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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504250
- 條形碼：9787519504250 ; 978-7-5195-0425-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 本書特色
（總體國家安全觀系列叢書）
《歷史與國家安全》
《文化與國家安全》
《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
《大國興衰與國家安全》
《地理與國家安全》
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 內容簡介
這套叢書，試圖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兩個大局”，以及新發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這“兩個格局”的高度，立足“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期的特殊時間節點，從不同角度和維度，全景式、大視野認識國家安全。 本書以生物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為主題，涉及到傳染病與公共衛生、生物資源與人類遺傳資源、生物武器、實驗室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安全、現代生物技術安全與倫理等，希望盡量做到通俗易懂，和讀者們一起加深對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緊密關系的理解。
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 目錄
**章 生物安全縱橫談 001
人的安全是*大的國家安全 005
“過量即毒”的哲學啟示 007
作祟的資本市場“劣根性” 011
“兩用性”與惡魔的玩具 017
以生動實踐邁向更好未來 025
第二章 從黑死病到新冠肺炎 029
翻開人類的“病歷本” 033
“破壞者”與“重構者” 042
如影隨形的傳染病 047
從至暗走向光明 051
鑄就百毒不侵的“金鐘罩” 057
厲兵秣馬御強敵 065
第三章 動物疫情與國家安全 071
來自大自然的挑戰書 077
病毒“遠途旅行”的秘密 084
致命接觸:跨越物種的傳播 086
全員警戒:受害者不僅僅是動物 088
病毒阻擊戰 096
第四章 白蛾的遠征 101
白蛾的遠征 105
誰在入侵我們的家園 105
國家安全受侵害 110
辨證施治 116
中國在行動 126
第五章 基因與進化 137
病毒基因測序和中美大豆基因情仇 141
中國的海水稻與日本的和牛 148
現代醫學的基因較量和保衛戰 160
第六章 人與微生物的戰斗 171
地球上*微小、*強大的生物 175
電子顯微鏡下的微生物 176
人類與微生物的相愛相殺 178
“藥”高一尺，“菌”高一丈 183
人為因素加劇微生物耐藥 188
與微生物的變異賽跑 195
第七章 窮人的原子彈 203
病菌左右國運 207
終極武器？ 210
隱秘的軍備競賽 213
日本對華生物戰 216
生物恐怖主義的陰影 221
矛與盾 225
縛住幽靈 228
第八章 實驗室的魔鬼 235
遍布全球的美國“毒庫” 239
血的教訓 248
為何生物實驗室事故頻發 254
防患于未然 257
第九章 人與生物多樣性 263
文明發展的基礎 267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步伐 270
糧食安全的根基 273
加速的“雙螺旋” 274
治理困境與“海洋圈地運動” 280
邁向“昆明目標” 283
第十章 現代生物技術的福與禍 287
CRISPR的野蠻生長 291
創造生命的“樂高游戲” 295
警惕“家釀毒品” 300
腦機生物接口的超級智能 304
黑客的“柳葉刀” 308
你的基因關乎國家利益和安全 311
第十一章 生物安全也是國家安全 317
全球治理更復雜 321
大國競爭添隱患 331
他山之石可攻玉 339
西方抗疫有教訓 343
中國世界共安全 348
展開全部
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 節選
經歷過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正在經歷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人，對生物安全這個概念已經毫不陌生。以往廟堂之論，已經飛入尋常巷陌。生物安全，是具有很強專業性的跨學科議題，所系甚廣、所涉頗深。但同時，生物安全更是攸關每位公民、每個家庭、每個國家的熱點話題，必須重視、必須普及。生物安全，就是人*切身的安全。無論是公共衛生、食藥疫苗、農林牧漁、物種生態，還是生物新技術、新威脅、新倫理、新挑戰，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安全。正因如此，生物安全既要科學探索、嚴謹論證，更應科學普及、正本清源。這就是生物安全問題*突出的兩面性，也恰是*容易引起社會分歧的根源所在。因此，提高普通公民對生物安全的科學、理性認識，是構建全社會生物安全威脅防御能力的關鍵一環，也是建構起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之間休戚相關、緊密聯系的根本紐帶。于是，說起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既需要一些縱論橫談，更需要一些活生生的例證，于管窺中解析脈絡精髓，從枯榮里閱覽春秋古今。 人的安全是*大的國家安全
“醫及國家乎？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國語》為我們呈現了這樣一種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之間關系的哲學觀，即上醫醫國、大醫治世。自人類文明肇始，治病救人就與濟世治國深度交融。生物安全威脅自人類文明興起之日就是切膚之疾，而生物安全自國家誕生就是關乎國之存亡的大事。
上下五千年，多少部落生滅，多少民族興亡。因大規模疫情暴發引發人種的滅絕和文明消亡的案例并不在少數。炎黃華夏，于蒼茫穹宇中滋長繁衍、綿延永續，獨特的醫人之方、活人之術無疑是特質之一。自上古起，炎帝一脈有神農氏親嘗百草，創立的中草藥醫療系統一直延續至今；黃帝一族神醫扁鵲創立了“望聞問切”的診斷體系和針灸等醫療系統。自上古而來的數個中醫醫療系統在歷史長河中螺旋演進、交融發展，成為千百年來守護中華民族人民健康、種族繁衍的生物盾牌。這就是中國人民的生物防御體系。
活人之術和醫人之方，讓瀕危的生命存續；治世之策，更讓文明之火傳承以致燎原。《韓非子·喻老》記載不可“諱疾忌醫”在中國家喻戶曉。與此類似，中國歷代法、儒、道等各家大量典籍都記載了以醫人喻治國的寓言故事，成為以疾喻事、針砭時弊的典故載體。而諸如《國語》《漢書》等政治和歷史文獻，也都深刻闡述了“上醫醫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的先進理念和智慧。實質上，這些浸潤在中國歷史中的點滴，都是將生物安全的哲學理念與國家安全的具體實踐進行的有機結合，是中華文明中傳承而來的寶藏。對于指導我們當前和未來維護國家安全，特別是維護生物安全的實踐工作，構建人類生物安全命運共同體等都具有獨特的、彌足珍貴的價值。
而今，生物安全成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組成要素。在醫人與治國濟世之間，生物安全*直接關系到人的安全。從種群安全到生態安全，從自身安全到共同安全，從休戚與共到治亂興衰，生物安全攸關國家安全、人民安全和民族安全。全方位了解和重視生物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關鍵。 “過量即毒”的哲學啟示
“任何物質都有毒性，沒有無毒的東西。只有劑量決定什么東西沒有毒性。” 這是中世紀歐洲著名醫學家、化學家巴拉賽爾蘇斯（1493—1541年）的傳世名言。巴拉賽爾蘇斯，意思是“超過名醫賽爾蘇斯”（para：超過，celsus：賽爾蘇斯），也就是比古羅馬時期著名的醫生賽爾蘇斯（公元前25—50年）更偉大。顯然，這是一位名醫的“醫名”。瑞士蘇黎世人馮·霍恩海姆（Von Hohenhein），為自己起了這個著名的“醫名”，并以此聞名于世，以至于無人記得他的原名。
而人類文明總有那么多相似之處，追尋神技神醫就是古今中外的一貫做法。巴拉賽爾蘇斯的“醫名”恰如一千六百多年前，在東方的中華大地上，人民慣于將神醫都稱為“上古名醫扁鵲”。上古神醫，以針灸治疾，就如喜鵲的喙，啄人便得治愈之喜，以此被奉為翩翩之鵲。時至春秋，上古神醫扁鵲的名號依然響徹民間。各家名醫的神奇事跡，都被歸于扁鵲。《史記·太史公自序》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司馬遷在《扁鵲倉公列傳》中將戰國時期*著名的醫生姬姓秦氏名越人（秦越人），作為“扁鵲”稱號的典型，記錄在了歷史長河之中。由于各類關于扁鵲行醫的趣聞、典故的記載時間跨度從公元前8世紀持續到公元前4世紀，因此如何看待扁鵲一直為醫家所爭。日本名醫安滕惟寅（1706—1782年）所著《扁倉傳割解》指出：“周秦間凡稱良醫皆謂之扁鵲。”
這位歐洲的“秦越人”——巴拉賽爾蘇斯——“賽扁鵲”，被譽為近代醫學科學的奠基人。雖然很多論述在現代科學看來仍未脫愚昧，但也是時代所限。而他的許多觀念至今仍在發揮關鍵作用，成為生物安全的核心法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巴拉賽爾蘇斯主張醫學科學必須建立在經驗和觀察基礎上，反對古代的迷信醫學，尤其是自古羅馬時期克勞狄烏斯·蓋倫（129—200年）所傳承超過1300年的“四體液學說”（即認定人體由血液、黏液、黃膽汁和黑膽汁組成）。巴拉賽爾蘇斯提倡將化學應用到醫學領域，奠定了醫療化學的基礎。巴拉賽爾蘇斯反對“萬靈藥”，而是主張將單一物質作為特定疾病的藥物。他在實踐中采用很多新藥物，成為著名的“藥劑師”。有說法認為，風靡西方的塔羅牌中的魔法師的形象就是以他為原型。他所倡導的用單一藥物治療單一疾病的理念，就是近代西方醫學、藥學的核心基礎，且沿用至今。
巴拉賽爾蘇斯的貢獻遠不止于此。“劑量即毒性”是他為“毒理學”創造的傳世之功，核心理念是物質的平衡需要一個“度”，即所謂“過量即毒”“過猶不及”。人類是地球生態中的一個物種，按照自然演化的規律與環境協同進化，人類的出現之所以尤為特殊，就在于演進出了智慧與文明。尤其是近代以來的科技發展，使得人的個體能力得到巨大增長。人類以血肉之軀，卻可以飛天下海、無遠弗屆，可以探索宇宙、登陸月球，也可以操控原子、改造世界。人類個體能力的極大拓展和整體能力的巨大飛躍成為地球生態的*大變量。尤其是在廣義進化的維度上，人類的出現和發展為地球生態體系中的單一物種演進按下了“極速鍵”和“未知鍵”。
然而，天道輪回，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規律。作為地球生態的物種之一，人類一直都面臨著人與自然、與其他物種間，以及在人類物種內的多重生物安全威脅。這種威脅與其說是一種需要被動防御的威脅，不如說是因為人類主動改變環境所必須付出的“再適應”和代價。自然界維持穩態平衡的核心，是每個物種都占據著獨特的“生態位”，通俗而言，就是生態食物鏈的特定范圍。一旦突破原有的生態位，無論是拓展能力還是改變習性，任何變化生態位的物種以及整個生態系統都需要進行“再平衡”。這種再平衡的過程是殘酷的，必須付出成本和代價。例如食用野生動物引發的疫情反噬、濫用抗生素引發的耐藥性微生物出現等，都是這個道理。人類經過進化，成長為地球的王者種群，既戴王冠，必承其重。
在生物世界，人類永遠都不能獨善其身。而冥冥中操縱種群群體誕生、發展的“看不見的手”，一直在以恒定的規律深刻操縱著世界。這只“看不見的手”并不是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規律，而是自然規律，即所謂“自私的基因”。直到20世紀中葉，人類才剛剛搞明白決定遺傳規律、生物特性的物質不是蛋白質、不是油脂、不是纖維、不是骨骼，而是承載于染色體之上的基因。短短幾十年，基因這個詞聽起來已經習以為常，然而正如早期人類如何認識到人是用腦思考而不是用心臟思考、搞清楚究竟是地球繞著太陽轉還是太陽繞著地球轉一樣，這是非常艱難而又偉大的發現。這扇天窗的打開，讓半個世紀以來的生物科學突飛猛進、日新月異。染色體以其特定的規律分裂、復制、遺傳，基因以其特定的方式表達蛋白質，產生生理效果。人及一切地球物種，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服從于基因的運行規律。繁衍與生存，都是傳播基因的渠道。大自然就是有這樣一雙強大而無處不在的“看不見的手”，將人類的發展與安全玩弄于“五指山”中。人類無論如何發展強大，依然受到自然規律的左右，對種群數量和形態都構成影響。這種影響是內生的生物安全，也是所有生物安全問題的內核與哲學基礎。 作祟的資本市場“劣根性”
1955年6月，日本一大批剛剛生育不久的母親發現襁褓中的嬰兒開始不停腹瀉、發熱、吐奶，并且陸續出現了皮膚發黑等嚴重癥狀。一開始，母親們以為是中暑，然而大量相同癥狀的嬰兒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這就是“森永砒霜奶中毒”事件。醫生們很快發現，這些嬰兒都在食用日本乳業龍頭森永公司生產的奶粉，而這些奶粉居然添加了砒霜！原來，森永在加工奶粉過程中通常會使用磷酸鈉作為乳質穩定劑，而其在德島的加工廠使用的劣質磷酸鈉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稱的砒霜，這會嚴重損害嬰兒的神經、內臟。中毒的嬰兒長到幾歲后,又相繼出現癡呆、畸形、殘疾等病癥,其家庭再遭劫難。
僅半年后的1956年，日本又暴發“水俁病”事件。小鎮水俁的居民患上了奇怪的“貓舞蹈癥”。患者口齒不清、步態不穩、面部癡呆、手足麻痹、感覺障礙、視覺喪失、手足變形，*終神經失常，或酣睡，或興奮，身體彎弓高叫，直至死亡。實際上，這是汞中毒，導致腦中樞神經和末梢神經遭破壞。1963年，日本多地再次暴發水俁病，該病的罪魁禍首是當時日本的氮生產企業。氮廣泛用于化學肥料，制造過程中要使用含汞催化劑，而排放的廢水中含有大量汞。該事件暴發前，日本曾自豪地認為，日本的經濟成長是“在以氮為首的化學工業的支撐下完成的”。然而，這個“光環”產業卻給當地居民及其生存環境帶來了無盡的災難。
1968年，日本爆發大規模“米糠油”事件。當年3月，日本多地養殖的幾十萬只雞突然死亡，但當時并未深究原因。然而從當年6月起，日本出現了大量指甲發黑、皮膚色素沉著、眼結膜充血等癥狀的患者，之后在全國蔓延。至1977年，因此病死亡達數萬人。調查發現，日本企業在生產米糠油時，為降低成本追求利潤，在脫臭過程中使用了多氯聯苯（PCBs）液體做導熱油。因生產管理不善，多氯聯苯混進了米糠油中。受污染的米糠油被銷往各地，導致食用者中毒、患病甚至死亡。
持續的丑聞及導致的病況一波又一波，沖擊著原本祥和安寧的日本社會。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后的日本，經過徹底改造，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崛起，社會生活秩序恢復、生產蓬勃發展，戰爭創傷也逐漸平復。當時的日本民眾怎么也想不到，無數個家庭就這樣突然萬劫不復。公共衛生安全，一直是日本*引以為傲的“文明標桿”。早在1876年，日本就發布了《禁止銷售用進口染粉著色的飲食物》等行政規制。1900年，日本正式實施食品安全立法。日本對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視和保障，是當時全亞洲的先驅和標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于1947年出臺《食品衛生法》，并一直沿用至2003年《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出臺。
一面是先進完善的管理規范、法律體系和光芒萬丈、高歌猛進的龍頭產業、“光環”企業，另一面卻是民眾的生命安全遭受嚴重侵害。日本究竟哪里出了問題？
歐美國家的劣跡就更加不堪鋪陳，只不過因為年代久遠，已不為世人所熟知。與日本類似，18—19世紀，英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起飛的過程中，普遍出現了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且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危害和影響，其中*典型的是普遍的牛奶造假案例。在19世紀20年代，據稱倫敦有50%—75%的牛奶使用污染過的水進行稀釋，然后以面粉調稠，加入胡蘿卜汁作為甜味劑，并用有毒的黃色顏料進行調色。 19世紀中期，紐約的嬰兒們則遭遇了更嚴重的境況。那里的牛奶絕大多數都產自飼養的奶牛，飼料則來自釀酒廠和啤酒廠的糧食廢渣。飼養場非常擁擠，工人在不洗手的情況下提取和加工牛乳。在出售前，這種“泔水奶”（swill milk）散發著酒精氣味，并被進一步稀釋，用巴黎的粉筆末和石膏調稠，加入糖漿。
綜上所述，為什么是在工業化起飛的時候，民眾遭受到如此多的生物安全危害？顯然，從全世界不同歷史時期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中，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發現規律。這些危機事件與國別、政府、文化、體制等都無必然相關性，而是與發展相聯，是發展的“伴生病”，是發展成就背后隱藏的巨大傷痛。
國家生物安全實踐具有極強的歷史階段性和規律性，其重要性也與人類工業化的現代文明伴生增長。例如產品的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就是在國家的特定發展階段出現的，今天發達國家相對嚴密的生物安全體系也正是在曾經極其嚴重和普遍的生物安全危機刺激下逐漸完善形成的。英國、美國、日本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百年來快速崛起的日本出現的案例尤其典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化工產業急劇膨脹，進而接連發生了多起極其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
“問題產品”引發的公共衛生安全有其獨特性，能導致典型的市場失靈現象。這
種獨特性在于，涉及公共衛生安全的指標往往無法輕易甄別。通俗來講，民眾到市場上買一個蘋果，可以用肉眼觀察果皮是不是皺了來分辨它是不是放久了，但很難通過看外觀、看色澤，甚至不能通過口感來鑒別它是不是噴灑了有毒農藥來防止蟲害，是不是添加了有毒化學品來催生促壯，提升觀感、口感。恰恰相反，那些用過“特殊手段”處理的產品，往往讓人更有購買欲。添加劑、染色劑就是這種“特殊手段”中相對安全和規范的一類。“日本添加劑之父”安部司，就因撰寫《食品真相大揭秘》為人熟知。他用添加劑制成風靡市場的“肉丸”，見到自己3歲的女兒對此“愛不釋口”后，因痛心而“幡然悔悟”。
特殊手段總非正道，還是那句話，“劑量即毒性”。買方和賣方的信息嚴重不對稱，導致大量在現代工業技術助力下經過包裝的添加劑制成品，甚至有毒物質制成品，因為口感好、成本低導致市場參與者進行逆向選擇， 也就是劣質產品驅逐優質產品、不安全產品驅逐安全產品的現象。但是更嚴重的后果，還不止于此類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
*嚴重的問題在于，上述現象逐漸演進發展，*終可能導致市場的萎縮和消失。結合進化論和博弈論而形成的“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就描述了這樣一種現象：如果占群體絕大多數的個體選擇進化穩定策略，那么小的突變群體就不可能侵入到這個群體。或者說，在自然選擇壓力下，突變者要么改變原有策略而選擇進化穩定策略，要么退出系統在進化過程中消失。通俗而言，那就是當一個群體形成穩定策略后，任何違反此策略的個體都將被淘汰。這一現象在生物安全領域，尤其是產品的公共衛生領域尤其明顯。這既包括食品、日用品，也包括藥品、疫苗、保健品等，與每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且攸關生命健康安全。
當一個行業形成普遍默認“劣質”規則后，任何遵守原規定、生產安全產品的企業就“違反了行業規則”，而*終將被排擠出市場，這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奇特現象。例如19世紀20年代，雖然倫敦的毒牛奶問題多次引發軒然大波，但由于英國議會擔心商人的強烈反對，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做出反應。同樣，面對紐約的“泔水奶”，美國政府開始采取整治措施已經是十年之后。在這些“進化穩定策略”中，人民安全并未成為統治者在宣稱“普世價值”時的優先選項。 “兩用性”與惡魔的玩具
“人的邪惡，他們錯誤行為導致了戰爭，如果個人的美德能夠被普及，就會有和平。” 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大師肯尼迪·沃爾茲（Kenneth Waltz）所說的這種邪惡中，居其*者當屬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其中*令人毛骨悚然且不可知的當屬生化武器，但是今天世人已經不記得生化武器的恐怖。經歷了廣島、長崎的核武器爆炸、美蘇數十年的冷戰核恐怖之后，核武器的禁忌已經深入人心。但是，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已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毫無感覺。
大約100年前，生化武器還是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武器，是“戰略大殺器”，主要大國無不趨之若鶩，甚至連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也不得不努力探索。1913年，武漢漢陽兵工廠開始嘗試生產*初步的毒氣彈——“傷腦氣”時，每枚炮彈價格高達12兩紋銀。到1922年時，用常規炮彈簡單改造的毒氣炮彈（甚至談不上什么殺傷力）價格已經高達每枚27—28銀圓。以至于當時兩湖巡閱使致信直魯豫巡署稱：“初次改裝，費工甚大。如再多造時，可以設法省工。”雖然如此，直魯豫巡閱使卻批復：“奉諭造*恨（狠）之毒氣炮彈二百顆，愈速愈好。”讓北洋政府自上而下緊催忙趕、不計成本督造的“毒氣炮彈”究竟有何迷人之處呢？當時陸軍部軍械司記載：“法火藥，*厲害，一物不得見，一步不可行，生擒賊兵用之；五里霧，順風用，人馬聞氣，涕淚不絕，互相戕殺；追魂霧，上風用，七孔流血，其人立死；煙球毒藥，若其氣中，人則口鼻血出，以害人攻城。”
如今讀來，這些還略顯蒙昧的名稱和用語，依然使人瑟瑟生寒。當時作為“害人攻城”的這一先進武器，實際上離我們還并不遙遠。僅僅15年之后，中華大地上的軍械工業生產單位就大批改擴建，大部分轉為生產防毒面具。那是在日本侵華投放生化武器案例日漸增多的情況下，中國的國防工業不得不進行的應急快速反應。1932年，時任民國政府兵工署署長的陸軍中將俞大維（后任“國防部長”，被譽為“兵工國父”）向時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長、大地質學家翁文灝（后曾任“行政院長”，中國人民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稱：“噴嚏和芥子氣可造，其余尚不可半工業化。”1934年，陳濟棠引進德國技術，建立主產防毒面具和相關設備的42廠（廣東化學工廠），直到1946年停產。而同時代的23廠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其命運折射出那個時代的國運。23廠是當時中國*大的軍用化學廠，1932年由留美化學家牽頭，與美國合建，專為化學戰而設。1933年開始籌建，1936年投產運行，到1937年即量產工業化學原料百余噸、多型特種炮彈數萬顆。這樣一個擁有7個廠房、建有分廠的大廠，*初設在北京盧溝橋。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遷移到河南鞏縣。不久，又遭破壞，進而西遷四川。*終在重慶被改編進了另一家工廠。1937年，全國生產防毒面具57034副，到1944年，下降至生產8000副。1940年，全國生產防毒衣20024套，到1943年滑落至6266套。如今，正在經歷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全世界都能體會到這個數字背后的辛酸。每一套防護裝備，就是一位戰士的生命盾牌，就是一份戰斗力的維系。往日辛酸，不堪回首。
這段歷史細節非常令人揪心，也正因如此，生化武器的軍備控制，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國際防控體系就尤為關鍵。可惜的是，這樣的理想經過近百年的努力仍未實現。人類*早的生物安全國際公約誕生于**次世界大戰之后。1925年6月，國際聯盟在日內瓦簽署《關于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性或其他類似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日內瓦議定書》），至今仍在發揮法律效力。可惜的是，作為戰時法則的議定書，在不久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并未能有效約束細菌和毒素武器的使用。在冷戰高潮時期，美國首倡，蘇聯和英國響應，1971年達成了《禁止細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以及銷毀此類武器的公約》（BTWC），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從戰時法則到全面禁止，該公約于1975年的生效標志著全球生物武器軍控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然而這份公約只完成了前半篇文章，僅強調通過加強各國國內立法和內部措施來全面禁止生物武器的發展、生產和儲存；而公約未提出具體的禁止清單（試劑、物種等）和閾值等，也未解決防御性研究與進攻性開發的區別問題，*關鍵的是未形成履約核查制度。
因此，事實上全球生物武器的研制和生產并未就此銷聲匿跡。俄羅斯1992年承認，在1979年烏拉爾地區軍事設施內發生的泄漏事故導致了炭疽流行。美國于2006年曝出在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存有細菌戰計劃的殘留物——近2000噸沒有生物安全文件的危險廢料和活菌制劑。直到2019年8月的專家組會議和12月締約國會議，《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履約依然步履維艱。雖然在建立互信措施、成立履約支持機構等方面持續實現進展，但實質性履約和核查機制并未出現任何突破。尤其是在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核查議定書等核心問題上，美國一方面堅持反對態度，一方面又對其他國家履約情況橫加責難。核心分歧在于，冷戰結束后，保有生物科技優勢（生物戰優勢）符合發達國家利益，普遍生物軍控妨害其謀求單邊優勢。
上述現象，當然也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這雙手就是生物技術的兩用性問題。也就是發展進攻性生物武器與研究防御性生物安全手段，這兩種活動如劍之雙刃，在一般層面上很難甄別。這也是令所有軍備控制學者撓頭的事情。對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言，研發核武器及其投送手段與發展導彈防御體系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攻防界限明晰。但是生化武器，尤其是生物武器則完全不同。這也是至今世界仍未形成可執行的生物武器管控機制的原因所在。歸根到底，還在于生物技術的特質造成了信息的嚴重不對稱。與怎么買一個好蘋果，實際上是一個道理。
而這種信息不對稱，恰恰是生化武器持續存在、無法禁絕的一種內在特質。因為，維持戰略模糊是戰略威懾的一種手段。這種威懾并不依賴于確定性的武器、部署和作戰能力。模糊性本身就已經達到了戰略效果。這種戰略模糊的形成有可能是自然發生的，也有可能是刻意為之，或故意不完全澄清。但無論如何，由戰略模糊形成的威懾所需成本很低。即使可信度有一些缺陷，但性價比絕對超值。這也是很多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嘗試運用炭疽桿菌、沙林毒氣等制造襲擊，并形成影響的原因。形成戰略模糊的原因與生化武器的技術特性有一定關系。核試驗可以通過地震波、空氣中釋放的同位素等進行監測，導彈試驗可以通過雷達和衛星實時探測，而生化武器的研發、儲存和試驗的全流程都可以隱藏在合法的科研項目或工業設施中開展。同時，生化項目尤其是生物項目，其軍民兩用性相較核、導項目更為突出。生化設備和原料貿易的敏感性都遠低于核、導項目。更關鍵的是，生化項目可快速實現民用與軍用之間的相互轉換。例如，發酵罐經過一兩天的消殺清洗，就可以完全改變用途。這些技術特性導致了生化武器項目的“模糊性”很高，既有可能相對容易地將生化武器項目隱藏起來，又有可能相對草率地將民用設施誤判為潛在的生化武器項目。 以生動實踐邁向更好未來
歷史上，世界及中國均出現過極其嚴重的人口數量大波動案例。究其原因，戰亂與生物危機長期并生，是人類*大的挑戰，更是國家安全*大的威脅。當前，生物安全威脅帶來的沖擊更加嚴重，因為更大的變化在于，現代生物科學與通常認識的以生物分類學、觀察生物學和實驗生物學等為主體的傳統生物學已截然不同。高新科技助力下的新型生物威脅和挑戰正在以全新形態呈現，在享受生物技術帶來發展紅利的同時，人類也面臨著生物技術誤用和濫用、生物技術武器化、生物恐怖主義等嚴峻挑戰。在分子生物學方法等先進技術的支撐下，生物安全*大的變局是生物技術的快速演進。人類在這一領域改造自然生態乃至自身的能力發展速度太快，影響太深遠，對于究竟能造……
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 作者簡介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英文縮寫CICIR）是中國歷史悠久、研究領域寬泛、功能齊備的復合型國際戰略與安全問題研究及決策咨詢機構，研究領域覆蓋全球所有地區和重大戰略性、綜合性問題。其前身是1980年對外開放的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2003年更為現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現有研究、行政和輔助人員300余人，下設15個研究所、若干研究中心以及國際交流部、國際信息資料中心等部門。長期開展廣泛、深入、高端的國際學術交流，是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主辦發行《現代國際關系》（中文核心期刊）、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國際研究參考》三本學術期刊，2015年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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