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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考古研究(四)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93204
- 條形碼：9787030693204 ; 978-7-03-069320-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成都考古研究(四) 本書特色
從事中國考古學、歷史學研究的學者，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
成都考古研究(四) 內容簡介
本書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的考古研究論文集，收錄論文36篇，是從2014年至202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人員撰寫的論文中遴選出來的。涵蓋時代從史前至宋明時期。主要內容包括史前至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聚落與社會，單類器物研究如象牙、玉器、銅戈、銅簋、石范等；漢晉墓葬文化因素、等級分析；晉宋瓷器；明代蜀王府建筑群；佛教考古；科技考古如冶金、動物、植物、環境考古等；文物保護方面的實踐等。涉及區域主要是四川地區，部分內容也涉及重慶、云南、貴州、湖北、河南、陜西等地區。
成都考古研究(四) 目錄
目錄
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江章華 何錕宇（1）
試論寶墩文化的源頭 何錕宇（15）
區域系統調查方法在成都平原大遺址聚落考古中的實踐與收獲——以高山古城遺址為例 周志清 陳 劍 劉祥宇 白鐵勇（30）
試論涢水上游地區龍山時代遺存 郝曉曉（41）
滇西地區新石器文化分析 江章華（52）
成都平原先秦時期出土象牙研究 周志清（71）
金沙遺址玉器上之“有翼神獸”形象 周志清（79）
試論金沙遺址出土早期銅戈 田劍波 左志強 周志清（86）
成都金沙遺址星河路地點東周墓葬銅兵器的生產問題
黎海超 崔劍鋒 周志清 王毅 王占魁（96）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銅簋 劉祥宇 周志清 王占魁（107）
巴蜀符號的變遷及其性質分析 江章華（112）
鹽之于鹽源青銅文化的觀察 周志清（124）
西南地區青銅時代墓葬隨葬石范習俗管窺 周志清（135）
鹽源青銅文化中“毀兵”習俗芻議 周志清（146）
茂縣營盤山石棺葬墓地初析——兼談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營盤山類型 陳劍（155）
試論隨州文峰塔曾國墓地布局及相關問題 田劍波 周志清（205）
楚墓木質人俑早期功能試探 熊譙喬（215）
鼓權社會——談銅鼓在滇人社會結構中的地位 周志清（224）
四川西漢早期土坑墓文化因素分析 王天佑（238）
陜北、關中地區西漢中小型墓葬比較研究——從靖邊老墳梁漢墓談起 王天佑（253）
四川地區西漢土坑墓等級序列觀察 王天佑（269）
川渝地區漢晉墓出土“撫耳俑”考辨 邱艷（279）
四川地區古代瓷業技術來源與發展探析 黃曉楓（303）
綿陽崖墓出土瓷器的初步研究 劉雨茂 易立 唐光孝（330）
邛窯始燒年代考論 易立（346）
四川地區宋代的黑瓷生產 黃曉楓（361）
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苑囿建筑群的發現與相關問題研究 易立（384）
對鄭州發現北魏石刻的再認識 張雪芬（408）
對安岳臥佛院刻經與造像的初步認識 張雪芬 雷玉華（413）
《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作者“忠上人”考 張雪芬（424）
寶墩文化來源的古環境背景探討——基于古氣候證據 黃明 何錕宇 朱誠 馬春梅（433）
從出土動物遺存看岷江上游戰國秦漢時期生業方式的變化 何錕宇（448）
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老官山漢墓M2隨葬動物骨骼研究 何錕宇 謝濤（458）
鹽源縣鹽棚山鹽業遺存初步分析與研究 周志清 楊穎東 補琦（464）
四川省安岳石窟圓覺洞保護修補材料研究 楊盛 韋荃 蔣成 付成金（476）
三維激光掃描技術在安岳圓覺洞10號龕保護中的應用 楊盛 吳育華 Felix Horn 付成金（487）
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江章華 何錕宇（1）
試論寶墩文化的源頭 何錕宇（15）
區域系統調查方法在成都平原大遺址聚落考古中的實踐與收獲——以高山古城遺址為例 周志清 陳 劍 劉祥宇 白鐵勇（30）
試論涢水上游地區龍山時代遺存 郝曉曉（41）
滇西地區新石器文化分析 江章華（52）
成都平原先秦時期出土象牙研究 周志清（71）
金沙遺址玉器上之“有翼神獸”形象 周志清（79）
試論金沙遺址出土早期銅戈 田劍波 左志強 周志清（86）
成都金沙遺址星河路地點東周墓葬銅兵器的生產問題
黎海超 崔劍鋒 周志清 王毅 王占魁（96）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銅簋 劉祥宇 周志清 王占魁（107）
巴蜀符號的變遷及其性質分析 江章華（112）
鹽之于鹽源青銅文化的觀察 周志清（124）
西南地區青銅時代墓葬隨葬石范習俗管窺 周志清（135）
鹽源青銅文化中“毀兵”習俗芻議 周志清（146）
茂縣營盤山石棺葬墓地初析——兼談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營盤山類型 陳劍（155）
試論隨州文峰塔曾國墓地布局及相關問題 田劍波 周志清（205）
楚墓木質人俑早期功能試探 熊譙喬（215）
鼓權社會——談銅鼓在滇人社會結構中的地位 周志清（224）
四川西漢早期土坑墓文化因素分析 王天佑（238）
陜北、關中地區西漢中小型墓葬比較研究——從靖邊老墳梁漢墓談起 王天佑（253）
四川地區西漢土坑墓等級序列觀察 王天佑（269）
川渝地區漢晉墓出土“撫耳俑”考辨 邱艷（279）
四川地區古代瓷業技術來源與發展探析 黃曉楓（303）
綿陽崖墓出土瓷器的初步研究 劉雨茂 易立 唐光孝（330）
邛窯始燒年代考論 易立（346）
四川地區宋代的黑瓷生產 黃曉楓（361）
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苑囿建筑群的發現與相關問題研究 易立（384）
對鄭州發現北魏石刻的再認識 張雪芬（408）
對安岳臥佛院刻經與造像的初步認識 張雪芬 雷玉華（413）
《華嚴入法界品善財參問變相經》作者“忠上人”考 張雪芬（424）
寶墩文化來源的古環境背景探討——基于古氣候證據 黃明 何錕宇 朱誠 馬春梅（433）
從出土動物遺存看岷江上游戰國秦漢時期生業方式的變化 何錕宇（448）
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老官山漢墓M2隨葬動物骨骼研究 何錕宇 謝濤（458）
鹽源縣鹽棚山鹽業遺存初步分析與研究 周志清 楊穎東 補琦（464）
四川省安岳石窟圓覺洞保護修補材料研究 楊盛 韋荃 蔣成 付成金（476）
三維激光掃描技術在安岳圓覺洞10號龕保護中的應用 楊盛 吳育華 Felix Horn 付成金（487）
展開全部
成都考古研究(四) 節選
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江章華 何錕宇 一、文化變遷 成都平原發現*早的史前遺存是200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什邡桂圓橋遺址下層發現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文化遺存，暫稱“桂圓橋一期遺存”。該遺址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邊緣，靠近龍門山地帶。考古發掘出了房址、灰坑，出土有陶器、石器。陶器主要是夾粗砂、夾石英的厚胎紅陶、紅褐陶和黃陶。火候較低，手制特征明顯。主要裝飾粗繩紋、附加泥條箍帶紋，器物口、底流行飾繩紋。器類見有大口深腹缸（罐）、斂口平底缽、帶鋬器、矮圈足器、紡輪。此外，還發現了細石器［1］。該文化的特征與岷江上游以茂縣營盤山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十分相近。 近年大邑高山古城遺址下層和寶墩遺址下層發現少量早于寶墩文化，晚于桂圓橋一期的一類遺存［2］。目前出土的遺物以陶片為主，較為殘碎，多數器形不可辨識。陶器器形相對單一，主要是窄沿侈口罐、矮領罐、盆、缽等，以罐類多見。夾砂陶紋飾中以繩紋的數量*大，而其中又以交錯呈菱格狀的為多。附加條帶狀堆（箍帶）紋較多，具有代表性。泥質陶普遍盛行裝飾細線紋。上述特征與寶墩文化一期陶器的裝飾風格略有不同。罐類器多作窄仰折沿、斜弧腹，與寶墩文化罐類器多寬沿鼓腹情況也有所區別。這類遺存的特征既與桂圓橋一期具有一些相似特征，也與寶墩文化具有一些相似特征，故此類遺存明顯屬桂圓橋一期與寶墩文化之間的過渡性遺存。 寶墩文化時期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發現遺址*多、文化認識也較為清晰的階段。1995年以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先后在成都平原上發現了新津寶墩、溫江魚鳧村、郫縣（現郫都區）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古城、大邑鹽店、高山等8座史前時代的古城址，并發現了一大批同時代的古遺址（圖一）。這些遺址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其中以寶墩古城遺址發掘*早、遺址面積*大、*具有典型性［3］。該文化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它與川東、川北、川西北的同時期文化有一定聯系，在富饒的四川盆地中心地帶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 圖一 成都平原重要遺址分布圖 寶墩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陶器分泥質陶和夾砂陶。夾砂陶多摻入白色石英砂，陶色分灰、褐、外褐內灰等。泥質陶分灰白、灰黃、褐灰等，以灰白陶為特色，還有一定數量的黑皮陶。陶器紋飾豐富，夾砂陶的紋飾以繩紋為主，以斜線或網狀飾于器壁，其特別之處是在器口上和口內壁也常飾密集的繩紋。泥質陶的紋飾種類繁多，以劃紋、戳印紋、弦紋、附加堆紋為主，以劃紋中的水波紋和平行線紋為特色，常飾于陶器頸部。器形特征是：口部多呈現寬沿、大翻口、花邊口風格；主要是平底和圈足器，不見三足器和圜底器。代表性器物有繩紋花邊口罐、盤口圈足尊、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領罐、壺、寬沿平底尊、寬沿盆、缽、淺盤豆等。寶墩文化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器，以斧、錛和鑿為主，有少量刀、鏟、鏃、矛，均為通體磨光，形體呈小型化特征，其中石鑿磨制更為精細規整。該文化可以分為四期。寶墩時期的人們以種植水稻為主，也種植少量的黍和粟，可能也食用一些野生的豆類，如野豌豆、野豇豆［4］。漁獵采集活動所獲作為食物的補充，家畜比例低，目前僅見少量家豬骨骼。 寶墩文化與營盤山新石器文化和什邡桂圓橋遺存有許多相似的特征。例如，陶器制作均主要為泥條盤筑和手制，高領器的頸、肩、腹黏接，在器內留有明顯的黏接痕，夾砂陶器的器底為地包天二次套接；夾砂陶器繩紋中有交錯菱格風格；在夾砂陶器的器底多有繩紋裝飾，口沿多以繩壓花邊裝飾和波浪口，這些都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寶墩文化中偏早階段所見的泥質陶罐腹部先拍繩紋然后再用慢輪抹出數道弦紋的做法在營盤山很常見。寶墩文化偏早階段所見的帶瓦棱紋的黑皮陶在營盤山遺址中也有發現；都盛行小平底器，還有圈足器；寶墩文化中的高領罐與營盤山的高領罐應該有關系；寶墩文化的夾砂陶的花邊口沿罐與營盤山的花邊口沿罐也應有關系；寶墩文化偏早階段的圈足風格與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圈足非常接近［5］。 二、聚落分布 從聚落的分布來看，寶墩文化三期以前的聚落多分布于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平原邊緣地勢相對稍高的地帶。目前成都平原發現*早的史前聚落什邡桂圓橋遺址位于成都平原的北部邊緣。大邑鹽店古城屬寶墩文化一、二期，高山古城下層發現有介于寶墩文化與桂圓橋一期文化之間的遺存，上層文化屬寶墩文化一、二期［6］，兩處遺址所在地理位置為成都平原西南邊緣地帶。都江堰芒城遺址［7］地處成都平原西部邊緣，西距青城山支脈藥王山僅2.4千米。寶墩古城［8］所在的新津縣處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邊緣。成都平原腹心地區的新都、郫都、溫江等區域，目前發現的寶墩文化聚落年代均在寶墩文化三、四期，還未發現一處寶墩文化一、二期的聚落。 寶墩文化聚落與桂圓橋一期相比數量劇增，寶墩文化一、二期的聚落目前發現還比較少，只有主動考古調查發現的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鹽店和高山古城，如果算上三星堆遺址，共有6處，均是較大型的聚落，中小型聚落發現極少，只有什邡桂圓橋遺址包含寶墩文化二期左右的遺存。至寶墩文化三、四期，聚落數量明顯激增，除考古調查發現的大型聚落（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雙河古城等）外，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發表材料的發現于基本建設中的小型聚落約有35處，在筆者統計的發現于基本建設項目中的64處先秦遺址中，所占比例為54.7%。從2005～2009年中美合作“成都平原聚落考古調查”項目的抽樣調查情況看，在郫縣、溫江等區域，寶墩文化三、四期的聚落分布十分密集。按照考古工作做得比較全面的成都高新西區的寶墩文化三、四期的遺址密度計算，成都平原腹心區域每7平方千米左右就有一處寶墩文化的遺址。 從目前的考古材料分析，寶墩文化當源于岷江上游以營盤山新石器文化為代表的一類文化［9］。從生業形態來看，營盤山新石器文化階段農作物主要是粟和黍［10］，桂圓橋一期H43浮選的糧食作物中，黍的數量占據了絕對優勢，另有少量的莧科和粟，未發現水稻。水稻的出現大約在一、二期（寶墩文化）之交，到二期偏晚階段，水稻占據了絕對優勢，僅有零星的黍、粟伴出［11］。寶墩遺址2009年的浮選分析顯示，在所有的炭化植物種子中，稻谷種子的數量為196粒，占19.6%，并且幾乎在所有時期的地層和遺跡單位中都有發現；粟的數量為23粒，占2.3%，且集中出現在寶墩一期的地層和遺跡單位中［12］。綜合分析推測：成都平原的古代人群*初是從岷江上游逐步遷徙下來的，他們*初只會種粟，這是岷江上游人群的傳統農業。*初進入成都平原時，他們主要活動在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山地相對較高的邊緣地帶，人口少，聚落小。而平原腹心地區多河流、沼澤，不適宜種植粟。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的寶墩文化初期，長江中游的水稻種植技術傳入成都平原，這時他們開始在適宜種植水稻的環境中小規模種植水稻。隨著對成都平原多水環境的適應，人口逐漸增多，需要不斷拓展新的生存空間，于是人群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區移動。到了寶墩文化的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區出現了大量密集的聚落。由于水稻的種植，食物有了保障，人口增長，聚落密度增大，必然帶來群體間的相互競爭，結果會促進群體間的結盟與整合，使社會向更復雜的方向演進。 三、聚落規模與結構 桂圓橋一期遺存的聚落目前只發現桂圓橋遺址1處，該遺址分布面積雖然近3萬平方米，但包含桂圓橋一期、寶墩、十二橋等文化遺存，而“**期文化遺存分布范圍卻十分有限，僅零星分布于遺址南區。由于受到遺址中古河床擺動和晚期人類活動的嚴重干擾，揭露的**期文化聚落中的布局也不甚清晰”［13］。由于報告并未說明南區的面積，因此無法準確判定**期遺存的分布面積，據發掘者見告，一期遺存大約只有幾百平方米。寶墩文化時期的聚落規模明顯擴大，出現了大型聚落，*大的寶墩聚落面積達276萬平方米［14］，*小的都江堰芒城也有10萬平方米［15］，郫縣古城和溫江魚鳧城有30多萬平方米［16］，這些大型聚落多有夯土圍墻。也有不帶夯土圍墻的大型聚落，如新都陳家碾遺址，面積達60萬平方米，目前被小河道分隔成四片（陳家碾、李子林、上陳家碾、趙家河壩）［17］，這些小河道不排除是后期形成的可能性。一般小型聚落面積多在幾千至1萬多平方米。大型聚落的城墻現在保存*高的地方大約為5米，寬可達20米。其夯筑的方法為長江流域同時期修筑城墻所共同采用的一種方法，即邊堆土邊夯筑、拍打的堆筑方法。城墻都是按地勢修筑，一般筑在臺地的邊緣，這樣城墻雖不高，但在城外卻顯得城墻高聳。部分遺址如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遺址等還筑有雙圈墻，內外墻之間便形成了一條很深的城壕。由于就地勢筑墻，所形成的城與臺地和附近的河流方向一致，為西北—東南向。這成了以后成都平原建城的基本方式，三星堆古城和后來的成都城也是西北—東南向，非正南北向，就是因地勢筑城的緣故。寶墩文化時期表現出同一時期有多處大型聚落并存的局面。目前發現有夯筑城墻的大型聚落有8處，其中屬一、二期的有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大邑鹽店、高山和崇州紫竹古城，屬三、四期的有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崇州雙河等。三星堆遺址的寶墩文化遺存年代跨度長，聚落規模大，推測應該也有城墻，目前還不能排除有其他尚未被發現的大型聚落存在。還有一些沒有城墻的大型聚落，如屬三、四期的新都陳家碾遺址面積達60萬平方米，溫江紅橋村遺址面積在19萬平方米以上。 寶墩文化時期的大型聚落的內部結構目前還不十分清楚。2009年以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以聚落考古為目的，對寶墩遺址開展了持續的考古調查和發掘。調查發現了外城，從平面形狀看，外城大致呈不甚規整的圓角長方形，方向與內城一致，約北偏東45°。城墻周長近6.2千米，以壕溝外側邊為界，遺址面積約276萬平方米（圖二）。從解剖情況看，新發現的城墻所用夯筑方法均為斜坡堆筑的形式，與原寶墩內城的城墻夯筑方式完全一致。解剖發掘可以確認新發現的外城墻的修筑年代當為寶墩文化二期初，上限或可至一期2段末，使用年代在寶墩文化二期，外城墻的修筑時間當晚于內城墻，但內外城墻曾同時使用過［18］。也就是說，在寶墩文化一期修筑了60萬平方米的內城，到寶墩文化二期時候，由于人口規模的擴大，又增筑了外城。 圖二 寶墩遺址平面圖 鉆探資料顯示，寶墩遺址區內部被古河道和洼地分割成大小不一的臺地，居住區均位于臺地之上。內、外城內均分布著若干個居住區，如果這些居住區屬于相對獨立的聚落，那么外城內大約有9個以上的聚落，其間存在很大的空白地帶，性質不明，內城則有8個左右的聚落。近年重點對內城中部田角林東南聚落進行了解剖發掘，目前已揭露出比較明確的有3個居址區、1座大房子、1座長房、42座墓葬和數量較多的灰坑，還有少量散亂的基槽難以確認［19］。根據該區域面積推算，有5個左右的居址區。已揭露的居址區隨地勢由東北往西南、再往西北呈一弧線狀分布，大房子位于居址區東北邊緣，長房位于居址區西部邊緣。每個居址區往往有多座房址相互疊壓打破，乃是房屋反復重建的結果。房子基本為竹骨泥墻地面式，均為長方形，呈西北—東南向。房基槽保存多不完整，有些甚至只剩下殘房基，很難理出一座完整的房子，但仍可看出房子的大小規模不一（圖三）。位于西邊的居址區（F36、F37、F39、F41、F43、F44、F53），分為沒有疊壓打破關系的兩組房址，由于均發現于生土面上，很難理清兩組時代關系，各組內具有相互重疊打破關系的房址均非同時使用，兩組房址有可能也屬不同時候重建，也有可能同時存在2座房子。該居址區房基槽保存相對完整一些，房子面積小的約25平方米，大的可達70平方米。南部的居址區被晚期破壞較甚，能看出有4座房址（F57～F60），比較殘，相互沒有打破關系，均發現在生土面上，根據寶墩文化其他聚落分析，也不排除屬不同時候重建的性質。東北居址區均為殘房基（F22）。一座房子應該是一個家庭的居所，房子的大小應該與家庭的人口多少有關。同一家庭不同時期的房子大小還不一樣，說明家庭人口有變化，有可能這也是房子反復重建的其中一個原因。那么推測該聚落區有5個左右的家庭，代表的應該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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