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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忘破綻——郜元寶文學批評自選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215526
- 條形碼：9787521215526 ; 978-7-5212-1552-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不如忘破綻——郜元寶文學批評自選集 本書特色
兼具敏銳的藝術感覺、獨特的思想追求、清醒的社會意識的文學批評。 以謙虛審慎的態度回應文藝創作，用樸素自然的文風進行理論探索。 《不如忘破綻》是來自著名文學評論家郜元寶多年來優秀文學批評文章的“自選集”，并非“舊作”的“選萃”，而是一部嶄新的力作。 批評范圍更開闊，力求呈現當代文學的全貌。 時間跨度更擴大，力求把握當代文學的歷史脈絡，探究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內在關聯。 批評態度更審慎，基于對文學史本身的尊重，對當代文學更多一份耐心和虔敬。 批評語言更務實，力避架空的理論或多余的文辭，力求樸素自然的風格。
不如忘破綻——郜元寶文學批評自選集 內容簡介
本書為文學理論與批評。本書是作者近六七年當代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的新作搶先發售結集。所論作家作品從“新世紀”延伸至90年代、“新時期”、“”和“十七年”，既關注新作的破土，也考釋舊作的復活，既有作家論式較全面的評述，也有某些重要作品的細讀與再解讀，力求輻射整個當代文學，力求把握當代文學的歷史脈絡，甚至也頻頻觸及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內在關聯。在批評態度上，本著對文學史本身的尊重，力求做到審慎、耐心和虔敬。在批評語言上繼續探索一種求真務實、樸素自然的風格，架空的理論或多余的文辭能免則免。
不如忘破綻——郜元寶文學批評自選集 目錄
自?序 1
上編
作家與作品
上海令高郵瘋狂
??——汪曾祺“故里小說”別解 2
與“惡食者”游
??——汪曾祺小說怎樣寫“吃” 27
天漏，人可以不漏
??——評趙本夫《天漏邑》 45
擦亮“過去”這面鏡子
??——讀馮驥才《藝術家們》 53
寫出“萬難忍受的”“駭人的卑污”
??——趙本夫《荒漠里有一條魚》讀后 64
“舊作”復活的理由
??——《這邊風景》的一種讀法 75
審視或體貼
??——重讀王蒙《活動變人形》 102
千古一哭有素芳
??——讀《創業史》札記之一 118
為魯迅的話下一注腳（一）
??——重讀《白鹿原》 142
為魯迅的話下一注腳（二）
??——重讀《古船》 159
中國初期改革前后的編年史與全景圖
??——細讀《平凡的世界》 184
羿光莊之蝶，海若陸菊人
??——賈平凹《暫坐》《廢都》《山本》對讀記 214
作家張煒的古典三書 225
先鋒作家的童年記憶
??——重讀余華《在細雨中呼喊》 230
空間·時代·主體·語言
??——論《東岸紀事》對“上海文學”的改寫 237
難懂的袁凌 249
展開全部
不如忘破綻——郜元寶文學批評自選集 節選
上海令高郵瘋狂 ——汪曾祺“故里小說”別解 一、“作品的產生與寫作的環境是分不開的” 汪曾祺一生足跡遍天下，“按照居留次序”，先后有高郵、“第二故鄉”昆明①、上海、武漢、江西進賢、張家口、北京。武漢除外，上述各處汪氏小說或多或少都寫到過。《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汪曾祺》（1992）小說部分就是“把以這幾個地方為背景的歸在一起”②。1995年編《矮紙集》，如法炮制，但交代得更清楚： 以作品所寫到的地方背景，也就是我生活過的地方分組。編完了，發現我寫的*多的還是我的故鄉高郵，其次是北京，其次是昆明和張家口。我在上海住過近兩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在武漢住過一年，一篇也沒有留下。作品的產生與寫作的環境是分不開的。③ 短篇《迷路》與散文《靜融法師》都寫在進賢參加土改之事，可能數量有限，忽略不計了。上海僅《星期天》一篇，卻特別提及，顯然比較看重。 “作品的產生與寫作的環境是分不開的”，汪氏這一點頗有古風，不同于許多當代作家有意無意模糊作品的時、地線索，一味以虛構為圭臬，或一轉而趨極端之影射。中國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如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陸游，他們的詩文，魯迅雜文和《故事新編》“今典”部分，時代有別，文體各異，精神卻一脈相承，皆始于寫實而終于普遍意味之尋求。 汪曾祺小說包含虛構，又無不依托真實生活經歷，絕非“純屬虛構”，此點已為“汪迷”所熟知。他說，“我寫小說，是要有真情實感的，沙上建塔，我沒有這個本事。我的小說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①不僅創作依據原型，有時甚至連人物姓名都不加改動。但汪氏家鄉人并不“對號入座”，跟他打官司。他們知道作者以自己為原型，*終創造的人物卻有質的區別。②這也就是魯迅談到《故事新編·出關》時所說的：“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③當我們將汪曾祺歸入“中國當代作家”時，應特別留意此點。讀汪氏小說，首須注意他在時地背景清晰的寫實基礎上增添了哪些社會人生的普遍寄托，如此方可獲更深之解悟。 汪氏和高郵、昆明、張家口、北京的關系，論者甚夥。近年來，分地域重新編輯出版汪曾祺文集的舉措不止一例。①汪氏將上述各處社會歷史文化和他本人在這些地方的經歷反復寫入作品，不勞研究者特別放出眼光，也能看得分明。相比之下，汪氏與上海極深之因緣至今尚無全面梳理。②筆者近作《汪曾祺結緣上海小史》略述文本之外汪氏與上海關系始末。③但汪氏結緣上海并不限于文本之外。1970年代末“復出”之后，除了《星期天》，他再無作品直接敘寫上海，然而八九十年代故里小說“藏”了不少上海元素。汪氏筆下三四十年代高郵古城并非世外桃源，乃是與外界交通頻繁的頗為開放之區，而汪氏故里小說所涉之外界主要即為上海，昆明、北京、張家口、武漢、進賢等地則絕少有深刻關聯彼時之高郵者。 這點從未有人留意，遑論研究。今特撰此文，一探汪氏故里小說內部上海敘事之深意，及上海與汪氏故里小說特殊魅力之關系，希望借此打開“汪曾祺研究”另一扇窗戶。 二、高郵的遠方是上海 1983年7月，以四十年代末在上海致遠中學教書經歷為素材，汪曾祺頂著北京驕陽揮汗創作了短篇《星期天》。這是他唯一正面描寫上海的小說，筆者曾有評析①，其中和本文相關而尤可注意者，是上海人形象在這篇長久被忽略的杰作中大多不佳，或荒謬可笑，或無聊空虛，或平庸鄙俗，或陰冷惡毒。《星期天》之外，1980年代和1990年代汪氏小說很少正面涉及上海，但側面描寫并不少。比如，1986年夏創作、被老友黃裳譽為“*晚的力作”的《安樂居》②，寫作者本人在北京住家附近經常光顧的小飯館，中間就冒出一個“久住北京，但是口音未改”的“上海老頭”。在另外一些和上海并無直接關系的小說中，汪曾祺也會提到上海，甚至突然用到幾句上海話。 但“復出”之后，上海敘事更多乃見于以兒時生活記憶為素材的故里小說——并非像《星期天》那樣正面描寫上海眾生相，而主要描寫那些身份特別的高郵人，他們都與上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高郵人怎么會和千里之外的上海發生關聯？1947年創作的小說《落魄》*早透出此中消息。該篇寫一個斯文的“揚州人”在昆明的凄涼光景，身為“同鄉”的敘述者“我”為之痛心疾首。汪氏寫這篇小說時人在上海，頗多自況，說的是揚州人在昆明的“落魄”，暗含的則是高郵人汪曾祺在上海的灰暗與憤激，跟同時正面描寫“我”漂泊上海的短篇《牙痛》互為表里，一個暗諷，一個明說。 《落魄》開頭一段議論頗能解釋高郵人緣何要去外地：“我們那一帶，就是像我這樣的年紀也多還是安土重遷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小時候我們聽老人戒說行旅的艱險絕不少于‘萬惡的社會’的時候”，但一則有“那么股子沖動，年紀輕，總希望向遠處跑”，一則“大勢所趨，順著潮流一帶，就把我帶過了千山萬水”。這里提到“高郵人”去外地的兩個原因具有普遍性，我們不妨就以此為入口，一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汪氏故里小說描寫的“故鄉人”結緣上海的各種具體方式。 就從好像與上海無關的《異秉》《受戒》說起吧。 《異秉》（1981）中受人欺凌的“保全堂”學徒“陳相公”比《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學徒“我”處境更糟，但他也有小秘密，就是每天爬上保全堂屋頂翻曬藥材，“登高四望”，“心曠神怡”，“其余的時候，就很刻板枯燥了”。陳相公“登高四望”，除了周圍屋頂、遠處田疇、街道和人家，還有他看不見卻可能想到或聽過的遠方吧。比如《受戒》中《賣眼鏡的寶應人》（1994）列述的高郵周圍運河沿線，“南自儀征、仙女廟、邵伯、高郵，他的家鄉寶應，淮安，北至清江浦。有時候也岔到興化、泰州、東臺”。汪氏其他故里小說還提到更遠的徐州、揚州、鎮江、南京、蘇州、杭州、武漢、天津、北平，甚至南洋，美國。 “遠方”*閃亮處是上海。陳相公自然不能洞悉，上海在近代的崛起既給蘇北帶來現代生活氣息，也直接導致整個揚州地區繁華不再。加上1910年、1920年、1930年三次水災，1937年日軍占據高郵，1947年蘇北成為內戰逐鹿之區，大量蘇北難民（包括部分富庶移民）一路南遷，*終目的地幾乎都鎖定上海。只有上海才能容納龐大的“蘇北人”族群。上海也賦予高郵人以備受歧視的新身份“蘇北人”“江北人”，深刻影響他們的生活與命運。上海滲透、籠罩、深刻關聯著包括高郵在內的整個蘇北。 汪曾祺目睹過1930年高郵大水，平時水旱兩災不斷，他也印象深刻，“我的童年的記憶里，抹不掉水災、旱災的怕人景象。在外多年，見到家鄉人，首先問起的也是這方面的情況”①。1939年和1947年他在上海，又親歷了兩次蘇北難民和移民潮。汪家雖非高郵望族，但較為富庶，直系親屬較少移民上海，有也不屬難民，因此汪氏“復出”之后大量故里小說主要背景是高郵而非上海，他也沒有正面描寫在上海的高郵人。但自從蘇北人大量移民上海，許多高郵家庭都有人在上海，或往來上海與高郵之間。耳聞目睹，這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在汪曾祺記憶中應極分明，流露筆端，也很自然。汪氏故里小說主題之一就是描寫在上海陰影下高郵古城社會凋敝、舊家沒落與風俗改移。 《異秉》可說者，除了每日“登高四望”的陳相公，還有走南闖北、懂得極多的張漢軒（人稱張漢）。正是他提出“異秉”之說，成為一篇之“文眼”。這兩個思想或行動上的活躍分子是連接高郵和遠方的橋梁。《受戒》（1980）提到上海，一筆帶過，對整篇小說的成立卻至關重要：原來高郵男子去外地做和尚，首先就“有去上海靜安寺的”。多虧明子舅舅沒把明子送去“上海靜安寺”，否則這篇小說就無從寫起了。但作者描寫留在故鄉當和尚的明子，邏輯上也就隱括了去“上海靜安寺”的另一群明子的同類。① 陳相公，可謂“年紀輕，總希望向遠處跑”；張漢軒和“明子”，當屬“大勢所趨，順著潮流一帶”，被“帶過了千山萬水”。他們都未曾去過上海，卻有結緣上海的兩種潛在可能，是高郵內部去向遠方的種子，條件成熟，即可開花結果。
不如忘破綻——郜元寶文學批評自選集 作者簡介
郜元寶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專攻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現代文學史、當代作家評論、魯迅研究、現代漢語與中國新文學互動關系四個具體學科領域，先后著有《遺珠偶拾——中國現代文學史札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時文瑣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魯迅六講（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漢語別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等。另有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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