟面相的客觀性和絕對性，重新啟封早已存在的論壇面相及其教育和表達功能。 卡梅隆之問不是偶然的私人性質詢，而是博物館本體論上整體轉型的縮影；新博物館學就是卡梅隆之問的情境。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博物館運動和新博物館學是自近現代意義博物館出現以來*深刻的一次重組。雖然針對傳統博物館的機制和智識隔絕，乃至不斷加劇的社會邊緣化的批判早已出現，但是，直到晚近之后才形成整體性潮流，對博物館群體產生實質性影響，并且提出建設性和可行性解決思路。新博物館運動代表人物戴瓦蘭（Huges de Varine）曾經系統總結催生新博物館運動的諸多誘因，既包括博物館內部對既有展陳、教育和經營方式的批判，前殖民地地區獨立運動和種族平等運動帶來的反思，也包括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和1968年學潮等更廣泛的社會文化情境〔8〕。博物館高高在上、不容挑戰的神廟感，基于單一社會價值的收藏觀，單向度、俯視性的教育甚至灌輸方式，與社會生活的隔離都成為眾矢之的。因此，新博物館運動針對單一的以物為中心的館藏結構提出了多手段、多媒介、多元的轉變，針對自上而下的俯視視角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基層視角，針對單一的灌輸教育功能提出了多元的溝通和妥協方式。提出神廟與論壇之辨時，在如何扭轉博物館困局上，卡梅隆和眾多博物館人其實已經成竹在胸，這就是被凱爾 安德生稱為“重置（re-inventing）”博物館的動議：重置并不是簡單地增加新的部門、工作和活動，而是博物館的目標、策略和經營的整體性變局〔9〕。換言之，“重置”博物館是化學變化，而不是物理變化。“重置”博物館學必然引發“重置”博物館史。 1.1.1 博物館定義的更代 長期以來，經國家或者國際性組織討論和采納的博物館定義和關鍵詞的變遷和更迭被描述成從草創走向完善的線性進步，基本忽略了新舊博物館范式的轉型。盡管不同地域文化傳統或者意識形態會施加一定影響，但是新博物館觀念和實踐的形成趨勢是普遍可見的。 作為博物館行業*大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對博物館及其主要目標的界定和修改即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進程。博物館*初定位于與圖書館和檔案館平行的收藏保管機構。1951年的修改中增加了娛樂（delectation）功能。十年之后，1962年的重新定義中更換用詞，以enjoyment替代delectation，以education取代instruction，旨在削減用詞的主觀用意和單向度感。同時，通過增加歷史遺跡、自然保護區、自然景觀等類型，強調博物館館藏不可與其原生環境相分離，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對脫離情境的孤立館藏的過度倚重。1974年定義強調了博物館的公共屬性和基本職能，提出“博物館是服務于社會及其發展，面向公眾開放，為了研究、教育和愉悅目的，收集、保管、研究、溝通與展示人類及其環境的物質證據的永久性非營利機構”〔10〕。1986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會提出，2001年和2004年兩度修正的《博物館倫理規則》將博物館的工作內容和對象進一步擴展到“非物質性證據”。如果在逾半個世紀的時段上進行觀察的話，收集、保管和展示的傳統價值不斷弱化，博物館工作的重心逐步轉移到研究、教育和愉悅上。當收集、保管和展示價值占據主導地位時，館藏就順勢擁有博物館靈魂的地位，實體建筑和空間也連帶性地成為基本要素。新博物館運動之后，這些要素本身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但是作為介質表達的溝通、教育和闡釋價值卻得到強化。 類似轉型也見于多個國家博物館機構的表述中。美國博物館協會（AAM，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界定博物館上很早就完成了從物質性標準到行為性和認知性標準的轉型。1973年的《博物館倫理規則》仍然強調“擁有和利用實物”，1988年的修改就取消了這一物質性標準，將博物館界定為基于收集、保存和闡釋現存物質，對公共社會具有獨*貢獻的組織〔11〕。英國博物館協會（MA， Museum Association）于2000年頒布的《博物館倫理規則》將博物館界定為基于人類知識的刺激以及娛樂目的，學習和探求收藏的場所。博物館的泛化界定與20世紀末出現的人類記憶和記憶地點相關，博物館也被視為人類記憶地點之一。不過，其他國家的博物館機構中，也有傾向以修改傳統定義的保守方式界定博物館的范例。法國將博物館界定為擁有永久收藏，基于公益性目的保存和展示，服務于公眾的知識、教育和娛樂目的的組織。日本于1951年頒布的《博物館法》定義，博物館“是收集、保管、展示歷史、藝術、民俗、產業、自然科學等有關資料，供人群眾利用以接受教育，有助于這種教養、調查研究和娛樂等進行必要的工作，并以對這些資料作用調查研究為目的的機關”。盡管立場有激進和保守之別，但是各國博物館協會界定博物館的方式的過渡卻是不約而同的。 蘇維埃博物館傳統基于博物館和圖書館等社會文化機構都是意識形態斗爭工具的理念，較早而且較清晰地界定了博物館超越物質層面的教育和宣傳價值。雖然蘇維埃博物館學也承認博物館的“珍貴寶物的儲藏庫”和“進行研究工作的廣大場所”身份，但是，這些身份都不能剝離其意識形態色彩，“教育任務和科學活動之間不能有脫節現象”〔12〕。甚至，保存和研究的功能必須服膺于意識形態斗爭，“蘇聯博物館是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有效工具，從而也是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有效工具”〔13〕。在具有奠基價值的1930年**屆博物館工作會議中，蘇聯博物館確認了博物館展陳工作的主要目的，“作為陳列過程的新的要素，不是實物歷史文物，而是辯證法的發展規律”，充分表明了博物館展陳的介質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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