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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文集: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第二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89066
- 條形碼:9787544789066 ; 978-7-5447-8906-6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伯林文集: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第二版) 本書特色
以賽亞?伯林是20世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現實感》這本觀念史文集收錄了他的精彩演講和論文,覆蓋內容十分豐富。作為多元主義的支持者,伯林能夠以同情的態度講述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的發展、別林斯基和藝術的責任問題,觀點富于洞見。一個核心問題是,從社會研究到實踐,成敗的關鍵是什么?作者指出,實踐者的“現實感”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實感”指能夠敏銳感知某個時代的獨特風貌和其中各種微妙關系。伯林的文章也是“現實感”的典范。
伯林文集: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第二版) 內容簡介
在《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主體的九篇文章中,以賽亞?伯林探討了近三個世紀以來主導歐洲歷史發展的一些核心觀念,追溯重要思想潮流的興起與流變,梳理出一條從康德主義經浪漫主義到民族主義的演變脈絡。書中涉及許多主題,如歷史中的實在論、政治判斷力、藝術的責任等。伯林指出,好的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小說家具有一種相似的才能,能夠洞察具體時刻的特質和微妙關系,這就是“現實感”。這些文章展現了伯林極度淵博的學識,富有洞見,文筆酣暢淋漓。“伯林文集”版按普林斯頓第二版增訂,新增蒂莫西?斯奈德撰寫的序言,以及伯林本人寫的《偉大的俄國評論家:V. G. 別林斯基》《完美社會理論的終結》兩篇文章,頗富閱讀價值。
伯林文集: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第二版) 目錄
編者前言
導言(帕特里克 ? 加迪納)
現實感
政治判斷力
哲學與政府壓制
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和19世紀的國際工人協會
浪漫主義革命:現代思想史的一場危機
藝術的責任:一份俄國遺產
康德:一個鮮為人知的民族主義源頭
羅賓德拉納特 ? 泰戈爾與民族意識
第二版附錄
偉大的俄國評論家:V. G. 別林斯基
完美社會理念的終結
索 引
伯林文集: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第二版) 節選
現實感(節選) 一 人們有時候會逐漸討厭起他們生活的時代,不加分辨地熱愛和仰慕一段往昔的歲月。如果他們能夠選擇,簡直可以肯定他們會希望自己活在那時而不是現在——而且,下一步他們就會想辦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來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過去的某些習慣和做法,并批評今不如昔,和過去相比退步了——這時,我們往往指責這些人是懷古的“逃避主義”,患了浪漫的好古癖,缺乏現實態度;我們把他們的那些努力斥為妄圖“倒轉時鐘”、“無視歷史的力量”或“悍然不顧事實”,*多不過是令人同情、幼稚和可憐,往壞里說則是“倒退”、“礙事”、無頭腦地“狂熱”,而且,雖然*后注定會失敗,還是會對當前和將來的進步造成無謂的阻礙。 這類指責來得容易,顯然也容易理解。它們伴隨著“現實邏輯”“歷史進程”等觀念。這些觀念就像“自然規律”(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們看成一回事),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是“不可違背”的,不管人類希望或祈求什么,它們都會照常進行,其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人們必須調整自身以適應它,因為如果違抗就會滅亡,就像塞涅卡所寫的命運女神“ ducunt volentem[ ...] nolentem trahunt”(“愿意的領著走,不愿意的拖著走”)。然而這種思路似乎在宇宙中預設了某種即使是用這些術語思考的人也未必接受的機制,如果他們不是研究形而上學,而是研究歷史的,他們甚至可能會設法用自己和別人經驗中的反面例子來反駁這種預設的機制。盡管如此,甚至那些試圖反駁這種思路的人也發現他們無法完全拋棄所討論的這些觀念,因為它們似乎多少符合他們所看到的實際情況,雖然他們也許并不相信通常被認為是這些觀念之基礎的決定論。 讓我盡量把這點說得再明白一些。每個人無疑都相信存在一些因素,它們多半或完全在人類意識控制之外。當我們形容這個或那個計劃不切實際或是空想時,我們的意思常常是,面對這些無法控制的事實或進程,計劃不可能實現。這些因素各色各樣:我們無法干預的自然領域,譬如太陽系或天文學研究的一般領域;我們既無法改變我們討論的實體的狀態,也無法改變它們所遵循的規律。至于各門自然科學研究的物理世界的其余部分,我們認識到支配它們的規律是我們無法改變的,雖然我們宣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改變遵循這些規律的人和事物的狀態。有人認為這種干預本身也遵循規律:我們自己完全由我們的過去決定;從原則上講,我們的行為完全可以通過計算來預測;我們干預自然進程的“自由”因此是虛假的。有的人則完全或部分地否定這點,但這與我們在這里的討論無關,因為雙方都愿意承認:我們宇宙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它無生命的部分,無論我們愿意與否,事實上就是這么存在并自有其因果的。 當研究有知覺的存在者的世界時,我們當然地認為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必需” 支配的。首先是人與自然,即人的身體與體外世界之間的相互影響。人們假設人有一定的基本需要:對食物、安全場所等維持生命*起碼手段的需要,也許還有對某些形式的娛樂或自我表達、相互交流的需要,等等;這些基本需要受到相對固定的現象的影響,比如氣候、地理構造,以及通過經濟、社會、宗教制度等形式體現的自然環境的產物,其中每一種都是物理、生物、心理、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能在其中發現一定的一致性,其根據是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的可見模式——如柏拉圖和波利比烏斯論述的那類循環模式,或者非循環模式,就像猶太人、基督徒,也許還有畢達哥拉斯學派和奧菲斯教派的宗教經典里的那些模式。這些存在的模式和鏈條在各種東方的宗教和哲學里,在近代思想家維柯、黑格爾、孔德、巴克爾、馬克思、帕累托以及許多當代社會心理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哲學家的宇宙論里,都可以發現。這些模式傾向于認為人類社會的制度習俗不僅來自人類有意識的目的或欲望;在適當承認這些有意識目的——無論是屬于制度習俗的奠基者、運用者還是參與者——的作用之后,他們強調的是個人及群體方面不自覺或不完全自覺的原因,尤其強調不同的人未經協調的目的相互碰撞產生的出人意料的結果,每個人的行為都部分地出于清楚連貫的動機、部分地出于他自己與別人都不甚了解的動機或原因,導致事態發展成了可能誰都不想要的樣子,然而它卻制約著人們的生活、性格和行動。 根據這一觀點,如果我們考慮到有多少東西是獨立于人類的有意策劃之外的——整個無知覺的自然王國,以它作為對象的科學根本不關心人類問題;還有像心理學、社會學這樣的研究人的科學,它們假定,不管在社會還是個人的層面上,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反應和行為規則不大可能被個人意志徹底改變——如果考慮到所有這些,就可以對宇宙做一番描述,它的變化過程從原則上說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預測。我們自然容易受這一描述的影響,認為歷史是朝著一個不可逆的方向,沿著各個不可避免的階段發展的;至少理想化來說,歷史可以被描述為體現全部規律的許多實例,這些規律描述和總結了自然存在的一致性,我們就是根據這些一致性來認識事物和人的行為。 14 世紀的生活之所以是當時那個樣子,是因為它是人的 因素和非人的因素之間相互作用所達到的一個“階段” ——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習俗是一半有意、一半相當無意地因為人的需要而產生或者存留下來的。而且,因為 14 世紀的個人和社會生活是當時那個樣子,所以 15、16 世紀的生活也只能是它們各自當時的狀況,而不可能和別的時候,比如 3 世紀、 9 世紀或者 13 世紀一樣,因為 14 世紀的存在已經使得那很“不可能”了。我們或許不知道社會進化遵循的是什么規律,也不知道在個人生活及其所屬的社會“蟻丘”的群體生活之間起作用的確切因素是什么,但是我們能肯定確實存在那樣的規律和因素。要證實這種認識,只要問問自己,是否認為歷史能夠解釋一些東西——就是說,發生在 14 世紀的事對理解 15 世紀是否有影響,亦即是否承認如果我們把握了歷史聯系,就會理解是什么使得 15 世紀成為當時那個樣子。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為什么“15 世紀里的一切大概都是 13 世紀的完全翻版” ——似乎 14 世紀根本就沒有存在過——這樣一種說法顯得可笑。我們一開始討論的那組概念似乎就是從這兒推出來的。存在一個模式,它是有方向的;未必是“進步”的方向,即我們不一定要相信我們正逐漸接近某個“理想的”的目標,且不論我們怎么定義“理想的”;但我們確實正朝著一個確定的、不可逆轉的方向前進;留戀以前的某個階段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好像在要求顛倒因果。我們可以羨慕過去,試圖重現過去卻是無視因果律。橡樹不能變回橡子;一個老人大概也不能回到過去,擁有年輕人的體魄、心靈和頭腦,實在地再年輕一次,就好像這么多年都沒有活過一樣。對過去歲月的浪漫渴望,實質上是一種取消事件“無情的”邏輯性的欲望。 一旦可能重現過去的情形,歷史的因果關系就會被打破;而由于我們又不可能不用因果律來思考,所以這不僅在心理上令人難以接受,而且是非理性的和可笑的。也許有人會告訴我們,像“不合時宜”這樣的說法本身即足以體現這一事實了:將某人或某事形容成不合時宜就是說他或者它并不具備當時的一般特征。如果某個史學家認為黎塞留在 20世紀 50 年代還能取得當年的成就,或者認為莎士比亞即使生活在古羅馬或者外蒙古,也能寫出他的那些劇作,毋需多論,我們相信這個史學家肯定大有問題。這種是什么就屬于什么地方、不 能發生的就不會發生的感覺,據說蘊含了不可逆轉的進程的觀念,在此進程中,每樣東西都屬于它該屬于的階段,一旦被錯誤地置于錯誤的環境,就會“不合適”或者“不合拍”。 ……
伯林文集: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第二版) 作者簡介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20世紀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生于俄國猶太家庭,1921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哲學,1957年就任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發表具有開創性的“兩種自由概念”演說,同年獲封爵士。作為杰出的觀念史學家和學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學獎和伊拉斯謨獎。主要著作有《自由論》《俄國思想家》《反潮流》《個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現實感》《浪漫主義的根源》《啟蒙的三個批評者》《蘇聯的心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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