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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田野考察方法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90531
- 條形碼：9787030690531 ; 978-7-03-069053-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史學田野考察方法 本書特色
本書從整體上探討史學田野研究的方法，明確界定了史學田野調查的內涵與學科特征。 本書是史學田野調查實踐的經驗研究之作，既蘊含著作者多年從事史學田野調查的心得體會，也包括其他學科田野調查的案例分析。 同時，本書綜合多學科田野調查的理論和方法，反思史學田野研究的實踐，是一項以實踐性為特點的成果。
史學田野考察方法 內容簡介
《史學田野考察方法》一書是一部系統全面的歷史學田野考察方法的著作，全書分成五章，分別對史學田野考察的功用和機理，史學田野考察的預案，史學田野考察的對象、形式與分類，史學田野考察的路徑與實施，史學田野考察與研究視野的調適做了研究。書后附史學田野考察報告案例、史學田野考察研究論文案例（存目）、作者田野考察紀年。
史學田野考察方法 目錄
目錄
自序
**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功用和機理1
**節 史學田野考察的五大基本功能2
第二節 田野考察對傳統文獻校正的途徑22
第二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預案35
**節 史學田野考察目的的確定35
第二節 前期資料搜集與資料“攜備”37
第三節 調查提綱與問卷訪談提綱設計43
第四節 田野考察前的技術性準備46
第五節 考察交通工具的確定58
第三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對象、形式與分類61
**節 人物類調查分類和形式61
第二節 遺址類調查對象的形式與分類64
第三節 民間歷史文獻的種類與價值83
第四節 可移動器物類和現代場景與價值90
第四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路徑與實施93
**節 史學田野考察的進入形式93
第二節 史學田野考察的人員構成96
第三節 交通工具使用注意事項99
第四節 徒步考察的裝備和技巧101
第五節 史學田野考察安全問題102
第六節 向導、采訪者的選擇和采訪技巧104
第七節 調查過程文字記錄和攝錄像記錄107
第八節 實物收集、探坑試掘、景觀測量、碑刻拓印111
第九節 史學田野調查資料后期整理、鑒定113
第五章 史學田野考察與研究視野的調適123
**節 改變我們的表達方式：學術研究載體的田野調適123
第二節 大格局空間與小生境點：歷史學研究的空間選擇與問題定位125
第三節 個體與整體、典型與特殊的選擇128
第四節 生理因素對人文的支撐：體質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距離131
第五節 非均質的地表空間的塑造：地理環境差異性下的田野考察133
第六節 形而上的歷史空間：制度、事件、人物、風尚的空間痕跡137
第七節 遺存與歷史的距離：無機遺存與客觀的歷史141
第八節 口述記憶的得與失：田野口述與歷史的距離143
第九節 傳說與歷史距離：文化的歷史與科學的歷史145
第十節 兼容與一體：方法的差異與學科的相互借鑒147
附錄一 史學田野考察報告案例151
（一）尋覓皇木采辦之路151
（二）明代皇木七年探秘記183
（三）我的金沙江情結——清代滇銅京運金沙江運道考察記206
（四）明清成渝東大路重慶段四年考察札記243
（五）明清成渝東大路四川段考察記280
（六）云南明代小腳移民部落考察記312
附錄二 藍勇田野考察紀年（1976—2021年5月）329
自序
**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功用和機理1
**節 史學田野考察的五大基本功能2
第二節 田野考察對傳統文獻校正的途徑22
第二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預案35
**節 史學田野考察目的的確定35
第二節 前期資料搜集與資料“攜備”37
第三節 調查提綱與問卷訪談提綱設計43
第四節 田野考察前的技術性準備46
第五節 考察交通工具的確定58
第三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對象、形式與分類61
**節 人物類調查分類和形式61
第二節 遺址類調查對象的形式與分類64
第三節 民間歷史文獻的種類與價值83
第四節 可移動器物類和現代場景與價值90
第四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路徑與實施93
**節 史學田野考察的進入形式93
第二節 史學田野考察的人員構成96
第三節 交通工具使用注意事項99
第四節 徒步考察的裝備和技巧101
第五節 史學田野考察安全問題102
第六節 向導、采訪者的選擇和采訪技巧104
第七節 調查過程文字記錄和攝錄像記錄107
第八節 實物收集、探坑試掘、景觀測量、碑刻拓印111
第九節 史學田野調查資料后期整理、鑒定113
第五章 史學田野考察與研究視野的調適123
**節 改變我們的表達方式：學術研究載體的田野調適123
第二節 大格局空間與小生境點：歷史學研究的空間選擇與問題定位125
第三節 個體與整體、典型與特殊的選擇128
第四節 生理因素對人文的支撐：體質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距離131
第五節 非均質的地表空間的塑造：地理環境差異性下的田野考察133
第六節 形而上的歷史空間：制度、事件、人物、風尚的空間痕跡137
第七節 遺存與歷史的距離：無機遺存與客觀的歷史141
第八節 口述記憶的得與失：田野口述與歷史的距離143
第九節 傳說與歷史距離：文化的歷史與科學的歷史145
第十節 兼容與一體：方法的差異與學科的相互借鑒147
附錄一 史學田野考察報告案例151
（一）尋覓皇木采辦之路151
（二）明代皇木七年探秘記183
（三）我的金沙江情結——清代滇銅京運金沙江運道考察記206
（四）明清成渝東大路重慶段四年考察札記243
（五）明清成渝東大路四川段考察記280
（六）云南明代小腳移民部落考察記312
附錄二 藍勇田野考察紀年（1976—2021年5月）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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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田野考察方法 節選
**章 史學田野考察的功用和機理 所謂史學田野考察就是指通過戶外踏察來完成歷史學研究印證傳統史料、收集民間史料、尋覓景器場佐證、感知事物環境、誘發創新思考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終可以達到拓展歷史研究的領域、提高歷史學研究的信度、增強歷史研究的影響的目的，簡單地說就是為研究提供資料和判斷支撐。我們注意到，英文早期語境的田野（field）可能是相對于城市（city）而言，而放大到科學考察這個角度田野則是指書齋以外的所有空間，所謂戶外，就包括城市和鄉村。所以，我們這里的史學田野考察是指戶外的一切觀察、調查活動而言。 雖然我們知道，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往往都將“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為一種理想境界來追尋，但在中國古代真正將野外考察與文本閱讀很好結合起來的學者并不是太多，原因除了傳統時代交通、通信技術條件制約外，可能更多的是并沒有感受到田野考察在史學研究中的真正作用。同時，傳統史學可能與現代史學在研究對象、方法手段、價值取向方面有較大差異，所以田野考察的重要性本身也是有較大差異的。不可否認的是在當下，雖然我們都深知田野考察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我們公開話語中也不乏對田野考察的重視，但在現實功利化背景下真正愿意將大量時間、精力用在田野考察中的人并不是太多，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對田野考察功用認識不足的原因。這里我們只是就當代史學研究來對田野考察的作用做一分析。 歸納起來，史學田野考察的功用主要有印證傳統史料（傳世文獻史料、文本記載的已知傳說）、收集民間史料（非傳世文獻為主）、尋覓景器場佐證（佐證各類史料）、感知事物環境、誘發創新思考五個方面。這樣，史學田野考察的功能決定了史學田野考察針對目標的廣泛性，即一切人類本體（自然體和社會體）、社會現象（制度、文化、風土）、人文景觀和器物、自然環境都是史學田野考察的目標。從時間斷面上來看，人類學、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更關注的是當下的情景，就是在歷史人類學的背景下也多只是關注明清時期的話語，就整體的史學田野考察來看，關注時間可從人類產生以來的任何時間斷面展開，當然也關注當下的情景，因為當下的任何情景都可能是歷史時期遺留或帶有歷史的軌跡和記憶。 **節 史學田野考察的五大基本功能 （一）讓我們引證時信心更足的保障：印證傳統史料 我們知道，史學研究的*重要資料支撐主要是傳世文獻，這就是我們經常使用的傳統史料。在一般人看來，傳世文獻，特別是官修正史，往往信度較高，本身是一種可信標識，故往往對歷史文獻的記載深信不疑。但我們要知道，在傳統時代與當下，史學著述作者的史德、史識在主觀上都會在文獻記載上形成誤差，而在傳統時代由于客觀上的交通通信技術、文本傳承技術的局限性，傳世文獻的信度還會受到較大的影響。修正這種文獻的誤差、提高傳世文獻信度的途徑很多，而通過田野實地考察來修正則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途徑。同時，對于我們一些已知的，或見于文本的傳說也需要田野考察來佐證或辨誤。 所以，史學田野考察的**個重要功用就是通過觀察遺留景觀、場景來印證已經掌握的文獻記載的精確性，分析記載與實景、實情之間的差異，探索差異形成的原因，我們稱為“對讀”或“互證”，有的學者稱為“解讀文獻”。實際上我們使用這項功能的前提應該是以對傳世文獻的不信任為背景的，如果我們完全相信傳世文獻的精確無誤，這里的田野考察就可能只有感知環境場景的功用了。 之前，溫春來、黃國信就地名“洞”、市場“自發”的名實之間的考證中田野考察的作用做過了有益的分析。⑩?我們在研究中國南方皇木采辦歷史時，通過田野考察發現了漢源縣葉氏家族野史，與傳統文獻“對讀”“互證”，復原了一個皇木采辦過程的典型個案。歷史文獻中對于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的記載雖然比較分散，但通過檢索可以發現許多史料，所以早在?1994?年我就撰寫了《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11一文，后來十多年時間里通過田野考察不斷發現了大量有關皇木采辦的碑刻12，但很長時間內我們并沒有發現具體的采木場及相關采木后人的記載，所以我們對具體的采辦過程與采辦人情況并不了解。2008?年我們得到漢源縣發現疑似皇木采辦原木信息后，分別在?2008?年、2010?年、2012?年先后三次對漢源縣皇木鎮杉樹村進行了考察和試掘（圖?1-1），證實了四根大原木發現過程的真實性。同時，我們通過訪談葉氏家族、踏訪葉氏家族墓碑、踏察水井溝附近環境，證明了葉氏家族采辦皇木的真實可信。特別是通過試掘再次發掘出一根原木與以前發掘的原木互證，后又將考察獲取的樣本通過同位素測年，證明三根原木的死亡時間為明末，一根為宋代，證明了皇木原木與歷史文獻記載時間的吻合。同時，也發現了轉運木材的具體運輸道路，特別是對歷史文獻中記載的“找箱”“天車”有了實證背景認知。13?可以說，正是通過一系列的田野考察及大量“對讀”“互證”，使我們對這段明代發生在野外深山的事件有了較為全面和精準的認知。 歷史上有關明清時期的驛站位置記載較為精準，但對于漢唐時期深處西南地區山地的驛站雖然有名稱記載，但位置往往并不清楚，所以，通過田野考察來定位就顯得尤為必要。在唐宋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巴蜀地區有牛尾驛存在，但牛尾驛具體地點在哪里呢，唐宋元明時期并無確切記載。以前嚴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圖考》中，認為其是在重慶市永川區長江邊的一個水驛。14?在?1995?年的中國唐史學會上，我提交的一篇論文提出牛尾驛應該是深處永川的一個陸驛，估計在永川太平鎮與郵亭鋪之間，但由于沒有實地考察并不能完全確定具體地點。15?2013?年我們組織了成渝東大路重慶段考察，開始從大比例尺地圖上能夠發現一個牛尾鋪的小地名，即永川耗子溝牛尾鋪村的治地，但如果簡單認為這就是唐宋牛尾驛的具體地址就錯了，后來我們通過實地考察，發現真正老的牛尾鋪則在其更西面的老牛尾鋪村，才是唐代真正的牛尾驛地址16，這個差異不通過田野考察是完全不可能發現的（圖?1-2）。這個結論一是證明了唐代牛尾驛的客觀存地，也證明其完全不是水驛，而是一個腹地深丘中的陸驛，與嚴耕望先生估計的長江邊的松溉鎮附近相差六十多公里之遙。 圖1-1 2010年，漢源縣永利鄉皇木試掘 圖1-2 永川區老牛尾鋪村，古牛尾驛所在地 清代滇銅轉運中曾經使運用過金沙江會澤小江口到敘州府河道船運，但金沙江河道灘多水急，自古視為絕險。怎樣在金沙江上航運，我們一直視為一個迷。我們發現鄧少琴編的《四川省內河航運史志資料》中記載有“滾干箱”“吊神船”過灘方法轉運滇銅17，當時我們并不了解具體的方式和場景，雖然我們后來在乾隆《金沙江全圖》中發現這種場景描繪，但并不能完全理解這種過灘方式。再后來，我們對金沙江下游航道進行了系統考察后發現，至今還有一些地方存在這種過灘的遺跡，如屏山縣冒水孔纖道（圖?1-3），還明顯存在這種“吊神船”的平臺，至于可用于“滾干箱”的淺灘沿江更是多有存在。18?這說明了乾隆《金沙江全圖》中描繪的不虛，也證明了鄧少琴先生記載之說的可信。遺憾的是，在我們對金沙江下游河道進行了系統考察后，由于向家壩、溪洛渡電站的修建，金沙江下游河道被完全渠化，相關歷史遺跡已經永沉水底。 明清時期巴蜀地區戰亂不斷，留下的明清寨堡卡子眾多，其中以今墊江縣鶴游坪較為有名。關于鶴游坪寨堡群，早在道光《涪州志》卷?1《形勝》中就有記載鶴游坪“周四百余里”；同治《重修涪州志》中也記載鶴游坪“橫四十里，縱一百二十里”19；后咸豐年間《德壯果公年譜》中稱：“涪州所屬鶴游坪今日結成一寨，周圍四百余里上有市場，居民數萬”20；再后來人們就將其演義為一個面積為?200?多平方公里的“天下**古城堡”。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們通過田野考察，對整個鶴游坪臺地進行了系統考察，并進行了科學測量，發現根本不存在一個?200?多平方公里的“天下**古城堡”，而只是存在一個面積較大的鶴游坪臺地，在這個臺地的交通要路上設立了大量卡子，同時居民點上也設立了大量寨堡（圖1-4），數量較多，總的來看是城堡成寨自保，卡子地處關口管控交通一線，故*多只能稱為：天下**寨堡群。21 圖1-3 屏山縣冒水孔纖道（已淹入水中） 圖1-4 重慶墊江鶴游坪臺地塞堡分布圖 歷史交通地理研究中通道走向確定與關隘的定位十分重要。在今天的學術界，對于唐代石門道之石門在云南鹽津縣豆沙關已經沒有任何的爭議，可是?20?世紀很長時期內對于唐代石門道之石門還存在高縣石門子和宜賓橫江石城山之說，連《辭海》等工具書都一度認為唐代石門道之石門是在高縣石門子。我們對于這個問題的*后確證，除了對傳統歷史文獻的梳理之外，對三個地點的實地考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考察發現，高縣石門子并不當石門舊道橫江河谷行進，兩岸的歷史文物主要是明代及以后的，且山勢低平，遠沒有唐人描述的那樣險勢。而橫江石城山雖然山勢陡險，卻離橫江河道較遠，橫江河道邊有更低平道路可通，沒有翻越石城山的必要，且也缺乏相關文物支撐，也不可能是唐代石門道上的石門。唯鹽津豆沙關不僅在橫江河邊，山勢絕險，道路一線可通，而且有唐代袁滋摩崖石刻為鐵證，元代稱為葉稍壩，曾設立站赤，所以，鹽津豆沙關（圖?1-5）才是為唐代石門道所經之石門22，現在已經成為共識。 又如，唐宋歷史文獻中對金牛道上的五盤關、潭毒關、籌筆驛、大小漫天嶺本來的記載都是在嘉陵江邊上的，但歷史上由于受傳統中國地理認知的空間虛擬性和當地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明代以后這些地名逐漸漂移到遠離嘉陵江的大山中，正是我們通過實地考察，發現這些地方的中子七盤關、兩河觀音巖（即卡子上、關口上、鋪子嶺）、朝天神宣驛、大小光坡遠離嘉陵江，地理形勢也無唐宋文獻中記載的陡險，而九井灘上土地埡、清風峽、朝天鎮、沙河鎮南北從地理形勢和方位上來看更有可能是真正的這些關隘和山川之地，故在此基礎上從史源學角度梳理歷史文獻的脈絡，證明了明代以來發生的這個地名大漂移的現象。23 再如，我們對唐代靜南縣和昌州位置的考察，對于爭論涉及的大足區高升鎮靜南壩、大足區三溪鎮、榮昌獅子壩、河包鎮的區位和山川形勢的觀察，對我們理解歷史文獻中記載的“赤水”“長巖”“賴婆溪”位置有重要意義，而對觀察的分析成為我們對唐代昌州、靜南縣位置定位的重要判斷證據。24 以上僅是我自己科學研究體會的對讀與互證的幾個案例，其實在歷史學界這類個案還相當多。比如，秦始皇墓中的水銀問題，《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記載，地宮內“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在沒有對秦始皇陵進行發掘試探之前，我們對《史記》記載的可信度是有懷疑的。后來通過物探證明，秦始皇地宮內的確存在著明顯的汞異常現象。這不僅證明了《史記》記載的地宮用水銀較多的可能性，也間接證明了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巴寡婦清煉丹與秦始皇關系的可靠。再如，《蜀碧》《蜀難紀實》等文獻中對于張獻忠兵敗沉銀有記載，民間傳說和近代文獻中也有張獻忠江口沉銀之說，但在沒有進行正式發掘之前，由于明末清初的文獻對這段時間的整個歷史記載多有夸大不實之處，故許多史學界的學者大都對這個事件持存疑態度。不過，2017—2018?年，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對江口沉銀進行了大量發掘之后，證明了歷史文獻和民間傳說的可靠。再如，四川渠縣城壩遺址（圖?1-6）沒有發掘以前，對于宕渠縣的遺址地點在歷史文獻中有多種說法。在渠縣土溪城壩一帶百姓一直有稱當地的一些土梗子為“皇城梗子”，這種認知并不見于歷史文獻記載，為一種口述的歷史記憶。后來考古發掘發現的城壩遺址正好與宕渠縣址相對應，也正好證明了當地“皇城梗子”地名記憶的歷史悠久和可靠性。顯然，這種“對讀”與“互證”的結果應該是多樣的，可以通過田野考察證明傳世歷史文獻記載的準確性，也可能證明傳世文獻記載的不精準或不可信，也可能為傳世歷史文獻做大量補充完善。其實這種“對讀”與“互證”并不限于田野考察與歷史文獻之間，也可在田野考察與歷史記憶之間，包括與民間的傳說、口述的“對讀”與“互證”。 圖1-5 云南鹽津縣豆沙關，唐石門關 ?圖1-6 四川渠縣城壩遺址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田野考察對于檢驗歷史文獻，特別是區別地方歷史文獻
史學田野考察方法 作者簡介
藍勇，四川瀘州人。現為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西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歷史地理學博士點學術帶頭人，兼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家組專家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獲霍英東優秀青年教師獎（研究類）、四川巴蜀十佳優秀教師等稱號和榮譽，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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