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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集腋:李景林學思小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655530
- 條形碼：9787559655530 ; 978-7-5596-5553-0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下學集腋:李景林學思小集 本書特色
1.李景林先生是馬一浮先生的再傳弟子，在中國哲學領域耕耘多年，學養深厚；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具有較高的影響力。 2.作者始終圍繞“教化”這一核心思考和寫作，多層次、多視角地解讀了中國傳統哲學，能夠引發讀者的思考。 3.本書形式多樣，可讀性強。“札記”“短論”文字洗煉，論說明白；“演講”“對話”有感而發，言之有物；“序跋”“書評”分析得當，有所拓展；散文、隨筆感情真摯，引發共鳴。 4.版式疏朗，設計典雅，能夠給讀者較好的閱讀感受。
下學集腋:李景林學思小集 內容簡介
《下學集腋：李景林學思小集》取“下學而上達”“集腋成裘”之意，匯聚李景林教授歷年撰寫的、關于中國哲學研究的札記、短論、演講、對話、序跋、書評、瑣語等各若干篇。所收文章多為閱讀之靈感、閑談議論之偶得、學苑漫步之散思、即席即興的發言、答問學生時的靈機乍現，甚或寤寐間之冥想感悟；與正式的學術論文相比，保留了思考時原初、隨機、當下的情境意象，可使讀者感受作者思想靈感之涌動。其中，一以貫之的是“教化”概念。作者認為：“教化”概念具有一定的解釋力、穿透力以及建構理論的能力，以之解讀儒家思想，更為契合，可以創造性地延續著自身的傳統，并建立起儒家思想與社會生活的現實聯系，對后者起到引領、指導的作用。
下學集腋:李景林學思小集 目錄
自序
札記
麥金太爾對學院派哲學史的批評及其道德價值論
教化的概念及其存在的方式
孔孟荀之關系
“三無”與慎獨之關系
中與中節
中或誠作為本體
六藝之教
具體概念
“前知”
“賢賢易色”
朱子追跡宋代儒學周敦頤之意義
儒家生死觀
諸子與經學之關系
道統與政統
哲學、藝術、宗教與科學的區別
述作與聞見
先秦儒家的氣論
自我認同
孔子論君子
情和氣
關于道德選擇
回到生命原點說
生活世界與科學
關于時間問題
朱子萬物一理之涵義
文明與自然的交錯點
儒家的宗教性問題
儒家的政治理念
人生的平等
消極道德與積極道德
傳統價值觀研究與中國哲學研究的關系
現代“技術世界”的本質
孟子不忍惻隱之心的一個特征
關于陰陽、“認識德性”和心靈論問題
讀《古代宗教與倫理》
孔子論“喪”
關于普遍主義、集體主義
“名”之意義
“天下為公”
“三思”與“再思”
國學概念之大小與名實
由旁通而上達
“開竅”
馬一浮先生與金老的學術傳承
短論
重視中國傳統哲學的個性
人惟求舊，器惟求新——理解科學與信仰關系的一個視角
在”進“與”止“之間保持張力”
善用生活中的加減法
德、藝、知簡說
人性論的論域暨價值取向
孔子“忠恕”符合現代精神
誠信的本真涵義是什么
儒家的教育精神及其現代重建
張東蓀多元認識論簡析——兼述張東蓀對康德認識論的倒退
存在主義與道家哲學之異同
《老子》首章新詮
美丑及善惡的思慮
以百姓心為心
莊子“齊物”新解
講演
文化焦慮淺議
儒家的道德精神及其現代意義
孔孟之道及其現代價值
教化觀念與儒學的未來發展
教化的民間性
守住教師的本分
我的“一貫之道”
在燕翼堂義塾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經典傳習的意義與學術的民間化
哲理與生命存在的內在統
對話
儒學的現代命運與未來發展
為何要讀經典——談當代經典閱讀與體系構建
孔子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一條*合度的道路——“中庸智慧”再思考
關于儒學宗教性問題的討論
展開全部
下學集腋:李景林學思小集 節選
名士為表 儒士為里 ——我領教過余敦康式話語 剛才聽了幾位先生的發言，內心深受感動。前面發言的先生，多是余敦康先生的舊友故交，與余先生有很深的交誼。我是晚生后輩，得識先生時間不長。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余先生與業師金景芳先生及呂紹剛師就有密切的學術聯系，*近我還在網上看到余先生任職南京大學時寫給金老的討論易學的書信。金老和紹剛師對余先生的學問人品贊揚有加，我在吉林大學時，對此亦頗有耳聞，雖未謀面，已隱然對先生有一分內心的景慕。來北京工作后，我開始在一些學術會議、博士生論文答辯一類的場合，得以當面向余先生請益，也曾有幸得到過幾次與先生一起開懷暢飲的機會。自己與余先生交往雖不多，但卻受到很多教益，在情感上也與余先生頗相契合，感到很親近。 于我而言，余先生在學問上是師輩，年歲上也是父輩，但自己與先生接觸，卻從未覺得有代溝和距離感。先生特別獎掖后進，對我們這些晚生后輩從不拿架子，常以開玩笑的方式引出嚴肅的話題，循循善誘，如春風化雨，寓教于無形。 記得2010年12月某日參加中國人民大學姜日天教授的博士生學位論文答辯會，會后席間，余先生跟我開玩笑說：李景林，你是“禽獸之鄉”來的人哪。我一時有點摸不著頭腦，因問先生何以如此說。余先生解釋說：你們南陽*早出名的人是誰？是范蠡，做了西施老公的那個人。范蠡有一句高明的話：“吾猶禽獸也”（《國語·越語下》）。禽獸不是罵人，禽獸就是真人、真自由。范蠡是道家的始祖。孔子是道德的典范，老子是智慧的典范。我崇尚智慧的人生，是死不悔改的樂天派。蘇東坡就是死不悔改的樂天派。他一生倒了不少霉，但還做出東坡肉，來享受人生。由此又談及儒、釋、道三教。余先生用“提得起，放得下，看得開”三句話來概括儒、釋、道三教的精神。他說：儒家是提得起，道家是放得下，佛家是看得開。搞中國學術的人，就應有這三種精神。 這是一種典型的余敦康式話語方式。余先生常用這種論學的方式，縱談哲學、政治、宇宙、人生，亦莊亦諧，耐人尋味，真能達到一種寓教于樂的效果。 余敦康先生喜酒，時與學者把酒放言，縱論今古。他曾開玩笑說，不喝酒的人，不配研究魏晉玄學。一般人喝酒，往往借酒縱情，“始乎治常卒乎亂”。余先生則不同，他喝酒，是越喝越清楚，嚴肅的話題常在酒意正濃時提出。飲酒開始時，他談笑風生，指揮倜儻；酒酣腦熱時，必又是慷慨激昂，指點江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溢于言表。余先生研究魏晉玄學，似乎有名士之風，但他骨子里其實是儒家，內心充滿著深切的現實關懷。魏晉人喜歡品評人物，我由此想到一句對余先生的品題，叫做“名士為表，儒士為里”。我以此品題質諸先生，得到他的回答：“知我者，景林也。” 對余先生的思想學術，我沒有研究。有關余先生思想學術的論評，要聽他的親學生來講。在這一方面，我只能談一點個人的感受。我聽余先生論學，讀余先生的文字，在內心深處總會引發一種感奮、一種激動。我想，這大概是根源于余先生做學問的態度和精神。 說余先生是“名士為表，儒士為里”，這是我對先生為人為學的一種親切體會，并非酒桌上一句隨便的玩笑話。非常珍貴的是，這一品題，得到了先生的當面印可。余先生率真諧趣，其言談文字，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于嬉戲諧趣中見出嚴肅，透顯一種道義擔當的精神，此其里。這個擔當的精神，就是體現在其對中國文化學術的一種“文化理念、價值關懷”，一種對學術人生“自我”的追尋。這種文化理念和價值關懷及其對“自我”的追尋，運行在其言談與論著里，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時下一般純學術甚而技術性意義上的所謂著述與學問。 聽余先生論學，一方面，可以感受到他有很強的學術自信；另一方面，他又經常表現出對自己的不滿和困惑。近些年，他回顧自己的學術道路，常講到自己一輩子總是在“畫逗號”，而總沒能畫上一個“句號”，只在在做哲學史家、思想史家的事，而沒有成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認為這是一個悲哀。從中可以感受到余先生對自己的思想和學術事業，有非常高的自我期許和要求。 余先生把詮釋學看作哲學和哲學史研究的唯一進路。但他既不滿意一些學者要建立中國的詮釋學的提法，更不滿意顧頡剛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那種實證主義的態度。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思想文化本有自身的詮釋傳統，接續這個傳統，就是要通過與經典的對話，重新找回中國當下的文化“自我”或主體性。在《詮釋學是哲學和哲學史的唯一的進路》（《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5年2期）一文中，他指出： 解釋就是對話，就是理解……一個民族，一個偉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經典，而經典的形成也就是那個文化的形成……經學就是中華民族從遠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現象學、精神發展史，精神由開辟、發展，到壯大，支持著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這是精神的支柱。 又說： 經學思想史就是要寫出中華民族的精神現象學、精神發展史……要尋找中國人在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之下失去的自我……一個民族到現在都不敢有自我，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近年頗有學者強調經學對中國哲學研究的基礎性地位，這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動向。不過，一些學者卻主張，我們當代只需要經學史，而不需要經學，認為經學是過時的東西。余先生對經學研究的理解卻正與此相反。他強調經學的研究重點不在經學史。經學史其實就是每一代的經學所構筑的歷史。所以，我們今天研究的對象，都是經學家，而非經學史家。經學家所關注的并非是所謂經典的“本義”，他有現實的關懷，常常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通過經典的解釋，與經典的對話，將經典融入自己的生命存在，從而發現和挺立起“自我”，成為“時代的代言人”。我們今天來研究經典，詮釋經典，就要接續這個傳統，“通過經典的解釋做一個經學家”，必須要有做經學家的氣魄，而非只做經學史。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學者對自身民族文化的強烈的擔當意識。強調哲學史和思想學術的研究要貫穿“自己的價值關懷和文化理念”，要有自己的“自我”或主體性，這是余先生中國哲學研究所秉持的一貫的思想宗旨和學術精神。他之研究玄學、《周易》，并非只是在做哲學史、經學史，而是通過經典的詮釋，去建立那個“自我”，去畫那個“句號”。在《魏晉玄學史》的后記中，他對自己的這一學術宗旨做了一個非常深刻精到的說明： 由于歷史的偶然的因素，五十年代以后，北大的傳統和北大的學風受到更為嚴重的破壞，幾乎是蕩然無存了。我也被迫中斷了學業，離開了北大，到社會的底層去承受生存的考驗。在這個漫長的時段，關于玄學的基本性質，關于玄學的抽象思辨，關于郭象是否剽竊了向秀的《莊子注》，這些純粹屬于高深學術的問題與我的生存困境毫無關聯，值不得去用心細想了，但是對于玄學之所以為玄學的文化底蘊，對于“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玄學家們的悲慘的命運，對于阮籍、嵇康詩文中所表現的深沉的時代憂患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無依的心態，卻有著一種切身的感受和強烈的共鳴。金岳霖先生有一句名言：“知識論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學底裁判者是整個的人。”湯用彤先生把玄學的方法論的原則歸結為“得意忘言”。“言”是屬于知識論層面的理智分析，玄學家普遍認為，如果不能忘言，僅僅停留于知識論的表層，就不能得意。而“意”則是把整個的人投身于其中的主客合一的對象，是玄學家在承受著生存困境和悲慘命運的情況下仍然苦心孤詣去進行探索的天人新義，這才是玄學的本質所在。這么說來，我被打入另冊作為一個時代的棄兒，憑借著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所獲得的特殊的歷史經驗，竟然意想不到地發現了我作為整個的人的本體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條不從知識論入手而以整個的人為裁判者來解讀玄學的新途徑，對金岳霖、湯用彤先生的那些早年的論述增添了一層新的體會，這也許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 貧賤憂戚，玉汝于成。余先生帶著他對自身所親歷的痛苦人生和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以一種生存整體性全身心投入的方式，尚友古圣先賢，與經典相遇和對話，達到一種面對當下的視界的融合，由此而成就了他的一家之言。 有了這個學術的態度、精神和識度，我們作哲學“史”，也就是在作“哲學”。在這里，哲學史與哲學、思想史與思想、經學史與經學，乃構成為思想學術整體的一體之兩面。孔子自稱“述而不作”，其實是寓述以為作。孔子所開創的這個不作之作，或以述為作的立言方式和思想傳統，凸顯了一種歷史連續性與現實關懷相統一的文化精神。余先生的學術，不正是這種文化精神和學術傳統的當代體現嗎？近年常聽先生說，自己只是“一個哲學工作者”，而不是哲學家，他也隱隱地引此以為憾事。不過，余先生同時又說過，他自己對于刻意地去建立一個人為的體系，“非不能也，不為也”。因為缺乏這個精神，這個識度，盡管你在刻意地作一種“體系”，那也不過是無根的過眼煙云。余先生對于那種單純技術性而無“整個的人”全身心投入的功利之事，是不屑于去做的。 我們要繼承的，正應是余先生這種學術的精神。
下學集腋:李景林學思小集 作者簡介
李景林，河南南陽人，哲學學士、碩士，歷史學博士。曾任吉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教授，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主要研究方向為儒學、道家哲學、中國文化，著作有《教養的本原》《教化視域中的儒學》《教化儒學論》《孔孟大義今詮》《孟子通釋》等，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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