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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民主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72463
- 條形碼:9787208172463 ; 978-7-208-17246-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何謂民主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暢銷讀物《這就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中國力量》續篇,國家高端智庫復旦中國研究院院長、《光明日報》中國智庫十大人物張維為蕞新力作。一以貫之的娓娓道來,入腦入心,提振中國信心。 ★擊破西方民主話語霸權,定義“民主”的中國標準。何謂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中國人的標準。西方國家往往用“多黨制+一人一票”作為準繩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為民主國家,不符合這個標準,就被污為“專制”,并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對其他國家的內政進行諸多干涉。實際上,“多黨制+一人一票”只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形式之一,并不能據此認為某一政治制度便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且事實往往恰恰相反,在“多黨制+一人一票”的政治實踐中,民主被資本操控的情況比比皆是。作者認為,衡量一個政治制度優劣,“民主還是專政”已經不再符合當下世界的實踐,“良政還是劣政”的標準才更有解釋力,目前這個標準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制度穩則國家穩,制度強則國家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是中國治理效能的重要體現和有力保障,是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的重要制度優勢。本書發揮了作者走訪百國,對不同民主形式的現實效果有近距離觀察和直觀感受的優勢,結合了作者長期以來對國際形勢的預判及驗證,以中西比較的方法,將中國民主制度與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受西方民主影響的國家的民主制度相比較;還率隊調研,呈現了上海長寧區的基層組織在當下進行民主實踐的具體案例,等等。用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清晰可見的數據,讓人真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特點、特色、特別優越,由內激發愛國情、報國志,樹立道路自信。
何謂民主 內容簡介
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為什么能干事、干好事、干成事?《這就是中國:何謂民主》以治理績效為核心,以生動的案例回顧了中國人民對于民主的探索,展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實踐的諸多重要領域,說明了中國政治理念對于“民主就是人民當家做主”這一民主實質的認識,在此基礎上闡述了“黨的領導”“依法治國”為何是實現人民民主的雙保險。與此同時,與人民民主形成鮮明對比,本書對美國、法國、埃及等西方國家,以及印度、中國臺灣地區等接受了西方民主輸出的國家和地區的治理現狀做出了觀察和思考,犀利揭露了西方民主如今已經淪為“資本民主”,不具有制度上的優越性和競爭力。本書以民主為切入口,是總結中國制度探索實踐、建立中國政治話語的有力嘗試。
何謂民主 目錄
引言
◎民主:中國的探索
民主:定義之爭
從“一盤散沙”到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的方方面面
從民調看民主
◎民主:中西方比較
中國之治與人民民主
五個視角比較中美民主模式
人民民主vs.資本民主:兩個案例
給西方民主把把脈
談談言論自由
◎民主:西方模式的困境
席卷西方的民粹主義
“阿拉伯之春”為什么會變成“阿拉伯之冬”?
印度的民主困境
臺灣民主出了什么問題?
“民主輸出”為什么會變成災難輸出?
◎民主:美國的制度危機
“美國之春”與制度危機
西方的反思:美國疫情防控為何荒腔走板?
西方的反思:美國的深層矛盾
美國“心亂”
美國民主是如何一路走衰的?
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給我們的對手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芒克對話:美國可以向中國學習什么?
對話斯蒂格利茨:聚焦美國政治改革
新的思想解放:美國神話不再
對西方的雙重標準說“不”
讓世界聽懂中國政治故事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大機遇
后記
何謂民主 節選
人民民主vs.資本民主:兩個案例 中國民主模式與美國民主模式的*大不同,我總結為中國是“人民民主”,美國是“資本民主”。我可以通過兩個案例來加以說明:一個是醫療保險的案例,另一個是立法過程的案例。 我們先看一下中美醫療保險的差別。 大家可能看過一個報道,一位美國女子在上地鐵的時候,一不當心腿被卡在地鐵列車與站臺的縫隙中,鮮血直流,但她卻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哭著懇求路人:千萬不要叫救護車,那要花費3 000美元,我付不起。 國內許多人抱怨看病難、看病貴,一位旅美華人有感于此,在網絡上發帖比較了中美兩國的醫療。他帶著調侃的口吻寫到:他曾經認為,在美國自己每月都支付了上千美元的醫療保險,那么有病就可以直接上醫院了;如果要化驗,化驗結果20分鐘就可以拿到;在醫院走幾步路就能拿上藥;萬一心肌梗塞叫一輛救護車是不會破產的;半夜吊鹽水是不用付過夜費的;生孩子的話,至少可以在醫院住兩天。他說如果你敢這么認為的話,那恭喜你,因為你生活在一個可以滿足上述要求的國度,它叫中國,不是美國。 發這個帖子的網友是在美國買了醫療保險的人,然而美國還有很多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2009年奧巴馬試圖推出醫改方案的時候,美國大約有5 000萬人—也就是美國人口的近六分之一—沒有任何醫療保險,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屬于美國的工薪階層。這使美國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它是西方國家中唯一沒有實現全民醫保的國家。如果我們追溯歷史,美國老羅斯福在1912年競選總統的時候,也就是中國的辛亥革命時期,就希望實現普遍醫保,未果。到“二戰”時期,小羅斯福又提出全民醫保,再次未果,隨后肯尼迪、卡特、克林頓等美國總統也希望辦成這樁事,*后還是未果。奧巴馬總統后來下了決心,要使全民醫保成為他總統任期內的*大政績,他在任期內終于推出了醫改方案,但特朗普一上臺,就把這個方案廢除了。可以說,這個“百年美國夢”迄今也實現不了,不禁使人想起了古希臘神話中那位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他的行為觸犯了眾神,眾神就罰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但石頭太重了,他每每還未把巨石推到山頂,石頭就又滾下山去,于是他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嘗試,*后都以失敗告終。到底是什么讓美國全民醫保這塊巨石就是難以被推上山頂呢?個中原因,引人深思。 反觀中國,我們也在不斷地探索、建立全民醫保,說實話其間也走過一些彎路。2003年一場“非典”襲來,暴露出我國衛生醫療體系太多的短板。于是中央決定加大政府衛生投入,推進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2006年中央全面啟動了新醫改方案,提出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到2011年,這個目標已初步完成,而后又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中國建構全覆蓋醫保的規模和速度震撼了世界。國際醫學界的權威雜志《柳葉刀》(Lancet)2012年就載文高度肯定中國醫改,稱之為“巨大成就”。文章這樣說: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醫保全覆蓋,過去,中國一直試圖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在醫療體制方面的經驗,但今天,別國也可以學習和借鑒中國的經驗。 中國醫改的相對成功,和美國醫改的反復失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民民主”和美國“資本民主”所產生的不同結果。習近平總書記把中國的人民民主稱為“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這是很重要的中國標準—*廣泛、*真實、*管用,我們可以就此來比較“人民民主”和“資本民主”。 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如何才能“*廣泛、*真實、*管用”,真正反映*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多次講過,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美國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我們從兩個國家醫改的過程,可以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政黨制度帶來的迥然相異的結果:在中國的人民民主模式下,黨政體制中的各個相關部門,通過走出去,請進來,開展大量調研,*后形成共識,拿出新醫改的方案,提出近期目標,即“有效減輕居民就醫費用負擔,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以及長遠目標,即“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目標設定后,隨后就是從上到下,從下至上,一步一步地付諸實踐。 相比之下,再來看美國的“部分利益黨”模式。因為兩黨各代表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從一開始美國的醫改就陷入了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美國的政黨、政客、議員都有意識地把意識形態偏好引入爭論,經常使政策討論難以實事求是地進行。一些本來應該純屬政策性質的商討,一旦展開就變成了政治立場和道德倫理的爭論,變成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辯論。比方說,“全民醫保”變成了你要“強迫公民購買醫保”,這違反了美國憲法中的“個人選擇自由”。美國的好些州確實就是以這個名頭,向*高法院起訴奧巴馬醫改方案“違憲”。 一個民主制度是否“*廣泛、*真實、*管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如何處理各個利益攸關方的利益,特別是它能否以人民為中心,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我們還是以中美兩國的醫改為例。醫改的利益攸關方很多,比方說,美國超過70%的醫保服務是由私營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的。奧巴馬的醫改方案意味著在私營醫保之外,政府要向市場提供一個公共醫保的選項,這樣就出現了公、私兩種醫保的競爭,這種競爭局面立即遭到商業保險公司的激烈反對。此外,大家知道,美國商業保險公司一般在審核參加醫保資格時是要求體檢的,它們可以以“已經存在的狀況”,比方說先天性糖尿病,拒絕保險申請——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決定的運作模式。奧巴馬的醫改方案想終止這種做法,也立即激起商業保險公司的反對。 其實,中國的醫保也涉及各種利益相關的團體和機構:數十萬家零售藥店,近萬家制藥廠家,不少商業保險公司,無數各種類型的醫院,包括私立醫院,等等。它們是實現醫療全覆蓋的利益攸關方,改革方案要認真聽取它們的意見。但在解決這樣的復雜問題時,人民民主模式的特點便顯現出優越之處,因為人民民主模式能夠堅持以人民的整體利益為歸依,同時兼顧各方的正當利益和訴求,能夠通過深入調研和廣泛協商,力求*終找到各方利益的匯合點,然后拿出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并在執行過程中不斷完善。 同時,在人民民主模式下,利益攸關方也可以通過各自的渠道,如行業協會報告、研討會與座談會、兩會代表上書等,提出自己的意見建議。但中國實踐人民民主的這個過程和美國“資本民主”的*大不同是,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等利益團體可以通過贊助各種游說公司來影響國會議員的態度,影響國會討論問題的議程設置,甚至直接影響相關的決策;但在中國,利益攸關方不可以通過游說組織來阻撓改革進程,更不可能操縱中央*后的決策過程。 這里還要補充一點,像醫改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是在黨的領導下,由政府相關部門負責推動處理、解決的。世界上多數國家也是由政府負責推進醫保,但在美國,這一類事情都屬于“立法和司法問題”。研究美國政治的人都知道,今天美國在國家治理上的“治理司法化”是美國民主體制的一個嚴重問題。我這里用“治理司法化”是指社會治理領域中的重大政治決策不是依托于民生疾苦,而是受累于立法和司法中的繁冗程序,導致在尋求法律正當性的過程中買櫝還珠,難下決斷,決策難以落地。這不僅意味著國家治理成本奇高,而且這個過程*容易被高度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所俘獲。奧巴馬的醫改法案《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PACA)文件長度超過900頁,條款超過9 000條。為什么這么長?很大程度上是“治理司法化”帶來的問題。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稱之為“立法失控”,盤根錯節的各種利益集團競相游說,使它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都要得到照顧,成為法規的一部分。法律條文越復雜,越冗長,對律師、會計師、法庭的需求就越大,而這些行業本身就是美國巨大的利益集團。奧巴馬的醫改法案被很多美國人詬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個方案如此復雜難懂,實際操作中僅律師成本就是天價。2016年特朗普上臺后,首先否定的就是奧巴馬的這個醫改方案,到2020年新冠疫情襲來,美國沒有任何醫保的人多達5 000萬,在美國總人口中比例驚人,這樣的情況怎么應對得了如此規模的疫情?美國疫情防控失利無疑與此有關。 第二個案例是立法程序中是否能夠直接聽取百姓的意見和建議。 大家知道,在西方,所謂民主,一般僅限于通過投票產生政府,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涉及人民參與決策或參與立法。這也是今天西方國家普遍接受的理論:人民的任務是通過投票產生一個政府,但不直接擁有“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力”,因為古典學說中那種“人民統治”是不現實的。普通民眾與政策決定或立法決定沒什么直接關系。坦率地說,我們中國人講的決策民主和立法民主,這些概念在美國民主制度設計中并沒有得到考慮。 即便美國民眾想參與和影響決策,然而和高度組織起來的、代表特殊利益的游說組織相比,民眾的力量實在是太渺小了,即使當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有幾十萬人上街游行,對美國政府政策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中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中國政治學者王紹光就中國醫改的決策過程與人合著過一本專著《中國式共識型決策: “開門”與“磨合”》,它總結了中國醫改過程如何對普通群眾意見進行匯集和吸納,如何對各種智庫意見進行匯集和歸納,還分析了各個利益團體的參與過程,以及*后政府相關部門如何協調整合各種意見,*后于2008年推出《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向全社會征求意見。短短十天內,就收到各類建議35 929項。2009年公布的*后版本與2008年的征求意見稿相比,修改了137處。醫改只是中國人民民主模式的一個側影,實際上這樣的民主決策過程在中國比比皆是,上至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及每年的兩會,下至基層單位,許多決定都經過了幾輪這樣“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正因為經過了這樣的反復討論和論證,所以總體上我們多數決策的質量與美國相比要高出一截,和美國在小圈子里決策,然后雇傭公關公司“向公眾兜售”(sell to the public)他們的決定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民主決策和民主立法,2019年7月我在上海長寧區虹橋街道做了一些調研。為什么要去這個街道呢?因為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建立在中國*基層的“立法聯系點”。中國有超大型的人口規模,如何才能使立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建立基層“立法聯系點”便是一個好方法,也就是人大在立法的*初階段就把相關法律的草案拿到中國社會*基層,直接聽取百姓和基層專業人員的意見。這個聯系點的做法很值得介紹,我真希望美國人來好好看看和學學,了解一下中國人民民主是如何運作的,看看在實現民主上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創新。 我去調研之前看了一些材料,是帶著問題去的。我的**個問題是,為什么要把這個點設在上海、設在這個街道,而不是中國其他地方?街道黨工委的同志告訴我,全國人大法工委在全國一共選了四個點:上海、江西、湖北、甘肅,這是2015年作出的決定,這四個點可以大致反映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不同類型的城鄉狀況。上海長寧區的虹橋街道,可以說是中國發達板塊大格局的一個縮影,它既有許多傳統社區,也有許多大型現代社區,它商務功能比較發達,企業類型比較齊全,司法資源比較豐富,街道8.74萬人口中,有2.2萬人是境外人員,約占了四分之一—相關法律制定過程中還聽取境外人員的意見,這是我在西方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做法。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法律一般比較枯燥,法律文書有時候像天書一樣,老百姓能搞懂嗎?真會有興趣參與嗎?街道在這個問題上真的下了一番功夫。他們的做法是把法律文書的語言,通過專家學者的幫助,轉化為老百姓能夠聽得懂的語言,對老百姓進行解釋。人大常委會明確要求要聽到*基層的聲音,要把群眾的意見原汁原味地反饋上來。群眾講的大白話,只要有價值,就要匯集起來,這些原汁原味的表達就是“*真實”的民意,代表了“*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真正的關切。群眾一旦搞懂了法律就會積極參與,他們對于自己的意見可能直達中央,感到非常自豪。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基層各類相關專業人員的意見和建議。 我的第三個問題是,這個“立法聯系點”具體是如何運作的?如何確保它不是一個“花架子”,而是能夠真正反映基層意見的實體?我被告知,這取決于這個聯系點的運作方式。其運作方式是“一體兩翼”:所謂“一體”,就是街道黨工委牽頭,人民群眾為主體;所謂“兩翼”,就是顧問單位為一翼,街道的專家人才庫為另一翼。顧問單位包括地方人大、地方法院等,專家人才庫里有學者、律師等專業人員。街道現在有250名信息采集員,設立了80多個信息采集點。他們采用一個叫作“一二三”的工作方法,“一”指的是街道從人大法工委拿到法律草案后,要提前一個星期送給信息員,而且要幫助信息員掌握征求意見的要點,再由他們去收集基層的各種反饋;“二”就是要召開兩種類型的座談會,一類是面向普通群眾的,一類是面向相關業務人員的,每一類座談會都要形成綜合性的意見;“三”是每個法律草案的討論,至少要召開三場以上座談會。 我的第四個問題是,到現在為止,也就是從2015年成立至今的四年時間里,他們一共經手處理了多少法律草案?他們告訴我一共“受理”了30部法律草案,包括《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慈善法(草案)》《民法總則(草案)》等。坦率地說,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數字。 我的第五個問題,也是*重要的問題是,你們提出的建議管不管用?究竟有多少被采納了?能不能給我舉幾個例子。街道工作人員告訴我,前后一共歸納整理各類意見、建議480條,其中25條被全國人大法工委不同程度采納。他們給我舉了一些生動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發下來之后,信息聯系點馬上廣泛征求民意,然后把各種意見匯總報告上去。老百姓講話很直白:一個市民說,“現在的家暴,不僅是老公打老婆、大人打小孩,還有子女打老人,但是文件里,通篇強調的都是對婦女兒童的保護,誰來管管我們的老人?”另外一位市民說,“按照農村人的傳統觀念,妻子被打是家丑,再怎么樣也不會告訴外人。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受害人本人或者近親屬申請保護令,怎么操作呢?”這些意見就被原汁原味地報上去,*后人大通過的法律中就采納了老百姓的意見,增加了反家暴中對老年人權益的保護;關于誰可以申請保護令,也做了修訂,草案中原來寫的是受害者及近親屬可提出申請,現在這個范圍擴大到了居委會、村委會等基層群團組織。 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電子商務法(草案)》,中國的電子商務現在引領世界潮流,所以中國的電子商務法律未來可能影響整個世界。這個街道的立法聯系點反映了一個意見:電子商務平臺要履行好審查和監督的責任,一旦客戶與商家發生糾紛,這個平臺要能夠提供商家的真實名稱和地址,否則的話,客戶有權向平臺要求索賠。這個意見也被采納了。 從以上兩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民主與美國“資本民主”的巨大不同。我得出的結論很簡單,如果我們的人民民主屬于“*廣泛、*真實、*管用”的民主,那么美國的“資本民主”就屬于“不那么廣泛,不那么真實,不怎么管用”的民主。坦率地講,這已經是很客氣的評價,更真實的描述恐怕應該是“不廣泛,不真實,不管用”的民主。這很像在美國每天都發生的惡性槍擊案一樣,百姓付出的生命安全代價越來越慘重,但人們好像已經習慣了點蠟燭、放幾束花,政客呈無比悲痛狀,媒體表示強烈譴責,而美國立法機構永遠無法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做出實質性的舉措。人們熟悉的這一整個流程走完,第二天槍擊案繼續發生,而且愈演愈烈。在人民民主模式下,如此容易定性和解決的問題,在“資本民主”下,卻經年累月也解決不了。我可以想象,如果把奧巴馬的醫改方案拿到上海虹橋街道“立法聯系點”來征求一下普通百姓的意見,**條意見大概就是,“哪能好嘎長呢(怎么可以這么長呢),這不是欺負老百姓嗎?”其實,“欺負老百姓”不就是“資本民主”的特點嗎?
何謂民主 作者簡介
張維為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理事長、《東方學刊》和“中國話語叢書”主編。被《光明日報》評為2016年中國智庫十大人物。 張教授是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海內外影響力蕞大的中國政治學者之一。 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獲日內瓦大學國際關系碩士、博士學位。曾任牛津大學訪問學者、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和中國其他領導人的英文翻譯。先后走訪過100多個國家。在東方衛視熱播思想類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中擔任主講嘉賓。 主要著作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朔兩岸關系的思考》、“中國震撼三部曲”(《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文明型國家》、《這就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中國力量》以及《中國戰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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