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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國家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2772
- 條形碼：9787552032772 ; 978-7-5520-3277-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低地國家史 本書特色
保羅.阿布拉斯特講述了低地國家從古至今的身份轉變：從古羅馬時期的邊境省份演變?yōu)槿缃竦娜齻君主立憲制國家，強調了賦予這一地區(qū)國際重要性的社會、經濟、精神和文化運動。這個修訂版本的內容更為豐富，涵蓋了前沿歷史研究成果與重要事件，提供了低地國家有關移民、多元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復興的*新信息，簡短地討論了世俗主義在西歐的崛起及其對比荷盧地區(qū)的影響，概述了低地國家近日的經濟成敗，新增了1918年以來的政黨和政府一覽表。 若想通過簡明易懂的文字了解低地國家的過去，本書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低地國家史 內容簡介
幾個世紀以來，低地國家（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一直位于西歐的十字路口，它們的國土面積雖然相對較小，但對歐洲經濟、宗教和藝術的發(fā)展均有巨大貢獻。在國際層面，該地區(qū)往往既充當周邊大國如法國、英國和德國的調停者，又充當緩沖區(qū)。三國之間往來密切，與鄰國的交往也十分頻繁，離開了其中的任一國家，比荷盧的歷史都無從談起；而若忽視了低地國家，歐洲的歷史也無從談起。 在歷史上，法國北部的和德國西部的部分地區(qū)也曾被歸為低地國家，因此“低地國家”這個術語的定義必須保持寬泛和靈活性，它就像一個方便使用的標簽，很少代表一個固定的、統(tǒng)一的整體。在更早的年代，部落和王國擴張到超出現今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的廣闊區(qū)域，那么就更難給這一地區(qū)設定標準，使其能夠反映出歐洲是一個整體。直至今日，低地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仍呈現出高度多元化，那里的居民講多種語言：荷蘭語、法語、弗里西亞語和德語，這個風景秀美的地區(qū)仿佛是歐洲歷史的迷人縮影。比利時和荷蘭則越來越多地參與更廣泛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它們總是共享利益，并采取相似的政策，在今日歐洲仍然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低地國家史 目錄
再版序
前言（**版）
引言
**章 從異教徒到十字軍戰(zhàn)士：公元前57—公元1100年
第二章 權力和虔誠的形式：公元1100—1384年
第三章 低地國家的統(tǒng)一和分裂：1384—1609年
第四章 從代爾夫特陶器到瓷器：1609—1780年
第五章 自由秩序的興衰：1776—1914年
第六章 世界大戰(zhàn)與世界和平：1914—2011年
低地國家大事記
王朝與統(tǒng)治者
1918年后主要政黨及政府機構
延伸閱讀著作
展開全部
低地國家史 節(jié)選
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是著名的“人造”國家，它們的邊界只是以往外交和軍事活動的產物。在這一區(qū)域兩端，法國和德國占領了所有能占領的土地，余下中間部分，法德雙方都無法建立統(tǒng)治，形成了比、荷、盧三國。在某些人，例如法國前總統(tǒng)夏爾· 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看來，這一情況使比、荷、盧成了一種異常或多余的存在。但在19世紀低地三國的史學家眼中，這反而讓比、荷、盧成了（預先）確定的幸存者。如果“邊界”不是指涇渭分明的分界線，而是指相互作用、相互重疊的區(qū)域，那這塊土地*恰當的稱謂應是邊界地區(qū)。不是說法國、德國或意大利、瑞士對這三個國家沒有影響，而是雖有影響，卻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完全主導這片區(qū)域。 多樣性 各種類型的邊界線將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分割開來。一度被法國人稱為“天然邊界線”的萊茵河（Rhine），穿過了荷蘭的心臟地帶。另外還有三條語言邊界線：比利時境內的荷蘭語—法語邊界線、比利時和盧森堡境內的法語—德語邊界線以及荷蘭境內的荷蘭語—弗里斯蘭語（Frisian）邊界線。荷蘭還有一條劃分天主教和新教傳統(tǒng)主導區(qū)域的分界線。比利時的巴勒—海托赫鎮(zhèn)（Baarle-Hertog）四面與荷蘭南部省份北布拉班廷（North Brabant）為界，還與荷蘭的巴勒—納紹（Baarle-Nassau）相連，這種一個歐洲國家的某一內陸領土卻在鄰國境內的情況，目前非常罕見。就其語言多樣、宗教交織以及地理邊境地帶的情況來看，低地三國與在法、德交界處另一端的瑞士頗為相似。不同的是，瑞士幾乎不參與西歐的強權政治，而比、荷、盧三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強權政治的中心，它們還在歐洲經濟政治一體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瑞士與低地國家的另一個區(qū)別在于，瑞士向來是一個松散但極其穩(wěn)固的聯邦國家，由各個州組成。而低地國家則趨向于彼此分裂，1815—1830年間曾有人嘗試把低地國家作為一個單一制中央集權國家進行統(tǒng)治，卻*終導致了革命與戰(zhàn)爭。令人詫異的是，任一低地國家內，都存在著省級和地區(qū)性的語言和觀點的差異。甚至在面積*小、使用雙語的盧森堡，也有母語是法語而非盧森堡語的人。同時，盧森堡分為西北部的林業(yè)區(qū)、東部的農業(yè)區(qū)、西南部的工業(yè)區(qū)，中心的盧森堡城則由服務業(yè)主導。 文化差異在日常接觸中非常明顯。荷蘭人的率直會無意中冒犯他人，而比利時人的含蓄又會被誤解成虛偽。比利時人會講荷蘭人摳門的笑話，而荷蘭人則會調笑比利時人犯蠢。講笑話的人會覺得有趣，因為他們都期待所講的笑話會產生一樣的惡搞效果。文化差異甚至不完全由國界限定。一國之內，比利時的佛蘭德斯人（Flemings）會嘲諷林堡人（Limburgers）“鄉(xiāng)巴佬”；荷蘭人也會這樣嘲笑弗里斯蘭人（Frisians）。在荷蘭，狂歡慶典流行于萊茵河三角洲以南的傳統(tǒng)天主教城市，如斯海爾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埃因霍溫（Eindhoven）和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直到近年，這些習俗才流入更加拘謹保守的北方，帶去了異域之風。 比、荷、盧除了在習俗、語言、法律、宗教方面分界不清，以及排外主義和狹隘主義的地區(qū)差別，三國的公民社會機構也呈現奇怪的分裂狀態(tài)。英語史學界認為，在19世紀和20世紀，比利時和荷蘭的社會機構呈“柱化”現象。柱子的形象表示社會各個部分共同支撐起屋頂，但沒有一個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新教徒、天主教徒、自由—世俗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有些共產主義人士都紛紛建立起自己的機構，保障其成員從出生到死亡的生活方方面面：教堂和宗教場所、政黨、工會、保險聯合會、儲蓄銀行、醫(yī)院、中小學、大學、報社，有時甚至還包括廣播、電視公司以及文化、音樂和體育機構。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機構的“柱化”達到頂峰，甚至大型的企業(yè)也會歸屬于某一教派或某個“生活—哲學”陣營。成為一名天主教徒或加爾文教徒不僅僅是信仰上的承諾；同樣地，信奉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也不單單是政治選擇。對某一事物的忠誠會影響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人們的抉擇：送孩子上哪所學校，去哪家銀行開設賬戶，在哪里辦理醫(yī)療保險，加入哪一足球俱樂部或軍樂隊（不論他們是否在周日活動），訂閱哪種報紙，甚至是去哪個商店采購。商人尚且會與和自己基本生活觀念不同的人來往，而其余人則很少有機會走出生活“圈子”去參與外界的社會文化活動。 同比利時、荷蘭一樣，盧森堡的教會和政府之間也存在爭執(zhí)，但是盧森堡奉行自由主義的政治精英更愿意政府支持天主教的教育和慈善機構。而相對于其他地方的不干涉，教會精英也非常習慣于國家對他們更大力度的監(jiān)督。這使得盧森堡成了更加統(tǒng)一的社會和政治整體。但在比利時和荷蘭，各方都不愿意在原則上妥協(xié)。在比利時，受該政治因素影響，“柱化”影響著社會生活（即假設的“屋頂”）的方方面面，荷蘭也一樣，只是程度更小一些。諸如警察局、郵局、鐵路系統(tǒng)里負有權責的職位，甚至是司法官員和禮儀官員的任命，都在不同的“支柱”間分配、替換。這樣的現象目前尚有殘留，但主要是在比利時。 比利時的分離趨勢進一步加深，這點在荷蘭和盧森堡并不明顯。比利時已經聯邦化了，許多政治和經濟權力移交給了三大“領區(qū)”：講荷蘭語的佛蘭德斯區(qū)（Flanders），法語的瓦隆區(qū)（Wallonia）以及官方雙語（荷蘭語和法語）的布魯塞爾首都區(qū)（Brussels Capital Region）。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在三個不同語言——荷蘭語、法語、德語——的“社區(qū)”間所共有。其中，佛蘭德斯區(qū)和荷蘭語區(qū)高度吻合，瓦隆區(qū)和法語區(qū)也高度吻合，但是德語區(qū)位于瓦隆區(qū)內，并且法語區(qū)和荷蘭語區(qū)在雙語的布魯塞爾首都區(qū)均有自己的勢力。這種社區(qū)上的分離，使得支撐國家的所有“支柱”，不論是政治、社會、文化或是經濟機構，在每個語言社區(qū)中均有重復。不同社區(qū)間，彼此不變的刻板印象形成了嚴重的意識差異，甚至相互對立，這不僅體現在社會和文化上。甚至今日，一些關于“日耳曼語”種族和“羅曼語”種族的胡言亂語還可以聽到，盡管聽起來有理有據，但更多是虛構出來的“文化差異”。有關歐洲人態(tài)度和價值觀的調查一再表明，佛蘭德斯人和瓦隆人之間的相近程度超過了他們與荷蘭人或者法國人的關系，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更接近德國的萊茵蘭人（Rhinelanders）。他們很少在身材、長相、穿著或行為上有什么分別，唯一能區(qū)分的是他們的耳朵。講荷蘭語的人也會起像法語的名字，講法語的人也會起像荷蘭語的名字。每當比利時人談起他們的不同時，應該銘記那句格言：越是相似的，越強調差異。 除了語言的分離，基督徒和世俗主義者在信仰上的分歧更加嚴重，同時分裂著比利時社會。19世紀的反教權主義影響力廣泛。紀律各異的共濟會會所在自由黨和社會黨的公共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在英國人看來匪夷所思，但墨西哥人卻很熟悉。在荷蘭，世俗主義和宗教之間的分歧也很明顯，只是沒有比利時反教權主義那般激烈。此外，比利時的新教徒數量很少，少到可以忽略；而荷蘭的新教徒數量卻很龐大，在宗教活動中積極活躍。除了新教徒，荷蘭還有一個基礎堅實、組織良好的天主教群體作為少數派，他們大多數集中在萊茵河三角洲南部，但不局限于此。和所有西歐國家一樣，低地三國存在已久的文化、信仰和社會特質正在慢慢消減，逐漸同化于一個范圍更廣、更為成熟的社會，該社會對除伊斯蘭教外的任何宗教均保持中立，同時，也在尋求各種辦法安置從歐洲以外涌入的大批移民。 盡管低地三國存在著教區(qū)的、地方的、民族的、語言的及信仰的分歧，但它們長期以來都是民主的、多黨協(xié)商的政治典范，采用了大量機制防止各社會機構發(fā)生文化戰(zhàn)爭，緩解了社區(qū)間的緊張氛圍。20世紀末，這些機制日漸式微，甚至對國家和社會的團結帶來了負面影響。21世紀初，人們開始質疑這些機制是否有必要繼續(xù)存在，更多細節(jié)會在*后一章談到。低地三國面臨的*大威脅來自一個不斷壯大的意見發(fā)聲群體，他們專注于民族這個神話，多數人對未同化的移民群體抱有敵意。 水和風車 除了“人造”的國家邊界之外，荷蘭在另一方面也以“人造”聞名于世。其北荷蘭省（North Holland）、南荷蘭省（South Holland）、弗里斯蘭省（Friesland）、格羅寧根省（Groningen）和弗萊福蘭省（Flevoland）的大多數地區(qū)低于海平面。城市之外的主色調是大地的綠和水天一色的灰。英國詩人柯勒律治（Coleridge）在一首隨筆詩中，首次記錄下其荷蘭之旅的印象： 水和風車，滿眼的綠，綠色的島嶼；—— 楊柳垂垂，灑下一片綠蔭，福澤了沼地；—— 間間農舍，似是停泊在那天空的倒影， 高聳的塔尖，將濃霧穿透—— 水啊，是那么的寬廣；到處，是綠色的生機， 美好風光，盡收眼底—— 據傳，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曾說過：“上帝創(chuàng)造了世界，但荷蘭人創(chuàng)造了荷蘭。”每當荷蘭人提到祖國心生自豪時，便會反復提及這句話，但這也暴露了荷蘭的缺陷。在荷蘭，大自然獻上了它的一臂之力。南北荷蘭省和澤蘭省（Zeeland）的土地之所以干燥，得益于河流和潮汐不斷帶來泥土形成沉積，北海岸的沙丘也是一道天然但極不可靠的屏障。海洋和河流的交匯處地勢低洼，為人們帶來了貿易和財富，但同時也帶來了洪水頻發(fā)的危險。大自然給這里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立足之地，而人類的辛勤，將這片鹽沼打造成了賴以生存的家園。 很久以前，在鐵器時代末期，水位的不斷上升迫使人們修建人工土堤，那些延續(xù)祖輩生活留在泥炭沼地的人，雙足因此可以保持干燥。羅馬地理學家注意到的奇趣見聞之一是弗里斯蘭人的生活。他們居住在只有退潮時才能抵達的小島，以魚和水邊的野禽為生，而非陸地上的水果和野獸。用干燥的泥巴生火。從鐵器時代晚期到中世紀盛期，成千上萬個土堤堆建起來，有的是為了保護私人農莊，有的是為了保護整個村莊，還有一些成為后來城市的基礎，比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土地開墾在幾個世紀里一直是沿海地區(qū)的特點。在中世紀的佛蘭德斯，人們通過筑堤和排水，將海平面以下的土地變?yōu)榱继铮蔀楫敃r的先驅。但丁的《神曲》中描寫過，沸騰的血河在地獄的第七層被一面墻阻擋，這讓人想起了： ……佛蘭德斯人感到不安 在布呂赫和維桑之間筑起了寬廣的堤壩 唯恐海水侵入 12世紀，圍堤造田的技術在荷蘭已經非常普及。17世紀，隨著荷蘭人使用堤壩、水閘以及排干圩田的風力泵（“風車”），技術不斷完善。筑堤普及后，大多數建造在房屋和花園下方的不再可用的古代堤壩被開掘，其土壤用作地勢更加低洼地區(qū)的肥料。 20世紀，人類展開了對水景*關鍵的改造。1927—1932年，荷蘭人修建了一條長達約32公里的大壩，分隔開了須德海（Zuider Zee）與北海（the North Sea）。從那時起至1968年，通過排出須德海海水，人們獲得了超過16萬公頃的土地，其中過半的土地組成了一個全新的省——弗萊福蘭省。澤蘭的“三角洲工程”啟動于1953年春天一場毀滅性的洪災之后，該工程使萊茵三角洲的大部分水域變成了淡水湖。這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工程，它不僅包括在三角洲地區(qū)筑壩，還需要調節(jié)河流上游的流量，以防解決了潮汐洪水的問題，又受到河水泛濫的威脅。20世紀60年代，原工程的預期目標出現了問題，于是計劃有了修改。為了安撫漁民和環(huán)保人士的不滿，一條3公里多長的攔洪壩因此而修建。它保護了東斯海爾德河（Eastern Scheldt）河口地帶的海洋生物包括牡蠣和蚌群，在緊急情況下水閘可以關閉。1996年竣工的鹿特丹攔洪壩是“三角洲工程”的*高成就。在澤蘭，還有一塊狹長的土地被水域與荷蘭主體所分開。它位于西斯海爾德（Western Scheldt）河河口以南，毗鄰比利時的佛蘭德斯，2003年完工的一條海底隧道將其與荷蘭其他部分連接起來。這條海底隧道是荷蘭20世紀*偉大的工程之一里相對普通的附加工程。因此，荷蘭的工程咨詢在美國重建新奧爾良防洪工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人類的智慧和努力使低地國家不僅宜居，而且舒適、富足。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人尤其善于解決問題、另尋出路，簡言之：讓自己活得舒服。政治上，他們以妥協(xié)和合作為特點，其密切程度在其他穩(wěn)定的民主國家也不多見。在低地三國中，公共空間和半公共空間的舒適度（不論是市場、門階、公園還是庭院）與法國的宏偉和英國的老舊形成鮮明對比。關于和睦相處是人類基本驅動力的這一假設，有時會造成過于樂觀的判斷，認為在其他地方，人的努力也可以帶來社會和諧、穩(wěn)定與繁榮。在整個近現代，荷蘭和比利時已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如社會、教育、政治和農業(yè)領域，成為其他國家改革者效仿的典范。荷蘭人和比利時人在引導社會沖突、信仰沖突及共產主義沖突走向和平發(fā)展的道路上成績斐然，激勵了其他地區(qū)采取行動，但這些經驗始終無法成功復制。
低地國家史 作者簡介
保羅.阿布拉斯特︱ Paul Arblaster 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低地國家史和早期現代歐洲史。曾任教于魯汶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及比利時那慕爾大學，現任教于荷蘭馬斯特里赫特的南方應用科技大學。主要作品包括《安特衛(wèi)普與世界：理查德.維斯根特與天主教改革時期的國際文化》（Antwerp and the World: Richard Versteg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of Catholic Reformation）、《旅者的荷比盧歷史》（A Traveller's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Luxembour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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