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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21)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10871
- 條形碼:9787030710871 ; 978-7-03-071087-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21) 本書特色
文章內容是發表的新材料、闡述的新見解、提出的新問題,供業內人士和歷史、文物愛好者探討研究。
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21) 內容簡介
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21)一書由遼寧省博物館組織編寫。全書分“回憶與懷念”“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研究與鑒賞”“文物保護與技術”“博物館工作與研究”“史料與研究”六個欄目。書中文章由海內外專家、學者和工作在文博一線的同仁撰寫,主要為以遼寧地區為主的考古新發現及研究、出土文物研究、傳世文物鑒賞、博物館學研究、歷史文獻研究等方面的學術性論文。文章發表的新材料、闡述的新見解、提出的新問題,供業內人士和歷史、文物愛好者探討研究。 本書適合文博工作者、大專院校文博專業師生及業余文物愛好者參閱。
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21) 目錄
回憶與懷念
東博憶往(續二) 徐秉琨/1
遼博從業流年憶舊三題 王綿厚口述 溫科學整理/10
考古發現與研究
新樂上層文化用火遺跡淺析 趙曉剛/15
淺析遼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各時期的生業方式 于懷石/27
農牧交錯地帶視角下史前馬面研究 張瑞強/38
大連地區新石器至青銅時代積石冢研究 宋美嬌/48
值得稱道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記西團山文化和夫余文化 董學增/57
北票喇嘛洞摩崖石刻石窟群調查 姜洪軍 黃金璽 杜志剛/66
淺談尹繼善及尹氏家族在清雍乾時期的地位和影響 劉潼 崔蕾 侯宇佳/76
浪頭機場抗美援朝時期志愿軍空軍輪戰部隊指揮所及附屬建筑舊址群調查報告 關寒/83
文物研究與鑒賞
后洼遺址出土雕塑像初步研究——兼論與紅山文化雕塑像比較 張翠敏/89
朝陽博物館藏青銅兵器研究 孫陽/103
朝陽縣博物館藏青銅短劍簡述與認識 宋艷偉/109
北票市博物館藏戰漢時期青銅帶鉤簡述 裴瑩 王永蘭 趙志偉/114
祥云拂郁 仙禽告瑞——《瑞鶴圖》與宋徽宗 楊勇/125
建平博物館藏金代銅鏡 張微/132
阜新元代大玄真宮祖碑碑文新錄 胡娟 童立紅/139
碎片的“溫度”——隆化鴿子洞元代窖藏絲織物研究 魏聰聰/146
玉獅略考 李露薇/156
館藏幾件殘損《佚目》書畫瑣記 戴立強/172
《河東君傳》校注稿 李勤璞/181
清代鼻煙壺的傳播與演變相關問題研究 王忠華/202
黃易致李衍孫《春暉札》再考 郭丹/210
遼陽博物館藏清王國卿賣地契約簡析 蔡竹影/219
博物館藏品研究的一種范式——以如意的博物館生命軌跡研究為例 溫科學/225
硯田生活 淡中有味——寧斧成及其藝術賞析 張盈袖 盛宸霏/233
文物保護與技術
石巖里9號墓出土金制帶扣的制作方法考察 〔韓〕盧志鉉 柳惠仙 著 金炯花 譯/239
虛擬布方技術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應用——以臥龍山山城考古發掘為例 圖旭剛 童海 盧治萍/251
館藏高句麗鐵器的顯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譜分析 栗榮賀/259
文物展柜內環境溫濕度的調控與監測 張寶龍 何建斌/266
鞍山地區不可移動文物保護工作的思考 劉發力 張忠揚/272
博物館工作與研究
中國糧農類主題博物館類型與特色探析 王祖遠 郭嬋姣/281
威爾士國家博物館運營模式及治理結構觀察 張莉/299
新時代博物館策展人制度的探索與實踐——以沈陽故宮博物院為例 于穎/304
博物館線上展覽的嘗試與困境——以旅順博物館陳半丁書畫作品展為例 劉冠纓/311
考古發掘類展覽策劃的觀察與思考 張佩衡/319
以兒童為中心,為兒童而展示——遼寧省博物館兒童體驗館設計解析 張瑩/323
新時期如何做好博物館志愿者隊伍建設——以沈陽故宮博物院為例 蘇陽/330
淺談資源整合在博物館教育工作中的應用 康寧/335
史料與研究
從趙郡李氏南祖房善權支幾方墓志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 徐麗莎/340
遼寧興城覺華島歷史學術研究綜述 孟玲 張大鵬/351
《遼史》標點辨誤四則 鄭福貴/361
論盛京文化——從清前史規劃討論談起 王綿厚/366
尚可喜墓“篆蓋”者仕途年代考 李剛 趙曉剛/370
閻萬章先生致劉鳳翥先生書札輯注 李俊義 徐玥廷 輯注/381
金州大黑山文獻錄 秦浦/395
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21) 節選
回憶與懷念 東博憶往(續二) 徐秉琨 (前接《遼寧省博物館館刊(2020)》第8頁) 6.工作和生活環境 1950年,東博內的業務科室只有兩個:研究室和保管科。研究室設在陳列大樓東側的一間近乎方形的寬大平房里,室主任楊孟雄和幾位研究人員每人一張桌子,室內還是顯得很空曠。研究人員除看書研究之外,還可以聊聊天。保管科辦公室則在前院西南角一間房子里,后來改名保管部?倓展芾砣藛T廣永昌的辦公室在前大門內西側,與東面的售票處兼收發室相對,房子較大,里面還有一個套間,他有時就在那里住,我初來館時,也住在那里。秘書張拙之的辦公室則在后大門東側靠北墻一套一明兩暗式的三間平房中的東間,這也是辦公室兼單身宿舍。1956年他任館長,仍住在那里,李文信先生任副館長,那套房子的西間就成為李先生的辦公室。中間的明間則成為館務會議室。研究室這間大房子幾年后被辟為八個小間,東西四四相對,中間還有一條走廊,可見原來房間之大。八間房中,李、朱、胡、楊、閻各占一間為辦公室,我和孫守道共占一間(兼獨身宿舍),王增新和董彥明共占一間。至研究室遷往后院靠西墻的一排房子,八間小房遂專作宿舍。 東博原來有一些圖書資料,是偽滿“分館”和“沈陽博物院”時期遺留下來的,就放在研究室大屋幾個書柜內,由閻萬章兼管,這些圖書資料后來移到后院靠東墻的一間大房子內,該房遂成為圖書室,由水良箴管理。經胡文效、朱子方之手,又添置了一些圖書。這時國內文化書刊的出版多了起來,還訂了一些報紙、雜志。水良箴用王修創制的中小型圖書分類法將這些圖書資料做了分類。但這時的“圖書室”還只是一個書庫,除了書架,別無地方,借閱圖書只有拿回去看!拔幕蟾锩焙螅骼娼庸芰藞D書室,從古舊書店先后幾次采購了大量古籍圖書,這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破四舊”“反封資修”而流散出來的,被古籍書店收集到的。同時,她調整了書庫,騰出一間房子開辟了閱覽室,做了兩張寬大的書案,配了椅子,圖書室從此有了閱覽室。1978年鄧學儒調來任黨委書記兼副館長,在八間小房上面又加蓋了一層以作圖書室,書庫和閱覽室都得到了擴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在機關單位內有一個政治理論學習制度。這是黨掌握政權后,對全體“國家干部”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項重要措施,全國一致,雷打不動。在東博,這項學習安排在每天早晨上班前一小時,到時候,所有研究人員、說明員都聚集在這間大房子內讀書討論。學習內容先后有社會發展史、《聯共(布)黨史》及列寧、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等!缎虑嗄曛髁x與歷史唯物主義》《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些基礎理論著作都是在那時接觸到的。結合時事形勢,有時還學一些政策文件、《人民日報》社論。張拙之有時也來參加討論,起有引導的作用。例如,有人提出問題:農民起義算不算革命?他說,起義不僅是革命,而且是革命的*高形式。這在現在看來,當然不是什么問題,但在1950年,還是令人耳目一新。館里還舉辦過一兩次學習心得的演講會。每周六下午的*后兩個小時則是“生活檢討會”,大家總結一周的工作,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項學習制度持續了好幾年,包括我們在鞍山發掘漢墓群和整理文物時,也和當地干部一起堅持這種學習,討論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等等。后來,這一學習制度漸漸松弛,反右運動后就不存在了!拔幕蟾锩逼陂g又要求大家學習,但也只是讀讀報紙而已。工友不參加政治學習和檢討會,但有一個文化學習安排,即每周有幾個晚上要上文化課,那時筆者在館內住,獨身,就讓我去講語文和數學。朱子方先生來館后,又請他去講歷史課。這相當于一個小的夜校。 除了館內學習外,文物處、文化部有時還開職工大會,傳達和發布一些事情,或作國內和國際的形勢報告。文物處的會場在沈陽故宮,后來人多了,就改在東北圖書館。從博物館去沈陽故宮步行需要二三十分鐘,很多人喜歡走路去,我也是。那時沈陽的冬天很冷,經常下雪,出了屋子冷風打得臉疼,馬路上積雪很厚,掃不過來,都被行人踩實了。開會也可以坐車去,沈陽只有一路有軌電車,從太清宮經大西門到南站,再延長到鐵西十四路,車票只要四分錢(東北幣四百元),一張票坐到底,不分段。別無公交車。東北文化部如果開大會,部屬的幾個單位會前就互相“拉歌”,“某某單位來一個”,和解放軍一樣。這是那時的風氣。 當時除了東博之外,別無展覽場所,“遼寧展覽館”是后來興建的。一些政治性的展覽都在東博舉辦,如“抗美援朝時事圖片展”“三八婦女節特展”“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一周年、二周年展”(兩次)等。至時人山人海,滿院子都是組織來的觀眾,熱鬧非凡。衛生部門也在這里舉辦過科普性質的“婦嬰衛生展”。這都是一些出借場地的展覽,其內容設計、制作以及觀眾的組織,都由有關部門和單位自己安排。而且一般都是只借占一樓展廳,一、二樓之間樓梯上的緩步臺有鐵門隔斷,觀眾不會上去。沒有這些臨時性質展覽的時候,有時也有中小學生集體來參觀,老師帶領,等于是上一堂歷史課。機關單位和工廠職工有時也來集體參觀。集體觀眾憑介紹信可免門票。個人參觀票價五分,后來曾經降為二分。張拙之說:博物館是國家文化設施,本應該免費開放,但一分錢不收,就會有社會上的閑雜人員到院內來閑坐甚至在休息凳上躺臥,很不雅觀,也會有些孩子進院嬉鬧,收二分錢,他們就不來了。冬日雪天,天氣太冷,有時竟一個觀眾也沒有,室外大雪紛飛,展室內則暖意融融(那時廣永昌管總務,暖氣燒得較好),坐在陳列室休息處里的長椅上,映著雪光靜靜地看書,還是很愜意的。 博物館后院北墻東端的兩間小房,當時是食堂。做飯的孫師傅是河北人。當時有兩種伙食:中灶和大灶。大灶吃粗糧,高粱米,菜也比較簡單,以蔬菜燉菜為主,每月伙食費4元(東北幣4萬元)。中灶可吃細糧,每天的主副食由入伙人員商定并輪流擔任伙食委員,費用每月結算,大家均攤,實際花費每人6至10元。那時薪資都不高,核定工資的標準是“分”數而不是金額!胺帧笔且环N表示物價指數的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物價還有些波動。政府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受影響,使用了這種臨時性的、可以根據物價的實際情況做出調整的計算單位,單位名稱各地叫法不同,一些地方稱為“小米”,說若干斤“小米”,東北地區稱“分”。“分”值表示糧、油、布、主要菜蔬等基本生活物資的價格水平,每天核算并公布在當日的報紙上。筆者初來館時,看管員同志告訴我全館工資*高的是李文信先生260分,楊孟雄科長250分。1950年,沈陽物價已基本穩定了下來,分值每天都在2角2分左右,260分也不到60元錢,但已是高薪了。 東博當時只有一部電話,放在收發室,號碼是21903。一年后才在研究室又加裝了一部,號碼22306。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還只有這兩部電話,號碼也直到“號碼升級”后才有變動。館里也一直沒有汽車,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上面才撥來一輛小車,是“蔡少武飛車走壁表演團”淘汰下來的,車身出奇的小,是為“飛車走壁”專門制作的。而司機馬師傅則身材高大,坐在駕駛室里腰也直不起,真委屈了他。但有了車,畢竟是一件大事,張拙之鄭重地宣布了用車的幾條規定:①有病的人送醫院可以用車;②接、送站,拉東西可以用車;③有急事出門可以用車。但很快“文化大革命”到來,一切工作癱瘓,后來大家都去了干校,車也不知哪里去了。 7. 館務會議和廣播體操 張拙之初來館做秘書時還只有三十出頭,守著這一堆“古董”和一些“舊知識分子”打交道,心中不懌;加之館中事務的大權是在文物處,在王修那里,他可有作為的空間有限。因而一直不安心,想要調走。至1952年他被任命為東博副館長(無館長)才安下心來,考慮事業的管理和發展。 首先是管理,他建立了館務會議制度,這是他主要的領導方法,或許是從解放軍的“班組會議”借鑒過來的。他請胡文效制定了一個關于館務會議制度的文件。會議的成員主要為館領導和各科(部)室主任、高級研究人員。需要討論大項經費支出時找會計參加,討論某個具體問題時找有關人員參加。會議內容為通報情況、各科(部)室匯報工作,如某個展覽設計正在進行、某項工作正在聯系、出現什么問題需要解決等。重點是討論工作如何進展。很多問題需要研究室人員提出意見,*后由領導歸納,做出決策,一切重大問題都是在館務會上決定的。研究室等于博物館事業發展的一個參謀部。館務會議在每周一的上午召開,成為制度。平時,張拙之則到各處看看,既是檢查工作,也是隨便聊聊,了解情況,發現問題;有時也會受到某些啟發,有助于醞釀開展一項新的工作。在研究室閑聊的時間*多,一些重大決策實際上已和研究人員先行商量和溝通過。 1954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始播放**套廣播體操。隨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的音樂響起,張拙之抓住這個時機,組織全館人員做這套體操。地點:展樓前的小廣場;時間:上班時的早八點。至時廣播一放,大家就隨著活動起來。張拙之雖然不做操,但基本都在現場。操畢,他有時會講點話,包括不點名地做一些批評。這等于全館的一次班前會,既可以看到職工的出勤情況,又通報了一些事情。這大概也是借鑒部隊的集會傳統,并成為張的領導方法之一。做晨操成了東北博物館的一道風景和一種不成文的制度,后來廣播體操出了二套、三套,仍照做不誤,一直延續下來,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切工作停頓,人員也不再正常上班,才不做了。 張拙之在工作上一般能聽取不同意見,擇善而從,尤其是一些具有建設性的建議,他都會認真考慮。他在部隊一直做政治工作,對政治風向很敏感,對研究人員既用其所長,又在言談中經常敲敲打打,提醒他們要“夾著尾巴做人”。1957年反右運動中東北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單位而無人被打成右派,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是不容易做到的。這也是由于時任遼寧省文化廳廳長的施展同志執行政策的正確。施展學美術出身,參加革命前就學于杭州美專,師從潘天壽先生。他為義縣萬佛堂北魏交腳彌勒拍的一幅側面像堪稱攝影作品的杰作。他為人正派,了解博物館工作,知道幾位研究人員不是“反黨分子”,由于政治上的實事求是和政策上的寬容,在運動中保護了這些知識分子。 但張拙之個性很強,要別人服從他,不能挑戰他的權威,批評人有時用語尖刻,挖苦揶揄,使人反感,因此也結怨很多,致使“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運動就很激烈,加之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失去了信心,又為了保持個人的尊嚴,*后沒有挺過來。 8. 兩個研究室 在東北文物處和東北博物館各設有一個研究室,博物館研究室的人員已如上述,文物處研究室的人員*先是金景芳、安文溥、黎雄才、閻萬章等。兩個研究室都是在1949年上半年成立,博物館方面稍早一點。后來,黎、閻二位調博物館,黎旋去職。1950年(五一節之后)從四川招聘來的朱子方、楊仁愷被安排到文物處,加入了研究室。東北地區解放較早,當時已經開始各方面建設,需要人才,有些人就來到東北。 文物處為什么要設研究室?這是因為處長王修對文物處的建設有一個完整的計劃和長遠的設想,需要大量的業務人員。從他手擬的一份文物處建構表來看,處內擬設五個科室,除已有的秘書、總務二室外,還擬設“調查室”“設計室”“編纂室”三個業務工作室。處屬單位除博圖兩館外,還擬設沈陽故宮(已有)、清三陵,以及寧安、輯安、林東等十幾處“古跡管理所”或“古物館”“陳列所”等機構。這是一個雄偉而切實的計劃,有很高的前瞻性。要實施這個計劃,文物處的業務工作室就需要加強,以便領導。此外,王修本人原是一位國學根柢深厚的文人學者,重視文獻整理和研究,他曾在沈陽故宮發現了一批“信牌檔”和“屏風檔”以及《兩儀玄覽圖》《九邊圖》兩圖,他還對蒲松齡的《農桑經》殘稿做了考釋和?保M延嘘P研究開展起來。文物處征集來的一些文物圖書在未撥交博圖兩館之前,也需要人整理。至于東博的研究室,面對的則是博物館的一攤子業務:藏品的整理和研究、陳列、考古等具體工作。兩個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內容多有不同。當時的基本情況是,這兩個研究室各司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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