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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用寓義推理形式化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04078
- 條形碼:9787030704078 ; 978-7-03-070407-8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語用寓義推理形式化研究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理論語言學、人工智能、計算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腦科學與神經科學以及自閉癥病理等領域的研究者本書對自然語言理解的算法化、自動化以及建設語言信息處理的基礎資源有著現實的應用價值。亦可進一步推進仿真人腦解讀語用寓義時認知運作的相關腦科學研究。
語用寓義推理形式化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以人腦在處理語言信息時善用關聯性等認知特征為基礎,深入推進人類生活中語用寓義推理的智能化研究。一方面,著力仿真會話者在純思維層面和實際語用交際中解讀語用寓義時人腦的心智推理過程,刻畫人腦進行溯因推理的認知算法與機制。另一方面,以新設溯因算法為發軔,以重構的認知語境為依托,整合其他邏輯手段建構語用寓義推理的完整認知機制與算法,探索自動識別語用意義的智能化方式。本書以溯因推理為核心打造語用推理新模型,有助于闡明自然語言理解的內在規律。 本書適合理論語言學、人工智能、計算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腦科學與神經科學以及自閉癥病理等領域的研究者閱讀與參考。
語用寓義推理形式化研究 目錄
序言
第1章緒論1
第2章語用寓義推理相關概念辨析7
2.1語言能力與語言運用7
2.2微觀語用學與宏觀語用學10
2.3形式化與形式主義11
2.4推理與推導12
2.5顯義與寓義13
2.6結束語18
第3章語用寓義推理理論與模型述評19
3.1Grice寓義推理理論19
3.2Horn兩原則與Levinson三原則27
3.3關聯理論語用推理33
3.4基于心理模型的語用推理40
3.5結束語44
第4章Peirce溯因邏輯的整合研究47
4.1Peirce早期三段論中的溯因邏輯47
4.2Peirce后期科學發現理論中的溯因邏輯52
4.3Peirce科學發現理論與現代科學哲學中溯因邏輯比較58
4.4溯因邏輯的整合方案60
4.5溯因邏輯推理算法的仿真72
4.6結束語76
第5章語用推理認知機制的邏輯建構79
5.1假說建構的邏輯闡釋79
5.2邏輯與人工智能中溯因、歸納邏輯刻畫82
5.3溯因、演繹與歸納推理的整合89
5.4結束語95
第6章語用寓義推理機制的核心構件97
6.1寓義推理與溯因推理97
6.2語用推理與認知語境106
6.3結束語123
第7章語用寓義推理的形式化分析125
7.1語用寓義屬性闡釋125
7.2不完全關聯話語的寓義推理分析129
7.3表面全無關聯話語的寓義推理分析137
7.4結束語139
第8章結語141
參考文獻147
附錄常用術語表157
表目錄
表4-1Peirce與Deutscher演繹推理界定對比49
表4-2Peirce與Deutscher歸納推理界定對比49
表4-3Peirce與Deutscher溯因推理界定對比50
表4-4人工智能領域中三種邏輯的刻畫51
表4-5Peirce后期科學發現邏輯與現代科學發現邏輯對比52
表4-6Peirce后期科學發現理論與現代科學哲學邏輯形式比較59
表5-1Peirce后期科學發現理論與假說—演繹模型邏輯手段對比92
表6-1關聯理論非論證式推理與Peirce溯因推理比較103
表6-2廣義認知視角下認知語境因素對比114
圖目錄
圖2-1Grice意義分類15
圖2-2Sadock意義分類15
圖3-1溯因推理與大前提形成的關系39
圖3-2語句解讀的常規關系分析理論模型42
圖4-1Peirce科學發現模型58
圖4-2溯因邏輯概念整合(A'與A為可溯之因)63
圖4-3Peirce科學發現三步推導67
圖5-1溯因推理的根岑標記法80
圖5-2Peirce科學發現三步推導90
圖5-3歸納與溯因運行周期94
圖6-1含意的常規推理98
圖6-2溯因推理與語用推理對比99
圖6-3認知語境建構過程112
圖6-4情境與語境的區別118
圖6-5認知語境流程圖119
語用寓義推理形式化研究 節選
第1章緒論 在語用學與邏輯學領域,“語用”一詞有不同的解讀。前者一般指涉自然語言的運用,后者可能既指自然語言,又指邏輯或人工語言的使用。因此,對于“語用推理”的界定也有不同觀點。我們在此擷取援引較多的觀點以作說明 ①。在語用學領域,徐盛桓( 1991)認為:“理解會話含意的過程與語用蘊涵的思維活動,是推理活動,有別于(形式)邏輯推理。”在邏輯學領域,周禮全( 1994)將語用推理或語用論證看作是“應用了語言規則的推理或論證”。這是從外延上定義“語用推理”的方法(楊先順, 1997)。可以看出,從徐盛桓比較具體的定義,到周禮全較為寬泛的邏輯定義,基本都遵守邏輯上對“推理”的界定,即是“根據一個或一些判斷得出另一個判斷的思維過程”(金岳霖, 1979)。由此,語用推理研究就具備了從邏輯學研究中借鑒推理方法和工具的基礎,形式邏輯與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不斷滲入、推動語用推理研究也就不足為怪了。并且,得益于此類嚴密的形式推理手段對推理研究的推動作用,語用推理就不僅僅是立足于語境等因素,施用于會話含意(寓義)的解釋,而是擴展至推理全部話語意義的思維活動,“成為交際者一種重要的語用能力”(毛眺源、戴曼純, 2017;Mao,2020、2021)。 語言學研究是否具有自然科學研究的屬性?對此,從神經語言學與心理語言學等關于人類語言與生物遺傳屬性的緊密聯系,以及人類語言與神經生理、心理活動關系的研究成果來看,這一論斷恐怕是無人質疑了。與此同時,語言學研究也具有經驗性科學研究的特點,因為語言畢竟與語言使用者和使用環境相關。在此意義上,語用推理也具有上述屬性。例如,吳亞欣、柳皓( 2015)從由語用推理的主體(使用語言的人)、語用推理的客體(語用推理加工的材料)以及語用推理的結論(語用意義)三部分構成的語用推理的全過程著手,論述語用推理的本質是一個經驗性的認知過程。這就說明,語用推理研究必定是一項復雜、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一般認為,語用學研究語言使用者與符號之間的關系( Morris,1971)。但是,語言使用者作為生物的、社會的、認知心理的個體,涉及諸多因素。例如,語用推理者的執行主體 ——人,因處于特定的文化社團,不可避免地帶有各族裔、各社會團體、各地域的特有色彩。這些差異使得語用推理者具有某些不同的背景百科知識、語言表達等。對語用推理研究者而言,怎樣解釋這些知識與語用推理者的快速反應就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例如,有學者列舉語用推理中與語境相關的知識,包括語言的上下文,交際時間、地點、話題,說話方式,交際的地位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彼此了解的程度,人的世界知識,交際的文化、社會、政治背景,等等。而且,這些知識還可以組成更大的抽象單位,如知識草案( Knowledge Script)、心理圖式( Psychological Schema)以及社會心理表征。我們不免要問,語用推理時執行主體是否在每次交際中需要所有這些知識?如果不需要,怎樣調取語用推理時的必要知識?是否無需考慮推理的臨場性,就可以盡情實施“認知解讀”而不是實施“認知語用解讀”?(兩者區別參見蔣嚴的《關聯理論的認知修辭學說》)。 此外,對于語用推理過程的刻畫,是否可以實現形式化描述?是否可以建構一種嚴密的描畫語用推理者思維運算過程的模型?從文獻研讀中,我們可知學界初期對語用推理的形式化處理是反對的,但隨著與此相關研究的突飛猛進,學界逐漸接受這一理念,嘗試對語用推理實施形式化刻畫。這無疑是一種質的飛躍。這種飛躍對整個語用學研究來說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描寫只是一種初級的學術研究(雖然必不可少),達到充分解釋或超越充分解釋才是語言學研究應該努力的方向(Chomsky,1986)。持有這種認識,道理其實也比較簡單。就像我們可以接受文史哲之間相互倚重一樣,從其他領域,如邏輯與人工智能領域,借鑒研究方法與引進研究工具也就不足為奇了。事實上,語言學與邏輯學研究的融合由來已久。從古希臘的 Aristotle開始,人們或結合語言來研究邏輯,或從哲學、邏輯學的角度來研究語言。因此,邏輯和語言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相輔相依。 在借鑒、吸收邏輯與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手段,推進語用學研究之時,又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出現:我們是否需要構建一種專門的自然語言邏輯進行語用現象或者語言現象的解釋或描述?目前,國內外不少邏輯研究者與語言研究者涉足這一領域。西方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探究始于 20世紀 80年代,例如, McCawley (1981)、Sommers(1982)分別就自然語言邏輯著書立說 ①,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自然語言邏輯研究涵蓋的范圍。在國內,周禮全編著的《邏輯 ——正確思維和有效交際的理論》是語言邏輯的代表性著作。對于“什么是自然語言邏輯”,周禮全(1994)認為:“自然語言邏輯,有人叫作自然邏輯,是以自然語言中的邏輯問題為研究對象的。 ”從整體上看,胡澤洪( 2003)將中西方學者關于語言邏輯的研究內容及對語言邏輯的看法總結如下: **,與傳統邏輯和經典邏輯從靜態的、抽象的層面上研究語言與思維不同,語言邏輯試圖從動態的方面對自然語言進行邏輯研究,即通過一系列的邏輯方法,揭示自然語言的內部結構,研究自然語言中具體的,特殊的邏輯結構。第二,語言邏輯試圖擴大傳統邏輯與經典邏輯的研究領域,彌補經典邏輯只研究陳述句邏輯、外延邏輯的不足,研究非陳述句的邏輯、內涵邏輯等。 進而,胡澤洪( 2003)將語言邏輯嘗試界定為“通過對自然語言的語形(句法)、語義與語用分析來研究自然語言中的推理的科學”。 顯而易見,在目前從事語言邏輯研究的學者看來,語言邏輯就應該跳出傳統邏輯與經典邏輯對推理的研究只注重從句法和語義層次展開,而不考慮語言使用的環境和所傳達的思維內容這一做法,也應該不局限于傳統邏輯與經典邏輯只考慮從現成的語言材料抽取出共同的推理形式。因此,自然語言邏輯“不僅通過對自然語言進行語形(句法)和語義分析來研究推理,還要從自然語言的語用方面研究推理”(胡澤洪, 2003)。就自然語言邏輯對語用研究而言,自然語言邏輯以自然語言的語形(句法)與語義分析為基礎,進一步通過“揭示自然語言的使用者與語言符號及其意義之間的三維關系對自然語言進行邏輯分析,揭示在各種不同的語言環境下對語言及其意義理解的諸多邏輯問題,它要聯系自然語言的具體語言環境來揭示自然語言中的邏輯”(胡澤洪,2003)。總之,區別于傳統與經典邏輯僅關注句法或語義推理,“自然語言邏輯研究的就是語用推理,可以說,語用推理是自然語言邏輯的中心概念”(胡澤洪, 2003)。 以上對自然語言邏輯的定義與使用域的界定,有其合理性,但似乎始終注重語言中的邏輯問題,而不是將重心置于語言問題。也就是說,雖然自然語言邏輯從句法、語義與語用現象出發,但關注的是“聯系自然語言的具體語言環境來揭示自然語言中的邏輯”(胡澤洪, 2003)。同時,雖然將語用推理置于自然語言邏輯研究的中心,似乎只是關注語用推理中的邏輯,而非用邏輯來研究語用推理本身。退一步講,研究語用推理中的邏輯問題,貌似就是研究按一定邏輯現象展開的語用推理,兩者沒有絕對的矛盾。但對我們目前的任務而言,重心是借用邏輯手段或構建模型來探索語用推理的過程,雖然這可能對自然語言中的邏輯規則探索有所貢獻,但目前探索邏輯本身的規律似乎不是我們的重心。在此意義上,我們對自然語言邏輯在邏輯學研究中的地位,研究范圍與目標暫不討論,而是集中精力考察語用推理過程的形式化刻畫,借鑒與吸收邏輯與人工智能領域中的方法與手段,著力構建符合人腦實施推理運算時規律的模型。 回顧語用學領域有關語用推理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對語用推理認知機制的刻畫已經是語用學研究的核心陣地,成為“貫穿當代語用學理論建設和語用分析的主線”(蔣嚴, 2011),催生了一個獨具魅力的領域 ——推理語用學。它推動著不同領域、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對語句的基層、高層顯義以及語用寓義解讀及其機制建構進行曠日持久的研究。尤其對于語用寓義 ①的推理,從 Grice于 1967年在哈佛大學舉行有關含意解釋的講座開始( Grice,1975/2003),各種有關寓義理論與模型接連出現,如 Horn(1972、1984、1992),Gazdar(1979),Atlas和 Levinson(1981),Leech(1981、1983/2016),Levinson(1987、2000),Sperber和 Wilson(1986/1995)等。國內學者也取得不少成績,創建了各種模型,探究寓義推理,如徐盛桓( 2003、2007),蔣嚴( 2002),張韌弦( 2005),毛眺源、曾凡桂(2011),姜望琪(2014),等等。 但是,語用寓義解讀所涉因素眾多,構造理想的推理模型并非易事。*先,各種經典模型都有欠缺。例如, Grice寓義推理機制不甚明晰,還有其他一些不足(細節參見第 3章的相關評述)。其次,語用寓義推理涉及語境等各種動態因素,描寫對象具有概率上的或然性,用“絕對”的形式化手段去刻畫或有研究手段與研究對象相左之嫌,如有學者批評 Gazdar(1979)模型不嚴謹等。再次,如果借用 Peirce的溯因推理,研究語用推理的過程,學界對溯因邏輯概念界定不甚明確,對溯因推理在語用推理中的運用并不連貫與統一,以及關聯理論后期研究對語用推理過程溯因屬性的否認( Allott,2007;蔣嚴,2011),不一而足。此類問題鼓舞研究者們朝語用寓義推理這一“高地”繼續進發。 關聯理論的形成標志著語用學研究的認知轉向(毛眺源、戴曼純, 2017),新一輪語用推理研究的帷幕由此拉開。熊學亮(1999)曾作出如此論斷: Sperber和 Wilson(1986/1995)的昀佳語境效果和昀小信息處理努力之間達成昀佳平衡的做法,值得我們思考以關聯理論為指導繼續探究寓義的推理。然而,雖然關聯理論推理系統是一個自動的演繹系統,但關聯理論對形式化嘗試持否定態度;同時,關聯理論的關聯原則和優化關聯推理都沒有得到形式化,總體上不是一個形式化系統(蔣嚴, 2011)。鑒于此,怎樣吸收關聯理論的研究成果?另辟蹊徑,構建具有心理現實性的推理模型是很有挑戰性的課題。 Peirce早期三段論與后期科學發現理論都對溯因邏輯作出不同定義,引起學界在溯因邏輯使用中的混亂( Deutscher,2002)。因此,溯因推理這一人類本能能否充當寓義推理的核心機制需要進行嚴格的論證,因為溯因邏輯本身的運作,以及與其他邏輯手段的整合使用都亟待厘清。如果無法理順溯因邏輯的本質屬性,我們就無法判定 Allott(2007)對“關聯理論語用推理的溯因屬性”(蔣嚴, 2002;曾凡桂,2004)的否認是對是錯,也不能判斷能否將溯因推理當作 Grice語用推理背后的機制。尤其是前者,這種論斷使某些意欲將語用推理模型建基于關聯理論的構想難以實現。即使是對關聯理論本身的推理模型而言,模型核心機制(演繹推理)的兩個前提怎樣獲得,也因 Allott(2007)對溯因推理的否定變得不甚明確。盡管 Sperber和 Wilson(1986/1995)認為任何兩個系統中的表征(命題)都可作為前提,實施無窮盡的演繹。 因此,若想避開各種爭論,借鑒現有相關研究中的各種優秀成果,建構語用寓義的形式化推理模型是十分耗費心力的“腦力體操”。綜合目前所掌握的情況,我們大致認為,以關聯理論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溯因推理本體屬性(核心認知算法)實施完整刻畫,以及對寓義推理中溯因邏輯與其他邏輯手段組合運用實施考證,構成語用寓義推理研究的基本思路。我們設想沿著這一思路,論證其可行性與可操作性。如果這一思路可行,則可能進一步推進仿真人腦解讀語用寓義時的認知運作研究,為建立自成體系的形式語用學,以及揭秘大腦解讀寓義時的神經認知機制做前瞻性研究。與此同時,以溯因推理為核心構建語用推理新模型,可以著力闡明自然語言理解的內在規律與心理加工過程,進而揭示“語言的生物屬性”(Mao e
語用寓義推理形式化研究 作者簡介
毛眺源,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博士后,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句法學、語言習得、語義語用接口與語言哲學等生物語言學涵蓋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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