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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歷史研究 第六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11014
- 條形碼：9787030711014 ; 978-7-03-071101-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量化歷史研究 第六輯 內容簡介
本書是量化歷史研究的專業性輯刊。本輯內容涉及國家間長期經濟發展差異與語言根源研究，政治制度與銀行行為研究，方志、族譜的量化應用研究，文化、地理與歷史時期人力資源區域分布研究，通商口岸、鐵路與近代教育發展研究，太平天國戰爭對近代人力資本影響研究，以及書評、研究回顧等。其中不乏名家新作和青年學者的力作。本書論述規范，頗具學術價值。 本書適合對量化歷史研究方法感興趣的讀者閱讀。 審圖號：GS(2021)8568號
量化歷史研究 第六輯 目錄
目錄
政治經濟與語言行為
國家間長期經濟發展差異的語言根源——基于語言距離的經驗分析（孫 濤 崔 萌 張衛國）/ 1
政治制度與銀行行為——以20世紀30年代上海租界為例（辛 星 顏 色）/ 30
族譜與方志
族譜數據在量化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以《海寧查氏族譜》和《毘陵莊氏族譜》為例（胡思捷）/ 71
自然災害對明清陜西農業荒歉的影響——基于方志文獻的量化分析（胡 鵬 許 魁）/ 107
人力資源與教育
文化、地理與歷史時期人力資源區域分布——來自明代山東進士的證據（俞煒華 胡晶晶 徐小婧）/ 128
通商口岸、鐵路與近代教育的發展（孔得偉 雷 鳴 楊濟菡）/ 146
戰爭的遺產：太平天國戰爭對近代人力資本影響的實證研究（李 楠 林 矗）/ 175
書評
書評：馬德斌《中國經濟史的大分流與現代化：一種跨國比較視野》（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彭凱翔）/ 211
研究回顧
2020年度中國量化史研究的回顧（賀嵬嵬）/ 218
政治經濟與語言行為
國家間長期經濟發展差異的語言根源——基于語言距離的經驗分析（孫 濤 崔 萌 張衛國）/ 1
政治制度與銀行行為——以20世紀30年代上海租界為例（辛 星 顏 色）/ 30
族譜與方志
族譜數據在量化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以《海寧查氏族譜》和《毘陵莊氏族譜》為例（胡思捷）/ 71
自然災害對明清陜西農業荒歉的影響——基于方志文獻的量化分析（胡 鵬 許 魁）/ 107
人力資源與教育
文化、地理與歷史時期人力資源區域分布——來自明代山東進士的證據（俞煒華 胡晶晶 徐小婧）/ 128
通商口岸、鐵路與近代教育的發展（孔得偉 雷 鳴 楊濟菡）/ 146
戰爭的遺產：太平天國戰爭對近代人力資本影響的實證研究（李 楠 林 矗）/ 175
書評
書評：馬德斌《中國經濟史的大分流與現代化：一種跨國比較視野》（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彭凱翔）/ 211
研究回顧
2020年度中國量化史研究的回顧（賀嵬嵬）/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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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歷史研究 第六輯 節選
國家間長期經濟發展差異的語言根源* ——基于語言距離的經驗分析 孫 濤 崔 萌 張衛國① 摘要：國家和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問題及其潛在性、決定性因素的考察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聚焦國別發展差異的歷史和文化起源，旨在識別其中語言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利用51個前英國殖民地國家的面板數據，在控制了國家個體特征及經濟特征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相關變量后，研究發現，前英國殖民地國家語言與英語之間的語言距離（原始差異程度）顯著地負向影響該國長期的經濟增長。在考慮語言多樣性的影響和其他敏感性分析之后，這一結果依然穩健。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語言距離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與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知識技術傳播以及文化和制度借鑒等密切相關，它可以通過阻礙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增加文化及制度的學習與傳播成本等途徑抑制經濟增長。可見，語言與國家長期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欠發達國家需要重視語言在國家長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關鍵詞：語言距離；經濟發展；文化與制度；英語 一、引 言 相當長的時期內，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都在致力于尋找經濟增長國別和地區間長期差異的潛在性、決定性因素，這些努力引致了一系列富有意義的研究成果，其中也不乏一些量化和實證的研究，豐富了我們看待和理解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問題的視野。已有的研究強調了潛在性、決定性因素的不同方面，重點考慮以下一些因素：制度因素，如產權制度變遷的重要性（North，1981）、攫取性制度和建設性制度的差別、接受和進入優勢制度的可能性等（Acemoglu et al.，2005，2002，2001）、限制進入秩序和開放進入秩序的區別（North，2005）等、地理因素和生物地理因素（Diamond，1997；Sachs and Warner，1997，1995；Hall and Jones，1999；Hibbs and Olsson，2004；Nunn and Puga，2012）、種群和族群遺傳的多樣性（Ashraf and Galor，2013）、知識獲取的方式和傳播的模式不同（Mokyr，2005）、文化方面的差異（Treutlein，2003）等。 近年來，前殖民地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差異分析成為此類研究中一個獨特的、重要的分支領域。因為自殖民時期開始，殖民地國家的經濟發展就存在很大的差異，而且這一效應具有長期性和顯著性。比如，有些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和地區在殖民結束以后經濟發展陷入長期停滯，而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卻迅速成為世界上發達的經濟體。在殖民地國家發展差異的解釋中，一種主流的觀點是制度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果由于氣候、地理環境、原住民的稠密度等因素不適合歐洲殖民者定居，他們往往會建立竭澤而漁的攫取性制度，這就損害了當地的長期經濟增長。如果適宜歐洲殖民者定居和從事生產活動，殖民者則會建立有利于長期經濟增長的所謂包容性和建設性的制度（Acemoglu et al.，2002）。② 但是，在針對這一研究議題的實證分析中必須考慮的一個重點和難點問題是制度因素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內生性：良好的制度安排和體制當然會推動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的繁榮又為建構好的制度提供了物質條件和保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往往就需要為制度找到合適的“工具變量”，即那些對“制度”而言具有相關性，對“經濟增長”而言又具有外生性的變量。 語言是一個與制度、文化和其他潛在社會結構變量強關聯的因素，又緩慢地、低程度地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文化自身的動態變化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可能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Roland，2004）。因此，語言是一個較為自然和寶貴的研究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工具變量。Ginsburgh和Weber（2020）指出，語言在人類發展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語言操控著信息的運轉，甚至可以說，語言定義了人類物種，影響著文化認同、商業和國際貿易中的有效溝通、就業機會，甚至影響經濟和社會行為。在西方歷史中，不同的語言代表了不同的族源，從而有可能反映了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起源。比如，利用這一差異作為各國腐敗程度和政府效率的工具變量（Mauro，1995）、用語言作為檢驗制度和文化關系的工具變量（Tabellini，2008）等。*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對普魯士各地而言，當地與法國在宗教信仰、主流語言方面的差異越小，移植法國制度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正面影響越強。這說明，語言文化差異將影響制度移植的效果—如果雙方的文化差異很大，一方的制度在另一方的社會中將很容易“水土不服”（Lecce and Ogliari，2019）。 另外，對語言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繞不開語言種類和語言多樣性因素。這一研究領域比較共識性的觀點是：語言種類越多樣的國家或地區，其收入水平、經濟繁榮程度、社會成熟度越低。該認識來自以下邏輯：語言的多樣性（異質化）聯系于社會交流的不充分、要素流動性低、貿易受限和市場分割等方面③，更深層的是社會裂散化和文化碎片化（Greenberg，1956）。一系列更為系統和全面的學理探討則來自費希曼-普爾假說（Fishman，1966；Pool，1972）以及隨后研究對其的驗證。費希曼-普爾假說認為：一個語言極度繁雜的國家，總是不發達的或半發達的；而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總是具有高度的語言統一性。不過，盡管這一假說得到了許多研究的驗證和支持（Nettle，2000），也有一些研究對這一假說提出了反例（Gerring et al.，2015）。因此，有關此類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受到上述一系列研究文獻線索的啟發，本文聚焦國別發展差異的歷史和文化起源，通過對國家間語言距離進行量化，考察它在國家間長期經濟發展分岔中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是對以往既有研究的補充和豐富，對研究和理解長期經濟發展的國別差異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以下部分具體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經驗邏輯和理論模型，第三部分是回歸模型和數據，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及敏感性分析，第五部分是語言距離對經濟發展影響的機制分析，第六部分是結論與研究展望。 二、經驗邏輯和理論模型 本文之所以選擇英國殖民地作為分析對象，基于以下幾點考慮：其一，英語是當今世界*主要的通用語言，與其他主要殖民國家的語言（如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相比，其更容易作為一個分析的基準和參照。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有超過70個國家和地區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幾乎所有的重要國際組織都使用英語作為官方工作語言，即便是不以英語為母語或官方語言的地區性國際組織（如東南亞國家聯盟）中，也使用英語。其二，從歷史上看，英國殖民過程形成的被殖民國家和地區的研究樣本較多。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英國開始推行殖民主義政策，進行世界范圍的殖民掠奪。18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之后，英國的殖民活動日益頻繁，對外擴張的范圍愈加廣泛，殖民地遍布全球，英語也隨著英國殖民主義勢力迅速擴張被傳播到世界各地（牛道生，2008）。其三，英國的殖民擴張持續時間較長，語言的長期影響和經濟社會后果較為明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民族主義勃興，被殖民的國家紛紛獨立，成為民族國家，殖民體系崩潰，但英語已經深深地根植于眾多前英國殖民地國家，獨立之后的這些國家仍然給予了英語以官方語言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語言殖民的后果。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主義雖然掀起了語言的民族覺醒，但絕大多數新興獨立國家大力發展本國共同語、通用語的同時，又在使用著前宗主國的語言。即使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這樣的國家，在全球范圍內也早已沒有了經濟和軍事優勢，但憑借其早期的殖民經歷，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在今天仍被廣泛地使用著。英語更是如此。可以說，以英語為代表的前殖民地宗主國語言的通用地位是建立在長期殖民的基礎上的，而今天前殖民地宗主國語言在國際事務中仍然具有重要的話語權和支配地位正是語言路徑依賴的特征使然。 早期的語言殖民可以說是將殖民者的語言凌駕在被殖民者的語言之上，強迫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學習和使用殖民者的語言。這種強迫往往伴隨著武力，本質上是一種實力的顯示（在殖民主義盛行時期，主要是指軍事力量）。回到殖民本身，殖民擴張的目標是要*大限度地攫取經濟利益，彰顯殖民國家的優越性（Migge and Léglise，2007）。武力固然重要，但不足以驅動殖民者持續擴張，殖民者更潛在地采取精神上的灌輸，以維持其統治。這種精神層面的統治便借助了殖民者的語言、文化、社會和科技的優勢，其中，語言殖民是首要的也是*有效的手段和任務之一。Mufwene（2001）將殖民地分為貿易殖民、定居殖民和剝削殖民。在以定居為目的的殖民地，本地人很少能感受到轉換語言的壓力，大多數人與殖民者不發生太大的沖突，不會受到國家經濟和政治轉型的影響。宗主國的語言在殖民地的擴散存在兩種機制：“垂直”擴散和“水平”擴散（Calvet，1987）。“垂直”擴散是指殖民者的語言在社會階層方面自上而下傳播。宗主國的語言首先轉移給被殖民者中的上層社會，然后自上而下地在殖民地國家中、下層民眾中傳播。“水平”擴散是指宗主國的語言在地域維度上的傳播，隨著殖民的深入，殖民者的語言由大城市到小城市，依次圈層遞推，擴展到更為邊遠的地區。顯而易見，語言殖民直接影響著宗主國語言通用度的提高，殖民的范圍越廣，時間越長，宗主國語言的使用越廣泛、越持久，這也在幾乎所有的相涉實證研究中得到了驗證。 語言的活力和生命力并非完全依賴于暴力軍事和強權政治，很大程度上來自經濟和社會等因素的影響（Brenzinger，1998）。前殖民地國家盡管取得了獨立，但由于歷史原因和現實利益，大多很難擺脫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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