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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稅VS減支:財政困境下的政策選擇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22932
- 條形碼：9787521722932 ; 978-7-5217-2293-2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增稅VS減支:財政困境下的政策選擇 本書特色
1. 本書獲得曼哈頓學院哈耶克圖書獎；英國《金融時報》2019年暑期圖書之一。 2. 對發達國家近200次財政整頓事件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 3. 這本開創性的著作將為研究人員、學生和實踐者在未來的許多年里提供參考。
增稅VS減支:財政困境下的政策選擇 內容簡介
財政緊縮十分具有爭議性。反對者認為，它可能引發螺旋式下降，并且變得弄巧成拙。支持者認為，必須在任何時候和不惜任何代價積極地解決預算赤字問題。在這本精辟的書中，今天三位主要的政策專家通過政治噪音來證明沒有一種緊縮而是很多。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16個發達經濟體采取的數千項財政措施來看，緊縮政策評估了增稅和減支在減少債務方面的相對有效性。它表明，在產出損失方面，削減開支的成本遠小于增稅。在擴張性緊縮的情況下，減支有時會帶來產出增長，在減少債務增長方面比增稅成功得多。作者還指出，緊縮政策不一定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是政治生涯的死亡之吻，并為金融危機后歐洲近期的緊縮政策提供了新的視角。
增稅VS減支:財政困境下的政策選擇 目錄
第1章 引言
第2章 理論
第3章 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擴張性和衰退性緊縮政策
第4章 度量財政政策的影響
第5章 財政計劃
第6章 數據
第7章 緊縮的影響
第8章 大衰退期間歐洲的緊縮政策
第9章 何時推出緊縮政策？
第10章 緊縮和選舉
第11章 結論
第12章 本書模型：讀者指南
展開全部
增稅VS減支:財政困境下的政策選擇 節選
引言 緊縮 “緊縮”一詞的含義是通過削減政府支出水平或者通過增加稅收，或者同時采用兩種方式大幅削減政府赤字，穩定政府債務水平。本書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分析財政緊縮政策導致的產出損失，探討何種類型的緊縮政策能夠以*低成本實現既定政策目標，政府實施緊縮政策將帶來何種選舉效應。 為什么要采取緊縮政策？ 如果政府在大多數時間內都采取平衡財政政策，那么我們幾乎就見不到緊縮政策的身影了。經濟理論以及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在經濟衰退期間，一方面稅收下降，另一方面失業補貼等“財政穩定器”導致政府支出上升，或者在由自然災害或戰爭等因素導致的政府支出短暫上升期間，政府應該采取赤字財政政策。而當經濟步入繁榮階段、政府支出下降時，政府應當用財政盈余沖抵赤字。此外，有遠見的政府可能會未雨綢繆，主動積累盈余以備支出需求快速上升的不時之需。政府如果遵循上述做法，那么緊縮政策就永遠不會出現。 然而，由于如下兩個原因，緊縮政策并不鮮見： **，大多數政府并未遵循上述做法。也就是說，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也會積累赤字，同時在經濟衰退時期積累的赤字也不會被繁榮時期的盈余沖抵。因此，許多國家即使在完全“正常”的時期也會積累巨額公共債務。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期間，雖然意大利、比利時、愛爾蘭三國的年均GDP增長率都超過了2%，但這三個國家無一例外地積累了巨額債務；希臘在新千年伊始的幾年中實現了年均約5%的經濟增長率，但同樣也積累了巨額債務。各種各樣的政治扭曲都可能導致稅收不足，尤其是導致政府的超支行為。 第二，政府支出可能會出現超常規增長的情況。例如，當一國處于戰爭狀態或面臨自然災害時，政府支出的增長甚至可能超出人們的預期，這類債務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難以簡單通過經濟增長時期的盈余來沖抵。在某些情況下，一國可以走出這種債務泥潭，但并非每個國家都是幸運兒。二戰剛剛結束時，戰時積累的大規模債務因戰后較高的通貨膨脹率而有所下降，但近幾十年來的情況并非如此。事實上，較高的債務水平有時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阻礙因素，例如，為了支付債務利息政府必須更多地征稅。高負債與低增長相伴隨往往會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這是因為投資者對政府償債能力失去了信心。面對上述情況，政府可通過推行財政緊縮政策恢復投資者信心。 上述兩個導致財政緊縮的原因，即過度積累債務和危機，有時候會相互作用。例如，在“大衰退”之后的2010年至2014年出現的新一輪緊縮。在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初，一些國家（例如意大利和希臘）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積累了大量債務。其他國家（如西班牙和愛爾蘭）的稅收雖然因房地產泡沫出現了短暫的大幅增長，進而保持了較低的債務水平，然而房地產泡沫一旦破裂，“財政泡沫”也將隨之破裂。錯誤的財政政策將導致債務水平和債務風險上升，一旦金融危機襲擊這類經濟體，債務危機便會隨之爆發。 *重要的一點是，有時候由于政策失誤，或者政策失誤與意外負面沖擊同時出現，緊縮政策就成為一種必要措施。不過二者同時出現的情況并不多見，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緊縮都是源于政府的短視行為，以及相對于稅收來說過高的支出水平。 哪種類型的緊縮政策？ 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經濟體實施了緊縮政策，對這一政策收益與成本的討論往往基于意識形態的論調，批評嚴厲但毫無價值。一種觀點認為，無論是歐洲、美國，還是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緊縮政策都沒有任何必要。這些經濟體真正需要做的是擴張政府支出，從金融危機中慢慢復蘇，逐漸擺脫經濟衰退的陰影。因此，政府赤字和債務的規模應該更大，赤字政策的持續時間應該更長。上述反對緊縮政策的觀點認為，緊縮政策將導致債務/GDP比率的上升而不是下降，因為緊縮政策雖然導致分子（債務）變小，但導致分母（GDP）變得更小，結果只能適得其反。這種觀點的極端版本是，政府什么都不做，不采取任何形式的緊縮措施，也可以實現債務/GDP比率的下降。第二種觀點認為，政府債務水平的快速上升將引發違約和銀行破產（許多銀行持有大量主權債務），尤其是對于部分歐洲國家來說更是如此。這將導致第二輪金融危機的出現，甚至引發更嚴重和持續時間更長的經濟衰退。許多人因此擔心歐元會走向崩潰，將引發難以預測的嚴重經濟后果和政治后果。此外，積累更多的債務將使未來的緊縮政策力度更大。然而，市場似乎并不相信反緊縮的觀點：對于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債務迅速增加的國家來說，其利差出現大幅上升，只有在實施緊縮政策以及歐洲央行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時，利差才會逐漸下降。 本書的主要觀點是，為了分析緊縮政策的影響，我們需要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緊縮政策。**種是通過直接或間接增稅的方式實施緊縮政策。對于稅率已經比較高的經合組織國家來說，進一步增稅將恰好導致反緊縮觀點擔心的結果。這種緊縮政策將導致中短期內（3年或4年）出現包括GDP大幅下降在內的嚴重衰退。第二種是通過削減政府支出的方式實施緊縮政策。至少從過去三十多年經合組織國家的經驗看，這種類型的緊縮政策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從產出損失的角度看，這種緊縮政策的成本非常低，基本為零。而以增稅為基礎的緊縮政策往往導致債務/GDP比率的上升。實際上，如果沒有采取增稅政策，我們很難判斷債務/GDP比率是否會上升。相比之下，以削減政府支出為基礎的緊縮政策往往會導致這一比率的大幅下降。以增稅和削減支出為基礎的兩類緊縮政策的效果差異取決于兩個因素：**，兩類政策對債務/GDP比率分母的影響不同；第二，削減政府支出，尤其是各種自動福利計劃支出的下降，比增稅政策對財政赤字的影響更持久。這是因為如果各種福利計劃支出不能下降，那么稅收*終將被迫增加。而不斷上升的稅收將導致GDP增長率的下降，進而導致債務/GDP比率的分母變小；如果不采取增稅政策，那么由于支出增加而稅收不增加，分子將會變大。 以削減支出和增加稅收為基礎的兩類緊縮政策的效果不同，對此存在以下幾種不同的解釋。一個“理論”解釋是，政策效果的差異僅僅源于其他政策的系統性差異：與緊縮財政政策伴隨的貨幣政策、匯率貶值、供給側改革等，都更有利于削減支出型緊縮政策發揮作用。但我們的分析將表明情況并非如此。第二個更具解釋力的觀點與期望和信心有關。考慮一個正在經歷公共債務爆炸式增長的經濟體，由于這種情況難以持續，因此政府遲早要推出財政穩定政策。而財政穩定政策推遲的時間越長，未來增稅幅度或政府支出削減的力度就會越大。也就是說，延遲推出穩定政策將會提高政策成本，但財政穩定政策一旦實施，便會消除政策延遲的不確定性。與增稅政策相比，削減支出的緊縮政策更加有利于降低這種不確定性。這是因為增稅政策未能影響自動福利計劃以及其他支出計劃的增長趨勢，進而難以對政府預算產生長期影響。其結果就是政府需要不斷增稅以滿足各種支出的增加。因此，隨著人們預期未來稅收將進一步上升，增稅帶來的“信心效應”與削減支出相比將會很小。削減支出政策將帶來相反的效果。我們在政府實施緊縮政策時期針對商業信心的調查結果支持了這一觀點。 其他幾種解釋與經濟的供給側有關，供給側對增稅或削減支出的政策反應差異很大。增稅和削減支出對需求和供給的影響都不一樣。例如，提高個人所得稅將減少勞動力供給，提高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和產品價格，同時也將降低消費需求和可支配收入。相比之下，削減支出政策雖然直接降低了總需求，但也會降低消費者對未來稅收負擔的預期，進而提高勞動力的供給水平，尤其是當削減支出被視為一種永久性行為時，這一效果更為顯著。需求和供給的相互作用導致了“一般均衡效應”的出現，但有關財政政策的新聞報道常常忽略這一點。正如我們在后面的分析中將看到的，對這些相互作用進行解釋的一個要點在于區分對財政政策變化的預期是永久性的還是暫時性的。 緊縮政策可能是擴張性的嗎？ 答案是肯定的。當政府支出下降伴隨著其他總需求（個人消費、企業投資和凈出口）的上升，同時總需求擴張的規模大于政府支出削減的規模時，“擴張性緊縮”的現象便會出現，其中企業投資發揮著關鍵性作用。擴張性緊縮這一觀點引起了部分人的異議，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明確我們的立場：緊縮政策能夠帶來擴張效應這一可能性并不意味著政府每次削減公共支出都能夠導致經濟擴張。相反，擴張性緊縮意味著在某些情況下，削減政府支出導致的產出損失要大于其他總需求提高的水平。 緊縮政策可以是“擴張性”的，這一說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種定義是：如果在緊縮期間或者緊縮政策剛剛結束后實現了經濟增長，那么這種緊縮就是擴張性的。上述定義相當不準確。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多數經濟體都處于繁榮階段，那么雖然實施緊縮政策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低于其他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但仍然可以實現經濟增長。而當全球經濟處于衰退階段時，如果一國實施緊縮政策，我們將得出相反的結論。另一種定義是：如果緊縮政策伴隨著產出增長率超過特定的門檻水平（例如，可以將同一時期可比國家的*高產出增長率視為門檻水平），那么這種緊縮政策就是擴張性的。本書的描述性分析采用的就是這種定義。通過粗略的觀察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擴張性緊縮的例子，例如20世紀80年代的奧地利、丹麥和愛爾蘭；20世紀90年代的西班牙、加拿大和瑞典。金融危機爆發后，愛爾蘭和英國是受益于緊縮政策的兩個國家，盡管愛爾蘭銀行業存在著嚴重問題。愛爾蘭和英國更多地采用削減政府支出的緊縮政策。在第3章和第8章中，我們將詳細介紹“擴張性緊縮”的案例，既包括金融危機之前的案例，也包括危機爆發后的案例，同時這些案例也將出現在第7章至第10章的數據分析中。根據我們的模擬分析，當財政政策調整導致的經濟增長率高于政策保持不變的增長率時，擴張性緊縮就會出現。根據這一定義，只有采取削減支出的政策時，才可能出現擴張性緊縮。 何時推出緊縮政策？ 政府應該在政策的潛在成本*低時實施緊縮政策。人們可能會認為，經濟增長時期是政策潛在成本*低的時期，不應該在經濟衰退時期實施緊縮政策。上述直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請讀者注意，在本書的案例中，許多緊縮政策是在經濟衰退階段而不是在繁榮時期推出的。這種情況與我們的樣本構建方式有一定關系，即我們排除了旨在為經濟過熱降溫的削減開支或增加稅收的情況。通過這種做法，我們“錯誤”地剔除了經濟擴張時期的緊縮政策。上述考慮意味著，如果一個國家可以在非衰退時期實施緊縮政策，那么我們對緊縮成本的估計會更低。特別是，削減支出的政策成本本來就比較低，上述做法會導致這一成本更低，同時擴張性緊縮的情況也更有可能出現。 經濟衰退時期的各種乘數（例如，增稅或削減支出對產出的影響）是否會更高，這一問題較為復雜。有各種微妙的問題在乘數比較中發揮作用：首先，當陷入衰退時，經濟體系可能已經啟動了內在的調整力量，在繁榮時期則恰恰相反，經濟繁榮可能已經孕育了衰退的力量；其次，通常由于過去犯的政策錯誤，政府往往不能選擇等待。以近期歐洲國家的緊縮政策為例，2010—2011年，歐洲部分國家出現了主權債務信心危機，部分國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的政府債券利率飆升，出現了由債務問題引發的金融危機。這些國家的政府能否一直等待，將緊縮政策推遲到經濟衰退結束時才開始實施？很難說。我們難以了解在沒有實施緊縮政策的情況下這些國家會發生什么。但我們可以說，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即在經濟衰退期間實施緊縮政策，兩種緊縮政策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相比基于支出的緊縮政策，基于稅收的緊縮政策的成本更高。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在一國貿易伙伴的政策給定的情況下，何時引入緊縮計劃。如果多個貿易伙伴同時實施緊縮政策，那么由于國際貿易的負面溢出效應，緊縮政策導致的產出損失成本可能更高。 *近一輪緊縮政策的第二個特點是零利率下限。也就是說，當短期利率已經如此之低，以至于貨幣政策無法推動利率繼續降低時，政府就會出臺緊縮政策。顯然，對于那些在危機期間利差和安全債券收益率上升的國家來說，情況并非如此，因為長期利率被提高到6%以上的水平，這一水平遠未達到零利率下限。緊縮政策有利于利率水平的降低。*近一輪的緊縮政策與以往的緊縮政策存在一定差異，我們對這一問題的分析結果表明：即使在零利率的情況下推出緊縮政策，基于稅收和基于支出的緊縮政策的影響存在差異這一基本結論仍然成立。 緊縮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取滅亡嗎？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幾年前曾說過，“我們都知道我們應該選擇何種政策措施，但我們不知道如何引入這些政策，并使政策延續下去”。他指的是謹慎的財政政策，旨在降低政府赤字。在學術界和政策界顯而易見的一種觀點是，選民總是“懲罰”那些通過提高稅收或削減支出來降低赤字的在任官員。但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分析有關數據，那么支持上述觀點的證據遠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多，即使不是在德國這樣傳統的財政保守國家中也是如此。許多實施緊縮財政政策、努力減少赤字的政府在再選中都獲得了勝利，而另一方面，財政管理不當的政府則會受到選民的懲罰。一般而言，尤其是在多黨執政的體制中，僅僅根據經濟政策預測選舉結果并非易事，而財政政策只是經濟政策中的一部分。相關證據不支持容克的觀點：許多政府已經能夠在實施緊縮政策的情況下實現連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采取削減支出或提高稅收政策的政府總是能夠連任，現實世界比容克描述的更為微妙和復雜。本書的四個貢獻 本書對財政政策研究領域做出了四點貢獻： 首先是數據貢獻。我們詳細記錄了16個經合組織國家（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意大利、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國、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2014年期間實施的近200項多年期的財政緊縮計劃。為了向讀者重新展現這些計劃，我們查閱了大量原始文件（部分文件來源于各國當局，另一些文件則來源于經合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歐盟委員會等機構），包含大約3 500項財政措施。我們將這些措施分為27類，然后匯總為15類，其中我們將轉移支付與其他政府支出分開，將直接稅與間接稅分開，將稅收抵免和扣除與其他稅收分開，等等。但考慮到樣本的大小，我們很難準確確定如此眾多措施的影響，因此在統計分析中使用的是粗略的加總數據。不過我們提出的較為細致的分類方法可以在未來的研究里得到應用，用來分析更為精細的計劃的影響。我們收集的資料范圍廣泛，為其他研究人員改進我們的分類方法、進行外生性判斷提供了便利。讀者可以通過如下網址獲取有關數據：https：//press.princeton.edu/titles/13244.html。盡管在檢索數據時我們咨詢了很多專家，但由于該數據集的覆蓋范圍較大，出現錯誤以及精確性欠缺的問題仍在所難免。為此，我們歡迎讀者提出改進數據的建議。 方法論上的突破是本書的第二個貢獻。對每個時期的財政政策逐一分析是標準的研究方法，對稅收或支出政策的每一次變化進行分析，這種變化通常被稱為“財政沖擊”。這種方法忽略了兩個重點。（1）財政調整的多年期性質。當立法機構決定推出綜合性財政計劃時，一般不會包括孤立的稅收政策，或者孤立的支出政策；相反，綜合性財政計劃通常是一個多年期的計劃，目標是將每年的預算赤字減少一定的規模。預期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決策至關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講，財政調整計劃的多期性，以及政策公布的時機都非常重要。（2）通過降低支出或提高稅收的方式達到削減赤字的目標，這兩種方式是相互聯系在一起的，不能做出彼此獨立的假設。一旦我們考慮到上述因素，采用逐年逐項的方法對財政政策進行分析不僅得不到完整結論，而且在統計上也具有誤導性。我們通過構建多年期財政計劃并分析它們對經濟的影響來解決上述問題。 分析結果構成了本書的第三個貢獻。我們的研究表明，以增稅為基礎的財政調整計劃與以削減支出為基礎的調整計劃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與基于支出的計劃相比，在政策發揮作用的整個過程中，以稅收為基礎的財政調整計劃導致的經濟衰退更為嚴重，尤其是在計劃實施后的兩年時間內這一差異更大。我們的這一發現表明，“緊縮”并不是必然出現的，依據政策實施方式的不同，財政緊縮政策的效果存在很大差異。 本書的第四個貢獻是，我們提出了如下問題：對于采用緊縮政策的政府來說，緊縮是不是一種“死亡之吻”。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不是，或者至少不一定是。 要點 在向讀者呈現我們論點的過程中需要克服三個主要障礙： **個是所謂的“內生性”問題，即財政政策與產出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假設我們觀察到政府赤字下降和經濟繁榮同時出現，將經濟增長歸因于赤字下降這一結論非常值得懷疑，因為因果關系很可能是相反的：可能是其他因素（除財政政策之外的）首先促進了經濟增長，進而在稅率不變的情況下稅收收入提高了，同時失業補償或其他福利支出也下降了，*終導致財政赤字的下降。為了解決上述內生性問題，我們不僅考慮由經濟周期導致的政策變化，同時也將分析由主動降低財政赤字的愿望導致的政策變化。前者是對經濟周期的反應，而不一定是GDP波動的原因。一旦出現了外生的財政政策調整，那么我們就需要用經驗模型分析這些調整對經濟的影響。模型越簡潔，就越容易計算稅收和支出的影響，但另一方面，模型越簡潔，變量之間的重要關系就越有可能被遺漏。因此，在簡潔和準確之間進行權衡取舍是在所難免的。 第二，關鍵性的緊縮政策往往伴隨著其他政策的改變：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勞動力市場改革、對產品市場的監管或放松管制、稅收改革，等等。此外，也可能在債務失控的危急時刻被迫實施緊縮政策，而不是在“一如既往”的時期。 第三，幾乎所有緊縮政策都是提前公布的多年期計劃，然后在執行過程中不斷修改，我們需要將這些公告考慮在內。 可以用兩個關鍵圖表總結我們的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讓讀者理解我們構建數據的過程。首先來看圖1.1。該圖顯示了基于稅收和基于支出的緊縮計劃對GDP的影響。“計劃”這個詞十分重要，因為在我們的經驗分析中明確了如下事實，即緊縮幾乎總是通過多年期的一攬子政策來實施的，不僅涉及即時的政策變化、公布未來政策，也包括過往政策的繼續實施。我們將引入上述三個因素分析緊縮政策的經濟影響，同時考慮消費者和投資者預期的影響。此外，不同國家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制定“風格”，這一點我們也將考慮在內。例如，有些國家通常采用前置式計劃，即當計劃公布時就開始實施財政調整；另一些國家則在公布一系列措施的幾年以后再付諸實施。 圖1.1向我們展現了兩類緊縮計劃的影響，其中一類主要基于支出削減措施（黑線），另一類主要基于增稅措施（灰線）。這兩類計劃都將赤字減少了GDP 1%的水平。黑色和灰色曲線顯示了存在財政計劃以及沒有實施財政計劃時GDP的變化路徑。基于1978—2014年的參數估計，圖11模擬了所有16個樣本國家的平均影響。從圖中可以看出，基于支出的緊縮計劃與基于稅收的緊縮計劃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也體現在統計差異上（模擬結果位于置信區間內的概率為90%）。基于稅收的緊縮計劃將導致持續數年的深度衰退。相比之下，基于支出的緊縮計劃在實施兩年后，其非常溫和的衰退效應就趨于消失。這一均值是由經濟衰退和擴張性緊縮共同塑造的，擴張性緊縮指的是在引入財政調整計劃之后，GDP在1978—2014年的增長率超過其平均增長率。在第7章中我們將更詳細地探討圖1.1中的結果，屆時我們將進一步區分削減產品、服務和投資支出的影響，以及削減轉移支付的影響，結果表明兩種方式的影響大致相似，不過削減轉移支付對GDP增長的影響更小。基于稅收的緊縮計劃和基于支出的緊縮計劃之所以出現較大差異，主要緣于作為總需求組成部分的私人投資的影響。我們將進一步討論何種“理論”可以解釋上述發現。 第8章的分析表明，上述觀點同樣適用于分析2007年金融危機后許多歐洲國家采取的緊縮計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結果與布蘭查德和利（Blanchard and Leigh，2014）廣為人知的分析結果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們認為，2008年后推出的緊縮政策與以前的政策有所不同，也就是說，緊縮政策的成本要高于依據過去經驗預測的成本。我們并不認同上述觀點。 圖1.2顯示了兩種緊縮計劃，即基于稅收和基于支出的緊縮政策對政府債務/GDP比率的影響。為了衡量上述影響，我們需要構建一個新的債務動態模型。在此模型中，歷史債務比、GDP增長率、通貨膨脹模式、債務的平均利息成本等，共同決定了滿足償債要求的政府收入水平。圖1.2分別顯示了在債務水平較高（約占GDP的120%）且償債成本相對較高的情況下，財政調整計劃對債務/GDP比率的影響，以及在債務水平較低（約占GDP的60%）且償債成本較低的情況下，財政調整計劃對債務比率的影響。圖1.2展現了存在緊縮政策時的債務比率模式與沒有緊縮政策時的債務比率之間的差異。在高債務—高償債成本的情形中，基于支出的（黑色曲線）緊縮計劃對債務動態產生的穩定性影響，與基于稅收的（灰色曲線）穩定性影響是不同的；在低債務—低償債成本的情形中，基于支出的緊縮計劃仍然具有穩定債務比率的效應，而基于稅收的緊縮計劃的影響是中性的。黑色和灰色曲線分別刻畫了有緊縮計劃與無緊縮計劃時對債務比率的影響。 本書的結構 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對圖1.1和圖1.2進行經驗性和理論性解釋。我們還將投入大量篇幅討論金融危機后實施緊縮政策的*新情況，特別是包括希臘在內的歐洲國家的情況。 在第2章中，我們回顧了財政政策的基本“理論”。我們從簡單的凱恩斯主義理論開始，然后逐漸增加新的變量，包括供給側效應、預期以及稅收扭曲。在第3章中，我們回顧了金融危機之前幾個緊縮政策的例子。我們對幾個成本較高的財政計劃做了比較，包括擴張性緊縮的例子。第4章回顧了有關緊縮政策作用的相關研究，包括計量經濟學方面的證據以及有關“財政乘數”的相關經驗證據。第5章介紹了本書在方法論上的創新，即財政計劃（fiscal plans）的概念。第6章介紹了本書數據的構建，讀者可以通過訪問如下網站下載相關數據：https：//press.princeton.edu/titles/13244.html。其他研究人員可以利用上述數據重現本書中的研究。第7章分別介紹了基于支出和稅收的緊縮政策的影響。我們分析了緊縮政策對GDP及其組成部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影響，以及對消費者信心、商業信心以及利率的影響。我們還分析了其他政策的作用，這些政策包括：貨幣貶值、貨幣政策、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改革等。我們還研究了緊縮政策對債務/GDP比率的影響。第8章重點分析了金融危機后實施的新一輪緊縮政策的有關情況。我們討論了危機后的緊縮政策是否與危機前的案例有所不同，是否導致了更大規模的產出損失。歐洲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實施的緊縮政策導致了較大的產出損失，其原因可能是當緊縮政策實施時歐洲經濟仍處于嚴重衰退中。以第9章中的這一觀察為基礎，我們分析了如果在經濟增長時期而不是在衰退階段引入緊縮政策的差異。第10章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了緊縮政策是否會成為政府的“死亡之吻”，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答案并沒有流行觀點看起來那樣明顯。*后一章總結全書。 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非技術性的，有關技術性的細節我們將在第12章中介紹。
增稅VS減支:財政困境下的政策選擇 作者簡介
作者是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Nathaniel Ropes教授。他是《歐洲的未來：改革或衰落》一書的作者之一。意大利博科尼大學定量金融和資產定價德意志銀行講席教授。意大利博科尼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和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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