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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日東升: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英烈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9047394
- 條形碼:9787569047394 ; 978-7-5690-4739-4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紅日東升: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英烈 本書特色
本書旨在充分發掘和用好校史文化及紅色資源,弘揚四川大學的光榮傳統和紅色基因,緬懷和宣傳川大學子在民族偉大復興歷程中的突出貢獻,講好川大故事、弘揚紅色文化。 本書分為“四川大學與征糧剿匪運動”“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英烈傳略”兩篇,具體講述了曾廷欽、王景標、王開疆等英烈的故事。
紅日東升: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英烈 內容簡介
《紅日東升: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英烈》是“四川大學革命英烈叢書”之一。全書通過對楊家壽、曾廷欽、王景標、王開疆等英烈的英雄事跡、理想信念的收集、整理、闡釋,展現了四川大學校友在征糧剿匪運動中的突出貢獻,彰顯了川大學子的革命精神與胸懷天下的氣度。
紅日東升: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英烈 目錄
川西區緊迫的征糧剿匪任務
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人
川大與華大在征糧剿匪運動中的貢獻與意義
下編 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英烈傳略
楊家壽傳略
曾廷欽傳略
庹世裔傳略
劉則先傳略
王景標傳略
王開疆傳略
附錄一 往昔崢嶸:解放前盾四川大學的發展
附錄二 征糧剿匪檔案史料選登
參考資料
后記
紅日東升:征糧剿匪運動中的川大英烈 節選
1949年底,雖然西南地區的國民黨政權迅速垮臺,新興的人民政權很快建立,但西南地區仍然存在各種各樣復雜的社會問題,解決糧食供應便迫在眉睫。當時剛剛建立的人民政權掌握的糧食是有限的,但需求卻日益增加,國民黨殘余勢力利用這一點大肆擾亂市場,散布謠言,社會秩序極其混亂。與此同時,由于時間緊且征糧任務繁重,新生的人民政權在早期的征糧過程中一度出現急躁情緒,造成人民政權與傳統地方勢力關系緊張。為此,一些殘余匪特便以征糧為借口,打著“反征糧、抗交糧”的旗號發起武裝暴動,形勢愈演愈烈,*后形成大面積的“匪亂”。在黨中央的正確決策、鄧小平與中共中央西南局(簡稱“西南局”)的正確領導下,包括川西行署區(簡稱“川西區”)在內的西南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征糧剿匪運動。 面對緊迫的征糧剿匪任務,四川大學(簡稱“川大”)和華西大學(簡稱“華大”)全體師生革命熱情高漲,積極響應黨組織號召,自愿請命奔赴農村協助開展征糧剿匪工作。他們不畏生死、奔赴一線、勇擔青年人的使命與責任,為征糧剿匪任務的完成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場革命運動中,一些學子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是川大人應當永久銘記的歷史英雄,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英雄。 一、川西征糧剿匪的歷史背景 (一)西南地區的政治形勢 1949年,隨著解放戰爭不斷推進,國民黨政權逐漸瓦解。國民黨在其軍隊主力被殲滅后,將大批特務和殘余部隊遣散為匪,潛留大陸,伺機東山再起。這些匪特竭力網羅反動分子,擴充武裝,形成反革命武裝,無時無刻不在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向人民政府進攻,企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一度成為危害性很大的反動勢力。對此,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不久就明確指出:“剿匪是肅清殘余反動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保障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建設的先決條件。”1949年8月6日,黨中央在新華社社論中指出:“凡是解放區,起初必須相當長期地集中進行剿匪反霸斗爭,摧毀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勢力,才能打開局面,站穩腳跟,這幾乎已經成為斗爭發展必經的過程。”西南地區人口眾多,物質資源豐富,是建設西南的有利條件。但是這里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國境線長,少數民族多,加之封建勢力甚為強大,國民黨在此盤踞時間較久,各方勢力錯綜復雜。此時,作為*后解放的幾個地區之一,西南各省的匪患十分嚴重,云、貴、川、康四省的土匪洶涌如潮,僅在半年間就有65萬人之多,占當時全國105萬武裝土匪的一半多。隨后,中共中央又針對大西南的情況作了特別指示:“大西南解放后,各部隊要用相當長的時間,集中主要精力,進行一段剿匪斗爭。”因此,時任西南局**書記鄧小平稱其為“解放大西南的第二個戰役”。 1.國民黨殘余勢力肆虐 1949年春,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以后,國民黨預感在大陸的統治即將崩潰,在準備逃往臺灣的同時,發布《戰時施政方針》,加緊在長江以南各地布防,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的進軍,并對這些地區“失陷”后的游擊戰爭做了全面的部署。因此,在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南之前,國民黨已制定了一套“應變計劃”:在政治上,大肆進行“反共宣傳”,灌輸“反共思想”以制造思想恐怖;在人事上,開辦“反共游擊訓練班”,培養反共中堅力量,并提出“政務下鄉,黨務下鄉”,派出特務下到農村聯絡封建勢力,加強對農村的控制。據資料記載,為了培養游擊骨干,國民黨先后在成都辦了5期、在貴陽辦了2期“游擊干部訓練班”(簡稱“游干班”),共培訓骨干4600人。參加培訓的人員多系各地惡霸地主、“袍哥”頭子、政客、特務、慣匪。他們在政治上強化“反共”意識,軍事上以《*新游擊戰術》為教材,提高指揮能力,并強制群眾空室清野,分散轉移到偏僻地區打游擊。在成都開辦的“游干班”中,特務頭子為了拉攏、控制學員,大搞“結拜”活動、喝血酒,宣誓“效忠黨國,團結弟兄,共挽危局”,并將庫存在中央軍官學校的萬余支槍及大批彈藥發給參訓的一些學員。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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