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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代武裝沖突對國際法和戰爭法的挑戰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565747
- 條形碼：9787511565747 ; 978-7-5115-6574-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論當代武裝沖突對國際法和戰爭法的挑戰 本書特色
本書為國際法和戰爭法如何應對當代武裝沖突的挑戰提供了解決思路和方向，為深入理解當代武裝沖突和國際法以及戰爭法的關系提供了重要啟示，適合國際法、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等領域的研究人員和實務人士閱讀參考。
論當代武裝沖突對國際法和戰爭法的挑戰 內容簡介
本書從國際法和戰爭法角度研究當代武裝沖突，提出當代武裝沖突具有主體平民化、手段非人化和遵約失衡化三大特征，并以此為框架分析了當代武裝沖突對國際法和戰爭法的挑戰。
論當代武裝沖突對國際法和戰爭法的挑戰 目錄
導論001
**節問題的提出和國內外研究現狀001
一、問題的提出001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003
第二節研究的價值、方法、創新和結構005
一、研究價值005
二、研究方法006
三、創新之處006
四、研究結構007
**章當代武裝沖突的主體平民化008
**節區分原則的歷史考察與當代困境008
一、常備軍與國際法學家對區分原則的推動009
二、現代戰爭法編纂過程中區分原則的出現013
三、區分原則與當代武裝沖突018
第二節暗殺、定點清除與平民問題020
一、暗殺與國際法022
二、定點清除與國際法038
三、小結078
第三節人盾的國際法問題081
一、人盾問題的產生和演變082
二、人盾的身份和攻擊的合法性086
三、關于人盾的國際司法實踐098
四、小結103
第二章當代武裝沖突的手段非人化104
**節自主武器系統與國際法106
一、自主武器系統的定義108
二、自主武器系統的法律評估111
三、自主武器系統與新武器的審查122
四、自主武器系統與責任問題126
五、小結136
第二節網絡攻擊與國際法145
一、網絡攻擊的定義和性質146
二、網絡攻擊與區分原則156
三、網絡攻擊與比例原則164
四、網絡攻擊的歸因問題168
五、小結174
第三章當代武裝沖突的遵約失衡化178
**節遵守國際人道法的模式和邏輯179
一、國際人道法中的互惠180
二、互惠在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邊緣化183
三、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互惠的作用微弱190
四、小結194
第二節非國家武裝團體遵守國際人道法的障礙與路徑196
一、非國家武裝團體缺乏對國際人道法的歸屬感197
二、非國家武裝團體遵守國際人道法的傳統方式199
三、促進非國家武裝團體遵守國際人道法的新路徑200
四、小結206
結論209
參考文獻214
后記264
展開全部
論當代武裝沖突對國際法和戰爭法的挑戰 節選
**章 當代武裝沖突的主體平民化 如今，進行戰爭和武裝沖突已不再僅僅是軍隊和士兵的專有權利。20世紀末，雇傭軍和私營軍事安保公司人員在非洲大陸直接參戰，新的世紀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基地組織成員不斷發動恐怖襲擊，私營軍事安保公司人員和中央情報局人員操作著無人機進行“定點清除”，巴以沖突和北約對利比亞空襲中平民主動充當“人盾”掩護軍事人員和軍事目標，強迫平民充當“人盾”也時有發生。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平民或主動或被動地卷入戰爭和武裝沖突；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軍隊和士兵專有的職能被主動外包出去，而這些“平民技師和承包商在‘戰斗行動’中作為‘操作者’就有被界定為國際法中‘非法戰斗員’的風險……這些‘代理戰士’是否意識到其新地位或理解其后果十分令人懷疑”。簡而言之，當代武裝沖突的一大特征就是主體平民化，戰斗員和平民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而區分原則作為國際人道法的邏輯基礎和首要原則，越來越難以適用，這將從根本上動搖國際人道法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本章將從區分原則的歷史發展著手，以“定點清除”和“人盾”為例，分析當代武裝沖突的主體平民化問題，特別是適用區分原則和判斷直接參加敵對行動等遇到的困境。 **節 區分原則的歷史考察與當代困境 戰斗員和平民的概念對現代戰爭至關重要，但歷史上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戰爭都沒有進行這種區分，原始社會、部落社會甚至封建社會中，戰斗人員*根本的區別可能是性別（男性或女性）、年齡（成年或未成年）、種族、民族等。直到現代早期，當爆發戰爭特別是國家被攻擊時，每一個能拿起武器的人都成為士兵參加戰爭。戰爭中避免傷害非戰斗員，往往是出于宗教、道德、倫理等考慮，而不是法律。后來，源于基督教的正義戰爭理論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才逐漸發展出規制戰爭行為的規則體系，因為其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什么樣的情況下發動戰爭是正義的、基督徒參加戰爭是合法的。例如，正義戰爭理論的奠基人、神學家奧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關注的是發動戰爭的理由是否正義，而不是戰爭中無辜的人應如何保護的問題，“奧古斯丁沒有提供保護無辜者的清楚論據，特別是戰時的無辜平民或非戰斗員”。同樣被視為正義戰爭理論奠基人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在近千年后才提出“殺害無辜者絕不合法”。然而，阿奎那對于殺害無辜者是否合法的討論是放在謀殺（murder）而不是戰爭的背景下進行的，其他討論的問題包括殺害罪人（sinners）是否合法、私人殺害違反教規的人是否合法、教士殺害作惡的人（evildoers）是否合法等。因此，阿奎那是否明確地區分了戰斗員與非戰斗員即無辜者，尚有爭議。同時，基督教會10世紀到13世紀提出的“上帝停戰”和“上帝和平”，盡管實際上并沒有得到多少遵守，但神職人員、農民、商人、兒童、婦女等應免于戰爭暴力的理念，為后來的區分原則打下了基礎。區分原則作為戰爭法的圭臬，實際上只是近200年的事情，常備軍的出現和國際法學家的學說對于區分原則的產生起到了主要的推動作用。 一、常備軍與國際法學家對區分原則的推動 從羅馬帝國滅亡到中世紀晚期之間，歐洲的戰爭是由一系列不同的主體進行的，“教會、封建男爵、野蠻人部落、城邦國家，每一個都有自己獨特的軍事編隊”。到了歐洲現代國家形成的早期階段，君主依靠男爵組建軍隊作戰，后來君主聘請雇傭軍作戰，一定程度上獨立于男爵，但雇傭軍不可靠，遣散和重新招募的代價往往高得令人望而卻步，如果得不到滿意的報酬，雇傭軍往往還會“反客為主”，轉而為害一方。15、16世紀歐洲國家出現稅收持續穩定并成倍增長的局面，國家已經發展成為稅收國家，有能力負擔起常備軍，為了特定戰斗臨時招募士兵或雇傭軍的做法開始慢慢消失，“從間或招募士兵到建立常備軍的過渡，以定期收入為目標的稅收制度代替了一次性征收的特殊稅，這兩件事情是同時進行的”。雇傭軍逐漸被常備軍代替，而常備軍使得君主能夠創建專門的、職業化的軍隊，15世紀中葉查理七世發明的“連隊編制”（compagniesd’ordonnance）和后來“團”（regiments）的出現，成為“確保國家對軍隊保持控制的手段”；16、17世紀對紀律、操練和鍛煉（dirll and exercises）的強調成為現代**次軍事革命，使得軍隊在沒有仗打的時候也不閑著。士兵待在駐地，身著制服以區別于平民，統一制服的行動從外表上顯示出國家對軍事力量的直接控制。國家控制下的常備軍的建立是合法暴力壟斷過程必需的一部分，而合法暴力的壟斷是現代國家的固有本質，一旦國家利益成為戰爭合法性的根本理由，那么非國家主體主張的正義理由就不能再通過暴力手段實現了。換言之，只有國家才能合法地進行戰爭，國家利益代替了正義的概念成為戰爭的合法理由，如同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是追求國家利益的合理工具，“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中世紀的戰爭遵從的是奧古斯丁的正義戰爭理論，實質上是基督教會的神學理念，而現代國家則需要一種世俗化的規則，國際法學家們對此進行了探索。 國際法先驅真提利（Alberico Gentili，1552—1608）反對殺害“遠離戰爭的手無寸鐵的人”，“甚至在戰爭中也不該殺害手無寸鐵的人”。之后，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更詳細地論述了有關問題。格勞秀斯對于戰爭和戰爭所涉主體的論述之所以值得考察，不僅是因為其被稱為近代國際法奠基人，也因為其生活的年代正值動蕩不堪、殘酷異常的“三十年戰爭”期間（1618—1648），而“三十年戰爭”的結束，宣告了主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存在以及近代國際法的產生。在1625年出版的《戰爭與和平法》第三卷關于戰爭法的論述中，格勞秀斯認為，戰爭中允許什么應當首先從自然法，然后從萬國法中考慮。根據自然法，戰爭中為達到目的所需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而萬國法允許殺死或傷害任何在敵方領土上的人，不管有沒有武裝，宣戰后進入敵國領土的外國人也“無疑”應當作敵人對待，戰爭爆發前到來的外國人如果沒有在合理期限內離開同樣如此。除非在中立國，敵國國民在任何其他地方均可被攻擊。可以合法地殺戮嬰幼兒、婦女、俘虜、乞降和無條件投降的人、人質等。也就是說，根據當時的國際法，戰爭中并沒有區分原則可言，任何人，無論男女老幼均可被合法地屠戮。格勞秀斯在第三卷用了八章，即第2至9章來描述戰爭中萬國法所允許的行為，即不加區分地殺戮與破壞、掠奪財產和奴役俘虜等，然后在第10章開篇宣稱“我必須回溯我的步驟，而且必須剝奪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幾乎所有的權利，這些權利我看似承認但實際上并未承認……被說成正確或合法的許多事情是因為這樣做沒有受到懲罰”。第10至16章呼吁對戰爭的克制（moderation），推翻了許多他之前認可的做法，例如，兒童、老人應留活口，婦女如果沒有犯罪或代替男性戰斗的話也可留活口，生活方式完全反對戰爭的人，如神父、僧侶、平信徒修士（lay-brothers）、研究對人類有益的科學藝術的人、農夫、商人、俘虜、按公平條件投降的人、之前沒有犯下嚴重罪行的無條件投降的人、人質等也應被豁免。a盡管如此，這些克制“更多的是一種道德上的、審慎的思想，而不是嚴格的法律思想。事實上，除非假設要克制的是現有萬國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否則‘克制’這個概念幾乎毫無意義”，也正因如此，格勞秀斯“這部著作的一個主要缺點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第三卷關于戰爭法的論述，由于拋棄了作者*初提出的主要目的即戰爭法的人性化，而大打折扣”。同樣，由于格勞秀斯“背離了各國同意這個嚴格的證據標準而采用陳述各種規則但并不提供做出選擇的確定標準……導致什么是國際法和什么不是國際法之間的界限模糊”。
論當代武裝沖突對國際法和戰爭法的挑戰 作者簡介
朱路，男。1982年生，河南信陽人，武漢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專業碩士、博士，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博士后，現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劍橋大學勞特派特國際法中心訪問學者(2017—2018)、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學院、阿姆斯特丹國際法中心訪向學者(2010)，研究方向為國際公法、國際人道法，主持和參與了多項國家、省部級課題，并在SSCI、CSSCI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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