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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民文學史(補訂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121678
- 條形碼：9787220121678 ; 978-7-220-12167-8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市民文學史(補訂版)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古典文學和詩詞愛好者本書被收入中國文學專史書目提要、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
中國市民文學史(補訂版) 內容簡介
市民文學是封建社會后期于市民階層中興起后流行于都市的、通俗的、表現市民社會的文學。該書探討了中國市民社會與市民文學的諸多理論問題及其在近世的命運。作為我國*一部市民文學史，其在整體架構與表述方式等方面皆有所創*，對某些有爭議的問題亦作了較深刻的評論。該書具有較高學術價值。 本補訂版作者又收錄了他的另幾篇作品。
中國市民文學史(補訂版) 目錄
自序(001)
章中國的市民社會與市民文學(1)
節中國市民社會的形成及其特點(1)
第二節中國市民文學的發現與認識(19)
第二章中國市民文學的興起(37)
節中國市民文學的歷史淵源(37)
第二節宋代瓦市伎藝與市民文學的興起(52)
第三章中國早期市民文學70()
節書會先生與早期市民文學(70)
第二節宋代流行的通俗歌詞(86)
第三節宋人話本小說的市民女性群像(99)
第四節中國文學“大團圓”格局的形成(117)
第四章中國市民文學的發展(148)
節元人雜劇的世俗題材(149)
第二節元人散曲的市民趣味(162)
第五章中國市民文學的繁榮興盛(176)
節中國四大古典小說的主旨(181)
第二節明清艷情小說的文化意義(194)
第三節明清時調小曲的文學性質與藝術價值(236)
第四節鳳陽花鼓詞的藝術特色(294)
第五節晚清禁毀小說戲曲的歷史經驗(316)
第六章中國市民文學的尾聲(342)
節近世白話青樓小說的盛衰(349)
第二節現代武俠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379)
第七章尚論(414)
節中國市民文學社會化過程考察(414)
第二節中國市民文學受眾心理分析(431)
結語(453)
附錄
元曲雙漸與蘇小卿本事發微(457)
論彈詞《再生緣》的主題思想及相關問題(474)
后記(496)
補記(498)
展開全部
中國市民文學史(補訂版) 節選
**章中國的市民社會與市民文學 市民社會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城市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相應地隨即產生了為市民階層所喜愛的和表達市民思想意識的都市通俗文學，即市民文學。中國市民社會是在北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隨之也產生了中國市民文學。由于中國市民文學長期以來為正統文學家所排斥，以致其思想意義與文學價值在近世才逐漸為學者們所認識。 **節中國市民社會的形成及其特點 “市民社會”這個用語有三種含義：一是經濟基礎的近義語，指一切時代的物質生活的總和；二是指不同于自然經濟社會和未來社會的整個商品經濟社會；三是指近現代西方發展的商品經濟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第二種含義的說明是：“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第41～42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這一含義里所概括的物質交往是指獨立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社會關系而且將自給自足型的自然經濟排除在外。參見沈越：《市民社會辨析》，《哲學研究》1990年第1期；《馬克思市民經濟思想初探》，《經濟研究》1988年第2期。這種并非泛指一切歷史階段上的、也非近代的商品經濟發達的市民社會，它是在古代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上出現的與自然經濟相區別的經濟社會。它的形成宣告了在舊的封建社會中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市民階層的興起。中國歷史上，市民社會的形成與市民階層的興起，應當是在北宋的初期，即公元11世紀之初。這時歐洲也開始城市化運動并形成市民社會。我國的歷史發展較為特殊，但在這一點上與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是保持著基本的同步性的。 中國的封建社會自唐代中葉以后政治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到了北宋時期漸漸趨于定型。它表明我國封建社會進入了后期發展階段。北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呈現與前代相異的面貌，尤其是在經濟的發展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說，北宋時已初步具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條件，或者說具有了資本主義的若干因素。這促使勞動分工的新變化：城市與農村分離。因此，我國市民社會在北宋的形成是有其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性的。 宋以前我國古代的城市基本上是屬于以政治為中心的郡縣城市，在經濟上不存在與鄉村分離的情況。當城市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出現了新的變化：“一切發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村分裂為基礎。”馬克思：《資本論》**卷第4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宋代的城市與以前比較已具有了若干新的特點，主要特點是：市場制代替了坊市制，鎮市和草市上升為經濟意義上的城市，與舊城連毗的城郊的經濟意義非常突出。唐代兩京及州治被劃分為若干里坊，每個里坊以高墻圍著。里坊既是行政管理單位，也是一個獨立的商業區。里坊內設有固定的東、西、南、北等市。市內商店以商品種類分行營業，而且有的是定期的市。市內一切營業時間以早晚坊門的開閉為準，日沒時坊門關閉便停止營業。經過五代的戰亂，城市的里坊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與變遷，在宋初已難復舊觀。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京都開封的商業活動已出現侵街現象，突破了時間與區域的限制，標志著舊的坊制開始崩潰了。自此，商店可以獨立地隨處設置，同業商店的街區可見到跨行的現象，以致交通便利的埠頭、橋畔、寺觀等處亦成為商業活動的場所，尤其是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夜市。“由此可知，當時都市制度上的種種限制已經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經頗為自由、放縱，過著享樂的日子。不用說這種變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業的繁盛，它的財富的增大，居民的種種欲望強烈起來的緣故”。［日］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卷第277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北宋至道元年（995）和咸平年間（998～1003）雖然兩次曾經試圖恢復舊的坊市制，但都以失敗告終；到了仁宗初年，坊市制度徹底崩潰而為市場制所代替了。這種不以統治階級意志為轉移的變化過程，正體現了一種城市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以不可阻擋的力量沖擊著封閉的自然經濟。由此使都市的性質漸漸有所改變，并使都市活躍起來，面貌為之一新。北宋末年的都城東京已是“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東京夢華錄》卷五）。宋代鎮市和草市發展很快。鎮市具有經濟意義，凡較大的居民聚居地而不夠設置縣的則設鎮市并置監鎮官以管理稅務。北宋熙寧年間全國鎮市已將近兩千個，而南方諸路則有一千三百個。草市是鄉村的定期集市，為農村貿易交換之所，有的發展為相當規模的經濟貿易點。北宋政府鼓勵發展鎮市和草市，因為它們的商稅額已占全國商稅額的百分之十八（據熙寧十年商稅計算），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它們的發展表明社會商品經濟的活躍，大大推動了商品交換，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繁榮。參見鄧廣銘、漆俠：《兩宋政治經濟問題》第185～190頁，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同時，新商業市區的形成也逐漸改變著舊的郡縣城市的性質。北宋城市經濟的發展還突破了城郭限制，往往在舊城的附近開設店鋪、作坊、貿易場所，漸漸出現了新的商業區域。如鄂州城外的南市，“沿江數萬家，廛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吳船錄》卷下）北宋初年京都附近商業市區的發展非常迅速。太宗至道元年（995）京城設八廂行政區。“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城內城外各設八個行政區，正反映了新的商業區促進了京都性質的改變，它不再僅僅是政治的中心，而且在經濟上也居于顯著的地位。熙寧十年（1077）東京的商稅比舊額已增加三分之一。市場制的確立、鎮市和草市的發展、舊城附近新商業區的形成，使北宋城市面貌發生新變化，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 城市的新變化又表現在出現了一個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第1～2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北宋時人口增長較快，太祖開寶九年（976）全國共三百多萬戶，到徽宗大觀四年（1110）增長了將近七倍，總人口超過了一億。這百余年間，每年戶口數以千分之十一的增長率增加。人口的蕃衍表現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其中城市人口的增加是極快的。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開封府主客戶合計十六萬八千余，至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合計二十六萬余戶，東京城市總人口達一百四十萬左右，是當時世界上人口*多的大都市。吳濤：《北宋都城東京》第35～37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城市人口的增長可從商稅的增加間接地反映出來。濰州、徐州、襄州、晉州、揚州、楚州、杭州、越州、蘇州、潤州、湖州、婺州、明州、常州、溫州、衢州、秀州、虔州、吉州、潭州、衡州、江陵府、福州、廣州、韶州、英州等處，熙寧十年（1077）的商稅額比舊額增加一倍甚或五六倍。這些州治所在的城市人口大約也以相應的速度增加著。農村人口向城市大量移入，為城市提供了勞動力，加速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北宋政府鼓勵人們（包括農村人口）出外經商,“營求資財者，謂貿遷有無，遠求利潤”，在刑法上是不作逃亡罪或浮浪罪論處的（《宋刑統》卷二八）。政府準予商人及手工業者經商與遷徙的自由。農村里地主與農民之間普遍實行租佃契約，這相對削弱了佃戶對地主的依附關系。佃戶在契約期滿后可以從事別的職業或離鄉背井。北宋在戶籍上將常住的有固定產業的編為主戶，而對無固定產業的外來戶編為客戶。客戶的增加，表明人口有較大的流動。宋初太平興國年間（976~983）開封府主戶九萬二百余，客戶八萬八千余，主客戶的比例相差無幾。以汀州為例，城市主戶二千八百余，客戶二千三百余；其鄉村主戶九萬九千余，客戶四萬五千余(據《臨汀志》，《永樂大典》卷七八九○)。汀州鄉村客戶比主戶少一倍，而城市主客戶數目則基本上相等。這可說明城市的客戶大大多于鄉村的客戶。城市客戶的比例很大，體現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趨勢。城市除了在籍的客戶而外，還有往來的客商、手工業工匠、個體手工業者、小商販、船工、流民、民間藝人等等浮浪流動之輩。這些涌入城市的移民，由于職業、財產、社會地位等的區分，形成了社會的各種利益群體。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社會利益群體。 商業和手工業的各行都有同業行會組織，“行”也稱“團”；各行業推舉經濟勢力雄厚者為“行首”或“團頭”。這雖然是前代之制，但在北宋時行業的分工更為細密，行會組織更加健全，尤其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顯示出重要的意義。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里關于北宋京都各行的情況及行會的作用均有一些記載，如說“西宮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橋投西大街，乃果子行”；“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馬行（街）北去，乃小貨行”；“朱雀門外及州橋之西，謂之果子行。紙畫兒亦在彼處，行販不絕”；“凡雇覓人力、干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雇”。南宋時吳自牧說：“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然雖差使，如官司和雇支給錢米，反勝于民間雇倩工錢，而工役之輩，則歡樂而往也。”(《夢粱錄》卷十三）行會組織的作用在于：可以根據市場的變化統一商品價格，以便獲得更多的利潤；可以保護本地區商業利益，限制外地商人進入市場貿易；可以調節與官府的關系，在保護商人利益的原則上應付官府的科索和勞役。行會組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發揮，充分體現了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由于職業和經濟地位的共同利益而結成了社會利益群體。它的意義在于：“行會控制資本并管理勞動；它們支配生產分配；它們規定價格與工資。但在它們的組織里，也有著一種社會的影響。行會的目的部分是社會性的，部分是互相性的。商業行會和手工業行會，即使非完全同樣，幾乎都是在早期出現的。它們組織的目的中的一個巨大因素，是互相保護與保證，無論在國內或國外。行會尤其是手工業行會，在初期是具有顯著的民主精神的；從學徒到匠師這一條路，開放給所有合乎資格的人們。”［美］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第438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商人和手工業者利益群體的出現，標志著在封建社會結構中產生了新的成分，預示著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興起。
中國市民文學史(補訂版) 作者簡介
四川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其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并以詞學和宋代文學為主攻方向。著有《柳永》《蘇軾詩研究》《宋詞概論》《中國詞學史》《宋詞辯》《詞學辯》《唐宋詞譜校正》《中國市民文學史》《詩詞格律教程》《敦煌文化尋繹》《四川國學小史》《國學論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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