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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的醫學人文之思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98711
- 條形碼：9787030698711 ; 978-7-03-069871-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疫病的醫學人文之思 內容簡介
本書匯集了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師生在迎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撰寫的論文共21篇，以醫學人文視角審視了疫病轉歸，內容覆蓋人類疫病演進的方方面面，主題涉及醫學史、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學、醫學心理學、醫學社會學、醫學信息學、衛生政治學、衛生法學、優選疫情流變、敘事醫學，并旁及科學文化、新技術嬗變等多學科譜系，構成一道多維度深究人類疫病發生、發展規律的學術風景。 本書可供公共衛生、傳染病學、醫學人文及跨學科研究人員、政府衛生防控系列公務人員等閱讀參考。
疫病的醫學人文之思 目錄
目錄
代序：疫情呼喚加強科學文化建設 韓啟德 i
輯一：近距離觀察，遠距離思考
從首個病毒的發現看5G時代的科學文化建設 周程 3
大疫之后的公共衛生 唐金陵 11
論我國傳染病疫情防控法律原則之完善 王岳 21
論“守望相助”作為公共衛生倫理的核心價值之一——基于傳染病倫理問題的思考 叢亞麗 36
抗疫中的利他行為與價值內驅 王一方 張瑞宏 43
新冠肺炎逝者尸檢法律規定的倫理法律思考 劉瑞爽 50
疫情防控期間一線醫護人員如何保障心理健康 官銳園 周婷 蘇英 孫立群 60
從防疫健康碼看技術創新的平衡之道 武青 單煜夏 69
多語言風險溝通：我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實踐反思及政策建議 李俊 朱珊 陳慶 沈琳 王瑾 喬玉玲 79
英國抗擊新冠疫情的觀察和思考 謝廣寬 95
康橋疫影，一個留學生的思緒點滴 梁佳媛 112
輯二：歷史中洞識當下與未來
全球史視野下人類與傳染病的抗爭 張大慶 127
新中國成立初期與衛生相關的社會運動初探 陳宇晗 王玥 148
認知與應對：從醫學歷史辨識肺炎 甄橙 159
歷史上的疫苗：技術、疾病與爭議 蘇靜靜 175
知識、理解與記憶：傳染性疾病防控的思考 尹秀云 187
醫學技術與疾病防治——人類抗瘧史對疫情防控的啟示 姚靚 196
公共衛生與國家能力——天花的消滅 潘龍飛 212
疾病的多面性——歷史上的梅毒知識與醫療文化 龐境怡 220
什么是疾病？ 張鑫 234
鼠疫與文明沖突 曾點 245
代序：疫情呼喚加強科學文化建設 韓啟德 i
輯一：近距離觀察，遠距離思考
從首個病毒的發現看5G時代的科學文化建設 周程 3
大疫之后的公共衛生 唐金陵 11
論我國傳染病疫情防控法律原則之完善 王岳 21
論“守望相助”作為公共衛生倫理的核心價值之一——基于傳染病倫理問題的思考 叢亞麗 36
抗疫中的利他行為與價值內驅 王一方 張瑞宏 43
新冠肺炎逝者尸檢法律規定的倫理法律思考 劉瑞爽 50
疫情防控期間一線醫護人員如何保障心理健康 官銳園 周婷 蘇英 孫立群 60
從防疫健康碼看技術創新的平衡之道 武青 單煜夏 69
多語言風險溝通：我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實踐反思及政策建議 李俊 朱珊 陳慶 沈琳 王瑾 喬玉玲 79
英國抗擊新冠疫情的觀察和思考 謝廣寬 95
康橋疫影，一個留學生的思緒點滴 梁佳媛 112
輯二：歷史中洞識當下與未來
全球史視野下人類與傳染病的抗爭 張大慶 127
新中國成立初期與衛生相關的社會運動初探 陳宇晗 王玥 148
認知與應對：從醫學歷史辨識肺炎 甄橙 159
歷史上的疫苗：技術、疾病與爭議 蘇靜靜 175
知識、理解與記憶：傳染性疾病防控的思考 尹秀云 187
醫學技術與疾病防治——人類抗瘧史對疫情防控的啟示 姚靚 196
公共衛生與國家能力——天花的消滅 潘龍飛 212
疾病的多面性——歷史上的梅毒知識與醫療文化 龐境怡 220
什么是疾病？ 張鑫 234
鼠疫與文明沖突 曾點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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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的醫學人文之思 節選
輯一：近距離觀察，遠距離思考 從首個病毒的發現看5G時代的科學文化建設② 周程* 科學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學認知的漸進性決定了科學家認識新鮮事物需要有一個由淺入深的探索過程。就這次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而言，科學共同體內部對該病毒的起源、命名、檢測與防治存在多種不同見解毫不奇怪。 在短期內不可能進行充分的重復實驗驗證或質疑與交流的情況下，科學家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新鮮事物的理解與預判難免會出現一些偏差。前不久，筆者曾基于科學史視角對人類發現首個病毒——煙草花葉病毒的曲折過程進行過詳細考察[1]，本文擬以該病毒的發現史實為例，著重討論科學共同體通過持續性和反思性的“集體學習”，盡可能避免對新鮮事物的認知偏差之必要性問題，并基于此提出，在5G時代，每一位中國科學家都有必要支持在科學共同體內部建立平等對話與合作交流的糾錯機制，積極參與新時代的科學文化建設。 一、濾過性病原體的發現 19世紀晚期，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和德國微生物學家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提出的細菌致病學說方興未艾[2]。受其啟迪，出生于德國西北部奧爾登堡的農業化學家麥爾（Adolf Mayer，1843—1942）于1886年發現煙草花葉病是一種植物傳染病，從而使人們意識到植物也像動物和人類一樣會感染疾病[3]。但囿于當時的研究條件，尤其是光學顯微鏡的分辨率*高只能達到200納米，麥爾未能發現煙草花葉病的致病因子是一種亞微觀的顆粒，亦即濾過性病原體。 首先發現煙草花葉病的致病因子可通過細菌過濾器的，是俄國植物生理學家伊萬諾夫斯基（Dmitri Ivanovsky，1864—1920）[4]。但1892年還是一名年輕學生的伊萬諾夫斯基并未意識到這種致病因子既有別于細菌，又非源自細菌。由于不知道它是一種新型病原體，所以伊萬諾夫斯基沒有及時對這種濾過性病原體，也就是煙草花葉病毒進行深究[5]。 因傳染病皆由細菌或其分泌的毒素引起的觀點獲得了當時學界的廣泛認同，故當可以通過細菌過濾器的新型病原體——口蹄疫病毒于1897年被德國的微生物學家呂夫勒（Friedrich Loeffler，1852—1915）和菲洛施（Paul Frosch，1860—1928）等人“發現”之后，他們仍然不愿意拋棄主要由其師長科赫提出的特定細菌引發特定疾病的既有理論，繼續將這種亞微觀的新型病原體視作一種“極小生物”，即認為它本質上仍是一種細菌，只是尺度更小而已[6]。 1898年，荷蘭細菌學家貝杰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1851—1931）使用當時*先進的尚柏朗（Charles Chamberland，1851—1908）氏過濾器對患有花葉病的煙草葉子的汁液進行了過濾，并發現這種過濾液具有傳染性。稍后他還發現這種過濾液能夠滲透到瓊脂凝膠內部，且沒有喪失傳染性。于是，貝杰林克認定這是一種不同于細菌的新型病原體，并將其稱作“傳染性活流質”（contagium vivum fluidum）[7]。 除使用“傳染性活流質”指稱這種濾過性病原體外，貝杰林克還多次使用“病毒”（virus）特指這種濾過性病原體[8]。virus一詞源自拉丁語，其字面意思是“黏稠的液體、毒素”，在中世紀晚期的英語中主要指“蛇的毒液”。因此，當貝杰林克賦予virus全新的含義——濾過性病原體，并認為這種病原體是一種“傳染性活流質”之后，受到了伊萬諾夫斯基等人的質疑[9]。因為基于過去積累的經驗，人們無法想象非顆粒形態的流質也像單細胞細菌那樣具有增殖能力，何況伊萬諾夫斯基于1903年還用多個實驗證明這種病原體很有可能是顆粒體。不過，伊萬諾夫斯基既沒有通過光學顯微鏡觀察到這種顆粒體，實際上也沒有在體外純粹培養出這種病原體。 二、確認病毒是有別于細菌的顆粒 進入20世紀后，躋身煙草花葉病毒研究領域的學者越來越多。因電子顯微鏡的商業應用是1939年以后的事，故20世紀早期人們對煙草花葉病毒的研究只能是各顯神通。當時，人們討論*多的問題是：煙草花葉病毒究竟是不是顆粒體？如果是，它是不是微生物？ 1902年，美國農業部植物產業局專家伍茲（Albert F. Woods，1866—1948）提出，煙草花葉病很有可能是因葉內的氧化酶活性增強引起的[10]。稍后進入該局擔任專家的奧拉德（Harry A. Allard，1880—1963）對此表示懷疑。于是，他于1916年對伍茲的實驗進行了追試。 當時**次世界大戰正酣，奧拉德無法從歐洲買到尚柏朗氏過濾器。正巧利文斯通（Burton E.Livingstone）此前發明了一種用于監測土壤水分變化情況的裝置，該裝置帶有一個埋在土壤中的、主要用云母制成的多孔杯。于是，奧拉德就用這種當時在美國很容易買到的多孔杯來替代尚柏朗氏過濾器進行過濾。 奧拉德發現，患有花葉病的煙草葉子的汁液用這種多孔杯過濾后，濾液中確實含有高活性的氧化酶，但這種濾液沒有傳染性。它表明病原體已被多孔杯濾除了。盡管這是一項偶然發現，但它卻證明了煙草花葉病病原體是可被云母吸附的顆粒。奧拉德還發現，使用45%—50%的乙醇對被云母吸附的病原體進行處理后，病原體仍然會保持較強的活性，同時還會出現沉淀[11]。 奧拉德的研究引起了美國著名的植物生理學家、植物病理學拓荒者杜加爾（Benjamin M.Duggar，1872—1956）的注意。杜加爾設計了研磨等實驗對煙草花葉病毒展開了對比研究[12]。結果，杜加爾不僅將病毒的概念發展成為可在活細胞內進行自我增殖的亞微觀顆粒體，而且還推定煙草花葉病毒的尺度和紅細胞差不多[13]。此后，煙草花葉病毒是一種亞微觀的顆粒體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同。不過，人們仍不知道病毒的本質是什么。 1935年，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生物化學家斯坦利（Wendell Meredith Stanley，1904—1971，194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借助當時在美國發展起來的*先進的酶蛋白質結晶技術分離純化出煙草花葉病毒結晶，并指出病毒是一種分子量高達數百萬的蛋白質[14]。這種病毒概念顛覆了很多人對生命和物質的認知。自我增殖被認為是只有生命才具有的屬性，如果作為化學物質的蛋白質確實具有這種屬性，那么生物與非生物的界限在哪里？生命究竟是什么？ 質疑斯坦利的研究結論的學者很多，但很快就用無可爭辯的事實修正其研究結論的是英國植物病理學家鮑登（F.C.Bawden，1908—1972）和皮里（N.W.Pirie，1907—1997）。鮑登和皮里于1936年用確鑿的實驗數據證明，煙草花葉病毒中除含有大量的蛋白質外，還含有少量的核糖核酸（RNA）。不過，他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含量很低的RNA才是真正的遺傳物質。此外，他們還從這種核酸蛋白質復合體具有各向異性推出，煙草花葉病毒乃桿狀結構的顆粒[15]。 在透射式電子顯微鏡的發明人、198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恩斯特 魯斯卡（Ernst Ruska，1906—1988）的弟弟哈爾墨特 魯斯卡（Helmut Ruska，1908—1973）的協助下，德國生物化學家考舍（Gustav Adolf Kausche，1901—1960）*終于1939年借助全球**臺商用電子顯微鏡直接觀察到了煙草花葉病毒，并確認其為桿狀顆粒[16]。不過，考舍等人當時觀測出的煙草花葉病毒的大小與實際情況存在一些出入[17]。 三、人類發現首個病毒的啟示 即使從貝杰林克1898年通過過濾實驗斷定煙草花葉病毒為濾過性病原體算起，至考舍1939年通過電子顯微鏡直接觀察到這種濾過性病原體為一種亞微觀的桿狀顆粒，人類完成**株病毒的發現至少花了40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很多科學家都為人類加深對病毒本質的理解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沒有這批跨時代、跨國別、跨專業科學家持續性和反思性的“集體學習”，借助*先進的光學顯微鏡也看不見的病毒是不可能這么早就被人類發現的。 不可否認的是，很多科學家在研究煙草花葉病毒的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出了一些符合事實的、頗有價值的結論，但他們的論文或報告中也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亦即沒有一篇論文或報告不存在失誤，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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