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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100049221
- 條形碼：9787100049221 ; 978-7-100-04922-1
- 裝幀：60g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 本書特色
該書是當代人類學反思的經(jīng)典理論著作。在西方出版后的20年里，成為國際人類學界引用得*多的一本書，并在人文科學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該書收錄了11篇論文，圍繞人類學的文本寫作這一環(huán)節(jié)，檢討了各時期人類學民族志的經(jīng)典文本，開放性地指出了將來民族志寫作及文化研究的多種可能性。 作者包括八位人類學家，一位歷史學家和一位文藝學家。
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 內(nèi)容簡介
《寫文化/漢譯人類學名著叢書》已成為當代人類學反思的經(jīng)典理論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為國際人類學界引用得*多的一本書，并且在人文科學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 《寫文化/漢譯人類學名著叢書》收錄的11篇論文圍繞人類學知識生產(chǎn)過程中的文本寫作這一環(huán)節(jié)，檢討了各時期人類學民族志的經(jīng)典文本，并開放性的指出了將來民族志寫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種可能性。
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 目錄
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
前言
導言：部分的真理
尋常之地的田野工作
赫耳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對顛覆因素的掩飾
從他的帳篷的門口：田野工作者與審訊者
論民族志寓言
后現(xiàn)代民族志：從關于神秘事物的記錄到神秘的記錄
英國社會人類學中的文化翻譯概念
現(xiàn)代世界體系中民族志的當代問題
族群與關于記憶的后現(xiàn)代藝術
表征就是社會事實：人類學中的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
跋：民族志寫作與人類學職業(yè)
參考文獻
撰稿人及譯者簡介
索引
展開全部
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 節(jié)選
《寫文化/漢譯人類學名著叢書》： 因為后現(xiàn)代世界是一個后科學世界，它沒有關于先驗的幻想，不論是先驗科學還是先驗的宗教在此都沒有立足之地，因為通過抽象淡漠地對待一方的先驗必定也將是不友好地對待另一方的類似特性。不論是現(xiàn)實的科學幻想，還是幻想的宗教現(xiàn)實，都與后現(xiàn)代世界的虛構(gòu)現(xiàn)實中的幻想的現(xiàn)實不一致。后現(xiàn)代民族志捕捉到了這個后現(xiàn)代世界的模式，因為它同樣不遠離生活走向抽象，而是回歸經(jīng)驗。其目標并不在于培育知識而在于重構(gòu)經(jīng)驗；不在于理解客觀現(xiàn)實，因為那已經(jīng)被常識所確立；不在于解釋我們?nèi)绾卫斫猓驗槟鞘遣豢赡艿模黄淠繕嗽谟谠傥眨谟诎焉鐣械淖晕疫M行再整合，在于對日常生活的產(chǎn)品進行再建構(gòu)。 除了在常識世界中，話語不能自主地決定其修辭效果。不論是其形式還是作者的意圖都不決定它會如何被理解；因為在文本或言語中消除含混是不可能的，完全地、永遠地建構(gòu)聽眾的意圖和興趣也是不可能的。她的閱讀及傾聽是她的目的和意愿的表達，就如同作者的寫作和言說也是其目的和意愿的表達。即使在一個共享的解釋中，他們共同的興趣和目的的結(jié)合與后果也不否認含混和肯定確定意義；它僅僅是表達了當前目的與情形的暫時充分性，而在其他的目的和情形下又會不充分。文本甚至很少能通過形式的手段規(guī)定其解釋，因為它無法控制讀者的力量。讀者出于對形式的忽略、不接受、不信任和超敏感等各種狀態(tài)來回應一個文本。在**個極端，他們根本不受形式的細微差異之影響，瀏覽而不依賴它，除非是有可能出現(xiàn)困惑或惱怒，否則的話他們根本意識不到形式。在另一極端，偏執(zhí)狂似的深信作者說了謊話助長了讀者對隱藏意義——以及去發(fā)現(xiàn)它們——的追尋；或者，在對思想和語言的必要結(jié)構(gòu)更為敏感的人那里，這種追尋與其說是尋找被作者隱藏的事物不如說是尋找通過語言和思想的結(jié)構(gòu)來躲避作者的事物。在后面這兩種人中，一種人認為作者是騙子，另一種人則認為作者是容易受騙的人，但對這二者而言，文本都是一個編碼的秘密，它隱藏了必要的內(nèi)部意義——對那些意味著一個信仰共同體的外部不確定性的模糊的或遮掩的表象不作回應。因為文本既不能消除含混也不能消除其作者與讀者的主觀性，它注定要被誤讀，以至于我們會模仿布洛姆（Bloom）而斷定文本的意義就是對其誤讀的總和。 這的確可能是文本的命運，然而，這種源于內(nèi)在因素而無法控制含混性與主觀性之意義在于它提供了拒絕科學修辭的模式的好理由。這種模式即笛卡爾哲學所聲稱的在清晰的、不含混的、客觀的并且是邏輯的表述中理念是可以言說的，因為一個文本的內(nèi)在形式并不是邏輯的（除非在模仿作品中），而是悖論的且不可捉摸的，與其說是不能言說的，不如說是過度言說的和無限言說的，其形式擁有一種必定總是超出了其所能言說的意義的過剩言說。因此，其可言說性的無限可能性變成了其不可言說性的條件，對一個文本所作的解釋也必定與這過剩的意義——而非與其晦澀或貧乏——相沖突。 對于后現(xiàn)代民族志而言，含義在于——即使不清晰的話，至少也是明顯的——其文本既不以這種內(nèi)部的悖論的形式，也不以一種欺騙性的外部邏輯的形式來闡述（project），而是作為二者之間的張力，既不否認也不贊成含混，既不顛覆主觀性也不否認客觀性，而是在使得明確的主觀性得以可能的含混的客觀性的主觀創(chuàng)造中，表達了它們的互動。民族志文本從而可以達到它的目的——不是通過揭露而是通過使目的得以可能而達到。它會成為一個物質(zhì)的、口頭的和表現(xiàn)的文本；它會是對日常經(jīng)驗的喚起；它會是一個用日常言語來表明什么是不可言說的可感的現(xiàn)實；而這不是通過抽象，而是通過具體來實現(xiàn)。它會是一個不只用眼睛來讀，還要用耳朵來聽“書頁的不同聲音”的文本。（St.Bernard，載于Stock1983：408） ……
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 作者簡介
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意識史教授，曾在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和耶魯大學任人類學訪問教授。是《人類學的歷史》、《美國民族學家》和《文化人類學》等期刊的編委。研究方向主要為歷史人類學、殖民地話語分析、文化研究、博物館研究等，主要作品包括《文化的困境》（1988）、《線路：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1997）等。 喬治·E.馬庫斯（George E.Marcus），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曾經(jīng)多年擔任賴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創(chuàng)刊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理論與比較文化研究，以及對精英群體（中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等）的民族志研究。主要作品包括與邁克爾·費希爾合著的《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1986）和《不顧深淺地邁向民族志》（1998）、《重讀文化人類學》（主編，1992）等。 高丙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類學與民俗研究中心、公民社會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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