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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抗日根據地群眾動員機制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3120094
- 條形碼：9787203120094 ; 978-7-203-12009-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太行抗日根據地群眾動員機制 本書特色
基層黨建是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基礎。從1924年山西**個黨組織成立起，在近百年的奮斗實踐中，山西在基層黨建方面創造、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涌現出了一大批典型村莊（社區）。近些年來，山西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西重要講話重要指示，加強黨對基層工作的領導，狠抓基層黨組織建設，在黨建引領基層治理、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等方面產生了許多先進做法和典型經驗，值得認真進行提煉總結。
太行抗日根據地群眾動員機制 內容簡介
本書系聚焦基層黨建創新的山西實踐，從五個部分展開研究。**部分回顧歷史上的山西基層黨建。第二部分講述**書記、新晉商參與山西脫貧攻堅的生動實踐。第三部分關注黨建引領下山西基層治理中的創新實踐。第四部分整理山西各地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發展的先進做法。第五部分探討新時代“黨的建設與終身學習”的重大命題。本書具有很高的閱讀意義和參考價值，讓人從中了解很多。
太行抗日根據地群眾動員機制 目錄
引言001
一、太行抗日根據地發展歷程及重要歷史地位001
二、太行抗日根據地群眾動員的內涵及研究意義005
三、太行抗日根據地群眾動員機制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009
**章 經濟激勵：以民生建設贏得群眾013
一、抗戰前太行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013
二、合理負擔的土地政策020
三、減租減息運動的開展029
四、農業大生產與災荒救濟041
五、擁軍優屬與擁政愛民061
第二章 民主參與：以政治建設團結群眾069
一、抗日戰爭前太行革命根據地的政權概況069
二、改造與摧毀舊政權073
三、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權084
四、大規模開展民主運動 095
五、建立“三三制”政權 109
第三章 吸納整合：以組織建設凝聚群眾117
一、加強黨組織建設118
二、發展群團組織136
第四章 教育培訓：以思想建設改造群眾169
一、加強黨內教育170
二、加強學校教育183
三、加強群眾教育199
第五章 宣傳下鄉：以文化建設影響群眾209
一、建立多層級宣傳組織210
二、采用多元化宣傳手段225
三、樹立多領域模范人物236
結語255
一、黨的建設是群眾動員機制的核心256
二、群眾路線是群眾動員機制的基礎258
三、統一戰線是群眾動員機制的關鍵262
參考文獻264
后記271
展開全部
太行抗日根據地群眾動員機制 節選
**章 經濟激勵：以民生建設贏得群眾 從理論上來說，任何政治動員的目的都是使主體表現出政治參與的積極性。而任何戰爭參與，除表現對政治權力的需求外，更多的是源于其經濟利益。革命伊始，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用農民*迫切及具體的利益，而不是崇高的意識形態來動員農民。在抗日戰爭時期，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和武裝群眾，必須聯系群眾的切身利益，從群眾當前的迫切要求出發，通過群眾當中的積極分子，帶領群眾斗爭，在實際斗爭中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是把千千萬萬的普通農民發動起來，投身到抗日戰爭的根本方法。其中解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土地問題是動員群眾參與的迫切任務。在抗日戰爭期間，根據抗戰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主要通過清債、合理負擔、減租減息、生產自救和軍民抗災以及優待抗屬等方式維護群眾的經濟利益，通過關注民生、改善民生調動群眾參加抗戰的積極性。 一、抗戰前太行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 太行山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一個落后的小農經濟地區。山多地少，交通不便，農業生產技術落后，糧食不足，社會經濟貧困，地理環境使其落后于華北平原地帶的發展。據史料記載，除濁漳河沿岸的襄垣、武鄉、潞城、黎城及長治等地生產比較發達外，其他地區多是地瘠民貧，糧食多依賴附近平原地區接濟。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土地的不斷集中，帝國主義入侵對小農經濟的沖擊，苛重的租稅剝削、高利貸資本的榨取以及頻繁的天災人禍等因素，導致大部分農民陷入破產狀態，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一）土地集中 土地問題是中國農村社會的根本問題，“農民抗爭是要求得土地，中國所有可耕種的土地大部分是集中在地主手上，中國農民之中，至少有3/4是無地和地少的農民，這是歷史上兼并的結果。土地的兼并過程就是使土地集中在非生產者手中的過程，也是農民失去*重要的生產手段和維持生活來源的過程，農民要求得土地，就是要求反對中世紀的農業關系。根據近幾年公私機關發表的統計，可以雄辯地證明土地集中全是事實。”在抗日戰爭以前，土地集中程度，各地區有所不同，表現為華南地區比華北地區要高，山岳地帶較平原地區要高。在山西，同樣存在山區的土地比平原地區的土地較為集中的情況，據太行區 22 縣 159個村戰前土地占有情況的調查，地主占總戶數的2.1%，占有土地總量的24.3%；貧雇農占總戶數的62%，卻只占有土地總量的18.4%。同時，太行區大部分是山地，人口多，除了山河以外，能種的土地較少。就太行抗日根據地來看，遼縣（今左權）、黎北每人平均2畝地，武鄉每人平均5畝，榆社每人平均5畝多點，所以對地主幾種土地上受到某些限制，遼縣地主土地*多的7頃至10頃，一般的是3、4頃地的多，武鄉榆社*多的60頃，一般的也10頃左右，比起全國來不算集中，但相比本地情況，也相當集中了，特別是武鄉。1935年，武鄉全縣占人口總數不到5%的地主、富農擁有耕地占總耕地面積的54%，并且絕大部分是肥田、近地，而占人口總數76%的貧下中農，占地卻不到耕地總面積的30%，且絕大部分是薄地和遠地。抗戰前武鄉縣土地面積為472 092畝，占有土地在500畝以上的地主就有20家，共占有土地22 670畝；平順、黎城、遼縣、和順、昔陽等縣每縣占有土地在500畝以上的地主都在30家以上。 在武鄉，土地主要集中在“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個圪撐家”的大中小地主階級手中，其中四大家占有的土地多達 20 多萬畝，八小家擁有土地從幾百畝到幾千畝不等，至于七十二圪撐家（即為家中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資產，能撐起門面之意）則都是某一地區和村莊的統治者，占有大量的土地。如趙家莊地主趙太和擁有土地5400畝。全縣地主每戶平均占有土地200畝，與中貧農比要高出10倍以上。 與別的地方比，“武鄉是商業高利貸地主集中地區。其特點是集中的速度快，如武（鄉）東地主421戶，土地769頃，占全縣土地16%，其中1/5是民國以來特別是民國十五年以來集中的。這當中產生了一批新興地主，占現在地主總數的1/4，其中*顯著者如趙家莊趙太和在50年內從17畝地發展到34頃。” 總之，在抗日戰爭前的太行地區，土地集中是當時經濟衰敗的一大特征。造成土地集中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的影響之外，還包括人口增加，軍閥的掠奪和兼并以及繁重賦役和高額地租對小農的打擊，使小農不得不出賣土地成為佃戶或流亡他鄉。高利貸者乘機通過抵押借貸等債務關系奪取農民土地。 （二）租重利高 太行許多地區民國時期商業比較發達，如遼縣山貨多，又因土地少，靠地租剝削起家較慢，所以太行抗日根據地各縣，地主都兼有商業高利貸，這就導致地主剝削農民更為殘酷。在太行山區，地主階級憑借著占有大量土地，對貧苦農民進行地租剝削、雇工剝削、高利貸剝削，加上苛捐雜稅、摧糧派款、出勞役等，逼得農民逃離他鄉。土地占有的嚴重不均衡使地主與農民之間形成了租佃和債權債務關系。其中租佃關系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定額地租，其辦法是訂立契約，規定租額，不論豐年歉年，租額固定不變。佃農按夏秋兩季交租。田賦和各種苛捐雜稅，由佃農完全負擔。這種租額每畝交三至四斗，有的甚至五至六斗。抗戰以前，定額租在許多地方有上漲之勢，如武鄉地主裴玉澍1926年增租15%，1934年又增20%。和順雙峰一帶山地，也因外來佃戶增多，租額有所提高。 份額地租，即佃農租種地主土地，以當年的收獲物，按一定比例交納地租。一般不少于五成，多達七成以上。 伴種地租，一般為中、小地主，將土地伴種給貧下中農，牲畜、農具、種子、肥料由地主供給全部或一部分，佃農出勞力耕種。租額有對半分、四六分、甚至為三七分。 認糧種地，地主擁有的薄地、賴地，其收成常不足交納錢糧所需。為了轉嫁交納糧租，地主即推給農民耕種，雖不收租，卻把錢糧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 錢租，農民租種地主土地，以錢交租。糧價上漲時，則按定契時的糧價折收。這種地租形式，在物價不穩定的情況下，佃農所受的剝削尤為嚴重。且租額不斷上漲：如武鄉老封建地主裴玉澍比一般地主租額較輕，民國以來至抗戰前也增租兩次。一次是 1926 年約增原額的 15%，一次是1934年，又增20%。地主加重租額，卻不向土地投資，其田賦也由佃戶負擔。太行山流行的“帶糧銀”，即佃戶租地以承擔糧銀為條件。 此外，高利貸也是地主剝削農民的一種形式，將高利貸與高額地租結合起來，是相當普遍的一種剝削形式，包括“驢打滾”“賣青苗”“印子錢”“開當鋪”和“包錢糧稅”。除此之外，左權、武鄉一帶還有“行店”“錢會”和“當鋪”等高利貸形式。行店主要是有錢的地主在青黃不接、農民饑寒交迫的時候，將錢貸給農民，預收山貨（核桃、柿子）價格為秋后地一半甚至2/3，這種方式使農民吃很大虧。“錢會”在武鄉、左權很普遍，這種形式原來是窮朋友們相互幫助的辦法，議定每股錢多少，集中起來輪流使用，如：“老人會”“小兒會”等，但后來就發展成為剝削的形式，隨會的窮富都有，急于花錢的投下重利，所以就形成了窮人為了早花錢就相互競賽出重利的現象。“當鋪”，是抵押實物（衣服、器具、土地等）的方法，當價一般不超過實物原價的一半，贖當時須付利息，否則原物為地主所有，這種剝削更為惡劣。如左權桐峪天興成號以放高利貸起家，當時一債戶侯有祥借了24元，利是“二八扣”，不到一年連本帶利就漲到125元。該商號在左權、涉縣、黎城等3縣有債戶和佃戶3000余家。 高利貸與高額地租通常是結合在一起的，形成了一種相當普遍的剝削形式。地主同時是商業資本家，在山間開設商店，販賣布匹、棉花、食鹽等日用品。農民到商店買物，與商店建立“主家”與“戶家”的關系。農民手頭沒有錢，可以記賬，但記賬的物品價錢特別高。到年關如不能歸還，就把貨價改成借貸關系，訂立文書、抵押土地。至此，農民所產糧食、麻、木板、藥材及其他各種山貨，必須到“主家”的商店出賣，價錢由“主家”規定，特別低廉。如貨價本利與地價相等時，“主家”可以把“戶家”的土地收去，再將原地租給農民，實行高租剝削。如果是直接借錢，更須押地，利息多在3分以上，且均為“復利”；農民借錢后，也很少有能按期歸還不被收土地的，因此，有句“二千吊錢，傾家敗產”的諺語。農民想租地時，須有妥實押當，租額均在產物 70% 以上，并且還得“送禮”“送工”，忍受超經濟的剝削。 在如此殘酷的剝削下，廣大農民淪為佃戶，受著高利貸的盤剝。廣大的貧苦農民，將自己一年收獲糧食的五成，甚至六成、七成交給了地主。地主為了保證其租息征收，惡毒地規定了“驢打滾”“賣青苗”“印子錢”等收租手段，迫使無數的農民抵押出自己的田產房屋，忍痛割舍青苗，租息猛增幾倍，弄得家破人亡、一無所有。因此，不得不向地主借糧借錢，而利息又重，每元月息3分以上，有的高達1角5分。借糧利息更高，春借一斗，秋還一石。東方山一個姓楊的農民，借債120元埋葬母親，臘月27日被債主沒收家產和薄田，后來給做長工12年，還欠下債40元。墨鐙村貧農有85戶，被迫喪失土地，占總戶28%。石科村有50戶人家，就有40多戶租種地主的土地，每年出租200多石。總之，抗戰前的武鄉也和太 行各地一樣，封建地主和官府勾結，在農村占統治地位，以高租重利和苛捐雜稅殘酷盤剝農民。 除了上述各種剝削方法外，還流行著所謂沒良心利，如“老一分”，就是“借錢一元月利一毛”；“日夜忙”，就是一天按兩天算；“現扣利”，就是一開始按錢先扣一季或一年的利；“孝帽利”，是有父親的青年被地主引誘腐化或賭博落下債坑，就按簽訂的錢文約規定的“父在行剝，父死耕地”。 總之，地主用了以上的許多辦法，迫使農民破產，因此在農民一時交不起利息就下房下地，使得農民盡產還賬、掃地出門，甚至農民被迫上吊尋死的非常普遍，這就是地主發財的手段，也是起家的根源。商業高利貸地主與破產農民的對立，是這類地區的主要階級對立。高利貸的土地集中即是主要的問題，武鄉共產黨在戰前組織抗債團，取得廣大農民的仰望絕不是偶然的。
太行抗日根據地群眾動員機制 作者簡介
董江愛，女，山西夏縣人。法學博士，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政治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民政部全國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治學會常務理事，山西省政治學會會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及其他項目20余項，在《政治學研究》《中國行政管理》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代表作有《煤礦產權制度改革與資源型鄉村治理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民主與治理研究》等。 陳曉燕，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研究方向為基層政治與鄉村治理。主持山西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資源型地區社會沖突的發生及化解機制研究”、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產權視角下‘親’‘清’'政商關系的構建”、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城鄉一體化視角下山西鄉賢治村的實現路徑”等多項課題。在《農業經濟問題》《甘肅社會科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國農村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10多篇。出版專著《企業制造城鎮的政治邏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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