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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國學 2020·秋之卷(總第十五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8081276
- 條形碼：9787568081276 ; 978-7-5680-8127-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華中國學 2020·秋之卷(總第十五卷) 本書特色
本書的主要特點是反映華中科技大學國學學科乃至當前國學研究的*新成果，體現了華中科技大學國學學科的學術水平、學術優長和學科特色。內容充實、觀點新穎，是中國史、中國哲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獻學和中國語言學等領域的重要的參考書。而且，此書是系列叢書，每年兩冊，容易形成規模效應，創建品牌，可以為華中出版樹立良好的學術形象和社會形象。
華中國學 2020·秋之卷(總第十五卷) 內容簡介
本書系國學研究叢書中的一種，是華中科技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的大型學術集刊。本書除了收錄華中科技大學國學院同仁自己的代表作，還兼收海內外學術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漢，下迄近代，內容涉及中國史、中國哲學、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學、語言學和語言史等。國學研究叢書從前三年每年出一種到目前每年出版2種，已經累計出版9卷，初步形成了華中國學的品牌和優勢，在華中地區乃至全國地區初步形成了一定影響力。本書的出版，是國學研究院近期學術成果的總結，反映華中科技大學國學學科的發展和成就，充分體現了華中科技大學的辦學理念和辦學特色。作為大型學術集刊，已具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
華中國學 2020·秋之卷(總第十五卷) 目錄
目錄
特稿
中華文化中的江南文化/葛劍雄(1)
覆載之間無非是道，進退運用存乎一心/鄧小南(6)中國史研究
一詞二義：酒之尊與人之尊/閻步克(12)
“保”與殷周時期的保母/陳嘉禮(22)
《楚辭·天問》“伯禹愎鯀”與“產翁制”關系辨析/熊賢品(27)
“偶語詩書”與孔門傳業問題探賾/王剛(35)
王霸之爭與西漢王朝的滅亡/吳濤(58)
堅壁清野：宋夏戰爭中的戰術運用發微/許玉龍(67)思想史研究
孔子仁學的主體性價值/白宗讓(83)
兩漢之際讖緯神學與今古文經學的分歧、互動與合流/袁寶龍(93)
明代白沙學在湖北的傳播——以李承箕為中心/朱志先(107)古典文獻研究
國圖藏《宋元學案》醉經閣刻本考述/岳珍(121)
日本類書《和漢三才圖會》初探/劉耀(130)古代文學研究
謫遷與省咎：論辭賦祖騷傳統的一種書寫/陳守璽(139)出圖文獻研究
新出漢簡所見邊地物價考述——以《肩水金關漢簡》為中心/劉金華(153)
讀《岳麓書院藏秦簡(陸)》札記/武漢高校讀簡會(165)歷史地理研究
試探司馬彪《續漢志》中河渠內容之缺失/李昊林(184)
民國《禹貢》半月刊作者群研究/王雪花 吳軼群(194)史學短札
胡適與中國宗教史研究/曹旅寧(207)
張舜徽：國學大師通人風采/雷家宏(211)
新發現王陽明佚詩一則考釋/吳兆豐(215)書評
評《出土唐宋石刻文獻與中古社會》/陳文豪(217)
《音義》呈光彩《校注》啟新篇
——讀黃仁瑄教授《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校注》/姜永超(222)
近代漢口城市研究的新拓展
——評《近代漢口港與其腹地經濟關系變遷(1862—1936)》/鄧航玲(226)
特稿
中華文化中的江南文化/葛劍雄(1)
覆載之間無非是道，進退運用存乎一心/鄧小南(6)中國史研究
一詞二義：酒之尊與人之尊/閻步克(12)
“保”與殷周時期的保母/陳嘉禮(22)
《楚辭·天問》“伯禹愎鯀”與“產翁制”關系辨析/熊賢品(27)
“偶語詩書”與孔門傳業問題探賾/王剛(35)
王霸之爭與西漢王朝的滅亡/吳濤(58)
堅壁清野：宋夏戰爭中的戰術運用發微/許玉龍(67)思想史研究
孔子仁學的主體性價值/白宗讓(83)
兩漢之際讖緯神學與今古文經學的分歧、互動與合流/袁寶龍(93)
明代白沙學在湖北的傳播——以李承箕為中心/朱志先(107)古典文獻研究
國圖藏《宋元學案》醉經閣刻本考述/岳珍(121)
日本類書《和漢三才圖會》初探/劉耀(130)古代文學研究
謫遷與省咎：論辭賦祖騷傳統的一種書寫/陳守璽(139)出圖文獻研究
新出漢簡所見邊地物價考述——以《肩水金關漢簡》為中心/劉金華(153)
讀《岳麓書院藏秦簡(陸)》札記/武漢高校讀簡會(165)歷史地理研究
試探司馬彪《續漢志》中河渠內容之缺失/李昊林(184)
民國《禹貢》半月刊作者群研究/王雪花 吳軼群(194)史學短札
胡適與中國宗教史研究/曹旅寧(207)
張舜徽：國學大師通人風采/雷家宏(211)
新發現王陽明佚詩一則考釋/吳兆豐(215)書評
評《出土唐宋石刻文獻與中古社會》/陳文豪(217)
《音義》呈光彩《校注》啟新篇
——讀黃仁瑄教授《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校注》/姜永超(222)
近代漢口城市研究的新拓展
——評《近代漢口港與其腹地經濟關系變遷(1862—1936)》/鄧航玲(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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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國學 2020·秋之卷(總第十五卷) 節選
精彩文摘1： 中華文化是以華夏(漢族)文化為主體融合各地各族文化的綜合文化，而江南文化的逐步發展，得益于一次次的人口遷移和自然條件的變遷。北方文化層次較高的移民遷入，使得江南地區居民的文化程度相應提高。同時，江南的自然環境由不太適合人類居住變得宜居，再加上當地居民自身的努力，自漢至宋便由“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演變成了“江南好”的局面。江南文化在多方面顯示其新的特點和優勢，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文化。近代社會變遷對江南文化產生了新的影響，如上海的開埠使江南文化與世界文化進一步接軌。近代上海為江南文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也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世界其他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 精彩文摘2： 至今為止，世界上關于“文化”的定義不下三百種，在這之中幾乎無法總結出一個共同的概念。但是我認為，要想了解“文化”、研究“文化”，必須要從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出發。馬克思作為偉大的思想家，與其他思想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位思想家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貢獻一種思想，已經十分了不起了，而馬克思至少貢獻了兩種，即歷史唯物論和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曾在其墓前發表過一篇重要的演說，在這篇演說中，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做了簡明概括：“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也就是說，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我們所討論的“文化”就是在這樣一個物質基礎上產生的。 一個群體在特定的時間、空間范圍內，長期生活、生產、生存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這些物質的、精神的產物統統都可以被稱為“文化”。而文化產生的前提則是人們有衣、有食、有住，就像人類從原始社會逐漸發展，進而分化出統治者、管理者一樣，前提是得有足夠的生產資料，如果每個人的生產資料只能勉強維持自身溫飽，那么人類社會是永遠不可能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因而我曾經開玩笑地將“文化”稱為“吃飽了撐的才有的文化”。所以，學者們在探討“文化”的時候，應該從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角度出發，今天所講的江南文化亦是如此。 精彩文摘3： 總的來說，一方面北方文化層次較高的移民遷入，使得江南地區居民的文化程度相應提高；另一方面，江南自然環境由一個不太適合人類居住的過于濕熱的環境變得宜居，再加上江南地區居民自關于中華文明的源頭，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經進行了十幾年的探索和研究。這項工程的初步結論認為，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流域(以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為代表)、長江中下游流域(以浙江余姚良渚遺址為代表)、西遼河流域(以遼寧牛河梁遺址為代表)開始出現文明起源跡象。之后，從距今5300年起，中國各地開始陸續出現文明起源跡象。到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代表)，并且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國的早期文明像是“滿天星斗”，但是這一時期的文明其實是鮮有延續至今的，是不連貫的，因此蘇秉琦先生后來又改稱之為“眾星仰月”，而這個“月亮”就在黃河中下游地區。 自陶寺遺址至二里頭遺址，黃河中下游的文明發展一直都是延續的，其他各地區的文明發展也*終匯集到黃河流域中下游，究其根本，是地理環境因素造成的。在早期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有大片適合人類利用原始工具即可進行早期開發的土地，這片土地提供了足以養活一個人類群體并且使其繁衍擴大進而形成專業社會分工的充足的物質生產和生活資料。而且，當時這片土地與開發時間更早、文明程度更高的尼羅河三角洲流域、兩河流域相比，地理條件更為優越。說得更仔細一點，一是因為黃河中下游地區大多為黃土高原和沖積平原，沒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易于開發與耕作；二是因為在中華文明早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氣溫與現在相比略高，降水充沛，適合早期農業的開發。 但中國各地都有早期文化產生，為什么其他地區的文化都消失了而偏偏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文化傳承至今呢？一個原因是那些地區的人滅絕了，而滅絕的原因至今還無法知曉；另一個原因則是這些地區的人遷移了。以大禹的故事為例，中國很多地方都有大禹的傳說，比如浙江紹興至今還存有傳說中的大禹陵墓，同時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四川廣為流傳等等。但大禹治水傳說發生的地點卻是黃河中游地區，有人說是在三門峽地區。對此，民國年間杰出的水利學家李儀祉先生就曾指出，在黃河三門峽地區絕不可能形成持續多年的洪水，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大禹在三門峽地區治水的故事應該是虛構的。但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又為何會虛構在這一地區呢？一般來說，持續十幾年的洪水只可能出現在大河的下游地區或海邊，大多由海水倒灌引起，因此就有學者推測，是大禹部落的后人由沿海地區遷徙到黃河中游地區，帶去了大禹治水的傳說。 當然，為何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文化會傳承至今，到目前為止，解開其歷史真相的支撐材料還不足夠。但在距今5000年左右大量文明匯集到黃河中下游地區，形成傳統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并向四方傳播卻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便是中華文化與江南文化聯系的大背景所在。 另外，在中華文明發展這一過程中，也吸收了不少外來文化。外來文化傳入中國，并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這一點是不應當被忽略的。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的結論指出，小麥栽培技術、黃牛與綿羊等家畜的飼養技術以及青銅冶煉技術均是由中亞、南亞和西亞地區傳入，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并被改造創新才煥發出嶄新面貌的。盡管這只是在眾多文化中舉的一小部分例子，但也對中華文化以及華夏民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教授的團隊曾做過一個簡單但結果直接明了的統計，即分別鑒定全國現存青銅器的年代，然后標注在地圖上，*后發現，中國*早的青銅器出現在中國新疆，越到中原地區出現的時間越晚，可見青銅器確實是由外國逐步傳入中國的。但這是否意味著中華文明對青銅冶煉、制作技術沒有貢獻呢？不是，還是有很大貢獻的。青銅的冶煉技術在中國被熟練掌握了之后，通過一系列的技術改造，又和中國的本土文化相結合，使得青銅器由日常生活用品轉變成為禮儀的象征；另外，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使之成為研究早期社會的重要史料。所以，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為青銅賦予了嶄新的面貌和更加深厚的文化內涵。 精彩文摘4： 關于歷史研究的材料，歷史學科的特點決定了歷史研究應該從材料出發，細讀文本。今天進入歷史學習的方式已經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讀書方面，面臨著閱讀方式轉換的問題。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說：“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蘇軾批評后生們條件便利了反而不讀書。看到這段文字，我們會有很熟悉的感覺。隨著電子資源的普及，獲取渠道變得日益簡便，但是如果習慣于借助數據索引而僅僅停留在搜索拼接的表淺式閱讀，反而不利于知識的積累與水準的提升。 其次，在閱讀的過程中，如何發現問題尤為重要。伊川先生說：“學者先要會疑。”我曾經在《先生的尊嚴：悼田余慶先生》一文中寫到這樣一件事：“針對學生的疑難，(田)先生曾經說，找不到研究題目，找不準研究方向，這是史學工作者的大忌。我畢業留校后，有一次和田先生說到自己研究中的困惑，覺得有些問題，讀的材料越多，越不敢下筆撰文。先生拍拍我的手背，勉勵我說，這樣就對了，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才能真正找到感覺。”研究中要“多聞闕疑”，要清楚問題何在，而且要厘清問題的方向，這樣才可能選取適當的材料進行討論。 歷史研究要選擇議題，我們論文寫作的“選題緣起”，有多種可能。**類議題選擇，是回應海內外重大關切。例如“什么是中國”“中國與天下的關系”，這些重大問題的討論往往要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進行大跨度的觀察討論，很多一流學者介入其中，這實際上涉及了我們的國際話語權問題。討論這些問題的學者，有做文獻的、有做考古的、有做思想史的，選題廣博宏大，初學者做起來可能難以駕馭，因此需要慎重考慮。 第二類，在某種框架假說、學術潮流的影響下選擇議題。日本學者有個特點，尤其是老一輩的學者，善于提煉一些概念性的框架。這些概念主題鮮明，會吸引到較多的青年學者。像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的提出，使得一時間關注唐宋歷史的日本學者乃至歐美學者數量明顯增加。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樣的框架，概念高度概括，容易流于簡單，不可避免會有疏漏之處，可能會受到質疑、批評，因此要注意深化、細化甚至糾偏，以及注意推進。 第三類議題，來自材料閱讀比較。許多老先生做學問從具體的材料切入，精湛剖析，勾連引申，做出了氣象開闊的研究。通過文獻閱讀，會發現大量內容值得重新思考。自史料細節著手，得來的結論較為嚴謹扎實。新材料(例如南宋徐謂禮文書)的出土，讓我們對宋代的制度有了更為貼切的理解，同時也提出了許多我們解釋不了的問題，這就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可能性。 第四類議題，來自問題與追索。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柳立言先生運用所謂“五鬼搬運”(what/where/why/who/when)的方法來訓練學生，強調在論文學習、寫作方面是“史有定法”的。事實上，除去五個“W”，也要特別關注“How”，也就是“如何”“怎樣”，亦即事件、制度發生的路徑問題，這也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議題。我們在討論問題的過程中，會發現一些大量集中出現的詞匯，例如宋代“祖宗之法”，這肯定反映著特定時代的某種特點，或者說具有代表性的做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跟蹤追問的。 第五類議題，來自史料批判。研究歷史，都要從史料的辨析批判做起，這是基礎性工作。前輩們在研究時，會首先分辨材料來源、記載的可靠與否、運用是否得當。鄧廣銘先生寫過《岳飛傳》，王曾瑜先生寫過《盡忠報國：岳飛新傳》，兩者都是弘揚岳飛正氣凜然的愛國主義精神的作品，但在具體寫法上有不同。就材料而言，差異之一在于對岳飛的孫子岳珂編纂的《金佗稡編》尤其是其中《鄂王行實編年》史料價值的評價。鄧廣銘先生認為《行實編年》中有許多作者對于祖父功績的溢美之詞，在撰寫過程中，如果找不到能與之印證的史料，就傾向于不采信其中的說法。王曾瑜先生則認為宋代相關材料十分有限，《金佗稡編》盡管有缺陷，但仍然保留了許多歷史真相，是記述岳飛事跡*為重要的史料。研究者對于史料虛實的考辨，見解有所歧異并不奇怪，理解方式可以互補。后來者要像前輩學者這樣，從嚴肅的史料整理辨析出發，以此作為我們從事研究的出發點。近些年來，歷史研究者對于“書寫”、對于史學編纂中的涂抹渲染與層層包裹有了更多的警惕之心，如解析孟姜女、王昭君故事，解析某些人物形象在書寫中的變化。這類知識考古、解構歷史書寫的思路，也是進入歷史研究的途徑之一。 另外，就我們的研究單元而言，歷史時段的選擇要跟著議題走，研究的問題可能是跨朝代的，那么相應的研究起訖點也應該是超越斷代的。而且，無論如何選題，都要重視材料細讀、材料辨析，材料應該“成組”，以不同體裁的各類材料去相互“碰撞”，推敲質證。 歷史學的論文選題，涵蓋面十分寬泛，不是能夠一一列舉的。我們不能預先劃定范圍，設定理論方法，而是應當以更加寬容開放的學術態度，促進不同領域的學術發展，鼓勵爭辯，切磋琢磨，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史無定法”。 大家都在思考自己的學術道路，學術道路是要靠摸索的。摸索的過程就像建設一座橋梁，次第延展，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徑，一步步通向目標。歷史本來是鮮活的，我們的研究也應該有活力。所謂“活”，絕非浮泛飄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活”是產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新議題、新視角可能導致動態鮮活；傳統議題諸如官僚制度、政治事件，也可能貢獻出通貫深入的新穎見解。新材料的牽動，能使研究“預流”；深讀“坊間通行本”，也可能發人所未發。也就是說，覆載之間無非是道，而進退之宜、運用之妙，則存乎一心。
華中國學 2020·秋之卷(總第十五卷) 作者簡介
1957 年生，湖北天門人，現任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學研究院院長、人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兼任教育部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湖北省歷史學會副秘書長。兩宋政治史、兩宋學術文化史方向學術帶頭人。 分別于1982、1985年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9 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師從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教授。1993 年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 1993 年 9 月－ 1995 年 9 月應邀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 1996 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湖北省跨世紀學術帶頭人。先后擔任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 2001 年 3 月調入華中科技大學組建歷史學科。入選2005-06年度中美富布萊特學者，并應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邀請赴該系進行為期一年的學術活動，其間應邀赴得克薩斯大學歷史系（El Paso）進行學術講座。獲選華中科技大學2009年“我*喜愛的導師”，華中科技大學2011年十佳“師德先進個人”。曾先后承擔國家社科基金辦下達的科研項目《王氏新學與宋代社會》、教育部下達的科研項目《王氏新學研究》、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基金資助的《從新學到理學 ――11 世紀后半至 13 世紀初年宋學主流的嬗遞》等課題。目前承擔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類項目《兩宋學術嬗遞與政治變遷》。獨著、合著學術著作 5 部，合譯學術著作 1 部，在《中國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 50 余篇。代表作有《北宋黨爭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宋代政治與學術論稿》（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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