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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292915
- 條形碼：9787300292915 ; 978-7-300-29291-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 本書特色
l 本書呈現了一個考古學者從自身學科出發對“中國文化基因”的思考，結合史前考古成果，探尋中國幾千年文明綿延不絕的核心； l 收錄了多篇引發媒體關注和社會討論的學術散文，如：醉酒的考古學家、通天洞歸來、史前中國的文化基因等； l 從反對文明沖突論的角度，結合考古學理論，探討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問題。
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 內容簡介
本書以文化為中心，從考古學的視角展開討論。主要包括幾個方面：說明考古學視角的獨特性；介紹舊石器時代的文化演變，尤其是文化現代性的誕生（解剖學上現代人的文化），探索人類文化的獨特性；從農業起源與社會沖突出發探討文明起源過程，側重探討中國文明起源；關注文化傳統（文化基因）的影響，結合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探討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問題。文化作為線索貫穿全書。
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 目錄
前編 考古學的視角
考古學的思維模式 3
考古推理的秘密 11
物里面有什么？ 18
長時段的魅力 25
上編 文化起源
史前史的啟示：人類如何演化？ 35
回味莫斯特難題：石器之謎 48
跨越歐亞：阿爾泰舊石器時代 57
分工與交換的起源 71
龍泉洞的故事 80
醉酒的考古學家 89
通天洞歸來：文化現代性的思考 95
思考精神的起源 111
瘟疫的考古學思考 119
技術、社會與后果 131
中編 農業與文明起源
回首農業時代 141
社會性的思考 152
社會網絡的考古 162
飯局的社會演化 170
裕民：草原新石器時代的開端 177
中國史前農業的擴散、交流與競爭 185
史前經濟學的思考：社會沖突與農業起源 198
社會權力的空間表達 204
作為體系的中國文明溯源 212
為什么夏是一個問題？ 218
文化-生態交錯帶：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重要一環 228
文明起源多元視角下的中國文明起源 235
下編 文化基因的形成與傳承
文化基因何以可能？ 245
大趨勢 253
史前中國的文化基因 260
中國文化基因的早期根源 271
文化基因的精神內核 280
作為形式的文化 287
物質性與物質消費 294
云直播與傳統文化傳承 301
穿越時空的旅行 310
中國式美好生活 317
薩拉烏蘇：一個資源型區域的永續發展 323
為什么內卷化不是一個問題？ 332
作為文化建設的考古學 344
展開全部
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 節選
序言有關思路我首先想說的是，這不是一部嚴格論證中國文化基因起源的著作，而是以之為中心的一系列文章的松散集合。當然，盡管組織有些松散，但內在的邏輯還是相對清晰、一致的，那就是文化基因不是從來就有的東西，它是一定演化階段的產物，跟某些長期存在的因素密切相關。全書分為四個部分，首先介紹考古學的視角，我是名考古學研究者，這決定了我的出發點與看問題的角度；然后進入正題，討論文化起源，即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才可以談文化基因；接著討論中國文化基因*重要的背景關聯：農業與文明起源，或者說，就是整個史前農業時代（文明也是農業時代的一個部分）的影響；*后討論文化基因的形成與傳承。這中間還穿插著一些若即若離，但趣味性可能更好的文字。為了能夠實現形散而神不散的目的，我以“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來統領全書。不僅因為它是本書所希望探討的終極目標，也因為它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問題。本書從文化整體的形成，到中國文化發展*重要的時代影響，再到中國文化的傳承，邏輯上逐漸深入。換個角度來看，是由技術到社會再到精神。這構成本書的線索。在我個人的寫作中，這些看似松散的文字有著特別的分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人出版發表的欲望不像今人這么強烈，寫的東西首先是為自己寫的，自己認為有價值才會去寫作。我們現在因為科研壓力、因為生存壓力，不得不去寫作，寫論文、寫專著。我也不能免俗，在大學里工作，發表論文和出版專著是硬道理。但是，我有些許自豪的是，本書的文字并不是為了實現什么目的而寫的。我寫作，僅僅是因為我思考了這些問題，不得不寫作。我稱之為“排毒養顏”，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寫給自己的文字。也許正因為如此，總有一種敝帚自珍之感。也許這些文字并不見得有多么精彩，但我可以保證的是，這些文字都是獨立思考所得。可能不見得正確，但是它有自己的價值與生命。而今這些文字居然組織成了一本書，而且有一個明確的主題，這的確是有點出人意料的。它有內在的統一的邏輯與自己的觀點，究其原因，可能與我個人的研究相關，因為我持續在思考這些問題。前人有云：“道尚貫通，學貴根柢”。既然能夠作為一本書，必須有貫通的思想。就這一點而言，我多少是有一些自信的，雖然過程看起來有點偶然。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原來我的思考是有這么一個中心點的。也許以后真的可以就此寫一部論證性的著作。現在還只能說是一種理論性的、探索性的思考。許多時候，我卻并不怎么喜歡那些論證性的著作，因為它太嚴肅了，嚴肅到有點矯情的程度。這樣的書，其實是很少有人讀的，讀它的人多是為了參考的需要。我喜歡比較平和的討論與思考，可能這樣更加深入。一個人的情緒太強烈，顯然不可能理性，不可能公允。*好這樣的討論源于生活，能夠接地氣，能夠讓人親近。偶爾不妨來點幽默或調侃，這是生活本來的面目。簡言之，它與論證性的著作是不矛盾的，各有各的生存空間。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盡管我是在西方接受的學術訓練，但是我骨子里卻是比較傳統的，這可能與我出身中醫家庭有一定的關系。中國文化傳統中，學者擅長寫作隨筆性的思考，有不少筆端充滿靈性的文字。這是否就是一種“文化基因”呢？我想是的。這是有意無意的存在，在我的文化血脈里，就傳承了這樣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許多讀者可能也是如此，無意中的共鳴，可能讓我們發現沉淀在思想深處的共同記憶。當代學術發展日益規范化，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學術規范增強的同時，思想性卻受到不小的傷害，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情。曾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基礎》若是拿到現在來，是不可能有發表的機會的，因為它連起碼的圖表都沒有，它的開頭居然從輕松的有關時間與空間的哲學討論開始，居然沒有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然而，就是這么一篇論文，卻是諾貝爾獎級別的成果。如今，我們倒是看到許許多多學術規范的論文與著作，可惜我們從中看不到思想的魅力。我之所以看重這本小書，除了敝帚自珍之外，還因為它記錄了我的思考。也許它的學術性并不一定那么規范，但它是獨立思考的產物，是原創性的工作。有關意圖為什么要說文化基因呢？按照后現代主義的說法，所有的表述都是帶有價值判斷的，提及就是某種意義上的肯定――至少承認所談論話題重要。文化基因是個有趣的話題，中國文化基因則是一個重要的話題。所謂“文化基因”，就是指長期存在的某種文化特性，它由來已久，時不時地出現，它決定一個群體的身份認同，就像自然的基因區分一個物種一樣。我們都知道所有現代人類都屬于一個物種，在自然基因上區別有限，真正決定當代社會人類群體區分的是文化。而文化是個包羅萬象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把文化中那些長期穩定存在的結構提煉出來，稱為文化基因。既然是結構，它就有結構的屬性（經典的例子是語法），也就是盡管歷史情境各不相同，這些結構仍能保持穩定。文化基因與結構不同的是，它具有獨立性，可能會在一個時期出現，在另外一個時期潛伏；還可以有不同的組織形式。也正如自然的基因一樣，有發揮重要影響意義的基因，也有大量的“垃圾基因”。就文化基因而言，我們希望發揮那些有積極意義的文化基因的影響，而避免那些有負面意義的文化基因帶來的傷害。在《史前中國的文化基因》一文的開頭，我就表達過我對討論“文化基因”的猶豫，因為這容易予人以口實，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好像生來就不同似的。不過，這個問題是可以化解的，文化基因是一個族群長期生產生活的產物，它是可以相互學習的東西――它的主要傳遞機制就是通過學習交流，就像自然基因可以混血一樣，它與種族主義存在本質的區別。種族主義者認為不同族群之間存在不可通約的區別，即一個群體在生物或文化上存在別的群體永遠不可能擁有的東西。文化基因是可以學習的，而且是可以努力去發現、去創造的。以往的表述中，我們習慣用“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之類比較大眾化的說法。文化基因是個理論，是進化論用于文化分析的產物。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是主要的倡導者，這一理論影響到當代考古學的研究。考古學是研究文化的，研究物質遺存所代表的文化。這個理論可以幫助考古學家去解釋文化的演變與交融，甚至幫助考古學家去解釋具體的物質遺存特征的變化。學術與思想觀念都是時代的產物。我們生活在一個新時代，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總體上，就生產方式而言，我把人類歷史分為狩獵采集、農業、工商業三個時代。中國是農業時代的寵兒，有超過萬年的歷史，是世界上主要的農業起源中心，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可能是世界上*為系統的農業文化、綿延時間*長的文明。但是，無論歷史多么輝煌，都不能否認中國在農業向工商業時代轉型時落后了，這就是我們耳熟能詳又不忍回顧的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的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這中間不少仁人志士以生命為代價，尋找出路。經過一代代先賢的努力，而今我們終于看到一個工商業繁榮的中國，我們成功完成了時代轉型。盡管也許還不到歡呼勝利的時候，但是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一個浴火重生的新的文明正在形成。回望歷史，在世界文明的舞臺上，中國文明（或稱中華文明、華夏文明）是一個非常顯著的存在。一般地說，中國文明有五千年的歷史，而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尤其是良渚、石峁、石家河、紅山、陶寺以及中原地區一系列的重要遺址，不僅可以確認中國文明的歷史超過五千年，而且還發現中國文明的早期淵源更加久遠，就像我們在距今8 000年前后的裴李崗文化、高廟文化遺存中所看到的。我個人研究的領域是史前考古，側重于舊石器時代與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從舊石器時代考古的角度來看，中國所在區域一直是一片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舊石器文化的面貌與歐亞大陸西側、非洲有所不同。當然，這里并不否認人群的遷徙與文化交流，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相對獨立的發展歷史。目前，我們有關舊石器時代對后來中國文化的影響還只是在探索階段，這種影響無疑是存在的，因為中國這片土地并沒有消失過，人類一直在這里生存，文化一直在這里演化，文化基因在形成、變化、消失或傳承。為什么中國文明五千多年綿延不絕？為什么中國文明會形成一個超大型的文明？這其中的文化基因又是什么呢？這些都是很值得琢磨的問題。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它所造成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是非常深遠的，以至于《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著文提出新冠疫情可能重新定義歷史：AC與BC（新冠疫情之后與之前）。他的觀察力相當敏銳，不過他的解釋相當粗糙，把中國與中華文化圈成功應對疫情歸因于習慣于嚴格的社會管理，這種習慣來源于歷史上長期遭受重大災難的挑戰。他似乎忘記了西方歷史上遭受的災難，包括瘟疫在內，絲毫不少于中國。肆虐中世紀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都給西方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同屬人口眾多的國家，印度遭遇的災難同樣不少，但是印度社會并不習慣于嚴格管理。新冠疫情可能是過去數百年里，西方**次在應對重大自然災難的時候，不如中國或中華文明圈。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是優越的，個人在群體遇到災難的時候，為了整體的利益暫時犧牲一下個人利益是必需的。個體與群體本來是辯證的關系，西方將個人絕對化了，將之當成一切的出發點，然而，在重大災難面前，個人是脆弱的。中國文化應該更多釋放個人的限制，西方文化應該更多關注群體，并沒有哪個文化絕對優越。不同文化之間本應該相互學習、相互借鑒，而不是如亨廷頓所認為的，文明是沖突的。就在我寫作這篇序言的十月，新冠疫情還在世界蔓延，中國的生產與生活則基本全面恢復，為什么中國的表現如此一枝獨秀？道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尊重科學，科學成為每個人都認同的處理危機的方式。近代科學本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但是科學正在成為中國新的文化基因。相反，在近代科學曾經發源的地方，有人在焚燒5G發射塔、喝消毒水，社會精英階層帶頭反對科學，愚弄民眾。文化基因是可以學習的，既可以發揚、創造，當然，也可以遺忘、拋棄。新冠疫情的影響是巨大的，本來就已經有些疲弱的西方霸權勢力又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宛如受到驚嚇的人一般，這股保守、狹隘、僵化的力量不斷掀起民粹的浪潮，搞起全面圍堵中國崛起的鬧劇。一時間，形勢似乎有點嚴重，短期之內似乎不可能結束。在這些人的眼里，文化創造只屬于某個群體，而中國人是不在其中的，中國人除了模仿，是沒有創造力的。這種骨子里充滿種族主義的偏見早就老掉牙了，他們還死抱著不放。他們可能忘記了，文化中固然有基因性的東西，但文化是可以學習、可以創造的。任何一個群體搞故步自封，那么他們離落后就沒有多遠了。在新的形勢下，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我們進一步走向世界，我們將更加勤于學習，更加大膽創新。我們學習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不論是其他民族的，還是傳統的。因此，新形勢下需要我們發掘我們的文化傳統，弘揚優秀的文化基因，創造新的文化基因。2020年還發生了一件對于中國考古學來說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考古*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我非常贊同這個認識。中國有超過千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與領海，超過二百萬年的人類歷史，超過五千年的文明，在漫長的歷史中與周邊地區有長期的文化交流和互動，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與沿線的國家、民族都有往來。我們不能讓中國考古學研究看起來就像是對一個村莊的歷史考察，只是展示一些古舊的物品。中國考古工作者有責任有義務去努力認識我們的文化，弘揚我們的文化。過去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在進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我們似乎覺得自己的歷史就是個錯誤，把現實的所有困難都歸因于歷史。學習技術、革新制度、批判傳統，我們曾經想廢棄掉漢字，我們成功拋棄了我們自己的服裝。我們可以這樣推想，假如我們真正做到了徹底刪除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我們會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里？當然，月亮還將懸掛在夜空，但不會再有“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那樣的思念；沙漠也只是沙漠，但不會再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優美意境；晚霞、飛鳥都會有，但不會再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詩情畫意。人生活在自然環境中，離開它人不能生存；但人更生活在文化意義之中，離開它人生將索然無味。人之所以活著，不僅僅只是因為生命，更因為意義，沒有意義，我們真的很難堅持活下去。而意義正來自文化，沒有文化意義的生活是純粹動物性的。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把別人的文化意義當成自己的意義，過圣誕，信上帝，不用筷子吃飯……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名真正的西方人，但這是徒勞的。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西方文化也同樣如此，千百年的積累，不是你想認同就能實現的，更讓人悲摧的是，別人未必會認同你，別人更不會因為這個而尊重你！中國文化是我們存在于世的意義的基礎，不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俗話說，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的精神母體，失去她，我們將無所附麗。在這樣一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在這樣一個三千年未有的挑戰中，在這樣一個萬年尺度的社會大變遷（從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會）中，我們的文化正在轉型，正在革新，也正在復興。我們需要破除一些迷信，一些對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性的迷信。我們并不是要閉關自守，相反要進一步改革開放，既要對外，也要對內。作為一個偉大的文明，我們不能依附于人而存在，我們需要對世界文明有獨特的貢獻。我們不想取代誰，但絕對不想被誰所取代。的確，在學習西方與批判西方之間保持平衡非常困難。任何學習都必定是有所取舍的，不加甄別、不加選擇的學習既不聰明，也不現實（包括對我們的傳統也是如此）。邯鄲學步式的學習是千古笑談，希望現實中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以上是我編寫本書的背景與出發點，有人或斥之為民族主義，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指控。我所希望的是能夠弘揚中國文化中美好的部分，希望所有中國人都生活在意義豐富、雋永、美好的環境中，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歷久彌新，能夠給世界帶來更多樣的選擇，就像西餐之外還有中餐一樣。我尊重每一種文化存在的價值，也不拒絕向任何值得學習的對象學習。但是，如果把另一種文化凌駕于中國文化之上，視我們的（或自己的）文化如寇仇，那是我堅決反對的。有關主旨探討文化基因，考古學可以做什么呢？考古學是一門以物質遺存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簡言之，就是研究物的學科，尤其是古代社會遺留下來的物。這也就決定了考古學具有兩個特殊的長處。一是超長的時間尺度。人類數百萬年的歷史中，真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不過四五千年，文字資料較為系統的歷史則更短，也就是說，人類超過99%的歷史都是考古學研究的范圍。于是，從長時段來考察也就成了考古學的長項。正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在長時段的考察中，我們更可能看清楚事物本來的面目與發展趨勢。二是直接以物為研究對象。物是人類生產生活的直接載體，相比于文字資料，它直接、具體。我常說一句話：垃圾即真理。人們說的話未必真實，但是他們扔掉的垃圾則不會撒謊。從這個角度來說，物質遺存比歷史文獻還要真實。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利用物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與此同時，人們會賦予物以文化意義，反過來，人會被物所包含的文化意義所影響。在這樣的情境中，人就是物，物就是人，研究物，就是在研究人，考古學由此可以深入到人們的精神領域，而不限于技術與社會層面的考察。從長時段來考察，可以發現文化基因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在人類文化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考察文化的演變中，我發現其發展至少有三個階段，它與人類能力的成長密切相關。跟動物相比，人類一項特別突出的能力就是能夠制造工具。當代動物學家，尤其是靈長類學家，發現其他動物也有一定的工具制造能力。但人類的能力并不限于制造簡單的工具，而是有一整套的技術能力。抽象地說，就是向外求的能力，人能夠利用與改造外在世界。當然，這種能力是從石器的發明開始的。當前，考古學已經把人類*早的石器追溯至距今300多萬前，從簡單的石片、砍砸器開始，發展到兩面加工、形制對稱的手斧，再到預制臺面技術出現，按照規劃打制出特定形制的石片，再到可以生產形制標準的石葉、細石器。石器技術越來越復雜，效率也越來越高。大約在距今30萬年前后，人類祖先的語言能力有了突破，人類社會交往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個轉變稱為“社會革命”。再到距今7萬年前后，人類開始有了藝術品，這又是一個標桿性的發展，它表明人類文化有了精神內涵。從技術，到社會，再到精神，人類文化有了我們現在熟悉的完整面目。我們說的文化基因主要是精神層面的，所以，當我們說起文化基因的時候，*早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或非洲的石器時代晚期（Late Stone Age）。當然，這個時候，文化基因還只是雛形，對后世影響有限。對中國文化基因影響*大的是農業起源與文明的形成，也就是整個農業時代，因為農業（包括畜牧、游牧在內）是文明的經濟基礎。我曾經提出一個觀點，中國是農業時代的幸運兒。人類適合馴化的主要動植物都分布在溫帶地區，這里物種數量雖不如熱帶豐富，但是種群的規模大，適合馴化，而且因為存在資源的季節性，也迫切需要能夠提供儲備的農業。把新大陸（人類進入晚，缺少可以馴化的動物）與南半球（非洲、澳洲土壤貧瘠，缺乏相應的物種）排除，就剩下歐亞大陸的溫帶地區，其中歐洲的溫帶主要為地中海占據，*后，有利于農業起源的區域只剩下西亞的新月形地帶與中國的華北、長江中下游地區。盡管西亞的農業“軟件包”（大麥、小麥、數種豆類、山羊、綿羊、牛等）要好于中國，但是這個軟件包存在內在的矛盾，即作物農業與畜牧是矛盾的。中國的優勢在于有華北（旱作農業）與長江中下游（稻作農業）兩個面積更加廣大的農業起源中心，農業的內部結構不存在西亞那樣的矛盾。中國與西亞的農業起源都始于1萬多年前，對后世影響都很深遠。在農業的基礎上，兩地都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后形成了文明。以西亞農業為基礎的文明，包括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印度河文明都發展中斷，而中國文明綿延不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有兩大農業起源中心，有更加巨大的緩沖空間。也正因為面積廣大，中國文明的形成就不是一個由單點發生而后向周邊擴散的模式，而是群星璀璨，逐漸向中心輻聚，逐漸融合。換句話說，中國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早的中國文明并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不是我們后來熟悉的以中原為中心的文明模式。距今八千年前后，在華北（包括北方邊緣地帶）、長江中下游地區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圍繞這些文化形成了若干個文化區，它們就是后來文明星光閃耀的地方。遼西孕育了紅山、江漢孕育了石家河、長三角孕育了良渚、北方邊緣孕育了石峁、巴蜀孕育了三星堆……中原反而不那么顯眼，但中原地區農業基礎更加厚實穩定，在周邊文明的實驗結束之后，這里崛起了真正長盛不衰的文明。這些早期文明的實驗有的側重宗教禮儀（如紅山），有的側重水生資源利用（如良渚），有的側重農業生產（如中原），還有的可能側重商路交換（如石峁）……所以，我認為所謂中國文明起源不是僅僅指某個中心化政權的形成，而是一個體系的形成，這個體系向外與周邊更大范圍的群體交流互動，向內逐漸形成了“逐鹿中原”的趨勢。一萬多年的農業時代，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它們給當代中國文化留下了難以抹除的深層結構，盡管經歷近現代的革命改造。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的文化基因，它們嵌入在我們的精神文化中。如今的中國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劇變，中國從一個傳統的小農經濟已經讓位于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城市正在取代鄉村；相對而言，精神層面的文化有更好的穩定性，不過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戰。歷史上，不論朝代更迭，天下分合，中國文化傳統的一致性一直得以維系，并未因為存在少數民族政權、分裂割據的局面而有所改變。但是近現代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中國文化遭遇到關乎存亡的危機。在不少人的觀念里，只要物質富足，國家強大，至于精神文化，那就“順其自然”吧！實際上，沒有精神領域的發展，要實現前兩者是不可能的。19世紀初，中國的GDP還是世界**，但是其精神萎靡、力量羸弱， 成了列強爭相宰割的肥羊。 一百多年后，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御敵于國門之外，以物質的極度貧困擊退了世界上*強大的對手，中國人的風貌為之一新。我們是誰？是什么東西定義了我們？是我們的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精神內核。當我們試圖拋棄它，染黃我們的頭發，改變我們的飲食器用，皈依人家的宗教信仰， 總之， 盡可能地模仿他們，努力地成為他們， 但是，我們能夠成為他們嗎？技術上世界可以統一，文化上應該豐富多彩，我們為什么要放棄自己的文化呢？的確，我們的文化基因中有優秀的部分，也有屬于糟粕的東西，更多的恐怕是中性的，在條件適宜的時候，就會發生作用。如果我們簡單地將其拋棄， 那么面對一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可以立足的基礎。上萬年的農業生活給中國人留下了勤勞的美德，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給中國人留下了文化包容的優點。我注意到，在文化的三個層面中，中國文化向外求的能力并不那么突出，至少比不過西方。我們在向內求方面，也不是特別注重，中國文化的宗教氣氛并不濃厚。但是，我們在向社會求這個方面絕對是世界的翹楚，我們在偌大的國土上形成了一個廣泛認同的民族。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某種意義上說，這句話是正確的，自古以來，“中國”更多是一種文化上的稱謂。這種文化以極其強大的包容能力，把不同背景的人群熔鑄成了“中華民族”。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看看當代的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就會發現我們的這項文化能力確實不同凡響。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中國各個地方相互協助，眾志成城，取得了非凡的成績，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正有我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奉獻精神。這些是我們優秀的文化基因，為什么要放棄呢？歷史虛無主義會讓我們失去我們曾經擁有的美好的東西，讓我們失去自信，失去自我，失去存在于世的根本。為什么要這么說呢？這里需要先回答一個問題，我們的文化基因是如何傳承的？許多人會說，是通過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傳承。泛泛而言，自然沒有錯。具體又是如何傳承的呢？有人會說，言傳身教。當然，這是傳承的重要方式，但是我們常常忘記了文化*重要的載體――物質世界。物是生產生活的載體，在漫長的歷史上，人不斷賦予物以文化意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文化意義，我們就生活在物所承載的文化意義中，為之所熏陶，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山水草木尚且如此，更何況人造之物！文化的傳承，自然也包括文化基因的傳承，都離不開真實的物。一方面需要我們闡釋并發揚其意義，另一方面需要我們保護它，遺留下來的古代物質遺存，也稱為文化遺產，承載著文化意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旦將其破壞殆盡，我們的文化傳統將無所依附。研究與保護文化遺產，這正是考古學的職責所在、意義所系。考古學不是一門直接研究社會現實問題的學科，它的著眼點是遙遠的過去，好像嚴重脫離現實，好像是人們茶余飯后的消遣。其實不然，它關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命脈，是建設當代中國文化的生力軍，是我們真正確立文化自信的基礎。寫在*后能在2020年完成這本書，我感到一種幸運。盡管我從來沒有刻意要趕上這個時刻（這也不是刻意就能實現的），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那么一點契合。在學術上，我們通常稱之為“時代精神”，時代正在發生深刻的改變，盡管可能還只是一些端倪，我有幸與之邂逅。在現實之中，本書幸運邂逅到人大出版社的同仁，尤其是王琬瑩女士。感謝她的鼓勵與邀請，感謝人大出版社同仁的厚愛。
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 作者簡介
陳勝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72年生，湖北嘉魚人。1993年本科畢業于吉林大學考古學系，1996年碩士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學系，1998年赴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美國考古學會主席、美國科學院院士弗雷·德溫道夫和“新考古學”泰斗路易斯·賓福德攻讀博士，200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考古學理論、史前考古、石器分析等。著有《史前的現代化》《思考考古學》《學習考古》《人之追問》等，譯有《追尋人類的過去》《考古學：關鍵概念》《小工具大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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