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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常文集補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5780
- 條形碼：9787552035780 ; 978-7-5520-3578-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唐振常文集補編 內容簡介
唐振常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學家。此書為2013年出版的《唐振常文集》（全七卷）之補編，收錄作者在各類報刊上已發表的隨筆、評論文章，會議發言以及未發表的手稿等。全書分為“識史”、“上海史研究”、“文化”、“學術報告座談會及會議發言”、“地方志”、“記人”、“讀書”、“香港”、“賀詞”、“飲食”、“憶舊”、“其他”、“敘文”、“自序”十四篇類八十九文。所收文章內容充實，展現了作者治學、思考的一個側面。作為史料，此書的出版有助于人們更全面地了解唐振常對歷史文化的思考，對學術界的貢獻。
唐振常文集補編 目錄
這案子翻不得
歷史的昭示
豈可隨意稱“國賊”
民國軍閥
蔡元培之大
為黃裳補白
臺灣之戀
中日之間恥何多
勿忘歷史——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杞憂
抗戰促進化
燕大無“四大名旦”之說
黎澍學述
上海歷史發展的道路——為紀念建城七百年作
上海近代化的歷史思索
租界輯略
上海研究斷想三題
舊話重提——關于國民性改造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開展文化史研究
一代通人蔡元培
在王金發學術討論會暨殉難七十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從吳虞研究談歷史人物評價（提綱）
附尋根究底挖史料實事求是評人物——唐振常談《吳虞研究》(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學術秘書組)
在陳英士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提綱）
中國文化史研究的若干問題
改革開放本身就包含了文化問題
歷史在前進
歷史如此論定
上海城市形象的三個特點
繼承傳統，建立新方志學理論
上海近年修志工作回顧和建議
《川沙縣志》初稿評議
《金山縣志》讀后
《寶鋼志》第四稿評審意見
城市區志要抓住特點寫出個性
《晉江市志》——富有特色之作
今世古人
從容自如一君子
我淚欲干哭黎澍
暗箭傷人
壽蔡尚思先生
此作有新意
工人運動史研究新成果——《上海工人運動史》（上卷）讀后
訪古講史各得其宜
讀《一封終于發出的信》
“疑案”讀后
香港緣
高樓悄悄蓋起
真假大減價
不惑之壽
賀上圖新館開館
上海談吃
菜館佳名舉隅
難說
早歲那知世事艱
三總督的題字
北大能容蔡元培否
道高猶許后生聞
吳雨僧先生百年冥誕所感
往事今思
雖有困難并非不能
解放思想一題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
學術的位置
讀書自識字始
復錢劍夫先生
附還要讀點古書錢劍夫
逃出昆明
再談大公報的一件往事208滬城滄桑七百年——《上海七百年》序
《上海一百年》序
《上海史研究》前言
歷史與現實——《上海史研究·二編》序
光榮增斗志屈辱勵雄心——《外灘》畫冊序
《上海舊政權建置志》序
《上海工運志》序
《龍華鎮志》序
《浦東辭典》序
史之用，得矣——朱炎初朱佩明《金山古今談》序
《嘉定古今》序
《黎澍之路》后記
一把辛酸寫電影——《李天濟電影劇作選》序
時代記錄記者良心——唐海《難忘的“號外”》序
《近代上海探索錄》前言
《川上集》自序
《識史集》集前小引
《繁弦雜奏》小引
《半拙齋古今談》自序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唐振常卷》自序
《史海尋渡》自序
《香江論學集》自序
展開全部
唐振常文集補編 節選
這案子翻不得 《文匯讀書周報》第三六〇號摘載一文，題曰《毛澤東與劉大杰談古典文學》。文末寫道：“于是，劉大杰就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冊）中，提出了‘韓愈并不是醇儒’的看法，這在我們今天看來并沒有什么新鮮，但在當時一片臭罵韓愈、揚柳抑韓的聲浪中，也算是有一點兒突破、不很容易的事了。”著墨不多，用詞似乎也很謹慎，突破的程度只是“一點兒”，做此事也只是“不很容易”。但是，凡讀過劉大杰先生《中國文學發展史》一九七六年修訂本并略知此書在評法批儒中所起赫赫作用的人，都知道劉先生“臭罵韓愈”*烈，在“揚柳抑韓的聲浪中”調門*高，因而也就明了這個“一點兒”、“不很容易”的分量之重。一部以儒法斗爭貫穿全書的作品，一部把自己一九五八年原作的論點顛倒過來的作品，也就是說，一部全然不顧歷史事實的作品，變成了堅持歷史、敢于逆風而為的作品了。 我在一九七八年寫過《可憐無補費精神——評修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關于韓柳的評價》一篇長文，文載《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可以復按，在此勿煩具揭修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對于韓愈所作的違反歷史的評論，這種舊賬原可不必再算。劉大杰先生是一位學者，歷史已予評論。劉大杰先生又是一位文人，我不愿意引用顧炎武的“一自命為文人，便無足論”這句話。評法批儒之時，雖不能說舉世滔滔，畢竟攪得一片混亂，當時耐不住寂寞，以后其事澄清，其情未始不可原。劉先生作古多年，其事寢矣。所可慮者，后人不明當時之究竟，或作本末之顛倒。為此，不得不有所言。 誠然，《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本有韓愈非醇儒之說。其說非創自劉大杰先生，《舊唐書》作者劉昫等人早見及此，該書《韓愈傳》說：“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王船山謂：“王通之所以不得為真儒也。況楊雄、韓愈之利欲熏心者乎？”（《讀通鑒論》卷二十《唐太宗》）自然離“真儒”更遠了。至于理學家程朱斥韓愈非醇儒的話就更多了。韓愈身上，儒墨法思想兼而有之，以儒為主。這在古代任何一個思想家，都不足為異。柳宗元亦何嘗不如是，柳比韓只是易墨為佛，他自稱志在“統合儒釋，宣滌疑滯”（《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來個一刀切，是不可能的。劉先生在從根本上痛斥韓愈之余，說幾句韓愈非醇儒的話，又何足異。出乎劉先生原意的是，如此一來，卻反證了儒法斗爭說之不通。 試看劉先生評論韓愈非醇儒所舉例證，共六條（也都是上舉這篇文章所曾舉出的），一半是說韓愈贊揚了法家，一半是指韓愈亦有“離經叛道”之處。（一）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之第五問，舉管仲、商鞅之功，發一問：“而后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愿與諸生論之，無惑于舊說。”劉先生以是評論說，“其（按指韓愈此文）稱贊法家和其針對當時政治的現實意義，十分清楚。”（二）韓愈有《讀鹖冠子》一篇，對這部“雜黃老刑名”之作加以贊揚。劉先生引論說：“這和他推崇管仲、商鞅的精神是一致的。”可是，揚柳抑韓、尊法反儒的劉先生卻忘了，柳宗元有一篇《辯鹖冠子》，說是“讀之，盡鄙淺言也”，完全不提，一提不就不能加柳宗元以法家的帽子嗎？（三）稱贊韓愈的《后漢三賢贊》贊揚了“王充、王符、仲長統這三位富于法家思想傾向的人物”。于是，劉先生下結論說：“從上面三點來看，在他的思想中確實有一定的同情法家的傾向。”那么，可見儒法并不是總斗爭的。 以下還有三個例證，一舉韓愈《讀墨子》之不贊成孟軻辟墨，二舉韓愈名文《諱辯》，“從上面的兩點看，說明他在儒家內部確有‘離經叛道’的地方”。這是眾人所知之事，不得不爾。*后一個例證，舉韓愈的《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謂與“儒學背道而馳”。談韓愈此二作，尤其《毛穎傳》，必與唐代傳奇的興起，古文運動的豐功偉業相聯系，劉先生對韓作《毛穎傳》，只是從柳宗元加以贊揚這個角度去評價，對韓愈在古文運動中的領袖地位和卓然功績，則一反他自己一九五八年的評價。抹煞、顛倒，甚而創造了古文運動中的保守派這個無中生有之詞加于韓愈之身，以與其所謂革新派的柳宗元相對立。這就完全荒謬了。韓愈為古文運動的倡行者，柳宗元與之并肩戰斗，韓柳于此，純然相倚，絕無所謂對立。唐代傳奇的興起，和古文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韓愈既為古文運動之不易領袖，復寫《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為傳奇開先導，其作較之此后盛行的傳奇，甚至同時而稍后的《鶯鶯傳》、《長恨歌傳》，雖相差遠甚，然登高一呼，身體力行，其功不可磨滅。唐人行卷、溫卷，多以所作傳奇之類投獻，其原因如趙彥衛《云麓漫鈔》所記，“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韓愈以古文大家，詩才、史筆、議論均所擅場，倡之為文，影響所及，不可估量。陳寅恪先生于此所見*深，是以先生論古文運動與傳奇關系及韓愈之所以為領袖*切。劉先生見不及此，且不論，謬為儒法斗爭之說，力貶韓愈，不能不說是違心之論了。學者劉先生何以出此，我們不必推究所以。舊文《可憐無補費精神》的結束語于此曾有論述，不贅。 上述文章還說，劉先生在動筆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之前，曾寫一信給毛澤東主席，提出韓愈非醇儒之理，毛復信贊同。我在一九七八年寫評《中國文學發展史》修訂本之時，曾有好心的朋友提醒，說毛有一信，對劉書有評。為免越“凡是”之范圍，我請人查閱原信，得回復說，不過寥寥數語，未涉具體觀點。此文記載毛對劉談古典文學事，對讀者有益。然文末帶出舊事，以為揄揚，則是本末之倒置。這個案子是翻不得的。 寫到這里，應該結束了，想到一事，不免贅語數句。多年以來，人們常引“君王圣明，臣罪當誅”句以斥責韓愈，這完全是斷章取義的錯責。我在《可憐無補費精神》文中，已揭載其事，近來還見時文中如此說。韓愈其人其思想，自有可批評處，但這句話卻不可評。韓詩此句見于《拘幽操·文王羑里作》，文王拘于羑里，憤而作《幽拘操》，原詩為：“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動勤兮。”明顯地怨殷政，怨紂王，訴自己無罪。韓愈感其事仿其意而作《拘幽操》，并明標《文王羑里作》為副題，詩意與文王操琴之辭相似，而更為尖銳、深刻和形象化。韓詩曰：“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是那么明顯的攻擊時事之混亂顛倒和紂王之無道。“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明顯的是微詞，是反語，是極憤怒的咒罵，又是藝術性的語言，斷章取義地以此斥責韓愈甘當奴才，不亦謬乎！讀書不求解，與不讀書而人云亦云，同不可取。
唐振常文集補編 作者簡介
唐振常（1922-2020），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文章家，曾任上海、香港、天津大公報記者、編輯、采訪主任，中央電影局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編劇，上海文匯報文藝部主任、筆會副刊部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副所長。研究范圍為中國近現代史及上海史。著有《唐振常文集》（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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