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一掃
關注中圖網
官方微博
本類五星書更多>
-
>
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增訂版(全三冊)
-
>
大家精要- 克爾凱郭爾
-
>
尼 采
-
>
弗洛姆
-
>
大家精要- 羅素
-
>
大家精要- 錢穆
-
>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
買過本商品的人還買了
魯迅的門牌號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47591
- 條形碼：9787559847591 ; 978-7-5598-4759-1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魯迅的門牌號 本書特色
作家和城市的關系一直是令人尋味的一個話題，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彼得堡的關系、巴爾扎克和雨果及巴黎的關系、喬伊斯和都柏林的關系等等。本書以魯迅居所為切入點，探尋魯迅與其所居住的城市的種種關系，角度新穎，發現頗多，是一本值得細讀的隨筆文本。
魯迅的門牌號 內容簡介
《魯迅的門牌號》是學者薛林榮繼《魯迅草木譜》《魯迅的飯局》《魯迅的封面》之后，“微觀魯迅”系列的第四部，也是本系列的收官之作。魯迅一生在多個地方求學、工作和生活，不同的地方在魯迅生命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記，他所居住的地點也因此具有某種特殊的精神文化價值。本書按時間順序，以魯迅不同時期的居所為線索，切入魯迅的生活史、創作史和心路史，展現了當時社會的人文、教育風貌與政壇、文壇風云。同時，書中收錄的許多珍貴歷史照片，將給讀者帶來更為真實立體的閱讀感受。
魯迅的門牌號 目錄
紹 興
003 東昌坊口新臺門（1881年—1898年）
南 京
031 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和礦路學堂（1898年 4月—1902年 3月）
日 本
047 仙臺“佐藤屋”公寓（1904年 9月—1904年 11月）
063 仙臺宮川宅（1904年 11月—1906年春）
075 東京伏見館公寓（1906年秋—1907年夏）
081 東京中越館（1907年秋—1908年 4月 8日）
086 伍舍（1908年 4月 8日—1909年 2月）
095 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號（1909年 2月—1909年秋）
浙 江
099 浙江兩級師范學堂（1909年秋—1910年 7月）
110 紹興府中學堂（1910年秋—1911年冬）
116 浙江山會初級師范學堂（1911年冬—1912年 2月）
北 京
123 紹興會館（1912年 5月 5日—1919年 11月 21日）
157 八道灣 11號（1919年 11月 21日—1923年 8月 2日）
173 磚塔胡同 61號（1923年 8月 2日—1924年 5月 25日）
188 宮門口西三條胡同 21號（1924年 5月 25日—1926年 9月）
廈 門
225 廈大生物樓（1926年 9月 4日—1926年 9月 25日）
231 廈大集美樓（1926年 9月 25日—1927年 1月 16日）
廣 州
257 中山大學大鐘樓（1927年 1月 18日—1927年 3月 29日）
284 白云樓 26號二樓（1927年 3月 29日—1927年 9月 27日）
上 海
299 景云里 23號（1927年 10月 8日—1928年 9月 9日）
310 景云里內 18號、17號（1928年 9月 9日—1930年 5月 12日）
313 施高塔路 11號內山書店
318 拉摩斯公寓 194A3樓 4號（1930年 5月 12日—1933年 4月 11日）
346 大陸新村 9號（1933年 4月 11日—1936年 10月）
370 魯迅未能離開的上海
389 附錄：魯迅的門牌號不完全記錄
394 主要參考書目
396 后記
展開全部
魯迅的門牌號 節選
白云樓26號二樓 （1927 年 3 月 29 日— 1927 年 9 月 27 日） 一 1927年3月29日，魯迅搬出中山大學的標志性建筑大鐘樓，搬進了珠江東堤上的白云樓。 欲訪白云樓，先尋白云路。 “白云”是廣州市的文化符號，無論白云路、白云樓，還是白云機場，都與廣州東北部的南粵名山白云山有關。秦末高士鄭安期隱居白云山采藥濟世，晉人葛洪在此煉丹，唐宋以后，杜審言、韓愈、蘇軾等文人登山吟詩，寓情于物，豐富了嶺南文化。明清羊城八景中，“白云晚望”居其一。羊城新八景中，“白云松濤”居其一。白云樓所在的白云路建于 1912年，當時路北段東川橋一帶稱川龍口，是源于白云山的水道，故名。這條路一直是建國前廣州*寬的馬路，且首次試驗性建成中間有綠化帶的復式馬路，有“模范馬路”之稱。 現在，當年試驗性的復式馬路早已成為天下馬路的基本樣式，白云路上也是綠意森森，一棵棵遒勁的榕樹立在路邊，盤曲扭結的枝干透著南方式的倔強。道路的盡頭，一幢土黃色的舊式洋樓在周圍的環境中顯得極其醒目，并且氣度不凡，這就是白云樓。 白云樓建于 1924年，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二層樓房（目前的三樓是后來加蓋的），圓形立柱有羅馬建筑韻味，門窗裝飾富巴洛克風格，透露出富麗堂皇的感覺。據說此樓西南和 北面墻壁上原懸掛木刻“白云樓”橫匾，后改為水泥，今已不存，只看到西段**道門上方浮雕有“郵局”二字。原來新中國成立后，白云樓曾為郵電部門職工宿舍。外墻上釘著一白一黑兩塊石碑，其中顯示白云樓魯迅故居早在 1985年就成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當年，魯迅租賃了白云樓西段**道門二樓的北室，計有1廳 3房，與許壽裳、許廣平合居。 白云樓底層是郵局，二樓中間是樓梯，一梯兩戶，分為北室和南室。北室“一廳三房一廚房一廁所”，共五六間房。南室共十間房，包括一個八角亭。歷來將南室定為魯迅故居，事實上不然。1963年當廣州魯迅紀念館館長張競先生詢問許廣平魯迅故居位置時，她當場手繪了白云樓故居的方位圖，確認了北室才是魯迅故居。 許廣平在《我所敬的許壽裳先生》中說：“租了廣九車站的白云樓，除了廚房、女工住房、飯廳兼會客廳之外，我們每人有一間房子，但魯迅先生首先挑選那個比較大而風涼朝南的給許先生住，寧可自己整天在朝西的窗下書寫。”魯迅的《朝花夕拾·后記》文末所署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寫完于廣州東堤寓樓之西窗下。” 魯迅給許壽裳讓出來的是北室*大的一間，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后來搬出學校，租了白云樓的一組，我和魯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靜，遠望青山，前臨小港，方 以為課余可以有讀書的環境了。” 據何春才回憶，“白云樓是一所很大的洋房，魯迅先生只賃了其中二樓的一幢有一廳二房一廚房一廁所的房子。他的書房、寢室兼會客廳的房子是入門的**間，面積相當寬闊，當中的一邊，安置著一張板床，對面是一個放滿了書的架子，西窗下有一張書桌，此外還有幾張藤椅。他的書桌上經常放著一盆青蔥可愛的水橫枝”。a 何春才此文編入《魯迅生平史料匯編》時，有一條注，說“一廳二房”應為“一廳三房”，這也是北室的結構。 何春才回憶： 我常去見他的時候，正是南方特有的悶熱的時候。他喜歡在深夜趁著風涼寫作，甚至有時寫到天亮，白天是起得很遲的，會客的時間大半在下午。這時強烈的陽光從西窗射入，我往往走得滿頭大汗到了他那里去時，他總是很關懷地說：“把大衣脫下來吧。”我便把中山裝解下，穿著沒有袖的薄背心，起初很不自然，以后也就習慣了。他也很怕熱，經常穿著半袖的底衣，有時將席鋪在飯廳的花磚上困覺，這多半當他身體有些不舒服的時候。 何春才還說，魯迅自奉薄而待人厚。比方他抽的香煙是彩鳳牌之類的次等貨，而給朋友或學生抽的卻往往是美麗牌之類較好的香煙。另外，平時吃的菜蔬很隨便，款待熟人時，肴饌則頗豐厚。 白云樓“地甚清靜，遠望青山，前臨小港”，非常適合寫作，看得出，魯迅對此處環境是很滿意的。 即便如此清幽，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魯迅在《而已集·小雜感》中這樣描寫白云樓周圍的環境：“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隔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在清幽又吵鬧的白云樓上，魯迅開始著手整理《小約翰》譯稿。 魯迅在《小約翰》引言中談到了與齊宗頤（齊壽山）翻譯《小約翰》的過程，*初是在北京中央公園一間紅墻的小屋里譯成草稿，然后魯迅把草稿帶到廈門大學，又帶到中山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來了‘學者’。結果是帶著逃進自己的寓所——剛剛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闊，然而很熱的房子——白云樓”。 白云樓外是什么風景呢？魯迅寫道： 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只蜑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仿佛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卻漸漸知道這雖然沈［沉］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只是不見“火云”，時窘陰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這譯稿的時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開手，稍加修正，并且謄清，月底才完，費時又一個月。 （《小約翰》引言） 白云樓西窗下，不僅天氣炎熱，還常有暗探盯梢，有人甚至冒充訪問者闖入居室，魯迅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堅持寫作和戰斗的。 魯迅由于常常曬在白云樓西窗下，渾身長滿了痱子，他為此還在致友人的信中如此調侃：“我諸事大略已了，本即可走，而太古公司洋鬼子，偏偏罷工，令我無船可坐；此地又漸熱，在西屋中九蒸九曬，煉得遍身痱子。繼而思之，到上海恐亦須擠在小屋中，不會更好，所以也就心平氣和，‘聽其自然’，生痱子就生痱子，長疙瘩就長疙瘩，無可無不可也。”（書信 270817致章廷謙） 北伐節節取勝的時期， 4月 10日，魯迅在白云樓寓所聽到了廣州民眾上街慶祝北伐軍攻克上海南京的歡呼聲，于是寫下了《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提醒人們防止革命精神“浮滑， 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舊”。僅僅兩天后，魯迅的預言就應驗了，上海發生了“四一二”政變。緊接著，廣州發生了“四一五”政變，國民黨在廣州開始“清黨”，中山大學遭到大搜捕。這一天，魯迅頂著狂風暴雨，從白云樓趕回中大，以教務主任的名義召集各系主任開會，設法營救被捕學生。但他的主張未能得到中大校務實際主持者朱家驊的支持，會議無果而終，魯迅憤怒退席。中山大學圖書館前貼出開除數百名學生學籍和教職員工職務的布告后，魯迅憤而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表示抗議。校方三番五次自上而下進行挽留，其中刊登在《中山大學校報》上的《挽留周樹人教授》一文寫道：“本校革新伊始，主理教務，正賴鴻猷，何可遽予舍去。承示日內歸 里，悵望至殷，切希查照前函早日返校，共策進行云云。”其中不乏恭維意味。當然，魯迅之于教務工作之重要，似乎也是事實。1927年 5月，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說：“我在此只三月， 竟做了一個大傀儡——現在他們還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顯示出非走不可、無可商量的決心。 魯迅去意已決，特別是對中大擬聘請顧頡剛來校任教之事，魯迅反應比較激烈。魯迅和顧頡剛在廈門大學時期即已交惡，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任職后，“不是冤家不聚首”，顧頡剛隨后也來到中山大學。魯迅當然是很不痛快的，宣稱“鼻來我走”。 “四一五”事件使魯迅“既悲且憤，復又感到落寞，這一段時間精神上是很為痛苦的”。但同時，魯迅也學會了如何保護自己。如致電《循環日報》要求澄清流言，聲明他在廣州的事實，*后未能如愿；同時，他寫信給廣州市公安局長報告自己的住址，“表示隨時聽候逮捕”，雖然公安局長回信安慰他，又有些有力者保證他的安全，而他似乎仍不免有些憤懣煩躁。（林賢治《人間魯迅》） 雖然被鮮血嚇得目瞪口呆，但魯迅還是選擇留在廣州。他從中山大學辭職后并沒有馬上離開廣州，他說：“他們不是造謠說我已逃走了，逃到漢口去了嗎？現在到處都是烏鴉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豈不正好給他們造謠？”他既能夠自我保護，同時又選擇以相對安全的方式針砭現實。比如 7月份的夏期演講會“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借魏晉間的知識分子的遭遇和苦悶來對照他自己目前的遭遇和苦悶。正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 1927年 5月 1日，無官一身輕的魯迅在白云樓上，難得地寫到了他居住的環境及其時的心境：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這段文字非常精彩，頗富張力，但正如朱崇科先生在論及魯迅的精神焦慮時所言，其中也藏匿著魯迅的一種中年心境：在現實與理念之間、綠葉的生機盎然與自己的混天度日編舊稿之間，顯出淡淡的不甘與無奈。 紀念館復原的魯迅書桌上，就放著一盆著名的水橫枝，果然只是將一段樹枝浸在清水中便綠意盎然。這種無土栽培法，不知道在北方的氣候中是否可以效仿。 資料載，白云樓的陳設是這樣的：會客廳在入門處，陳設簡樸，椅子是竹制的；魯迅的房子、窗戶正對馬路。樓下西側是走廊，面對東濠涌，螺旋式樓梯，可通二、三樓。但目前白 云樓大門緊閉，木門油漆剝落，拉手銹跡斑斑，看不出有人進出的痕跡。 至此，魯迅的國內住處的門牌號，我基本尋訪到了。從網上看到，廣州魯迅紀念館原館長張競老先生稱，介紹白云樓的碑文曾出現過幾處錯誤，修改過后現仍有一處錯誤。而魯迅住過的房間現仍為民居，多年以前他們曾向省文化廳打過報告，打算與郵局方面磋商，將白云樓收歸文物部門管理，市人大也提過議案，但終因住戶安置等棘手問題無法解決。因此，不少慕名而至的遠近游客頂多只能在魯迅先生住所的西窗之下望而卻步。 我在白云樓外面徘徊的時候，一位戴著紅袖章在附近巡邏的“越秀群眾”警惕地走過來。在向我說明了這處故居暫未開放之后，她又用吃力的普通話對我說：你可以給政府寫信讓早 點開放！ 白云路*東段的街角，還有一個魯迅主題公園。魯迅塑像前居然擺著三個空飲料瓶。如此莊重之地，豈容小子撒野！我一邊生著氣，一邊將飲料瓶清理掉了。 二 魯迅回歸創作，是他在廣州做出的抉擇。從骨子里說，魯迅更擅長自由創作。 魯迅此前一直生活在要學術還是要創作的糾結中。早在廈大時期，他就在思考：“兼作兩樣的，倘不認真，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則于余暇時做，不過倘使應酬一多，可又不行了。”1927年 7月 16日在廣州知用中學演講時，他又重提此話題：“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于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里面的人，幾乎沒有兼作教授的。” 1927年 7月 17日，魯迅致信章廷謙，告知其通信地址將發生變化： 這里的“北新書屋”我擬于八月中關門，因為鐘敬文（鼻之傀儡）要來和我合辦，我則關門了，不合辦。此后來信，如八月十日前發，可寄“廣九車站旁，白云樓二十六號二樓，許寓收轉”，以后寄喬峰收轉。 廣州期間，由于事務繁雜，魯迅幾乎停止了他的小說創作，完成于廣州的《眉間尺》其實早在廈門時期就構思和準備好了。魯迅在廣州時期的絕大部分作品屬于機動靈活的雜文， 其中不乏對困頓、挫敗的書寫。魯迅把在廣州所寫的一批雜文輯為《而已集》，可以看作他對自己在廣州的小結：“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他曾經批評廣東文藝氛圍淡薄，可讀之書甚少，于是他接過孫伏園租過的芳草街 44號創辦了北新書屋，而且累計自掏腰包 60元付房租。該書屋于 3月 25日開業，在魯迅離開前的8月 15日停業，不但沒有賺到錢，魯迅還倒貼上了 80元左右。但該書屋對當時廣州的文藝青年而言，是一個不可替代的好去處。“青年們像蜜蜂飛進花叢一般，盡情地采擷著珍貴的養分……魯迅為了讓生活在沉悶中的青年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絲毫不計較自己付出的代價。”（李江《魯迅與中山大學》） 在廣州，魯迅見證了革命策源地到反革命策源地的轉換，被淋漓鮮血嚇得失語，他也受了“紅中夾白”的廣州“革命”的欺騙，感受到政治背后的骯臟。他不得不為和許廣平的生活尋找更合適的安置空間。此時，國際化大都市上海可以為魯迅的安全提供更好的屏障。上海有租界，并且由于國共的對抗、國際勢力的介入，在混亂之中魯迅反倒相對安全。據曹聚仁分析，魯迅在上海“那十年間，有驚無險，太嚴重的迫害，并不曾有過”。魯迅完全可以靠稿費和版稅體面生存，并且給許廣平一個名分。 1927年 9月 3日，即將離開廣州的魯迅致信李小峰，談及他對廣州生活的小結：“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作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不亦樂乎。我尤其怕 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事前事后，我常常對熟人嘆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這已經預示著魯迅不得不逃離廣州。 四年多后的 1932年 4月 24日夜，編完《三閑集》的魯迅，在該書的序言里回首往事，更加坦率地說到了離開廣州的根本原因：“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 魯迅是這樣評介廣州的：“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 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 蕉上。” 他還說：“廣東還有點蠻氣，較好。” 在廣州短短的8個多月時間內，魯迅整理了膾炙人口的《野草》《朝花夕拾》《唐宋傳奇集》和《小約翰》等著譯，寫下《而已集》《三閑集》中的不少名篇，世界觀、人生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1927年 9月 27日，焦慮的中年人魯迅攜他的愛人許廣平登上“山東號”輪船，離開廣州去上海。 一代文豪與廣州的緣分終結了。這不是單純的個人選擇， 而是時代風云和個人命運淘洗的必然結果。
魯迅的門牌號 作者簡介
薛林榮，1977年生，甘肅秦安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歷史小說《疏勒》，散文集《一個村莊的三種時間》，隨筆集《魯迅草木譜》《魯迅的飯局》《魯迅的封面》《閱人記》《處事記》等。作品散見于《散文》《北京文學》《散文選刊》《南方周末》等刊物。曾獲黃河文學獎等多個獎項。現居甘肅天水。
書友推薦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自卑與超越
- >
唐代進士錄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莉莉和章魚
本類暢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