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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9775042
- 條形碼：9787509775042 ; 978-7-5097-7504-2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 內容簡介
《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修訂本)》，1928年底東北易幟后，國民黨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而在其內部仍然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并多次發展到大規模的分裂和武裝沖突，成為民國政治目前異常惹人注目的突出現象。學界通常把它歸結為“新軍閥混戰”，進而導致研究者地把注意力過多集中到各派軍事勢力的角斗上，而忽視它背后更深層次的矛盾――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
本書重點圍繞1931年中國政局的演變，考察國民黨改組后，黨內高層蔣、汪、胡三派勢力在黨內斗爭中的權力消長，特 別是通過蔣介石的下野與再起，探尋三人間分合的復雜過程與蔣介石很 終獲得黨內“很 高”地位的緣由。借以解釋此前國民黨內矛盾的發展脈絡。
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 目錄
**章蔣、汪、胡分合回顧
一孫中山逝世后：其時尚無蔣中正
二廖案結果：胡漢民被逐出廣州
三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的冒險行動
四寧漢對峙：元老們迎汪抗蔣
五蔣汪聯手反對特委會
第二章蔣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蔣介石為什么選擇了胡漢民
二蔣胡合作的基礎
三黨權和軍權的較量
第三章約法之爭與胡漢民被扣
一約法問題之由來
二胡適挑戰“黨治”鼓吹約法
三《太原約法》的真實意圖
四國民黨四中全會上的交鋒
五湯山事件
第四章國民會議的本質
一國民會議的召集
二歷次修訂《國民政府組織法》之比較
三國民黨內外對《約法》的反應
第五章“非常會議”與廣州開府
一扣胡引起的風波
二胡漢民為什么選擇在廣東發難
三黨內各派聯合反蔣局面的形成
四四監委彈劾通電的反響
五廣州開府
六陳銘樞態度的轉變
第六章北方反蔣的再次興起
一石友三率先反叛
二閻錫山返晉風波
三甘肅雷馬事變
四寧粵大戰一觸即發
第七章上海和談
一蔣為何始終堅持政治解決
二國難當頭被迫和解
三寧粵廣州會議
四初步統一的上海和談307
第八章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南京，蔣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會
二粵方內部的矛盾與分化
三廣州，胡漢民調停下的四全大會
四上海，汪精衛另起爐灶
第九章蔣氏下野和國府改組
一蔣介石被迫下野
二北方秘密聯合倒張
三四屆一中全會的糾紛
第十章蔣汪合作
一內外交困的孫科內閣
二特委會的成立與金融風潮
三蔣介石復出前的布置
四蔣汪合流重掌中樞
第十一章地域觀念與蔣介石的起伏
一孫中山粵籍觀念在國民黨中的運用
二江浙派對粵籍“黨統”的首次挑戰
三黨內粵籍領袖正統意識的總爆發
四地域觀念淡出黨內權力斗爭
五蔣介石“優選領袖”地位的確立
第十二章蔣介石與政學系
一為什么叫政學系
二蔣介石為什么要用政學系
三政學系都有些什么人
四政學系是如何控制政權的
五政學系與CC系、黃埔系
一孫中山逝世后：其時尚無蔣中正
二廖案結果：胡漢民被逐出廣州
三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的冒險行動
四寧漢對峙：元老們迎汪抗蔣
五蔣汪聯手反對特委會
第二章蔣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蔣介石為什么選擇了胡漢民
二蔣胡合作的基礎
三黨權和軍權的較量
第三章約法之爭與胡漢民被扣
一約法問題之由來
二胡適挑戰“黨治”鼓吹約法
三《太原約法》的真實意圖
四國民黨四中全會上的交鋒
五湯山事件
第四章國民會議的本質
一國民會議的召集
二歷次修訂《國民政府組織法》之比較
三國民黨內外對《約法》的反應
第五章“非常會議”與廣州開府
一扣胡引起的風波
二胡漢民為什么選擇在廣東發難
三黨內各派聯合反蔣局面的形成
四四監委彈劾通電的反響
五廣州開府
六陳銘樞態度的轉變
第六章北方反蔣的再次興起
一石友三率先反叛
二閻錫山返晉風波
三甘肅雷馬事變
四寧粵大戰一觸即發
第七章上海和談
一蔣為何始終堅持政治解決
二國難當頭被迫和解
三寧粵廣州會議
四初步統一的上海和談307
第八章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南京，蔣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會
二粵方內部的矛盾與分化
三廣州，胡漢民調停下的四全大會
四上海，汪精衛另起爐灶
第九章蔣氏下野和國府改組
一蔣介石被迫下野
二北方秘密聯合倒張
三四屆一中全會的糾紛
第十章蔣汪合作
一內外交困的孫科內閣
二特委會的成立與金融風潮
三蔣介石復出前的布置
四蔣汪合流重掌中樞
第十一章地域觀念與蔣介石的起伏
一孫中山粵籍觀念在國民黨中的運用
二江浙派對粵籍“黨統”的首次挑戰
三黨內粵籍領袖正統意識的總爆發
四地域觀念淡出黨內權力斗爭
五蔣介石“優選領袖”地位的確立
第十二章蔣介石與政學系
一為什么叫政學系
二蔣介石為什么要用政學系
三政學系都有些什么人
四政學系是如何控制政權的
五政學系與CC系、黃埔系
展開全部
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 節選
緒 論 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了22年。它同此前控制中央政權17年的北洋政府有著本質的不同，特別是在組織形態方面，國民黨始終強調的是“以黨治國”。但黨的成員又是一個復雜的混合體。從1928年底東北易幟起，國民黨宣稱實現全國統一。其實，誰都知道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在它內部始終是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并多次發展到大規模的分裂和武裝沖突，成為民國政治史中惹人注目的突出現象。 對這種現象，以往學界通常把它歸結為“新軍閥混戰”。這樣說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當時中國政治所表現出來的主要斗爭形式是戰爭，主要組織形式是軍隊。蔣介石始終視軍隊如生命，離開對軍事的控制，便沒有他22年的統治可言。但僅僅如此理解，會導致研究者過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軍事勢力的角斗上，而忽視它背后更深層次的矛盾——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 為什么說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層次的矛盾？原因在于：這個政權的統治始終是在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國民黨旗號下進行的。由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由于他主張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民族獨立、民主和民生幸福（雖然沒有找到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道路），他在中國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為一面旗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孫中山被尊為“國父”，上至中央政府優選機構，下至全國的中小學校，每星期都要舉行“總理紀念周”，誦讀“總理遺囑”。國民黨統治的絕大多數時間被稱為“訓政”時期。由誰來主導“訓政”？標榜的也是由國民黨負責實施，以實現“總理遺教”。即便各派政治勢力角斗時，如果得不到黨內高層的支持，也只會被看作地方割據勢力，無法形成大的局面。 國民黨這個團體，成員本來十分復雜，有著不同的政治主張和利益沖突。孫中山在世的時候，憑借他的巨大威望和個人魅力，還能籠罩和控制全局。國民黨一大代表黃季陸回憶道：原本不贊成在大會宣言中寫明反對帝國主義的具體要求（如收回租界、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但“當聽到總理把本案提出表決時所說‘贊成者請舉手’時，我的手不知是受了何等大的一種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動的、輕輕的、高高的舉起來，衷心的表示贊同，表示折服”。國民黨一大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總章》中明確規定：“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黨員須服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于主義之實行。”“總理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有*后決定之權。” 中國有句老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誰能代表國民黨的正統，誰被看作孫中山理所當然的繼承人，對其能否“名正言順”地擁有優選領袖的地位、建立起穩定的統治至為重要。然而孫中山生前并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他一去世，即在黨內留下一個別人難以填補的真空，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圍繞領袖權的繼承問題，各派政治勢力反反復復經過多次沖突，始終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在國民黨內，資格*老、同孫中山關系*深的是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三人。廖仲愷在孫中山去世后不到半年就被暗殺。胡、汪兩人地位相當：胡漢民在孫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帥職務，汪精衛是首任廣東國民政府主席。“西山會議派”中雖也有一些國民黨元老，而且人數不少，但他們的地位和影響遠不足以同胡、汪相比。至于蔣介石，在黨內只能說是“后進”，而且長期沒有處在高層地位。國民黨一大時，他連代表資格都沒有，更談不上進入黨的核心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這以后，他從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起家，由于掌握了這支“黨軍”，在東征討伐陳炯明和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軍的行動中表現突出，才逐步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誓師北伐時，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那時，他不滿39歲，在國民黨內還沒有成為足以服眾的“優選領袖”。 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就是在這樣的政治大背景下展開的。不能忽視這種演變一直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蔣介石靠黃埔軍校起家，但僅靠“軍權”而無“黨權”，是很難在“以黨治國”體制下建立起穩固的統治。正如李劍農在1930年出版的《*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一書中寫道：國民黨的改組“可說是中國政治新局面的開始。因為此后政治上所爭的，將由‘法’的問題變為‘黨’的問題了；從前是‘約法’無上，此后將為‘黨權’無上；從前談‘法理’，此后將談‘黨紀’；從前談‘護法’，此后將談‘護黨’；從前爭‘法統’，此后將爭‘黨統’了”。這正是國民黨不同于北洋軍閥統治的一大特點。盡管蔣介石身上仍保留著濃厚的傳統觀念，始終抓住軍權牢牢不放，但他又不能忽視國民黨內根深蒂固的“黨統”觀念。 陳獨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個集團，對外走向統一，同時對內即走向分裂，倒是對外競爭，往往加緊了內部的團結，這是一個公例。”對中國國民黨來說，它的高層派系矛盾的起伏，幾乎都反映了這種“公例”。雖然黨內的正式分裂始自孫中山去世，源于繼承權之爭，但并沒有形成流血沖突。而當國民黨由“革命策源地”廣東一省走向全國，成為國家執政黨的同時，它的內部分裂即演變成巨大的武裝沖突，特別是以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開領導其他派系反對當權派。在這個過程中，盡管汪精衛、胡漢民在黨內的地位優選，但后起的蔣介石倚仗對軍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間的矛盾，縱橫捭闔，聯合一方打擊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強權統治。在此期間，三人的分合關系，經常保持著二對一這樣一個有趣的局面，而且大都以蔣為中心，二對一者始終取得優勢。蔣的地位也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而汪、胡二人則分別以黨內元老的地位輔佐蔣氏對抗另一方。 按照陳獨秀所言的“公例”，北伐戰爭之始，盡管黨內的派系矛盾已日益發展，但表面上仍保持著團結的局面。但當北伐軍擊潰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后，黨內矛盾充分公開，并導致寧漢分裂的局面；而當討伐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第二期北伐之初，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別統率的四個集團軍還能一致行動，但北伐戰爭勝利結束之際，從編遣會議開始各派軍事勢力之間的矛盾沖突便全面爆發，演變成一系列的武裝沖突和連年混戰。其中規模和影響優選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在這場大戰中，站在反蔣一方的不僅有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更有黨內元老汪精衛和西山會議派；而當蔣介石在前方作戰時，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權的則是立法院長胡漢民和行政院長譚延闿。 中原大戰勝利后，歷來只看重軍事力量的蔣介石以為國內再沒有任何足以同他抗衡的力量了。與此同時，蔣介石的獨斷專行，同標榜“黨權”高高在上的胡漢民間矛盾不斷加深（譚延闿剛好在中原大戰勝利之際去世），蔣介石就掉過頭來收拾胡漢民，沒想到再次引發國民黨內更大的分裂，出現了寧粵對峙，并迫使蔣介石第二次下野。 在1931年前后一年多的寧粵對峙期間，局勢的發展更加復雜微妙，并曾連續出現蔣胡、汪胡、蔣汪三次合作，以對抗另一方，均以二對一者取勝。在此期間，黨內斗爭雖被冠以種種“反對個人獨裁”“護黨救國”的名目，但其實質都逃脫不了“權力”二字，*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派系糾葛。恰在此時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正如陳獨秀所言，已獲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面對外辱，不得不暫時結束派系爭紛，走向表面的“團結”。 由此可見，國民黨內的種種糾紛，實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團結，從來不曾撫平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為民國政治中一個永遠抹不去的符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政治的特點就是派系活動的普遍化，特別是國民黨的派系活動，影響著民國政治全局的發展。有關這一論點影響優選、*傳統的論著當屬陳伯達分別于1946年和1948年出版的《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二書，他將國民黨統治集團簡單地劃分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西方學術界有關國民黨派系政治方面的論述也相當豐富。例如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Fairbank）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設有專節討論“國民黨諸派系”。 相對而言，在國民黨內或許認為“派系”一詞在意識形態方面含有貶義色彩，因此，長期以來黨國諸領袖大都對此保持緘默。這和北洋軍閥時代大小軍閥公開承認自己所隸屬的派系態度接近不同。但是，如同北洋軍閥可以明確劃分為“直系”“皖系”“奉系”一樣，國民黨內同樣存在著諸多的政治派系。有趣的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都十分謹慎，盡量不暴露自己的派系身份，而且他們從來都不愿指責他人有派系聯系。” 這種派系沖突，自民國以來就成為近代中國政治進程中的突出現象。黎安友（Andrew J.Nathan）在研究民國初年中央政府活動時，就明確指出政治沖突的重要結構是派系活動。陳志讓（Ch’en Jerome）的研究同樣表明北洋時期存在著廣泛的令人難以分清的派系聯盟。易勞逸（Lloyd E.Eastman）則在他的著作中詳細論述了國民黨內各派系間的政治沖突。田宏茂（Tien Hung-mao）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可以說1928—1937年這十年中的國民黨政治是‘派系政治’。” 以上諸多論述中所提到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并不等同于近代西方社會所說的“黨派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或“政黨政治”（party politics）。黎安友給“派系”一詞定義為：它是一個“在被保護人關系基礎上動員起來參加政治活動，并由一些階層而不是許多階層的個人組成”的結構。他認為： 所有這些結構（派系）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首領（或副首領）與追隨者之間的關系模式是個人對個人，而不是個人對全體。從結構上看，派系是由一個或幾個中心點連接而成，它在個人互換關系基礎上得到補充和協調。我將這種關系稱作被保護關系。 近代中國出現的這些派系，都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在中文里“派系”一詞包含著兩層含義，即“派”和“系”。盡管單獨一個“派”字更為準確的英文解釋應為“faction”，而“系”則含有群體結構與活動規模較小的意思，優選稱為“clique”。例如在蔣介石“派”下，我們可以再劃分出“CC系”“黃埔系”“政學系”等，但在近代中國派系沖突的現實中，這兩個詞又是相互混用，在概念上并無實質性的區別。例如我們常把閻錫山、李宗仁等的政治勢力分別稱之為“晉系”和“桂系”，但他們同時又都是“地方實力派”；“改組派”隸屬汪精衛，但從沒有人稱之為“改組系”，而張發奎、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裝勢力，一向被人視為汪派，卻很少有人將張、唐看作改組派；同樣在“太子派”中既包含了王昆侖、鐘天心等年輕一輩的“再造派”，而馬超俊、傅秉常等人仍被視為太子派中的元老“派”，彼此間從不混淆。在當事人看來，也分得一清二楚。 從以上眾多看似復雜的國民黨派系中，我們不難將其分為兩類。特別是在討論國民黨內的政治沖突中，必須嚴格區別對待這兩類派系。 一類是以地域為基礎的政治軍事集團，如馮玉祥的西北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晉系閻錫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劉湘、云南的龍云、山東的韓復榘等。雖然這些人名義上都可以算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但他們投奔或效忠國民黨，大都始于北伐前后。盡管他們擁有相當的實力，并時常對中央政權表示懷疑和不滿，但由于他們在黨內的資歷很淺，一旦想挑戰中央的合法性，除了在黨外拉幫結伙外，必須聯合國民黨內擁有一定歷史地位的反對派，反抗中央。在二次北伐統一全國后爆發的歷次黨內武裝反蔣斗爭中，地方實力派大都如此，并以不同的組合參與其中。如果沒有一批國民黨內原來就有影響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勢力的加入和支持，地方實力派根本無法代表所謂的“黨統”，自然更是談不上“護黨”，因此很難發揮大的作用。從“地方實力派”這個名詞本身來講，就包含著強烈的地域色彩。 第二類派系則是指在長期追隨孫中山革命過程中，特別是在國民黨改組前后已擁有一定政治地位的黨內領袖同其追隨者之間形成的政治派系。這類派系的活動范圍雖然不局限于國民黨內，而經常會超越這一范圍，并同某些不滿于國民黨中央的地方實力派聯合，挑戰中央的合法性，但他們的一系列行為目的，還是在努力尋求黨員的支持，追求國民黨的正統性，以達到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權為目的。他們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取向有著明顯的不同。 對于第二類派系，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掌握黨的正統權力機構（如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委員會）而形成的黨內反對派系，其中擁有代表性的派系有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太子派以及西山會議派等。這類派系糾葛既涉及意識形態，也摻雜著個人權力和利益之爭，主要表現在抗戰以前。當然權力之爭與主義之爭是有一定的區別的。但在國民黨高層的政治糾葛中，無論是誰，都要高舉孫中山和三民主義這面大旗。這里面既有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加劇派系沖突的一面，而更多的則表現為借主義大旗，爭權奪利。特別是自國民黨由廣東一隅成為全國的執政黨后，權力之爭遠遠超過治國理念的分歧。另一種政治派系則以蔣為核心而分立競爭，雖說始自抗戰前期，但主要發展，則是在抗戰后期。某種程度上，蔣介石也有意將支持自己的一“派”分成若干“系”，以便于他的統治。這是中國傳統的馭人之術。上述分類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種主要是指國民黨組織結構內存在的眾多的“派”（faction），它們都統一于國民黨的旗幟之下，而彼此之間又是一種既對等又對抗的關系；第二種則是專指在蔣“派”下，出現的眾多的“系”（clique），各系之間盡管矛盾重重，但都效忠蔣氏個人。其實，并非只有蔣“派”之下才有“系”，幾乎每“派”之下，又分別控制著一些“系”。他們彼此之間在黨內沖突中不斷分化組合，以尋求政治利益的優選化。 有論者稱：“建黨的**代領袖去世后的權力繼替問題”，將“導致黨的裂變”。孫中山在世時，國民黨內的這種派系沖突即已顯現，只是因為孫中山在黨內具有無人挑戰的地位，才使其得以緩和。孫中山去世后，誰來繼承他在國民黨內領導地位之爭，馬上浮出水面。首先在是否堅持“容共”問題上，導致黨內高層分裂為兩派。以汪精衛、廖仲愷為代表的一派，實行傾向與共產黨合作的路線，而被視為黨內“左派”；堅決主張反共的國民黨元老林森、鄒魯等人分裂成西山會議派，形成了黨內的“右派”。此時的胡漢民則因忠于孫中山的遺教，而反對西山會議派的分裂。 自1927年寧漢合作實現后，國民黨各派系在反共問題上基本達成一致。但支持汪精衛的“改組派”，仍被一些人稱為黨內“左派”。其實，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接近不同。他們拒絕接受階級斗爭的觀念和政策，同時又認為國民黨必須通過農、工及其他群眾團體加強同民眾的關系。他們宣稱必須要有這樣的群眾基礎，才能阻止國民革命成為官僚和軍閥的犧牲品。相對而言，以蔣介石、胡漢民為首的國民黨主導派，則是反對社會革命和民眾運動的。但此后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自國民黨統一全國后，黨內因意識形態引起的政治糾紛幾乎很少見，各派系之間優選的矛盾是由于權力分配引起的沖突，可以說無所謂“左派”“右派”之紛爭，在形式上主要表現是“反蔣”還是“擁蔣”。特別是在1931年爆發的寧粵對峙事件，充分顯示了黨內權力轉移的內在緣由。 1931年初，胡漢民被蔣扣押于南京，再次引發國民黨內的反蔣高潮，特別是黨內粵系勢力的大聯合，形成新一輪的汪胡合作的反蔣局面。在此次寧粵對抗中，黨內各派政治勢力（如孫科的太子派、西山會議派）以及受蔣介石打壓的地方實力派（如新粵系陳濟棠、桂系李宗仁、晉系閻錫山和馮玉祥影響下的部分西北軍將領等）紛紛加入反蔣陣營，在廣州組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并成立同南京相對抗的國民政府。但是面對九一八事變后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寧粵雙方被迫和解，并一度迫使蔣介石下野。 但此后并沒有形成汪胡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就因胡拒絕同蔣、汪合作，同時汪、胡歷史積怨未泯，而*終形成蔣汪合作的新態勢，迫使新上臺的孫科內閣垮臺。此后，胡漢民雖一度控制兩廣并不斷有反蔣言論發表，但他所領導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在名義上仍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孫科也很快返回南京，就任原為胡漢民擔任的立法院院長之職。而長期被排斥于國民黨統治核心圈的西山會議派，從此大都重返中樞。地方實力派領袖如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陳濟棠等也紛紛加入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 這一系列事件都發生自1931年2月28日夜胡漢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選定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期間。時間為一年零一天。從此，國民黨基本確立了各派聯合統治的局面，并大致維持到了抗日戰爭爆發前。抗戰爆發后，1938年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當選為新設立的國民黨總裁一職，這才真正奠定了蔣在國民黨內“優選領袖”的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國民黨內的“派系糾葛”也可解釋為“權力重組”。本研究將主要圍繞蔣介石如何在國民黨內一步步取得“優選領袖”地位的過程，以及他同國民黨各派系糾葛的關系，重點放在與蔣介石處于同一層面上的黨內派系斗爭。這是民國史研究中應該厘清的一個重要問題。同時，也希望通過深入考察來探討以下幾個具體問題。 **，重點圍繞1931年中國政局的演變，考察國民黨改組后，黨內高層蔣、汪、胡三派勢力在爭斗中的權力消長，特別是通過蔣介石的第二次下野與再起，探尋三人間分合的內在規律，借以闡釋此前國民黨內矛盾的發展脈絡，此后各派聯合統治確立的內在因素，以及蔣介石*終獲得黨內“優選領袖”地位的緣由。 第二，通過考察國民黨其他各派勢力在這場政治斗爭中所起的作用和因果關系，努力回答以下幾個問題：（1）為什么會在這次反蔣事件中，在國民黨內逐步形成了以孫科為首的太子派？（2）為什么自1925年即獨立于國民黨統治集團核心的西山會議派，其成員卻大都自這次事件后紛紛回歸國民黨中央，而作為獨立存在的政治勢力——西山會議派——從此蹤跡全無？（3）比較地方實力派參加此次反蔣同以往歷次反蔣運動的不同，以說明為什么在以后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中，幾乎沒有再次出現大規模的聯合反蔣武裝運動。 第三，自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時起，在他身邊逐步形成一批以廣東籍為主的親信干部，長期追隨孫氏并為孫氏所信賴。他們在推翻清王朝的斗爭中，同以黃興、宋教仁為首的兩湖籍革命黨人因地域觀念不同等原因，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矛盾沖突。盡管自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逐步分裂成左、中、右各派，但唯有1931年的這次反蔣運動，幾乎所有粵籍黨國領袖都能不顧原有的政治立場，紛紛參與，從而帶動地方實力派陸續投入。此時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蔣氏的，也主要是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邵元沖等江浙籍黨國要人。蔣氏下野后組成的孫科內閣，其成員又大都是粵籍，因此當時黨內就有人將這次內閣更迭視為“中國的兩個經濟勢力——江浙幫和廣東幫的斗爭”。隱藏在這種地域觀念背后的政治因素又是什么？也是筆者希望得到的一個答案。 本書只是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一些探討。厘清這些問題，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南京政府*初十年的統治脈絡和國民黨內的權力轉移，無疑是非常必要的。而寧粵對峙這段歷史正是打開這扇神秘之門的一把優選的鑰匙。 為此，有必要先簡單回顧一下蔣、汪、胡三人的分合歷史。
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 作者簡介
金以林，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民國政治史、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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