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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翻譯學構建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17177
- 條形碼：9787030717177 ; 978-7-03-071717-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理論翻譯學構建 內容簡介
理論翻譯學是對翻譯學的元反思，是對譯學研究所產生的概念、所用方法、所構理論以及所建的分支學科等各方面開展的系統性反思，并進一步求問何謂翻譯、翻譯何為等翻譯學本體問題。本書以元學科構建為宗旨，從學科史、元理論與方法論三層推動理論翻譯學構建：融通中外，宏微兼具，重其方向性；追問翻譯本體研究的現狀與諸多問題，重其性；借由方法論構建理論體系，解決實踐問題，重其工具性。 本書可供翻譯學方向師生以及對翻譯學研究感興趣的讀者參考。
理論翻譯學構建 目錄
目錄
總序 當代翻譯學文庫
前言 翻譯學急需“純”研究
第1章 基于翻譯本質的理論翻譯學構建 1
1.1 引言 1
1.2 為何要建構理論翻譯學 2
1.3 理論翻譯學構建為何要基于翻譯本質 4
1.4 如何構建理論翻譯學 7
1.5 結論 11
第2章 翻譯學學科史 13
2.1 編者導言 13
2.2 要文選編 15
2.3 要論摘編 67
第3章 翻譯學元理論 108
3.1 編者導言 108
3.2 要文選編 110
3.3 要論摘編 147
第4章 翻譯學方法論 174
4.1 編者導言 174
4.2 要文選編 176
4.3 要論摘編 195
附錄 250
附錄1 理論翻譯學：立說與構建 250
附錄2 “三界”共創理論翻譯學—“**屆理論翻譯學與譯學方法論高層論壇”述評 252
跋 257
總序 當代翻譯學文庫
前言 翻譯學急需“純”研究
第1章 基于翻譯本質的理論翻譯學構建 1
1.1 引言 1
1.2 為何要建構理論翻譯學 2
1.3 理論翻譯學構建為何要基于翻譯本質 4
1.4 如何構建理論翻譯學 7
1.5 結論 11
第2章 翻譯學學科史 13
2.1 編者導言 13
2.2 要文選編 15
2.3 要論摘編 67
第3章 翻譯學元理論 108
3.1 編者導言 108
3.2 要文選編 110
3.3 要論摘編 147
第4章 翻譯學方法論 174
4.1 編者導言 174
4.2 要文選編 176
4.3 要論摘編 195
附錄 250
附錄1 理論翻譯學：立說與構建 250
附錄2 “三界”共創理論翻譯學—“**屆理論翻譯學與譯學方法論高層論壇”述評 252
跋 257
展開全部
理論翻譯學構建 節選
第1章 基于翻譯本質的理論翻譯學構建 1.1 引言 1972年，霍姆斯（James Holme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確立了翻譯學獨立學科地位，將其定義為經驗科學，所擬學科框架與研究范圍具有里程碑意義。霍姆斯之后，Toury（1995）、Pym（1998）、劉宓慶（1999）、Munday（2001/2008/2012/2016）、William和Chesterman（2002）、譚載喜（2005）、曹明倫（2007）、Doorslaer（2009）等多名中外學者都曾通過重建學科框架，厘定學科的內涵與外延，嘗試引領翻譯學良性發展。依據學科學，擬定學科框架是促進學科良性發展的手段之一，但從元學科層面進行科學哲學反思或更具有實際效果和理論意義。進而言之，如果翻譯學隸屬經驗科學，那么，學科發展需首先重返經驗世界中的翻譯現象和翻譯問題，基于翻譯本質進行學科的元反思。是則，本章以構建具有元學科意義的理論翻譯學為目標，嘗試回答為何要建構理論翻譯學、理論翻譯學構建為何要基于翻譯本質、如何構建理論翻譯學三個問題，通過重審翻譯學經驗科學本質，反思翻譯理論的普遍解釋效力，探討翻譯學的內部結構與關系，借以明晰理論翻譯學的內涵外延及構建方法。 1.2 為何要建構理論翻譯學 1.2.1 翻譯學學科產生、歷史與現狀反思 如果“經驗科學以描述經驗世界的特殊現象以及建立具有解釋和預測功能的普遍法則為其主要目標”（Hempel，1952：1），作為經驗科學的翻譯學是從經驗世界的翻譯問題出發，基于翻譯思想抽象出具有普遍解釋效力的翻譯理論，并*終形成范式和科學共同體。明確的研究問題、科學的研究方法、普適性理論構建以及享有一系列同一價值觀的科學共同體都應是構建和促進翻譯學必不可少的因素。回顧翻譯學的科學發展史，學界似乎更注重對科學方法的追求，輕視了上述其他重要問題。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奈達等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開始借用應用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探索翻譯的“科學性”，力圖通過細致的語言對比，證實翻譯中存在的某種“對等性”，以此證明翻譯的普遍性。雖然持續發展的翻譯研究否定了“對等”的存在，但奈達等人所采用的提出假設、驗證假設的方式極大地推進了翻譯學的學科創立，將翻譯問題探索從經驗主義的泥潭帶出，為翻譯學的后續發展提供了一系列亟待解答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翻譯研究文化轉向揭示了翻譯與譯語文化的種種聯系。“轉向”意味擺脫傳統觀念束縛，從已有觀點出發，引入新的視角。以圖里為代表的描寫學派調整了研究起點，將翻譯視作“譯語文化的事實”（Toury，1995：29），明確指出科學研究范式是翻譯學成為合法學科的基本條件。圖里采用描述分析法，分析了以色列建國之前猶太翻譯家如何翻譯本民族作家用其他語言寫就的作品，嘗試用綜合法說明譯者翻譯策略和原作的選擇是由本土既存規范決定的。描寫學派對翻譯與文化關系的探究同樣可視作對翻譯研究科學性的有益嘗試，表明分析與綜合這一辯證邏輯方法能描述關于特殊翻譯現象的經驗。受此影響，西方譯界擴大了分析綜合法的使用范圍，引入了“后殖民轉向”“社會學轉向”等多重研究視角，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采用分析綜合法得出的結論是否因此具有普適性？正如霍姆斯曾指出的：“有些看上去是普遍理論的理論，實際上只適用于西方文化區域。”（Holmes，1988：75） 威爾斯在反思翻譯學的跨學科性時將翻譯學比喻為“綜合市場”，他認為當下翻譯學充斥了無數價值觀、標準和概念，關于翻譯的討論看似是永無休止的論爭（Wilss，1999：132）。威爾斯的反思富有洞見，當下翻譯學雖已顯出一定的科學性，能用歸納、實驗驗證、觀察、理論建構等多種科學方法分析和探討經驗世界中的翻譯現象與問題，但經多次“轉向”以及對其他學科方法大量復制借用后，翻譯學自身的邊界卻開始變得模糊，暴露出碎片化、概念模糊、復制借用等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學科的發展和擴張使得翻譯這一原本清晰的學科研究對象變得越來越含混”（Brems et al.，2014：2）。這說明，上文所提及的明晰研究方法、研究問題、普適性的翻譯理路和享有相同價值觀和信念的科學共同體等問題并未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那么如何從當下的碎片化回歸到常規科學的發展路徑？對翻譯研究開展元學科反思或是有效方法。 1.2.2 翻譯學發展需要元反思 元學科反思首先是從反思翻譯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開始的。“元”（meta），有“本初”“開始”“基本”之意。將“元”的概念運用于學科的發展得益于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他于20世紀初提出了元數學概念，希望以整個數學研究為研究對象，超越數學研究的具體問題，元學科層面反思，是哲學層面的超越，是將整個學科作為研究對象，探明其預設問題，通過研究元科學概念和元科學問題，研究其中的認識論和邏輯問題，其根本目標是要推動學科的科學發展，消除學科內部的疑惑，促進正確知識的產生。 當下譯學研究拓展的部分原因在于經驗世界中的復雜翻譯現象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一是包括語料庫研究、本地化研究、職業化研究在內的新的研究領域不斷產生，二是學界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如神經學、認知心理學等繼續推進“翻譯過程研究”“譯者研究”等已有研究領域。但翻譯學的科學發展還需要對經驗進行分析、抽象和綜合。單純對現象的描述無助于學科的整體發展。與此同時，大量借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僅能說明翻譯研究需要多重研究方法，還不足以將翻譯學界定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因為跨學科的本質不在于借鑒和挪用，而在于對他學科知識的推進。因而，翻譯學研究領域雖擴展，研究方法雖多元，其學科邊界卻越來越模糊。元學科概念的提出正是一種引導和規范，通過對翻譯學研究方法和研究問題之間的邏輯關系考證，重新確立翻譯問題在翻譯學內部的中心位置。 1.3 理論翻譯學構建為何要基于翻譯本質 在科學發展中，對知識和實在本質的反思是學科發展的終極問題，屬形而上的思考，總由追問對象的本質而求得，需通過對學科內部的研究求得答案。 1.3.1 翻譯本質是翻譯學基本問題的出發點 從本體論層面看，翻譯本質是開展形而上學思考、探求翻譯有無普遍性這一哲學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亦是其他一切翻譯問題的起點。本體論問題一直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從柏拉圖提出“理念”或“型相”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到亞里士多德確立形而上學，再到黑格爾以絕對理念為自己的哲學本體，本體已成為宇宙創生的動力因。“在已知的任何時期，科學在其前沿的運行總是遭遇到有關知識和實在本質的哲學議題，在具體科學中，關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如何知曉它的問題會引發特殊的關注。”（郭貴春和殷杰，2016：1）哲學的根基是形而上學，本體反思是任何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要任務。理論翻譯學的元學科反思以翻譯本體論為基礎。 本體有廣狹二解。廣義上，本體是一切實在的*終本性，需要通過認識論而獲得。于翻譯學而言，“翻譯”本體探索是探討翻譯是否存在普遍性，是一切翻譯問題的出發點，也是翻譯學的重要研究目標。經驗科學中感性常常僭越知性，本體能起到限定界限的作用，劃定知性范疇的運用界限。在哲學本體論中，本體、本質和現象皆是認識的出發點，決定和指導認識方法，本體與實在有關，現象是相對的、個體的、片段的經驗，本質是真實的、絕對的、整體的經驗。現象多面，本質唯一。進而言之，經驗世界的現象是個體多樣的經驗，但本質是對本體的拷問。故此，翻譯學終需回歸和追問翻譯本質。 翻譯本質與“實踐”“經歷”等行為或事件直接相關。翻譯行為是翻譯學*核心的研究對象。漢語中，“翻譯”之“翻”僅為摹狀，“譯”為“翻譯”之本。作為人類交流行為，“譯”在翻譯行為及其譯學研究坐標系中處于原點位置，如圖1-1所示（黃忠廉，2015）。“譯”即“易”，后者本意“熔錫鑄器”，有“變化”和“改換”之意。探究翻譯，旨在明了其中的“變化”與“改換”，而“變通”與“轉化”為“變”之本，翻譯學的核心研究對象是內蘊于翻譯的“變通”與“轉化”，即翻譯行為。根據上述本體論分析，獲得關于翻譯*真實的、絕對的、整體的經驗理解和認識翻譯行為為基礎，以此為獲得關于翻譯正確知識之途徑。 圖1-1 翻譯在譯學研究坐標中的定位 1.3.2 翻譯本質應是當今翻譯學的重要對象 作為經驗科學，翻譯學的一切證據皆來自經驗世界中的翻譯問題。若沒有對核心研究問題的把控，科學方法所得的普遍性知識并不能完全推動學科的進步，畢竟“不同學科是為解釋各種現象而劃分”（奧卡沙，2009：55）。果如上文所析，翻譯之本是“譯”，譯之核心是“變通”與“轉化”，譯學理論則需解釋“變通”與“轉化”的發生、發展及其結果，并對經驗世界的變通和轉化進行預測。這一現實需求從國家層面也可得到明證，比如2016年、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指南為翻譯學研究所定的唯一選題便是“雙語對比與翻譯轉換研究”。 本體論亦可促建“翻譯”研究關系樹，形成“翻譯”研究的關系網，其形如樹。“翻譯”是樹干，其軸心是“變（通+轉）化”，“翻譯”可以頂天立地，其上，枝繁葉茂，上可產生翻譯的思想、理論、學科等；其下，根系發達，下可深究翻譯的幾大要素及其關系等。根深才能葉茂，抓住了翻譯的本質，才能一劍封喉，把握翻譯學的本體。 1.3.3 元學科構建需要基于翻譯本質 縱觀科學史，學科的形成和發展不僅取決于科學方法的應用，還同樣依賴于系統性的理論和明確的問題研究。科學研究始于問題，對翻譯學本體研究的元學科反思顯然是理論翻譯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霍姆斯1972年的宣言將翻譯學研究對象界定為“翻譯現象”，進而將學科目標設為“描述關于特殊現象的經驗，建立解釋和預測現象的原則”（Holmes，1988：75）。以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為代表的文化學派將學科目標定為“關注譯本生成和譯本描述過程的問題 創立一套能用作譯本生成指導原則的綜合理論”（Lefevere，1978：234-235）。在他看來，翻譯學的研究對象是“譯本生成和譯本描述過程的問題”。誠然，不同的理論家有不同的研究視角，翻譯研究者理論上屬于同一科學共同體，共享一系列相同的信念和價值觀。比較霍姆斯與勒菲弗爾關于翻譯學的描述，二者似乎并未就研究對象達成共識。 霍姆斯宣言發表50年以來，翻譯研究無疑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缺乏明晰研究對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明顯。德拉巴斯蒂塔曾用“充滿諷刺性的矛盾”來形容翻譯學研究對象的偏離：“翻譯學的學科地位越牢固，翻譯這一翻譯學核心研究對象就越來越被消解。”（Delabastita，2003：9）毫無疑問，翻譯學的研究對象是翻譯，但翻譯本身是個多義詞，其復雜性見于語
理論翻譯學構建 作者簡介
黃忠廉，1965年生于湖北興山，博士，二級教授，博士生和博士后協作導師。翻譯理論家，變譯理論創始人，科學翻譯學、應用翻譯學創建者。專攻翻譯學、漢譯語言和漢外對比。主持國家社科項目4項，部級6項，出版學術著譯作26部，主編叢書3套，發表學術論文240篇。曾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很好人才支持計劃，黑龍江“龍江學者”特聘教授，黑龍江“文化名家”。現任陜西“百人計劃”特聘專家，廣東“珠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翻譯學科組副組長。獲第六屆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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