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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宋論新繹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4235098
- 條形碼：9787514235098 ; 978-7-5142-3509-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宋論新繹 本書特色
1.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論名著，文獻學專家劉韶軍傾力打造 《宋論》是明清之際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論著作。王夫之仔細觀察了宋代歷史的整個過程及諸多細節，把王朝中的帝王將相都放到“王朝怎樣由興盛而衰弱而滅亡”這個問題前加以審視評鑒，由此發現他們的得失功過，發現王朝盛衰轉變的根由。文獻學專家劉韶軍從《宋論》原本中揀選出精彩內容進行全新注譯評析，以使現代廣大讀者都能讀懂《宋論》，并由此更深地理解歷史，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2.全新譯注，標題新創，解讀新穎，評析新銳，幫助讀者輕松閱讀宋代歷史 本書是《宋論》的精選本，作者從原書十五卷的內容中精選七十篇并加上標題，通過題解、注釋、譯文、評析，詳盡、細致、準確地呈現了《宋論》的主要內容，對歷史細節娓娓道來，與讀者探討“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幫助讀者更直觀地了解宋代歷史。 3.更正現行經典版本中的一些知識性差錯 本書出版過程中，參考了一些現行經典版本。編輯加工書稿時，發現現行版本中也存在一些錯誤，比如：年號“端平”錯寫為“瑞平”，“元祐黨人集”錯寫為“元祜黨人集”，以及古今地名不一致的情形，這些錯誤在《宋論新繹》中都進行了更正。 4.大開本，雙封面，硬精裝，值得收藏 本書采用雙封面、圓脊精裝鎖線。外封采用特紙質印刷，書名燙金；內封采用2.5毫米厚紙板，外覆特種紙，書名燙銀，整體呈現厚重典雅的效果，具有收藏價值，亦可作為饋贈親朋的佳品。
新書--宋論新繹 內容簡介
清代學者王夫之的史論著作《宋論》，共十五卷，以宋代帝王的順序分章，通過對每位帝王在位時的人物、事件的功過得失的評述，以及對諸多歷史細節的考察，探討宋王朝由盛轉衰*終滅亡的原因。《宋論》中有許多精彩而深刻的歷史評論，值得我們好好閱讀，體會其中所分析與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引為鑒戒，使古人的精心之作能為現代中國的發展與興盛提供有力幫助。 本書從已有的整理本中選擇部分內容進行現代式的解讀，并作出要旨闡釋與精華評析，使廣大讀者都能讀懂此書，并由此更深刻地理解歷史。
新書--宋論新繹 目錄
宋的興起，合乎民心與天意
宋太祖的治國合乎天心
宋太祖無功也能得天下
宋太祖是怎樣知天德的
宋太祖的三條鐵律
宋太祖功超前人
得士者昌
趙普善辯
六百年衣冠之禍
趙普的機心
省官與增俸
宋太祖的三個基本原則
論宋太宗
趙普的野心
教兵與作戰
宋太宗修文
官制的問題
論法家學說
論宋真宗
興辦學院
論宋代的大臣
吏治與法家
國家不能聚財
大臣不可不讀書
論仁宗
仁宗的盛治
仁宗的大弊政
朋黨的產生
論宋代的科舉
對官員的糾察
論英宗
大臣怎樣用人
論神宗
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
論了解人的困難
論新法的危害
論以經義取士
論治國的苛政
如何論人
論哲宗
為政的通病
論徽宗
徽宗初期的治國
弊端的產生
論靖康之禍
論李綱對形勢的判斷
論欽宗
怎樣扶危定傾
宋亡而貽中國禍無已
論高宗
高宗懼怕女真而無恥無慚
大臣言論的宗與綱
論南宋的戰略失誤
宋代州縣的戒石銘
論南宋軍事失敗
論孝宗
論南宋人才的毀壞
論光宗
論寧宗
論南宋的朋黨之害
韓侂胄迫害學者
南宋的和戰之爭
南宋衰弱的原因
論理宗
儒者之榮，不能救世
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
論度宗
南宋仍有救嗎？
論恭宗、端宗、祥興帝
論宋的亡國
展開全部
新書--宋論新繹 節選
論仁宗 【題解】 宋仁宗（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1023 年至1063 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第六子，立為皇太子后，賜名趙禎，1023 年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期間對外戰爭屢戰屢敗，邊患危機始終未除。后推行“慶歷新政”， 也未能成功。 宋代黨爭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王夫之認為宋之朋黨始于仁宗在位時的各位大臣：“朋黨之興，始于君子，而終不勝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 不亡而不息。”宋代的朋黨不是僅在仁宗時期，而是長期存在，到徽宗時演變成劇烈的災禍。一般人都批評說朋黨是小人加在君子頭上的罪名，王夫之此論與眾不同。他認為國家既要有“剛方挺直之正氣”，又要有“敦龐篤厚之醇風”，這就可以使君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聽，以不輕動于人言，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國是貞矣，而囂凌息矣”。這就是說朋黨的問題，關鍵還是在君主身上。君主要保持平靜的態度，小心聽取各種意見，做事不急迫，對人們的各種說法不要輕率聽信，這樣就不會讓小人與君子之間形成緊張對立的關系，也就不會進一步引起朋黨之爭。也就是說，現實之中，總有小人與君子，不能保持純粹無雜的狀態， 問題是不使小人與君子形成你死我活的對立狀態，而這需要由君主掌控大局。 但在仁宗之世，君主對局面失控，原因在于“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寬柔也。寬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寬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有人來仁宗面前說這說那，他都容受了，“未遽以為是，未遽以為非”。“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則辯言者且將怒其所必怒，而終不能容”。 于是君子和小人都“以議論之短長為興廢”，群起以言論相爭，于是小人之黨競起爭鳴，而自附于君子之華士，亦綽約振迅，飾其文辭，以為制勝之具。言滿天下，蔚然可觀。故當時士民與后世之聞其風者，所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宋興以來敦龐篤厚之風，蕩然不足以存矣。這個分析說明了仁宗使此前的敦龐篤厚之風喪失，于是人們以言論相攻擊，逐漸使君子、小人各自結黨成群而攻訐不止，這就奠定了后來朋黨之爭的基礎。 由君子、小人形成朋黨，而又導致宋的亂政，所以王夫之又說后來神宗時的亂政，實質上是從仁宗之世開啟的。神宗興怨于天下，不是因為他有奢淫暴虐之行，只是因為他“求治也亟”，而引起“下之言治者已煩”。而“召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這是對神宗變法原因的一種分析，值得研究宋史者重視。 王夫之認為，再好的制度法度，經過一定時間的運行，也會產生弊端，這是“自然之數”。就拿西周初期的“成周治教之隆”來說，到了穆王、昭王的時候，也是“蛹蠹亦生于簡策”。如何對待產生弊端的制度，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問題，不是簡單地起而改之就能成功的。王夫之說：“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茍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托名逾分以巧為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強可凌弱，無以啟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存實亡，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囂張而起，進則為兵而退則為盜。”他認為制度上的弊端產生之后，不改也有危害，但改制造成的危害更大。急于變法，并不能保證變法的措施都是正確的，更不能保證變法必然成功。而且變法不能保證所變都是正確的。因此，不能簡單地對變法做肯定或否定的判斷。這一點，往往是論史的人們未曾注意的。認為只要是變法就是進步的，反對變法就是保守的。這樣的簡單化，是不能真正把歷史研究清楚，也不能正確從中總結出鑒戒的。 王夫之認為，仁宗時還有一大弊政，“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這就是實行交子。研究歷史的人都稱贊宋代開始使用交子是進步，但王夫之不這樣看，他說：“交子之制，何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以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唯其所命，則官以之愚商， 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作偽。”又說：“交子變而為會子，會子變而為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他認為交子、會子都不過是紙幣，凡是有紙有墨，就可以印，而且其價值也是由人們隨意決定的，結果是引導人們相互欺騙，而交子、會子并不能真實對應實際的財富，所以實行交子或會子，就對真實的財富造成巨大傷害。所以這種制度到明代宣德以后， 就不復能行于天下了。 因此他總結說：“君天下者，一舉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無窮，不可不審也。”這說明變法（包括使用交子和會子）的種種措施都必須慎重，不可輕率聽信人們的言論，否則就有兩種可能：“從善如流，而從惡亦如流。”不管是善是惡，都會造成長遠影響，這是當初實行變法的君臣無法控制的，甚至還會騎虎難下。他告誡帝王們：“舜之大智也，從善若決江河，而戒禹曰： ‘無稽之言勿聽。’”這才是真正的治國“大智”，有了這種大智才能“成其至仁”，而“治道盡此矣”。 仁宗時，范仲淹曾對科舉中的問題，提出科舉考試要先試策論而后試詩賦，王夫之認為科舉要考經義、策問、詩賦，經義*重要，因為它是一切學問的基礎；其次是策問，因為它“有所利用于天下”；而詩賦“無所利用于天下”，是*沒有價值的。范仲淹要求把策問放在詩賦之前，還是有眼光的。 王夫之是學者，所以*重視經義，實際上古代國家實行科舉考試，也以經義為*重要。但大多數讀書人，只是對經書內容加以“記誦”，而不能“引而伸之，演其精意，而著為經義”，這就不能達到考經義的根本目的，“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反而使經義走上了邪路：“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為弋利掠名之捷徑。支離者旁出于邪， 疲茸者偷安于鄙，雕繪者巧亂其真，拘攣者法傷其氣，皆所謂侮圣人之言者也。”王夫之非常痛恨這種變得虛浮的經義之學。 范仲淹要重視策問，也有弊端，王夫之說：“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于是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為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鳴，而為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速墜。希文之過，不可辭矣。”這一點又是范仲淹始料未及的，即提倡策問，會引起人們不按儒家正統學說來論述問題，而用儒家以外的兵家、法家等學說來回答策問的問題，王夫之認為不堅持儒家的正道，亂用異端邪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今天看來，王夫之對仁宗及其大臣的批評，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仁宗的盛治 【題解】 王夫之對仁宗的盛治，表面上是稱贊，實際上還是批評，因為神宗時的政治之亂，是由仁宗啟其端的。對這一點，研究宋代歷史的人，認識到沒有？從這個角度看，實有必要認真地讀一讀王夫之的評論。 【正文】 仁宗之稱盛治，至于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于天下、貽譏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乃其召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 則自仁宗開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①，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 【注釋】 ① 莫：通“漠”，寂靜。民不能莫，指民心不能安寧。 【譯文】 仁宗之時被稱為治國的盛世，至今還讓了解這個時期的人們羨慕。仁宗躬行慈愛節儉的品德，而宰相臺諫侍從的大臣，都是所謂的君子之人，當時成為治國的盛世，也是理所當然的。考察宋代政治的混亂，是從神宗時開始的。神宗讓天下人怨恨、留下譏評給后人的，不是他有奢侈、荒淫、暴虐的行為，只是在于他在上追求大治過于急迫，而在下的人論議國家大治已很煩瑣。但是召來在下的大臣提出煩瑣的治國之論，從而開啟了在上的皇帝的過大的志向，則是從仁宗開其端的。而朝廷不能安寧，民眾不能心靜，在仁宗的時候就已是這樣了。 【正文】 國家當創業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為一代之規。其所興革不足以為規一代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略而不詳、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湊，適可至于是；既至于是，而亦足以持國于不衰，乃傳之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于法也，不患無辭。其為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奸也。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于上，言治之術，競起于下；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厘正之于旦夕，有余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于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畫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爭久息之必然也；無薦賄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者且勸以強勁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掛漏，創法者固留有余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婦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奸民為鼠為雀之啄龁，惡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 【譯文】 國家在創業初期，由亂世而向治世轉變，就必定會有所興建和變革，以完成一代的制度。那些經過興建和變革而不足以作為一代制度的，則必定很快滅亡。如果不是這樣，制度中那些省略而不詳備、因陋就簡而不完善、仍處于衰弱而不強大的部分，就一定都是含有某種深意的。君主的德行、民眾的心愿、時勢的變化幾個方面湊在一起，正好到了這一步，既然已到了這一步，也足以保持國家的不衰敗，但傳了幾代以后就會產生出弊端了。弊端的產生，都是依據制度而出現的，那么歸咎于制度，是不怕沒有說法的。其作為弊端，官吏玩弄制度而不加理會，士人侈靡而沒有實際的才能，民眾驕縱而貧富不均，軍隊松弛而不振奮強大，不是破壞制度來推行私心，就是利用制度而巧妙地藏匿他們的奸邪。有志之士對此感到憤慨，于是追求國家大治的心情，急迫地打動在上的皇帝，討論治國的方法，也競相地在下面的大臣中出現，傾聽他們的言論，推察他們的心情，都是當時令人厭惡和痛苦的情與事，而在旦夕之間加以糾正，那是令人快樂的。雖然如此，難道一定要把原因歸到制度上面而另外來尋求治國之道嗎？官吏對制度玩忽而不理睬，對此只要任用廉潔嚴厲的大臣通過整頓官吏的等級就能加以解決。士人侈靡而沒有實際的才能，對此只要尊崇醇正高雅的儒家學者來興辦符合正道的學術就可以糾正了。民眾驕縱而貧富不均，豪強之民日益富裕，疲憊的弱民日益貧困，這是人們的事業中盈虛變化所必有的現象，對此只要放寬征稅和徭役， 讓疲憊的民戶得以蘇緩，豪強之民就不能利用貧民有求于他們而謀利了。軍隊松弛而不振奮強大，有兵籍而軍中沒有兵員，在軍中有兵員而沒有戰爭， 這是戰爭長久停息之后的必然現象。沒有進獻賄賂的將領，沒有私自殺人的士兵，委任專人為將領而松弛的人就將勤勉而變得強勁了。像這樣，委任的將領是合適的人選，而制度就無不可執行了。至于制度中還存在著各種缺漏， 創建制度的人本來就是留有余地來養育天下而使天下之人的心情能夠平靜的。匹夫匹婦在嚴寒、暑熱、暴雨時的怨尤，猾吏奸民像鼠雀一樣啄食一點公家的財物，哪里足以破壞國家綱紀而傷害教化呢？統治天下的人，對這種情況不用計較就可以了。 【評析】 對所謂盛治，不能簡單地只加以贊頌，而應冷靜地從中找出問題，這才是*有價值的歷史評論。而要找出問題，就需要冷靜細致的思考。如儒家說到國家之治，就要稱先王，認為先王之治是*好的榜樣。但所謂的先王之治究竟有哪些內容？先王治國的成功經驗究竟是什么？都必須細致地加以分析。不能籠統地說先王及先王之治。但也不能一概地否定尊先王的說法，認為尊先王就是保守和倒退，這也不是科學的態度。國家的治理，是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這都要到先王那里去觀察和總結，所以， 所謂的先王之治，不是說全都是正確的，其中必然也有不正確的。因此， 只能以前人的治國歷史為借鑒，認真細致地加以總結，找出治國的正道， 在當今之世加以踐行。
新書--宋論新繹 作者簡介
劉韶軍，男，1954年3月生，山東掖縣人，師從文獻學大師張舜徽先生，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后在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今已退休），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典籍的整理與研究、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化研究等，出版著作《楊雄與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太玄集注》（點校，中華書局2006年）、《太玄校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宋元韜略》（崇文書局2018年）、《月印千江——智慧度人》（海燕出版社2014年）、《國學基礎教程》（主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神秘的星象》（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日本現代老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重訂莊子集注》（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綱鑒易知錄》（全譯主編，中華書局2012年）、《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又完成了《中國老學通史·近現代卷》、《先秦諸子著作的文本研究》兩部著作，點校了《清經解》中的五經總義部分（共55種），都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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