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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管理理論與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規劃教材高等學校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74678
- 條形碼:9787030674678 ; 978-7-03-067467-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應急管理理論與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規劃教材高等學校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內容簡介
本書立足于當前國內外應急管理領域的理論研究與實踐進展,針對我國公共管理專業教育的教學需要,以專題形式系統介紹了應急管理領域的經典理論與前沿問題。全書共包括七章,從理論、應用及方法三個層面深入介紹當前應急管理領域的主要研究問題及相關方法。首先,本書對風險治理與應急管理的基本理論進行系統闡釋。其次,依據應急管理過程的不同階段,分別針對風險分析與評估、防災減災、應急響應、災后恢復等問題進行講解。很后,結合具體案例,對網絡分析和系統仿真這兩種在當前應急管理研究中日益得到廣泛應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介紹。通過閱讀本書,讀者可以對現代社會應急管理理論與實務工作有較為系統的了解,并掌握相關的分析工具與研究方法。 本書可供高等院校公共管理及相關專業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應急管理類課程授課使用,也可作為公共管理碩士及應急管理實務部門的培訓教材。
應急管理理論與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規劃教材高等學校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目錄
**章 基礎理論 1
**節 風險治理理論 1
第二節 脆弱性與韌性分析框架 10
第三節 復雜系統理論 16
第四節 網絡治理理論 25
第二章 風險分析與評估方法 30
**節 風險分析與評估 30
第二節 風險分析與評估案例 34
第三章 防災減災理論與實踐應用 43
**節 理論與實踐進展 43
第二節 相關研究議題及分析示例 52
第四章 應急響應理論與實踐應用 62
**節 理論與實踐進展 62
第二節 相關研究議題及分析示例 65
第五章 災后恢復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 78
**節 理論與實踐進展 78
第二節 相關研究議題及分析示例 84
第六章 網絡分析方法在應急管理中的應用 91
**節 危機溝通機制研究 92
第二節 應急信息技術應用情況研究 95
第三節 多主體組織協調機制研究 98
第七章 系統仿真方法在應急管理中的應用 105
**節 事故災害應急響應分析 105
第二節 區域公共安全評估 109
參考文獻 117
應急管理理論與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規劃教材高等學校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節選
**章 基礎理論 **節 風險治理理論 風險指損失的可能性,而危機則是已經明確發生的損失。風險如果任其發展,*終必然演變成危機。換言之,風險與危機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風險是前期形態,危機是后期表現,風險與危機之間是一個“連續鏈”。 風險與治理密不可分,“風險治理”一詞*初就是基于治理理論提出的。如果說風險是不確定性,那么治理就是克服不確定性進而走向確定性的過程。針對該問題,國際風險治理理事會(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IRGC)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提出了較為系統的風險治理框架(risk governance framework)。該框架將風險治理定義為一個包括行動者、規范、習慣、過程和機制在內的整體,涉及相關風險信息如何被收集、分析、溝通,以及風險如何管理等內容,其認為風險治理是一個全過程的治理活動,通過有計劃、有組織地控制主體活動,綜合運用風險評估手段,建立相應的評估機制,將可能發生的風險化解于萌芽之中,或者將已產生的危害程度降到*低,促進社會良性發展。 如圖 1.1 所示,IRGC風險治理框架將風險治理活動劃分為預評估、風險評估、風險特征與可接受性分析、風險管理、風險溝通五個環節。其中,風險評估包括技術評估與關注評估兩部分。技術評估是對風險基于可測量的物理特性的評估,如風險發生概率、風險估算、風險源和潛在危害等;關注評估主要側重相關個體、群體對風險后果的感知,強調利益相關者參與。風險管理是指在風險評估的基礎上,在事前、事中、事后采取相應風險防范措施,減少或化解風險的過程,具體包括以下步驟:設計風險管理備選方案、評估備選方案、風險管理備選方案評價、風險管理備選方案選擇、實施風險管理備選方案和備選方案實施效果分析。在方法層面,IRGC風險治理框架還為不同類型風險提供了相應的管理策略與方法,如表1.1所示。 圖1.1 IRGC風險治理框架 表1.1 IRGC風險分類管理的策略與方法 針對當前我國風險治理領域所面對的問題,國內學者也開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例如,薛瀾指出,傳統的危機管理更多的是被動應對,而新時期的風險因素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從而使得傳統危機治理無法有效應對新危機(清華大學應急管理研究基地,2017)。孔祥濤(2019)認為,我國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前所未有,呈現多維度風險交織、多領域風險疊加的趨勢。其中,社會風險因素極易在經濟、金融、科技等方面的風險因素的作用下放大,并向政治等領域傳導。社會穩定層面的風險還呈現出若干新特點,如風險源頭眾多、風險點分布廣泛、新舊交織、內外并存、傳統與非傳統疊加等。在此背景下,不同利益主體對風險的認知與研判極易出現錯位和沖突,因此就需要政府加強風險溝通,特別是從傳統被動的風險管理轉變為主動的風險治理,建立更具韌性的風險治理體系。 一、風險感知 “風險”(risk)一詞源于早期的意大利詞語“risicare”,主要包含三層含義:①風險意味著危害或不利影響,但同時也有潛在的收益或利益,就像我國諺語中所講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②風險指向未來,指的是一種可能性;③風險是人們必須要面對的。在國內公共管理研究領域,學者們對風險一詞也給出了不同解釋。例如,張成福等(2009)認為,風險的典型定義可界定為影響未來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及事件后果的某種不確定性。童星和張海波(2010)則從災害管理的角度出發,指出在公共性的層面上,風險是指一種可以引發大規模損失的不確定性,其本質是一種未發生的可能性。 “風險感知”(risk perception)概念是Slovic在做核風險研究時*先提出的。針對其含義,國內外研究者進行了多樣化界定。Slovic(1987)認為,風險感知是在特定環境中,個體對風險的認識與主觀感受,同時強調個體社會經驗對其風險感知的影響。英國皇家學會指出,風險感知是人們對危險與收益的信念、態度、判斷和情緒,以及在更加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和社會傾向(Pidgeon,1992)。Douglas和Wildavsky(1982)認為,風險感知是個體對日常生活中各種不確定消極影響因素的主觀心理體會和認知,是一種反映表征、價值歷史經驗與意識形態的文化與社會建構。綜合起來,風險感知主要用來描述人們對風險的直覺判斷和基本態度,是個體對客觀事件危險與收益的總體感受。 20世紀50~60年代,風險及風險感知研究逐步受到西方學者關注,成為解釋社會風險的重要視角。風險感知研究源于當時激烈的社會爭議,即傳統技術分析導向的風險評估對社會真實風險的描述并不總能解決核廢料、新型化學品、污染物處理等危險活動中呈現的新問題。西方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較早圍繞風險感知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理論和經驗研究,并逐漸形成了兩大流派:一是風險的心理測量理論流派,其代表性學者包括Slovic、Kasperson、Sjoberg等,該流派主要采用心理學范式研究風險問題,側重從主觀層面來測量風險特征與感受;二是風險的文化理論流派,其代表學者為Douglas、Thompson等,他們主張從生活方式出發解釋風險感知及其相關行為。 在風險的心理測量理論中,*重要的前提假設就是風險的主觀性,即風險是由心理、制度和文化等多種因素影響的個體主觀認知。Slovic等(1986)主要是運用問卷調查法直接詢問人們對風險的認識及對不同風險的偏好,并依據影響人們風險感知的各類主觀特征(如恐懼程度)對不同風險進行排序,進而歸納出人們對于特定風險的主觀認識。相關研究表明,專家和一般公眾對于風險有著不同的理解,在風險感知和風險態度等方面差異很大。專家對風險的判斷基本上接近對死亡率的估計,而一般公眾對風險的判斷則受到諸多其他因素(如恐懼、可控性、致命性、熟悉性、公平性等)的影響。換句話說,一般公眾對那些具有不熟悉的、可致命的、不可控的、會帶來恐懼等特征的危險有著更高的風險感知,但專家則較少受上述因素的影響。此外,Slovic等(2000)的研究還發現,風險感知與“污名化”(stigmatization)緊密相連。“污名化”*主要的推波助瀾者是新聞媒體,它們通過社會放大過程來完成包括工程項目在內的“污名化”。 與風險的心理測量理論一樣,風險的文化理論也認為風險是主觀的,強調風險是文化、社會、政治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文化偏見、禮儀習俗、道德規范、社會行動規則及社會經濟背景等因素甚至決定了人們的風險感知與決策。根據風險文化理論,制度結構是風險感知的*終原因,人們應對風險時主要依據的是他們對于社會方式及各種制度、程序、規則的認知。Douglas在與Wildavsky合著的《風險與文化》一書中,討論了人們對環境污染的不同態度,由此闡明文化也可以被用來預測風險的感知及風險管理中的決策偏好。具體而言,“等級主義者”*關注的是那些威脅社會秩序的各種風險,他們傾向信任權威,也更容易接受專家擬定的風險標準和風險管理戰略;“平等主義者”則更關心那些由制度本身所引發的風險,因而往往對權威抱有懷疑態度,主張采取開放式決策;“宿命論者”通常把風險事件視為命運的安排,他們認為,對于既定的風險后果,人類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勞;“個人主義者”則主張根據個人選擇積極應對,并基于經濟因素特別是成本—收益分析做出決策。 Langford等建立了動態風險感知多維模型,用以說明風險感知的變化,其*終目標是得到大眾風險感知的測試結果,該模型的提出基于兩點假設:**,風險感知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每個人心中都存在幾種不同的風險評估標準,一些極端事件會以非常復雜的方式操縱人們對風險的感知;第二,在人的深層認知結構和外部事件中存在一系列的聯系,其中心智過程、外部觀察產物、重要的思想與圖像信息、周邊環境等因素會對風險感知產生影響(孟博等,2010)。如圖 1.2 所示,感知是人類對外界事物反映的*后一個關鍵性鏈接,是人們應對外界環境和事物的刺激時產生一系列的情緒變化、認知等心理過程的關鍵因素。風險感知是從人的心理而引發的對外界風險事件的一系列的認識過程,*終能夠影響并指引人的決策行為。 圖1.2 風險感知的動態鏈接結構 二、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與危機傳播是兩個聯系緊密的概念,風險溝通通常被視作危機傳播研究領域的一部分。20世紀70年代,Lukes提出了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概念。Covello和Mumpower(1986)將風險溝通界定為在各個利益主體之間,傳遞健康或環境風險的具體程度及它所具有的價值意義,以及調控和制約風險的決定、行政活動的行為。Lundgren和McMakin(2013)把風險溝通劃分為三類,即保護溝通、共識溝通和危機溝通。Seeger等(1998)提出風險溝通的內容涉及危機的三個時期,包括危機發生之前(傳遞風險的有關信息)、危機發生時(通告風險損害的控制)和危機發生之后(風險認知的改變),他們認為風險溝通的重點應是**個時期。Sandman等(1998)認為,行政部門、專家與民眾等因為各自角色的不同,對風險的觀點和認知情況也存在差異,進而形成多樣化的風險預防行為。 為**化降低風險,需要通過風險溝通手段提升行政部門與媒體、專家和民眾的交流效果,進而使各方主體對風險認知達成共識,彼此取得信賴。根據公眾在溝通活動中的角色與地位,可以將風險溝通概括為以下三種模式。 **,技術統治模式,即將公眾視為“無知”的信息接受者。早期的風險溝通基本上是一種線性傳播模式,即風險評估(專家)—風險管理(政策管理者)—風險溝通(普通公眾),強調風險的評估與決策應該交給專家。公眾則因為缺乏理性而無法在與風險相關的問題上做出實質性的貢獻。這種把專家與公眾的角色兩極分化的認知被稱為“技術統治模式”,在該模式下,風險溝通就只不過是精英向普通公眾傳遞科學和技術信息的過程,將風險信息等同于量化的風險評估數據,溝通工作的目標是將這些數據和基于數據做出的風險決策單向地灌輸、通知給受眾。 第二,雙向互動模式,即將公眾視為具有自主性的權利主體。單向風險溝通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遭遇了越來越多的困境,風險評估技術的局限性導致公眾對專家與權威的信心衰減,專家分歧導致公眾疑慮,公眾感知與專家判斷產生沖突。在這種背景下,風險溝通的目標從單向告知變成了如何說服受眾采信和接受風險評估的結果,以及提升公眾對風險管理機構的信任。風險溝通的雙向互動模式要求專家不僅要向受眾傳遞關于風險的技術信息,還應收集受眾興趣、需求及其對風險的意見與關切。在此基礎上,根據風險信息設計溝通方式,進而將受眾的風險感知、態度、意見、需求納入考慮范圍。 第三,共識構建模式,即將公眾作為合法化的合作伙伴。雙向互動模式的風險溝通旨在與不同利益相關者就風險情況及其評估結論展開對話。然而事實證明,這種努力并沒有消解專家群體與公眾之間的沖突。相反,面對單一、片面、精心包裝的風險信息,受眾對風險管理權威的不信任持續加劇。Slovic(1993)通過有關信任的實證研究指出,信任的重建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公開性和公眾參與,它們應遠遠超出一般的公共關系和“雙向溝通”而包含高出以往水平的權利共享和公眾參與決策。20世紀90
應急管理理論與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規劃教材高等學校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作者簡介
郭雪松,1978年9月生,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陜西省應急管理學會理事。近年來,在應急管理與風險治理領域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十余篇。完成各類基金項目多項,作為負責人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項、重大項目子課題1項,參與重點項目1項。多次獲得優秀學術論文獎勵,與國際學術機構就應急管理研究開展了廣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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